【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却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这样说过：
十年磨一剑，霜锋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肺腑。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投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至今，但苏轼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稼轩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梁山泊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儿，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儿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侯，文人往往起而批评之，以致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正是因为书生（文人）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为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文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祈求侠客，古亦有之。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侠客的滥觞阶段，也是中国侠客的兴盛时期，那正是礼崩乐坏，文人无用而武力大盛的阶段。
【事典】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僚，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眯，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眯。夷眯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眯之子僚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于情理是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僚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僚。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一如既往，深为感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的如此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何由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想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僚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僚。他请吴王僚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戚。
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趋入侧室换鞋，便命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肚之内，借送鱼而刺吴王僚。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僚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齐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了出来，杀死了吴王僚的卫士及亲属，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以躲避仇人。他们以屠宰牲畜为业。
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事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当他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来回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你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他的奢望！”聂政说：“我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着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才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而已。而严仲子却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用来对待他的，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偿还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愤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了。
于是，聂政西行到汉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你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你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为你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露风声。一旦走露风声，全部韩国人都会与你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聂政替严仲子考虑得可谓周密了。这种图报知己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动，而更令人感动的，还是他在行刺成功以后的做法。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手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个人，然后自己便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出钱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韩国人就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人，赏给他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