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如前所述，司马迁既肯定财富的正当性，同时坚持，追求富有不能放肆胡来。
在颇受后人争议的《货殖列传》里，司马迁举了几个发财的“贤人”——他心目中的走正道致富者。
如四川的卓氏，山东的程郑、曹邴氏，都靠炼铁起家致富；周人师史，则做转手贸易，获利高达七千万；而关中的任氏，楚汉相争时，凭借前此囤积的粟米，换取天下黄金美玉，一夜暴富。
司马迁还特意为任氏多费了些笔墨，写这一富家的与众不同——
别人求奢侈，而任氏崇俭朴；别人总想着买便宜货，而任氏却宁可贵些，但质量必须好。
这任家还有个家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前一句是说，凡不是靠种田养猪得到的，不可以穿，不可以吃；后一句是说，公家的事情没有做完，自己就不可以喝酒吃肉。
规矩定得有点怪，不无矫情，好像他们家原本不是靠经商起家似的。但汉朝上下都喜欢这样的规矩，任氏因此成为乡里的榜样，连皇帝都尊敬他。
不过，司马迁毕竟不是伦理学家，而是史学家。既是史学家，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并如实地陈述现实。
他虽然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坚持认为，靠个人的体力劳作，才是“治生之正道”，并为经商致富者的道德问题，留下了些许合乎通常价值标准的范本，但又不得不承认，致富“必用奇胜”。
而所谓的“奇”，在他接下来举的具体例证中，就不全是正道了。所谓“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前者是盗墓，后者是赌博，奇是够奇了，可不都是司马迁最厌恶“奸富”么？
由此我们再来看上面这段专门讨论“用贫求富”话，就大致可以明白，这同样出自《货殖列传》的名言，不是司马迁教唆给穷人的致富捷径，而是对严酷现实里致富潜规则的直白记录。
不是么？农民，却更喜欢后面加个“工”字；原本带个“工”字的人，则宁可摆摊开店。如此情形，司空见惯。
华灯初上的时候，再看看都市的街头巷尾，有多少家洗头洗脚店，既不洗头，也不洗脚，而灯火粉红，倩影婆娑，……
显然，司马迁的名言，依然没有过时。
原文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10/3274）
今译
以贫穷的条件来追求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女性刺绣描花，不如靠着临街的大门追欢卖笑，这是说最下等的职业，才是想一夜暴富的穷人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