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德建设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应该突出社会道德领域之中群众最关注的重点部分。
（1）责任意识与传统观念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既有强调道德责任的传统，也有逃避社会责任的明哲保身的传统。在强调道德责任的传统中，主要是儒家和墨家关于尽孝隐恶、光宗耀祖、长幼敬爱、族人有序的家庭道德责任，爱民忠君、敬上礼下、各安其业、绝不犯上的政治道德责任，尚义轻利、以义相交、守信不渝、荣辱与共的社会交往道德责任，互相尊重、互相忍让、互相帮助、济困扶危的公共道德责任，以及珍惜自然、珍爱生命、天人和谐、爱物节俭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责任。在履行这样的道德责任中，中华民族的祖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无数民族英雄、道德志士就是在这样的道德责任意识的引导下，为民族的兴亡和道义原则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另外，也存在着不负责任的明哲保身的传统。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看破红尘”的“聪明人”，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老子称“不为天下先”，庄子则认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种不出风头、别太认真、得过且过的人生哲学，正是逃避社会道德责任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奋斗几十年，大大继承和激发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建国以来形成了集体主义道德和大公无私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崭新面貌。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高尚的道德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却被疏远起来。这些高尚的精神似乎成了过时的东西，失去了在现实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社会责任意识的淡化，加剧了道德的“失范”和危机。这种责任意识的淡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人不关心社会和他人的痛痒，不敢与丑恶现象做斗争，甚至见死不救。有的看到小偷行窃也不敢举报，不敢作证；有的看到几个流氓在大街上公开污辱戏弄女孩子，自己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一艘油轮起火，另一艘却掉头远去。
第二，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一些单位和个人向国家交付的产品以次充好，弄虚作假，逃避税收，伪造商标。有的甚至制造假酒假药，不考虑对社会的危害和应该担负的责任。
第三，不严格履行自已的本职工作，工作责任感淡化。各个行业都出现了只想多赚钱，而尽量少做工作的倾向。某些税务人员，只要自己从服务对象那里得到好处，就可以不收或免收税款。某些银行和金融官员只要得到好处，就敢于把巨款贷给毫无偿还能力的人。
第四，在家庭生活范围内，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责任观念也日趋淡薄。只向父母要钱要利，而拒绝赡养或遗弃父母者，不乏其人。
第五，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缺乏责任感，崇洋媚外，殖民地意识重现，爱国主义责任失落。过去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意识，被许多人当成过时的空话。
道德责任意识的低落，原因是多方面的。片面强调竞争，而没有强调竞争的规则和前提，就容易形成“自己顾自己”的道德责任意识。一些干部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作风，也严重冲淡了人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但是应该看到，在人民群众之中，潜在着极大的道德责任意识。一旦出现释放的机会，这种潜在的道德责任意识就会爆发出来。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转变为持久稳定的道德责任意识。直到今天，许多大学生重新观看《离开雷锋的日子》的影片时，还是泪流满面，十分激动，对社会的善恶是非的道德责任意识，明显地爆发出来。这一代青年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意识，也是具有深厚的基础的。中国人不缺乏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意识，关键在于怎样调动。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道德责任意识，一代新型的人才和党政干部，就应该拒斥中国传统道德之中“明哲保身”的传统，继承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意识的传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社会不断走向光明。只有这样，才代表了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向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有义务以各种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行使民主权利。每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的人才，都应该积极投入自己的工作之中，对本职工作高度负责。只要我们大家都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并且都切实负起责任，社会道德风尚就会有很好的改变，我们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2）现代社会的金钱与道德
怎样对待金钱是中国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之中要加强道德修养，就不能回避或无视金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君子不言钱”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很久。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之中，没有鼓励个体致富的成分。早在先秦时期，社会知识阶层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孔子不言利，“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强调运用道义来约制人的道德行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历代儒家知识分子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思想。与这种思想的延续相配合，还有一些道家和儒家的知识分子由于不满社会现实，不愿为统治阶级效力，不愿失去自由而屈身领取俸禄，创造了在物质方面“知足常乐”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时期虽然具有保守性，但它追求物质以外的精神愉悦的观念，却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两种思想的趋向使得“君子不言钱”的传统在中国稳定地延续下来，直到现在。
由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依靠的是穷苦大众，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金钱和富足仍然是被人们另眼相看的东西。在新中国，贫穷是人们奋斗消除的现象，但贫穷的状态本身不允许非议。毛泽东在1958年曾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当时，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杠杆是精神鼓励，人们讲的是无私奉献，不能做到无私奉献的人只能感到惭愧；公开地争名夺利，为钱而动肝火的事是不体面的。金钱的社会作用被限制在相当严格的范围之内。应该说，在那个特殊的国内外环境里，社会的道德状态是良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个人致富受到鼓励，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杠杆转换为个人的物质利益。人们对金钱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口头禅。随着后来整个社会谋钱风气的泛滥和物价的上涨，没有谁再忽视钱的功能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好坏、个人能力大小、社会地位高低的现实标准。社会舆论一时狂躁起来，舆论和奖励片面地倾向金钱。金钱对道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有自称理论家的人公开把邓小平理论说成是“朴实的理论”，“就是让大家的钱包鼓起来”的理论。
金钱对道德的冲击表现在各个方面。为了获得金钱，制造假药、假商标、假执照、假发票、假账；为了获得金钱，以权谋私，官倒腐败，以权换钱；为了获得金钱，煽动人们的淫欲，搞色情服务，甚至嫖娼卖淫；为了获得金钱，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生产、贸易方面吃里扒外，偷税漏税，投机取巧；为了获得金钱，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见钱眼开、六亲不认，甚至贩卖儿童、拐卖妇女。金钱的巨大诱惑力，使得人们的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出现下滑趋势，引起全国人民的担忧。邓小平同志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
金钱不应该改变人们的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也不应该改变人们的道德观。我国的道德建设仍然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物质鼓励的政策，绝不是丢掉精神文明建设，更不是抛弃或改变社会主义道德方向。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正确对待金钱的道德修养。
第一，要通过诚实劳动，合理合法地获得金钱。对于金钱的追求不能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下，通过诚实劳动和正当手段来获得。应该与那种采取不法手段或不正当手段获取金钱的现象划清界限。
第二，作为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在获得金钱的同时，还要为全民摆脱贫困作出应有的努力。应该有乐于扶贫助人的胸怀，为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作出贡献。不要为富不仁。
第三，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要正确对待金钱。即使比较富裕的人们，也不应该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财大气粗”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风气，更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
正确对待金钱，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进行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正确对待金钱，才能成为一个人民大众认可的成功人才。
（3）现时代公务员的“官德”
所谓“官德”，就是指官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原则，及其表现出来的正确的权力观和权力行为。对个人来说，官德是官员权力意识、道德意识、道德活动以及道德规范的总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德的基本要求是以权谋公、执政为民，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做人民的公仆。官德是衡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优劣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官德属于党政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范畴。这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职业道德。
官德的情况关系到党的形象，影响到社会风气，而且直接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必须首先抓好的道德建设的一部分。官德的修养要抓好以下几个关键内容。
第一，培育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切实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观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无产阶级执政党干部的基本观点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人民；党政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信任权力，应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以权谋私；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在当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有些人不能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他们往往认为，权力是自己的上级领导给的，只要对上负责就够了，因此跑官要官，拉关系，找靠山，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为人民掌握权力的；有的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牟取私利，腐化堕落，成为腐败分子；还有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看成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横跋扈，听不得不同意见，拒绝监督，对不同意见动不动就进行打击报复，完全违背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起码标准。在某些基层，有些县级领导人自称是人民的“父母官”，起码就说明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第二，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领导就是服务”的说法，概括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领导就是服务，就是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就是服务，其途径就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管理国家，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推动两个文明的发展。同时，还要通过执政，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通过勤奋工作，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不断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才能在工作中把“等价交换原则”拒斥于党的生活之外，才不至于把“生产力标准”当成党员标准。
第三，把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一致起来。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要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就是对党有利的事业，就应该尽力做好。为此，要纠正一些错误的倾向。一是要防止片面强调对领导机关或某一领导同志负责，忽视对人民负责。党的一些适应全局的政策，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地方不适应，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及时地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促使上级及时调整政策，避免造成损失。这样就做到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利益负责的结合。否则，如果对一些脱离实际的政策机械执行，实际上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二是要防止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割裂开来。党的政策是从全局出发，是从人民的成员利益出发的，如果只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只是维护局部的利益，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群众负责，实际上堕入了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是对党和群众不负责的表现。
为了保证党政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切实有效，各类领导干部和人才，都应该自觉加强官德修养，自觉接受对自身权力的监督，自觉地遵守权力运作的法律，依靠制度建设不断消除人治的弊端。
成功的人才只要树立起以上“官德”，就能够经得起执掌政权的考验，就能够经得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考验，就能够经得起利益得失的考验，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4）现时代的性道德
两性之间的关系是除了经济关系之外人类面对的又一重大关系。对待男女性生活，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性道德传统和性道德观念。原始社会时期，男女之间的“性交往”很少受到限制。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最初还能够保持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后来就日趋严厉，形成了名目繁多的性禁忌。旧的传统性道德宣扬“万恶淫为首”的信念，人们把性欲视为一种罪恶。它使人民形成一种心理，只有在法定婚姻之下而且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发生的性行为才没有罪恶。旧的传统性道德对男女性关系讳莫如深，扭曲了人们对性问题的认识。旧的传统道德对性的敌视和压抑，深深留在人民的脑海里，形成了性交的“罪感意识”。这就造成了性研究的极端落后和对性问题认识的普遍肤浅。在性的问题上，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留下了两种对立的传统，一种传统是性的禁欲主义的传统，这是为被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树立的道德传统；另一种传统是性的纵欲主义传统，这是为统治阶级树立的道德传统。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两种性道德状况。一方面，统治阶级具有性享乐的自由，合法占有三妻四妾甚至妻妾成群，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合乎封建主义的道德；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人民固守一夫一妻制，甚至难以保证能够娶妻生子，一旦有越出夫妻关系之外的爱情行为就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有灭顶之灾或杀身之祸。这种畸形的性道德状况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留下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我国社会中的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平等、男女平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事实。从解放到文革前，全国人民无论什么身份，一律遵从正常的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健康向上的性观念和社会舆论。社会主义的法律以及新型的性道德观念有力地制约着社会生活，推动着社会主义建设。这种道德风尚对社会两性关系的制约十分强大，人们对夫妻之外的性关系从不敢做非分之想。在当时，婚外的性关系绝对禁止，谁敢冒犯，不但要受到严厉的处治，而且也为社会舆论所不容。
文革期间，两性关系被普遍政治化。政治对性的严酷约束，包含着性关系向“泛自由化”转化的契机。当这种政治约束一旦撤除之后，婚姻之中的性爱就爆发出越来越强大的作用，性关系的混乱就要到来。文革后期，那些缺少性爱为基础的婚姻纷纷解体。这就是延续到改革初期的婚姻离异高潮，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阴阳大裂变”。这个时期，一些作家也专门从事写作露骨的性交和性体验的小说，成为一大文学景观。这可以视为对严格性道德和性观念约束的一种反弹。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人们的性观念朝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向发展，爱情、性爱、性生活的幸福被视为正常的社会生活内容而得到广泛认同、普遍关注和研究讨论。总的来看，在性道德观念方面，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摆脱了封建主义传统性道德之中的性神秘、性罪恶感，否定了那种把性系于金钱的性观念，同时也摆脱了性问题的政治化观念，比较客观地认识性问题。在认识性问题的社会性的基础上，还把性关系作为一种以人的性本能和生育本能为基础的客观自然关系和普遍经常的关系，来坦然客观地对待。性教育成为广大民众接受的科学范畴。
1978年开始，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开始手拉着手逛公园、遛马路。“恋爱”，终于以它的本来面目示人。日本电影《望乡》对中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这部电影以特殊的角度，给长期不允许正式谈性的中国人上了一次客观对待性问题的教育课。1979年，北京新机场大楼的彩色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上出现全裸的女性画像。《大众电影》杂志在1979年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1985年，出现第一次“性学热”，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出版。20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出版了含有大量露骨性描写的小说《废都》，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陈忠实的具有大量性描写的《白鹿原》也颇得读者青睐。性教育在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学校开展起来，虽然有的做法值得斟酌，但性教育的必要性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第二，在婚姻和性关系的问题上，更加尊重人们的感情基础和自己意志的选择，婚姻、家庭和性关系出现多样化的新局面和新观念。
1980年，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人们终于认识到“爱情是婚姻的灵魂”。从此离婚不再是不体面或麻烦的事情。21世纪初期，离婚已经到了非常方便的程度，只要出具证件，十几分钟就能够办妥，离婚双方的心态也变得非常平静，不像过去那样反目为仇。
婚姻家庭问题专家陈新欣认为，21世纪中国婚姻呈现多元化趋势，家庭形式更为丰富。男人和女人都将不依赖他人而生存。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生活将趋于个性化。协议离婚、试离婚成为理智分手的首选方式，但离婚率仍会呈上升态势。知识、文化水平越高的人，情感丰富的人，对爱情要求就越高越多，因此离婚的可能性越大。社会对婚外恋继续保持理性态度，人们对婚姻的责任感更多的来自于自我认识、自我约束、自我修正，而不是迫于外在压力。人们要求婚姻的质量和情感，要求性的权利和享受，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和自主意识。总之，21世纪的婚姻变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将朝着多元的、理性的、进步的、以人为本的、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第三，对于新出现的性关系问题更加宽容。人们认识到，男女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谁都不是谁的私有财产，男女婚前的一些性关系和性行为不应该作为婚后夫妻双方指责或计较的借口。同时，男女双方也对自己的性交往和行为负责，不能成为性放荡的借口。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涉及两性关系的口头用语也悄然发生变化，“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逐渐被“婚外恋”的说法取代。接着，“情人”的说法出现，“上床”变成“性生活”，然后又变成“做爱”。80年代后期，只有16%的中国人说他们有过婚前性行为。21世纪初，专家们估计，大约有60%到70%的人曾经在婚前偷尝禁果。《中国日报》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在20到30岁的受访者当中，有35%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在福建省4所大学里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有92%的学生表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
2001年，新同居时代非情人、非夫妻关系的异性合住同居日益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些女性选择与异性合住或合租一套住房，并以实际的夫妻关系相处。她们认为，男人不会小心眼，更能带来安全感。男女自愿同居现象不但得到社会舆论的宽容，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默认，在有些城市，人大立法规定，同居现象不再列为社会治安管理的内容。
对于网络时代新出现的“一夜情”现象，社会舆论存在争议，但也有许多人采取高度宽容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认为，“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类似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他指出，今天也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这些观念和主张，也为一些民众平静地接受。
第四，更加公开地追求性快乐、性幸福和性和谐。人们普遍表现出追求自己满意的性生活和性幸福的权利意识，不允许任何人包办和强迫。婚后如果他们觉得彼此都不幸福，也有中止该婚姻关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性关系的权利。结婚、离婚、不结婚、再娶、再嫁、不再娶、不再嫁的自由都建立起来，并且基本得到社会道德的认可。
随着婚姻自由度的增加，婚姻也不再是从众行为。结婚与否是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单身不婚、“丁克家庭”等生活方式可能成为多样化选择的内容。
在性生活方面，城乡各色各异的“成人用品”商店，出售着从避孕套到模拟性对象的各种器具，充分满足着人们对性幸福的追求。一些性知识方面的展览，在全国各地展出，人们都审慎客观地对待人类的性幸福。
当然，在性关系和性道德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极端现象，应该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加以纠正。这些极端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金钱和商品交换原则引人性关系领域，出现了嫖娼卖淫现象和其他性交易行为。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中，性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如果把性爱作为手段，去图谋财物、金钱、权势、名声，那就亵渎了性爱，也不可能得到幸福。近些年来，由于一部分职工与公有制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些劳动者和新增的就业人口不能及时地被包括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各种积极成分所全部吸纳，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增加的失业人群。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运作是在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无产的群体，无业可就，求职艰难，生活拮据，几乎处于被市场经济抛弃的境地。生存的压力，求生的艰难，金钱至上的社会观念，再加上另一部分社会成员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的强烈刺激，导致部分女子走上“开发自身肉体资源”的道路。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
第二，由于性自由观念的曲解和性行为的混乱，性病蔓延，成为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一大威胁。旧的性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追求性自由的强烈欲望，使得性卫生和性安全教育不能正常开展，也使得许多性病患者羞于正常就医，这样就加速了性病的扩散和流传。
第三，社会的性责任意识被淡化，不利于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真正的性爱包括承担和遵守一定的道义。男女两性的性关系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并取得合法化的社会形式，才能得到保障。男女自愿组成家庭之后，不但对家庭成员负有应有的相互忠诚和抚养子女等责任和义务，同时还负有对上一辈家庭的法律和道德责任。据介绍，目前广州市的离婚率为20%，居全国第三位。而广州生活节奏相对较快，上网聊天已成部分羊城市民减压方式。目前在前往某心理咨询研究所进行咨询的已婚人士当中，由于“网恋”或者“一夜情”而导致夫妻矛盾的已占30%。
第四，社会性关系的剧烈变化，引起了社会性观念和性道德的一定混乱和困惑，加大了性道德建设的难度。
（5）消费主义思潮与自我价值观念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难免出现席卷全社会的消费主义思潮。人们在消费主义思潮中，如果不自觉地全面认识个人的自我价值，就会很容易把物质享受当成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从而走到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邪路上去。
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古代曾经有纵欲主义的学说。历代统治阶级更是毫无例外地铺张浪费，纵欲享乐，花天酒地。在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往往把享乐、排场、阔气当成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公民特有的“爱面子”的传统习惯。为了摆阔气，讲究吃的花样、吃的场面、吃的规模、吃的档次、吃的昂贵程度等，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能力。有的尽管很吃力，也要在吃上显示出非凡的“水平”。一位外国人评价清朝的官员吃的排场时说过，中国人在吃上真是投入了太多的脑筋。如果把这些精力用到科学上，不知道会有多少科学发明问世。
但是，中国也有勤劳自强的传统。劳动人民自古就谴责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他们认为，那种不自食其力，而靠夺人衣食财物过活的人与禽兽无异。所以，古代思想家中，有很多人把人生的价值重心放在追求理想和抱负上，而不是放在享受上。他们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自我完善和拯救社会上。
然而，在近些年的消费主义潮流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也确实使人难以把握方寸。这股潮流展示给我们的是这样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人们纷纷更新和扩大自己的住宅，新住宅的装修越来越豪华，甚至追求别墅式的独立住宅；人们的家庭生活环境，往往要经过专门设计，要具有不同凡响的特点，要体现豪华生活的派头；人们的服装越来越讲究个性化，服装的质料要上等，式样追求名牌，一个季节要有足够的更换余地；饮食讲究品味，各种特色菜受到欢迎，饭店设计舒适雅致与否是能否赢利的关键一环；美容化妆成为开销很大的消费，化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高，来源越来越讲究进口，针对面容和身体各部位的专门化妆品多不胜数，人们的唇、发、脸、耳、颈、鼻、乳、手耻、脚址、腰、臀部都进入美容化妆的范围；娱乐消费越来越吸引时髦的人们特别是青年，迪厅、歌厅、舞厅、游乐场、洗浴场所、旅游等日益繁多；人力服务日益繁多，各式按摩、洗脚、修脚、洗头、采耳，无所不有；婚丧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显示排场，搞各种旧社会的习俗程序，搞庞大的车队接送宾客，设大场面宴席显示自己的威风，公开大规模收受彩礼，要有专业摄影师和摄像师现场摄制盛大场面；私家小汽车越来越多，而且升级换代，比赛谁家的车更有豪华气势。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认为是高消费的项目，今天成为普及的日常必备的生活设施，如彩电、冰箱、录像机、地毯、吊灯、组合家具、高级音响设备等，如今都进入平常百姓家，不属于高消费的概念了。
得到或满足了以上的消费主义潮流的物质条件，是否就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对此，现代人才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自我价值的实质是自己对社会和他人的劳动和贡献。应该以这样的标准看待自己的价值。以上的这些享受，大部分是满足人的肉体愉悦，而非精神上的高层次需要。这样的满足不是着眼于人的精神和他人价值。满足自我，只是自我价值的一个方面；只有满足社会和他人，才能实现人的价值。人们的存在和活动给社会带来利益，就具有价值；舍弃这一点就谈不上价值。
一个人拥有许多的财富，并不能证明他的价值。要看他是不是合法劳动所得；要看他的财富是否用于社会进步事业；要看他如何发挥这些财富的作用。
一个人拥有多大的权力，也不能证明他的价值。并非权势越大地位就越高，要看他的权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他的能力、德行、贡献是否与其权力相称；
要看他得到权力之后做了些什么。
一个人拥有多少荣誉，也不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荣誉和职称如果名副其实，则显示他的价值，否则就只能是个不光彩的妆饰。有些不懂业务的领导人硬是要评各种职称，与民争利，实在不是好风气，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有的人对社会的贡献很大，终生却得不到应有的荣誉，但历史最终是不会埋没他的。曹雪芹撰写《红楼梦》，后半生穷困潦倒，但历史终于承认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哥白尼发明“日心说”，不但不被承认，反而遭受迫害，但历史最终崇敬他的科学精神。与此相反，明朝的奸相魏忠贤，在其在世时就利用权势，大肆修建自己的庙宇，但是曾几何时，天下谁不痛骂这个祸国殃民的败类。
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健康和美貌，也不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健康和美貌的条件，如果为善，就能够实现形式和内在的美；如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谁承认他的价值？
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只能是对社会和人民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新一代人才应该有的追求。这样的道德意识才是高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