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树绿荫下，在黑瓦、红檐、灰砖墙的古朴的屋子里，在不大不小的一室中，排列着大约十个左右的书架，架上排满了新从香港运来的四千多册旧书。这是香港，也是“海外”第一位知名的作家，通过他的夫人，捐赠给寄身在北京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全部藏书。这是托孤性质的捐赠，它们的主人已经离尘世而远去了。对于一位终身著书而爱书的人来说，书当然是他视之如儿女的所爱。
这当中，恐怕少不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两本书吧。说两本，一本是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版，一本是一九五三年新文艺出版社版，也就是开明版的再版。
两本书大同而小异，异中的一处是五三年版删去了一大段文字，这是第二编第八章《东北作家群》的一节：
其中比较早的作家是李辉英，他的长篇——《万宝山》——是描写九一八以前的万宝山事件，人民抗日斗争的大运动的，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积年累月的经济掠夺情形等等。但他的刻划并不算如何的成功。他在一九三二年一度回过东北，又写了短篇集《丰年》。在《序言》中作者对自己说“应把闲情逸致的笔变成对敌人反抗的武器。譬如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压迫我们弱小民族以及屠杀、欺骗等等皆是……当时是抓着现实社会的一点，想说的就说了。”这本书除了实践之外，没有别的。《丰年》一篇是写的东北义勇军的背景的，说明爱好和平的老苍夫孙三，在事实的教训中，由于当前的情况，知道了除了参加抗日外别无他途。《修鞋匠》是写一个手艺人的，因为日本的胶皮鞋大量倾销，使修鞋匠的业务大受影响，于是愤怒的冲出去兴起一场对警察愤怒干涉的反抗。另一篇《乡下佬》是描写青年学生们地下抗日的活动的，题材也是抓住了现实的。作者的兴奋情绪，吉林的地方方言写当时情况，是很切实的，虽然是篇好作品，但作品的思想性弱，仅凭表面的现象描绘，感人的程度略嫌不够，只是用语流畅，文字简练，此外则是说明的部分太多。
人们很容易就猜想，送这四千多册藏书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约就是有“东北作家”之称的李辉英吧。
不错。
李辉英初时没有开明版，后来也只有了新文艺版，因此根本不知道王瑶的书曾经写到过他。直到一九七二年，一位日本学者清水茂在日本的《野草》杂志上介绍他时提起有这回事，他才恍然。清水茂却仍不悟，不知何以会有这删削的事。李辉英最初也摸不准是什么原因，最后终于想到：“我想，倒怕是因为我已在这期间来到了海隅——香港了。一个离开了内地远适海外的文人，删除了与他有关的两段文学史上的文字，不也十分的公平么？”
五一年初版到五三年再版删书，是两年后的事。
七二年知道有这回事，是二十年后左右的事了。
一九八六年王瑶教授到过香港，作家梅子把这件事问他，他的回答是：正如李辉英的“我想”。这更是三十三年以后的事了。
在这以前一年，丁玲一九八五年访问澳大利亚回程经过香港时，曾经表示，那是一场“误会”。
我也就因此想到了我的一场“误会”。
大约是一九八〇年前后吧。李辉英一天约我到他在港岛半山的家里喝下午茶。那是他大病以后，听说病的是癌。他不仅行动不便，连说话也相当困难。尽管困难，还是断断续续地说了不少话，我主要是听。具体的内容现在都记不起了，只有一件事是当时印象深刻，现在依然清清楚楚没有忘记的。他告诉我，他和内地的一个单位多年来都有着联系，他为此不止一次去过广州。不过一般人不知道，他要我也不必让一般朋友知道，只是心里明白就行了。
我暗叫了一声惭愧。原来我是误会他了。我不记得从什么地方听到过，他在一九五〇年到香港以前，在内地（好像是河南吧），当国共两军处于内战期间时，是国民党这边临近前线某一处地方的县长。在我的主观想象中，这位手执水笔的作家原来竟是执过屠刀的，受伤恐怕沾有鲜血。因此，尽管我平日欢喜和文艺界的人来往，对他却有了“远之”为宜的戒备。我没有主动约会过他，至少没有单独的主动约会，这才有他终于约我到他家中喝下午茶的事，就是我们两人对谈，连他的夫人张周也只是初时寒暄了几句话就避开了。
也是说来惭愧。直到前不久，张周把李辉英的藏书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时，我才知道她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过写作的。最近更从在台湾的老作家陈纪滢的文章中，知道她还有一副好歌喉，领导过合唱团，大唱《松花江上》、《芦沟问答》、《长城谣》等等抗战歌曲，到六十年代人已五十，还能唱得感人泪下。我在他们家中见到她，已不是陈纪滢笔下长着娃娃面孔的少女，而是办幼稚园很成功的老校长了。
正是在陈纪滢笔下，我才又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辉英曾经回到东北，先后做过国民党方面松江省建设厅的主任秘书、长春市政府的秘书长。我想，我所听到过的他在河南做过“战乱县长”的说法恐怕是靠不住的讹传。胜利接收，那是急于还乡，还可理解；失败而流落河南去做个要命的七品芝麻官，那就可能性不大了吧。
那一次下午茶是消除了我的误会，尽管还不知道去东北接收这些事情。
至于王瑶的删除或奉命删除，是不是有着相同的误会内容，我不知道。而丁玲口中的误会又是具体有着什么，也一样不清楚，现在才知道，丁玲当时还说过，应该对李辉英这样的老作家给予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公正的评价在丁玲说这话前一年的一九八四，已经有过两次体现：一次是六月问周扬、艾芜到深圳时，曾经邀李辉英去相会，那是他和一批香港作家同去的；而十二月底，他更和一批香港作家到北京参加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坐上了主席团的席位。他是完全具备这样的资格的，因为他不仅是老作家，而且是三十年代的左联作家，先是在上海参加左联，后又到北京发起北方左联所领导的北平作家协会，并主编协会所办的《文艺周刊》。
作为老作家，李辉英的“老”可以一直“老”到他十分年轻的二十一岁，那一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最后一课》于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原来的题目是《某城纪事》，题文都经过丁玲的修改，题目的修改显然灵感来自法国都德同名的短篇。李辉英谈到他自己这处女作时也不讳言写作灵感的这一来源。那一年是一九三一，“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年。三个月后，李辉英发表了他这中国的《最后一课》。他后来笑说，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早的一课”。
《最后一课》是中国第一个以反映抗日斗争为题材的短篇，同是反映抗日斗争的第一批长篇有《万宝山》。这是第二年的一九三二出版的，也是李辉英的作品。说一批，是因为同时出版的还有钱池瀚（张天翼）的《齿轮》和林菁（华汉）的《义勇军》。不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一批，不论短或长，李辉英都有一份，他应该是可以当得起“李第一”而毫无愧色。一定要说愧，那是作者后来自己也认为他的《最后一课》和《万宝山》的艺术水平都不高。
李辉英是由于丁玲的关系而登上文坛的。《万宝山》既是出于她的建议和鼓励，又是她修改了送去出版社出书的。
他因此结识了丁玲，后来又结识了鲁迅，见过面，也通过信。鲁迅给他主编的《生生月刊》写了《脸谱臆测》，对他表示支持，却给审查的老爷们打上红杠，不准发表。后来收入了《且介亨杂文》。
这当中，伪“满洲国”建立的那一年——一九三二，他回了东北一趟，在沈阳度过了“九·一八”的一周年。七月底离开，九月底回到上海，使他能以第一手的材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他写下了好些篇近于报告文学的散文。这样的行动在当时的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但是第一，而且是唯一。这一年他还只二十二岁，春天写成《万宝山》，秋天潜访“满洲国”。
后来的几年他一直在上海，教书、写作、编杂志。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应北平《晨报》之邀去编副刊，却因左倾而受到《晨报》打退堂鼓的对待。第二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于是他南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转徙流离，一度在黄河边上的豫西灵宝，参加过杂牌军孙桐萱总部做文书之类的工作。在灵宝的窑洞中完成了长篇《松花江上》。孙桐萱部后来被解散，他又重到四川。这一段日子，大约就是他在河南做“战乱县长”的讹传的根据。
胜利后，就是回东北接收，像陈纪滢后来回忆的那样，不一样的是另有一说，说他代理过长春市教育局局长，也不是“战乱县长”。
解放前后，他在长春大学、东北大学教过书。一九五〇年春天离开东北大学，秋天到了香港，一住就是四十年。
他这个东北作家，一生之中，在东北只不过住了二十年多一点。
他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和穆木天、萧军、萧红……等人被一起称为“东北作家”的。“东北作家”的印象，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称他为香港作家呢？四十年了啊！
这当然和日本军国主义不断侵略东北，最后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有关，和当年李辉英他们这一群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青年人，同仇敌忾，以笔作枪，以作品当武器，抗击敌人有关。由于他们有那么一群，由于鲁迅又支持萧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文坛上因此有了“东北作家”的称誉，而从此就保持下来。
李辉英在指出多年居于台湾的女作家苏雪林一篇文章的错误时，谈到过“东北作家”的问题。苏雪林说：“另一群的青年作者，一般被称为东北作家。由于他们得到鲁迅的协助，自然而然成为他的群党，随时为他效劳……”李辉英对这些话“不能表若干遗憾”后指出：“当年出现在上海的所谓东北作家，老实多是各自为战的，并不曾有过联谊之类的组织，但彼此之间终于认得了，一方面是协作上面的同道，就此多了个接触的机会；一方面到底是人不亲土亲，因此而结识了一点往还，也是情理中事，可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群党’”。他还指出，受到鲁迅直接帮助的只是两萧——萧军和萧红；而鲁迅替《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写序，也不是什么“吹嘘”，只不过是“说出内心的老实话，甚而是愤慨话罢了”。
李辉英是四十岁那一年到香港的，生命中的一半以上在这“东方之珠”里度过。还是教书、写作、编杂志。
他编过《热风》，是和曹聚仁、徐合作。也编过香港中国笔会的会刊《文学天地》和《笔会》（两个都是报上的半月刊）。
他在香港大学教过语文，那不属本科，不很正规。他在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教过中文系，后来更主持中文系。他是一九七六年在中文系主任的职位上因病退休的。前后十年。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著作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比起他的同乡晚辈司马长风的三卷《中国新文学史》来，态度要谨严得多，但在香港海外受到的注意似乎反而较少。这和他为人的风格相似，不哗众取宠。
他在香港完成了四个长篇：《人间》、《苦果》、《四姊妹》、《前方》。这以前是《万宝山》、《松花江上》、《复恋的花果》和《雾都》。曹聚仁对《人间》作了最高的评价，他说：“真正能够反映抗战时期的实生活的小说，以我所见到还要推近年在香港出版，李辉英所著的《人间》。当抗战局面已经过去了，火辣辣之情绪已经冷却了，我们再以反省的心情，把那个时代的动态检讨一下，这才形之于笔墨，就不像抗战时期那些作家的小说，那么肤浅了。作者原是东北人，年轻时期，就在关内过流亡生活；抗战时期，在西北一带住得很久（这里主要指河南，略及山西，不能算西北——作者）。他所描写的光明面与黑暗面，都是很凸出的……这是一部写实的小说。（李氏的其他小说，都不足以和这部小说相比并的。）”
《雾都》、《人间》和《前方》，他自己说是他写的抗战三部曲。《雾都》的背景在重庆，《人间》在西安，《前方》在郑州和洛阳。洛阳和西安都是古都，因此也就被称为“三都赋”。《雾都》写于抗战期间的重庆，《人间》和《前方》写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雾都》在抗战胜利不太久的一九四七年就被日本翻译家译成日文出版。
《松花江上》没有被列入抗战三部曲中，但作者说他是把它作为三部长篇的第一部的，二、三部来不及写就去世了。他只是在六十年代里把它修改，出了新的香港版。这是《万宝山》以后他的第二个长篇。
八个长篇中，只有一个《四姊妹》是以香港为题材的作品。此外，就是短篇集子如《名流》之类了。
他有九个中篇和九个短篇的集子。
他还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有写东北的《乡土集》，写南洋的《星马纪行》，写文坛的《三言两语》（这里面有珍贵的资料）等等。还有《李辉英散文选集》，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他的故乡东北，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替他出版了《李辉英研究资料》。研究资料和散文选集的编者都是马蹄疾。这是内地近年替他出版的仅有的两个集子。
研究资料出版于一九八八年。第二年，马蹄疾带了一本李辉英选集的稿子到香港，那边的三联书店打算编入《香港文艺》，出版《李辉英卷》。
人们在等待这“一卷”的出版，这“人们”，当然也包括过李辉英自己，但现在却不能包括他了。他已经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第一天去世。
这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实际上却是昨年，几百天一下子就过去了。
人不见，书满眼。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现了李辉英书库。这使他的位置显眼一些。他写过两篇“我之于书”的散文，说自己是爱书的人。现在这四千多册书的远道归来，又一次说明了他是爱国的人。
他的爱国，首先表现在他是第一个写抗日小说的，而且一生多是写抗日之作，他的最后一个长篇就是抗日的《前方》。这一份到老不懈抗日题材的坚持，在别的作家还很少见。
他为人朴实，朋友说他忠厚，就是写起论辩文章来，也只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动火气。如谈到《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再版本把他整个删除掉时，他还是平心静气地说“不也十分的公平么”这样的话，尽管事情实在不公平。他在指出苏雪林把“东北作家”们一个个都说成是“学术修养并不好”，“措辞有瑕疵，句子结构有错误，思路极端的不合逻辑”，他也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苏雪林“过于武断”和“保守”而已。
他是不是总是这样温文而雅呢？并不。他自述在豫西窑洞写作《松花江上》时就说过：“亲爱的朋友们，你简直不只每当我听到青年男女唱起流亡三部曲（包括《松花江上》这第一部曲在内）时，我们心情会激动到什么地步，而那种热血沸腾的情形，真不知如何处置自己才是呢。”他自己也一样唱得珠泪滂沱，悲伤、沉痛、愤慨，于是而挥泪写作。
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写于一九九二年五月李辉英周年祭
香港的文学和消费文学——代后记香港最近似乎非正式地加了冠，被戴上了“宝地”的桂冠。
这使人想到台湾，想到“宝岛”。这些当然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发出的赞声。
不到十年以前，今天的“宝地”还是被一些人斥之为沙漠地。谁没有听过“香港是文化沙漠”？
这当然是从文化角度发出的嗤笑或慨叹。但就是依然不变这角度，现在也少到几近于无，没有再听到什么“文化沙漠”的声音了。
香港是有文化的。
香港是有文学的。
一本《香港文学》月刊已经持续不断地出了七年。一本《香港文学初探》既有香港版也有北京版。这都是“香港制造”的。
在内地，不久前看到一本以《中国当代文学》为名的书，其中《香港文学》占了整整一节五页。这显示了一种认同，尽管颇有一些说得不很准确的地方。未见其书，只闻其名的，如《香港文学导论》、《香港作家传略》、《香港女作家素描》之类，也显示了香港的文学和香港的作家受到注视而不是无视——写到“注视”时，我有些踌躇，是不是应该写上“关注”呢？近十年来，“关注”压倒一切的盛行，而我从年轻到年长所得到的理解是：“关注”带有一点怀疑忧虑之情，和一般的注视、重视是有些不同的。是我一直理解错了？还是现在人们的忧患意识洋溢，管你好还是坏，都非一律忧心地“关注”不可？
而最为普遍，最容易引起“关注”的，是内地的报纸刊物在一些作者的名字上，往往要加上“香港”两字的标签，显示那是来自“宝地”的港货。使人容易识别，这无可非议，却不免又使人感到多少有些在以香港为标榜。其实，港产的未必都好。
可能甚至意味着不好。尽管“香港有文学”（这使人想起鲁迅的诗句“世界有文学”），但那是些什么文学呢？“框框文学”（围在花边里的报纸副刊杂文和“流行小说”）、“袋装文学”（结集而成可以装在口袋里的一本本小书）、“消费文学”（不叫“消遣”更有商业意味）、“俗文学”，（以之对“纯文学”，不说“通俗”，有不通之意么？）、“不正经文学”（有的作者自称在写“不文’的专栏，被称为“不文某”，“不文”就是不文雅、不正经，“不正经文学”可以和“严肃文学”相对）……这里面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既有低格调的，也有高格调的。总而言之，有了就是了。这和“沙漠”的意味着无，到底是不同了。
他也就有了不同的慨叹。
在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可以看到一位香港老作家的感慨：“在香港这个商品社会里，文学也被商品化了，成为一种消费品……这类作品被称之为‘城市消费文学’。”被举出做证明的是袋装小说的流行。
在香港的文学刊物上，不，首先是在香港举行的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可以看到一位香港女作家分析《文学与消费文学——香港小说的两种倾向》。她宁愿用“文学”来代替一般常用的“严肃文学”，宁愿用“消费文学”来代替“流行文学”。她指出，“眼前有部分香港文学研究者将所有香港小说都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甚至有太重视、强调“流行”的倾向。她把“消费文学”称之为“消费品”。言外之意，那不是文学。
矛头都指在“消费文学”上。
老作家忘记了，在香港的文化市场里，老早就有过“三毫子小说”、“五毫子小说”之类比眼前的袋装书还要单薄的文化商品供应了。这老，可以老到三四十年前。
“消费文学”。不但是“古已有之”的，也是无所不在的。不要说香港，不要说台湾，更不要扯到外国，中国大陆上大小城市的书摊，只要肯去“关注”一下，难道还缺少非“文学作品”的“消费品”么？难道不是可以看到著名作家也在写武侠小说，著名作家也在捧内地产品的武侠小说，以它们可以比得上港台的武侠小说而沾沾自喜么？这里无意菲薄武侠小说，只是信手拈来做例子。
只是想说，不必为“消费文学”紧张。它是古今中外的。古已有之，中亦有之。“阳春白雪”总是文学作品，“下里巴人”算不算得消费品呢？当然，“消费文学”自有它特殊一些的含义，那不过是加上一些现代化的包装和其他罢了。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永恒的。什么时候都有。正像少数和多数，精致和粗糙，永远都有一样。
精致的总是要少些，而少些就是寂寞些。多才会热闹，热闹未必不是好。最好是各适其适。现在人们爱谈人的素质问题，我想，当素质逐渐提高，对精致的文学艺术品的喜爱也就一定随之提高，对于文学艺术品的要求也一定提高。“阳春白雪”和等数十人，“下里巴人”和等数千人这样的距离一定会拉近，甚至会颠倒过来。这需要加劲，努力，但急不来的。这是千秋业，不是十年八年几十年的事。
当然，作为文学的研究者，只是重视、强调“消费文学”，也像一般读者那样，对“文学”或“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反而加以漠视，那就难怪不把文学事业当作消费行业对待的文学工作者要为之摇头了。
我怀疑这种偏向（是不是最好说“倾斜”？）是由于替香港有文学论作辩护的一个结果。因为要肯定开放在香港这一片土地上的花花草草是文学，于是大量的“消费品”也包括了进去。
这是有趣的，“消费文学”的提出，本身就有着虽是消费品却也是文学的含义。要不，何必替它挂上这羊头？我想，“消费文学”至少是文学的一种，它在文学之内，不应该排斥在文学之外，它和“严肃文学”只不过层次之分而已。精致的消费也不一定是低层次，而拙劣的严肃也不一定是高格调。
“框框文学”也好，“袋装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好，“流行文学”也好，无妨而且实际也应该都是文学。这在香港是大量地生产，大量地充斥于文化市场的。
以“框框”来说，几十份报纸每天不下于成千个“框框”——专栏。
以“口袋”来说，多产的作者月出一书，最多产的有年出一百本书以上的。
以“通俗”来说，爱情是永恒的题材，在报刊、书籍、电视、电影的爱情之风永恒吹拂下，最近有一对“15 12”的孩子殉情自杀了。十二岁的是女孩子，当然是小姑娘。此外，武侠、科幻、怪异……要什么“通俗”就有什么“通俗”。
以“流行”来说，内地的市场真是帮了大忙。香港弹丸一岛，九龙是比这一岛为大的半岛，总之是区区之地，六百万人口说多多，说少也是少。一本书出来，数以万计就是畅销了，内地市场却可以为它们打开数以十万计的销数。颇有一些香港人，在从南到北，从广州到北京的书摊上看到了一二十年岑凯伦的小说排列开来，才知道香港原来有这样一位著名作家。真是声名不闻于近都而远播于千万里！
这其实只是不知者的孤陋寡闻，岑凯伦是在香港也有大名的，而且二三十年前就有名了。那时候，有个写流行爱情小说的郑慧，是仅次于当年红极一时以流行爱情小说见长的伊达的女作家。她就是八十年代的岑凯伦。一个已经成了名的作者，为什么要弃去原有的大名不用，而另换新名，除非是改变作风，要以新人的姿态出现，就实在叫人想不通。我既极少看过当年的郑慧，又完全还没有看过今天的岑凯伦，这不通也就暂时无法顿开茅塞。想到初时有人问起岑凯伦，我居然回答从未听说香港有过这样一位作家，就不免要暗叫“惭愧、惭愧”，“失敬、失敬”（在香港，应该说“失礼、失礼”）。
当年为什么知道郑慧？说来有趣，朋友和我曾经在内地“文革”开始之年，办了一个文艺月刊，就拉过郑慧的稿。她既“流行”，刊物就想借以有助于“畅销”。这月刊只办了不祥的十三期就停了，“文革”狂飙猛吹下，尽管是在国门边上的香港，要活下去也难，终于自我了结。
提起这件事，主要是想到，我们一些人早就认为，“流行文学”也是文学，因此才去拉郑慧的稿。记得也曾拉到了刚刚露出头角的亦舒的小说，第一篇就是《满院落花帘不卷》。
提起亦舒，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她是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流行”、“畅销”的爱情小说作家，二十多快三十年了，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卖座力。她的小说、散文结集成书的，被加上“系列”的衔头，人家的系列是十本、八本，多的一、二十或二、三十本，她的系列却在一百本以上。当然，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有这样的争议：她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呢，还是“严肃文学”？用研讨会上有过的提法：是“文学”呢，还是“消费文学”？说到底，可以问得更短一些：是不是“文学”？换一个问法就是：是“文学作品”还是“消费品”？就是一些持论比较严谨的作家也表示：应该是文学。因为她写作较严肃，文字有艺术性，人物刻画得好……和一般“流行小说”不同。
但也有异议，而且这“文学”和“消费文学”的相异，在一个研讨会上正是从亦舒的作品来划分的。被举出来的作家是：刘以鬯、也斯、吴煦斌、西西、舒巷城、罗贵祥等，属于“文学”，而亦舒、李碧华、西茜凰等属于“消费文学”。我想，这里面可能还会加上老牌的林燕妮，新起的梁凤仪吧，尽管梁凤仪的作品以“财经小说”为名，不是寻常“爱情”，有“领导标新二月花”的意味。
在谈到亦舒的作品时，也有人提到了“边缘文学”，基本上还是文学，不过已经到了边缘了。或者说，处于“严肃”和“流行”之间，模棱两可，这就是边缘。
我不学无理——没有理论，但我认为，对待文学，态度应该是严肃的，尽管形式可以轻松，“玩”文学就不好。文艺有女神，不宜亵渎，也不必因尊敬而过分紧张，对“严肃文学”固然不必害怕，对“消费文学”也不必害怕。都不怕并不是把它们等同，这里当然有层次之分，有优劣之分，高层次的极劣未必胜于低层次的极优。层次不同，各有精品，并皆佳妙。不轻通俗敬严肃，这样行不行？好不好？
我敬严肃，因为严肃不易，不管结果是不是精致，总是不易。只要不是故作严肃状就可敬。
不轻通俗，因为通俗尽管比严肃要轻易，但更能普及众生。通俗而能精致，并不一定比严肃的精致更容易达到。不少人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对人性的刻画，比许多文艺作品要文艺得多——深刻。
谈到难易，我就想到，要想成为一个作家，最容易的地方可能就是香港了。这得感谢有那许多报纸刊物。
一个城市几十份报纸、几百种刊物，每天、每周、每月需要多少文字（还有图画）来填版面？有人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只是报纸，每天就有近千大大小小的专栏，这有多少作者？有人一支笔写几个或十几个专栏，有人写一两个专栏。这样，专栏的作者就有好几百人了。这几百人就都是作家？
大大小小的专栏，大的且不说，小的小到只有一二百字。一般是四五百、五六百字，七八百以至一千的，就算是不小的专栏了。专论般的文章才是大专栏，几千字一篇，写起来不简单。但三几百字的副刊文章，真是随笔——随便你怎么下笔，从天下之大到吐痰之微，无不可写，无不可登。最为稀罕又最不稀罕的，连写不出文章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写成文章，而且可以一写再写，可以你写了他也写我也写。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今文观止！
只是从这一点，也可见专栏的易写。只要能在某一个报纸的副刊，或某一个刊物的版面。找到一块地方，让你建立专栏，日日写，月月写，年年写，你就不难成为作家。你既在“作”文，而那一块地方又是你一“家”的天下，天天都是你抛头露面，你还能不是一名“作家”么？货真价实，一点也不骗人！
香港报纸的副刊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版面的形式固定了，划成许多大大小小，整齐或不整齐的块块，有些加框有些不加框，约定了作者，每天固定写那么几百字，不到改版时，这样的天下大势就不变，诸位作者就如群雄割据一般，据有一块发表作品的块块框框。有人称为这是“框框文学”或“块块框框文学”。有的作者自称这是他的“贩文认可区”。这是从香港当局划地给小贩们摆摊子做生意而得来的灵感，那些地方叫做“小贩认可区”，在那些区域以外，是不许小贩随意摆摊子的。“贩文认可区”这样的一名之立，是作家的自我幽默，什么专栏作家，不过贩文小贩！
但不要看轻小贩。内地的不少个体户不就是市场上的小贩？有些人何等风光！香港的“文章小贩”是形形色色都有的，有些的确是为稻粱谋的小贩，东家卖一块西家卖一块，拼凑生活费用，那当然是艰难岁月，是在换取消费的资本，有另一种“消费文学”的意味。却也有不愁吃穿，只是为了写来“玩玩”的，这就不是“消费”而是“消遣”了。这就不是谋利而是争名了。她们或他们日常当然不是小贩之流，因文章而流向应流，或因文章而更增名气。真能写的，就更是逐渐有大名，大有知名度。
真能写，有些专业作家是真能写的。以往的最高记录是一天一万多字，现在的惊人纪录是两万多字或更多。一小时呢？以往是两千字，现在是四五千字。当然，这是极个别的“奇人”，近于科学幻想。
以往，香港写稿的人自称为“爬格子动物”。这是一位四十年代来自上海的作家带来的。似乎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有“爬格子”之说，现在加上了“动物”，就更是传神。后来由于有每小时两千到少五千的高产出现，有人说要改为“爬格子机器”，只有机器才能这么快。而其中最早出现的一副“机器”说，一般写稿是在纸上运笔如飞，而他，却是笔不动纸动，就像缝纫机，机上的针不动而布动，他是连纸如布地写文章。好一部“爬格子机器”！
这样的“机器”到底不普遍，不过三几人而已，比较普遍一些的是真正的机器——图文传真机。现在颇有一些作家是拥有它的，每天一写完稿就一传了事，省事得很。以往，有的作者拥有几块“贩文认可区”，每天赶完了稿，得一家一家亲自送去报社，或雇请专门送稿的人一一送去。也有自己坐了约定的私人出租车送稿的，熟了，就本人不去而车去。这样的送稿上门，可以说是“香港特色”。现在好了，用不着了，把稿子往家中的图文传真机上一送就行了。更好的是便于外出旅游，无论亚欧美澳非，去哪一洲，都可以每天写稿，即传即到。作者和编者都不愁旅游性质的断稿。传稿不奇，天天传，海角天涯到处传，这恐怕也是“香港特色”。这不一定是“消费文学”，却肯定是“文学消费”，一种新兴的“文学消费”。
从“消费文学”到“文学消费”，真是扯得太远了。话说回来，能有这样的“文学消费”固然不错，能有诸如此类传稿、发刊以至印书的“文学消费”手段，也是不错。这总是生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一种兴旺吧。
当然，“消费文学”越热闹，就越会显得“严肃文学”、“精致文学”、“杰出文学”、“正统文学”……（怎么说才好呢）的寂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也不必唤奈何。这恐怕是事物的规律：精必少。多了，就是不出精，或精而又精。精的，就应该耐得住寂寞。精在，就总会有精光发出。还是那句话：“石在，火是不灭的。”“消费文学”再蓬勃，也掩不住“精致文学”的精光。
不但不必愁，还应该欢喜。消费是众人所需，“消费文学”也是众人之所需，只要那是健康的，也就可喜了。健康，是对读者的精神上说，不是说文学上的损益。
借一句老话：“井水不犯河水。”井水和河水是并存的，在最深层处还是相通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