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得有点宽，有点厚，不怎么高，这就是梁宽，也就是梁厚甫。
梁宽，字厚甫。不少人都知道梁厚甫，知道梁宽的人就不多了，除非是老香港，而且是新闻界中人。
尽管二十多年来梁厚甫都住在美国，已成美籍华人，只有不多的时间才回香港走走，但香港认识他的朋友，依然把他当香港人。
和大多数香港人一样，他原是广东人，而且是“岭南人”——三十年代中期他在广州岭南大学读书。大约是日军占领广州后他就到了香港，参加了香港《大公报》的工作，主要是翻译英文电讯，好像也编过报，写过评论文章。他间接在张季鸾、胡政之，直接在徐铸成领导下工作。那时候他不过二十多，现在是年过七十了。
和许多香港人一样，日军来，他们走，日军走了，他们又回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他重回香港，进了一家一度和桂系有关的报纸，和三苏也就是“小生姓高”的高雄一起工作，一时瑜亮，轮流编副刊，轮流做总编辑。就在这家报纸的晚报上，梁宽——那时他宽而不厚，六十年代左右去了美国才厚而不宽——以梁厚甫之名而大行其道，他首创了文言、白话加广东话的“三及第”文字的怪论，又带头写了每天一篇的“偷情小说”，不久就主要移交给高雄去写，自己只写少量。他当然还有大量的写作，也都是些不足道的为稻粱谋之作。可以提一提的，是他用“宋敏希”的笔名写新闻说明。提它，只是因为这可以说明，他早就具有一点“梁厚甫”的萌芽，写政论文章的萌芽了，虽然那些新闻说明算不得什么政论文章。
梁宽和高雄同被称为“鬼才”。这“鬼才”用广东话来解释也许更恰当：“鬼马之才”。广东话的“鬼马”有古灵精怪之意，有时更有比古灵精怪更古灵精怪之意。怪论就是他们“鬼马”之作的典型。写怪论的时候，高雄用得多的笔名是“三苏”，梁宽用得多的笔名是“冯宏道”。冯道是有名的五朝长乐老，他的道有什么可宏？居然宏之，当然怪了。
当时他们工作所在的报纸是《新生晚报》，和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复刊时的《大公报》同在一座闹市的楼房中，同用一间印刷厂。《新生》在下，而《大公》在上。两报的人天天见面，当然很熟，何况梁宽又是《大公报》旧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办了一张初期以中间面貌出现的《新晚报》（后来面孔逐渐红了），副刊的主要设计者就是梁宽，两个主要副刊《下午茶座》和《天方夜谈》的刊名也是他想出来的，一直沿用了三十多年才因改版而换了别的名字。作为一张下午出版的晚报，先让读者在《下午茶座》喝下午茶，然后渐入黄昏，作“天方夜”时的闲谈，这岂不很好？这两个副刊上，先后出了唐人、梁羽生、金庸这几位海内外都比较知名的作家。梁宽、高雄也在这上面写过不少小说和怪论《横眉语》，这个专栏名字也是梁宽取的。
朋友间还传说有这么一件梁宽的“鬼马”事。一次他到一处香港人所谓的“凤阁”（也就是古人所谓的秦楼楚馆）去逢场作戏，临走时故意留下一张名片，叫那里的人有事可以打电话找他。事后他对人谈起这事，别人都觉得奇怪，一般人都不会在那样的地方留下真姓名的，他不但留了，而且还留下地址和电话，不怕“手尾长”（广东话麻烦多）？他却笑着说，那是某某人（一家报馆的负责人、香港的太平绅士）的名片，不是他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难说，不过把这样的事情说在他的身上，而不说别人，也就可见他在朋友心目中的“鬼马”了。
梁宽在香港新闻界虽然有些名气，但在那样的报纸，写那样的文章，也实在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他真正成为海内外都知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名家，还是去了美国，以梁厚甫之名写文章以后的事。
他大约是六十年代开始的前后移民去美国的。这是妇唱夫随。他太太早已入美籍，他是作为家属移民去旧金山的。朋友们都感到有一点怪，他怎么丢得下香港的繁华？又怎么能适应唐人街的浅陋？不过，无独有偶，有一位署名“特级校对”，专写下厨文章的星系报纸的总编辑，在他之前就移民去了。
出人意料，到了美国，虽然不再过报馆生涯，他却找到了一片新的用武之地，以“自由记者”、“自由作家”的身份，替香港、新加坡的报纸，写起特约通讯和特约评论来了，这就是梁厚甫文章。
这一片天地要比原来局限于香港一地大得多，不仅是港、星，还有中国内地，大《参考》、小《参考》上的转载，更使他声名大起，使他的知名度大得要以亿计，可能是他自己先前也没有想到的。
他成功了，却也不是偶然的。他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才能，不过一直处于“潜在”的状态。到他成为“自由”之身后，才在认真的研究工作中解放出生产力，创造出使人刮目相看的高质量的产品。据了解他的人说，在美国他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到五角大楼或别的什么官方机构，定期翻阅一些最新的资料，使他在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时，能有更宽的广度和更高的深度，写出来的东西富有新的信息和新的见解。当然，使他有独到见解的，主要不是这些资料，而要靠他自己的识见。
他行文精简明快，说理清晰，不堆砌什么术语名词，不像一些分析时事的论文。他常说，近来中国的文风有两种腔，一种是“文艺腔”，一种是“学术腔”。文艺腔是用直译的文体来写小说；学术腔是他所谓的“教科书文体”。“教科书文体”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的华裔学人。他们所写的谈时事的文章，百分之九十九是从教科书上译下来的。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先翻教科书，找到和所谈的问题相近的理论，就照译，然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拉到要谈的问题上，拉到当前的时事上。他说的是美国，而且说得也夸张了些，不过，难道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些皇皇论文中，就没有这样能够吓人的“教科书文体”么？
“文艺腔”就更多了。不说别的，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电视剧里就颇不缺乏，特色是大老粗也在用知识分子腔来说话。
谈到知识分子，他有怪论。他说，近年许多人到中国大陆，他并不起劲，为什么？为的是怕到了大陆被人称为“知识分子”，因为他向来讨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这使人联想起“恃才傲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类不中听的话。他不起劲是事实，至今还未听说他回过大陆（回香港倒较为经常）。如果他回来过，不必特别去进行什么采访，随便耳闻目睹，就会修正那“唯有读书高”的老话了，说这话，就反映出他的某些“无知”。
这是他在小文章中发的怪论。就是他的大文章，虽然经常都有些独到的见解，但有时也还是不免有些不大实在的议论，或甚至怪论。到底是写怪论出身，兴之所至，笔之所至，有时就不免技痒而流露出来。
他的小文章就是在香港报上连载的专栏。在他的专栏里他谈过中外社论之不同，说外国人写社论，是帮助读者对当天所发生的事作进一步的理解，指出几种可能的趋势，让读者自行判断，而不作论定；中国人写社论，就一定要论定，不论定，好像就对不起那个“论”字似的，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等于侮辱读者。他主张用新闻说明来代替社论为好。但一两年后他又有一篇文章谈新闻说明，说这是外国报纸所无，中国（香港）报纸才有的。外国人写新闻夹叙夹议，说明已经写在新闻当中，不须另作说明；中国报纸的新闻说明其实是对读者的侮辱，等于说你们水平低，对新闻未必看得懂，让新闻说明来告诉你吧。他在写这些否定新闻说明的后语时，忘记了自己说过那些肯定它的前言了。
这是标新立异走偏锋。但这些偏锋怪论并不能冲淡他许许多多细致的观察，深刻的见地。就像前面谈到的怕被人呼为骄傲的“知识分子”，并不表示他不知道中国内地“臭老九”的不妙处境。他借用“臭老九”这个词来谈学问保鲜，说信息时代，知识更新得快，如不随时吸收新知保持学问的新鲜，那就会变臭，这样的知识分子就真要成“臭老九”了。这就说得很有意思。
他这是有感而发的。在一个鸡尾酒会上，他接到了一位担任大学教授的老太太的名片，上面印着：“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一九五四），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一九六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一九八一）”。他觉得奇怪，不好意思问她，就问她的理学博士的丈夫。那位理学博士说，她是搞数理经济的，近三十年新兴学问不断出现，一个博士学位过了几年就会“缩水”，必须补充，她就再去攻读，再拿新的学位。
知识保鲜，这是大问题，小的地方他也能观察入微。他发现吃金山橙（美国橘子）最好是在香港，其次是新加坡，不是原产地的美国。原因是老树产的橙就甜，美国出口商包下了老树的橙，美国内销商却不管老树新树都要，这样就使得出口的一定甜，内销的就靠不住。他因此说，香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吃到好的金山橙，好到令美国人羡慕。他又发现，香港超级市场有比美国先进的地方，顾客买完东西奉送塑料袋，又轻，又韧，又有挽手；而美国却只送没有挽手的纸袋，要捧着才行。他不仅看到这样的现象，还看到了因何如此的道理。
在美国，他有过三次奇遇。
一次是他去见大通银行的主持人。主持人在开会，他就坐冷板凳在等。不久，当地的工务局长来了，先到负责约会的银行女秘书面前说了几句话，显得迫不及待，女秘书低声说了几句。那局长就走到他身边，说今天是他们发工资的日子，而政府的拨款没有到，一部分职员的工资支票会因此被退票，得赶快和银行总裁商量，通融通融，因此请他也通融通融，让他先见银行主持人，他同意了，对方十分感谢，后来两人还成了朋友。他因此有感：如果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别的地方，那女秘书一定带了局长从另一道门去先见银行总裁了。还讲什么先到先得，排队至上！
另一次是他从华盛顿飞去芝加哥，从市区坐公共汽车去机场，上车坐下后，跟着又上来一个人，坐在他旁边，他觉得此人面善，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了，就是大通银行的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再看他的手提包，没有错，上面有D·R·两个字母。他并没有受宠若惊之感，感到惊奇的是，如果换了一个地方，一定是前呼后拥而来了。现在是没有架子，完全没有架子！当然，像洛克菲勒这样的富豪是有专机的，但他们也有不搭专机，轻车简从的时候，没有架子！
还有一次是在纽约第四十五街的咖啡室吃汉堡包，坐在柜台前，来了一个老人坐在他旁边，他这回一看就认出，那是前美国驻苏大使，现任哈里曼银公司董事长的哈里曼，是美国八大家族的富豪之一，也是来吃汉堡包，还告诉他，一个星期当中他有三次来这小地方午餐。两人谈得投机，后来又在那地方见了几次面。上小餐室，和素昧平生的人交朋友，这也使他深深感到：完全没有架子！
我们难道不也会深有所感么？我们常常在谈资本主义腐朽之风，从梁厚甫这三次奇遇看来，这些并不腐朽还显得有生命力的风气，能引进引进，在这上面也实行“拿来主义”岂不甚好？当我们听到，颇有人慷公家之慨，大买外国汽车，奔驰200还不足，非有奔驰600不可，就更加感到洛克菲勒的搭公共汽车之神、之奇，尽管那可能是偶一为之。这总不会是梁厚甫的无中生有吧。
他虽然奇遇式地和哈里曼有过几次交往，但他自己说，在美国朋友并不多。他不喜欢华侨社会，认为以前称“唐人街”现在叫“华埠”或“中国城”的地方颇有些阴阳怪气，而在一般交往中，话不投机，就没有朋友做了，这包括“华埠”以外的地方。
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人是不能没有娱乐的。但是，要娱乐，就得找人来做伴。打麻将要找三个人，下棋、谈心，至少要找一个人。许多人移民到美、加去，由于索居独处，非自己开车到五六里的地方，找不到朋友。找不到朋友，便是没有娱乐，于是乎感到苦闷，感到苦闷就要回到香港来。我移民美国的时间比较早，自然也会感到苦闷。就我个人来讲，对朋友的选择比较严格，一些话不投机的朋友，我就索性不与往来，因而感到特别的苦闷。虽然我的朋友的圈子比较广阔，一些美国人、日本人、犹太人的朋友（他自己说过，他的朋友六成是犹太人——引者），都有往来。但是由于我定下的‘话不投机，即便断交’的原则，我的朋友的数量逐渐少了。朋友少，就得找自娱之道。”
最初，他玩小提琴，受到太太的抗议，“李承晚，曹聚仁”（你成晚，嘈住人）。于是改为练毛笔字，这使他写出了一部《科学书法论》。不过，当他对书法比较通时，又有了眼高手低之苦，自娱就成了自虐。于是又改为“默察潜思”，对商品市场观察和思索，有了心得，就可以进行商品的契约买卖，可以赚钱。默察，潜思、买卖、得利，乐在其中矣。他说，这样的自娱之道是犹太人发明的，一些退休的医生、工程师就沉迷其中，用一个小型电子计算机做信息网。他们（包括他梁厚甫）沉迷于计算机，就像一些中国人沉迷于麻将桌。据说，有一个犹太人，他晚年这样“自娱”所赚到的钱，多过他一生做医生的收入。
犹太人！
“香港人——‘中国的犹太’！”这是梁厚甫送给香港人的一顶帽子。
他四十多年前到过上海，听到一句话：“上海人——中国的犹太。”他认为，今天，这句话可以转送给香港人了，因为中国精于做生意的人今天已经集中于香港。“香港是商人荟萃的地方，香港人要研究的，就是商行为对社会的贡献。研究商行为对社会的贡献，就可以占卜香港的未来。商行为有生产之一面，也有剥削的一面；担心香港前途的人，是看到商行为剥削的一面，不担心香港前途的人，是看到商行为生产之一面。走向哪边，主权在香港人……”
他自己何尝不是香港人呢？以往居住过两个七年以上，有在香港的永久居留权了。至今又和香港还有着文字上紧密的联系。还有，他的“自娱之道”，不也可以使他不必卸下他所提出的“香港人——中国的犹太”的牌子么？
许久没有见过他了。记忆中，五十年代的他丰满得有些像是商人，现在看他的照片，清减了一些，有些学者味，像一个“有学问的朋友”。
他有一位亲兄弟，在香港倒是有些名气的地产商，而且是政协全国委员。不过，那一直是替公家在经营地产，并非私商，是左派中最早做地产物业的人。
在文坛上和他亲如手足的，是高雄。他有一次提到这位和他一起写过“偷情小说”的三苏，说三苏生前说过一句话：“叫我办一份报纸和一份杂志我都有办法，叫我办一份色情刊物，我就黔驴技穷。”问他什么原因，他说，“色情之事，如电光石火，神来之笔往往在一两字或一两句间，《西厢记》……只是七个字，成为千秋绝唱。如果要把七个字演成七十万字，只有蠢人才会认为有可能。”梁宽当然是赞赏这一句有点怪论味道的话的。
他自己也说了另一怪论。他认为，武侠小说提倡义气，复仇，劫富济贫，都是违背法治观念的（他说里根总统向来有“倒转罗宾汉”的雅号，因为这位保守的总统主张劫贫济富）。武侠小说虽是不良刊物，但比色情刊物好些，色情刊物可以坐看起行，“诱人作不道德行为”，武侠小说却不能坐看起行，只能算是“准不良刊物”。
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这就是他们的怪论。
他，梁宽，厚甫。文章路子很宽，学问根底很厚，这是一面；宽厚之外，又有些“鬼马”，这是另一面。
一九八八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