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家族是四川名门，世居新都，五代官宦，“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为四川乃至全国罕见。祖父杨春为易学大家，治学严谨；父亲杨廷和，学务实用，崇尚实学，为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杨慎是杨廷和的长子，天资聪颖，自小就被誉为“神童”。
明代大文学家、茶陵派领袖李东阳题诗称赞：“苏氏奇峰仅有三，窦家芳树人称五。太史文章秘阁勋，少年状元才出屏。眼看是父复是子，此语吾传扬子云。”“眼看是父复是子”，指的就是杨廷和、杨慎父子。（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寄杨留耕先生》）
杨慎从小被誉为“神童”，天资聪颖。母亲黄氏夫人出身书香门第，教他学习诗词。他七岁起便可成诵，十一岁开始学作近体诗，初露才华，十二岁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佳句，十四岁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霜叶赋》《咏马嵬坡》等诗，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之为“小友”。
杨慎的父亲杨廷和，二十岁进士及第，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元老，历任武宗、世宗两朝首辅，关注民生，改革弊政，反腐肃贪，颇有政绩，为杨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杨慎家族“四重四足”的家风家训自成体系，起源于杨慎曾祖母熊氏夫人的《四重家训》：“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教育子孙敦睦人伦，兴家立业。后世子孙恪守家风，为官者清廉自律，为商者兼济大众。
四川名门
古代四川为古蜀国，简称“蜀”。《世本·诸侯》载：“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历史上许多有眼光的战略家，如汉代军事家张良、三国蜀丞相诸葛亮等，都把四川当作立国根基之地。
成都古称“锦官城”“锦城”。秦朝时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庶之地，也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之地，再加上盆地北边有险峻的高山，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避免了历史上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成都织锦丝织工艺品驰誉天下，得名“锦官城”，诗圣杜甫诗云：“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五代时，成都芙蓉盛开，繁花似锦，又被称为“蓉城”。
杨慎的曾祖父杨玫祖籍江西庐陵，后举家搬到四川新都。
新都属古蜀国地，公元前7世纪，古蜀王开明氏称帝，在新都营建都邑，为别于杜宇氏的旧都郫邑，新建都邑遂名“新都”。秦汉时新都为蜀郡成都的辖县，辖区内黑土肥沃，有“天府膏腴”“香城宝地”之称。《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古往今来，人才辈出。
一门七进士
杨慎家族是四川名门，世居新都，五代官宦，“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为四川乃至全国罕见。祖父杨春为易学大家，治学严谨；父亲杨廷和，学务实用，崇尚实学，为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杨慎是杨廷和的长子，天资聪颖，自小就被誉为“神童”。
明代大文学家、茶陵派领袖李东阳题诗称赞：
苏氏奇峰仅有三，窦家芳树人称五。
太史文章秘阁勋，少年状元才出屏。
眼看是父复是子，此语吾传扬子云。
“苏氏奇峰”指宋代四川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窦家芳树”指五代河北藏书家窦禹钧五子：仪、俨、偁、侃、僖相继登科，号“窦氏五龙”，俗传“五子登科”。“眼看是父复是子”，指明代四川首辅杨廷和、状元杨慎父子。（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寄杨留耕先生》）
杨家祖先是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新都杨氏始祖杨世贤避元末战乱，迁至湖广麻城，娶妻黄氏，生子寿山。再迁，乃入蜀之新都，以子寿山赘于李氏。世贤卒，葬新都城西。寿山性好善，乐助施，人称李佛子。新都杨氏始祖和二世祖都是平民，还未摆脱贫困。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忠杨公廷和行状》（简称《文忠杨廷和行状》）云：
杨氏之先世为庐陵人。元末避欧普祥之乱，徙楚麻城，再避红军乱，乃入蜀为新都人。讳世贤者，实新都杨氏始祖。世贤生寿山，寿山生玫，贡士，仕为永宁吏目。玫生春，号留耕，成化辛丑进士，历官湖广提学佥事。春生公讳廷和，字介夫，别号石斋。生以天顺己卯九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岁，知声律。七岁日诵书数卷，习举子业。辛卯，年十二举于乡。
壬辰，会试，下第。入国学。监丞眉山黄公明善奇其才，许妻焉。成化戊戌，举进士，为翰林庶吉士。
曾祖父杨玫，字美玉，堪称杨氏家族书香门第的创始人。他深习《春秋》，擅长欧体书法，明宣德朝以明经贡入太学，授贵州永宁吏目，掌管案牍等事。明朝知州下有吏目掌文书，杨玫在吏目任上为官清正，“却土官之赂金，正州民之地界”，为百姓做过一些实事，颇得当地群众称许，后死于任所。
杨玫是个读书人，更是一个杰出的“家庭教育家”。他自己读书没有博取大的功名，但他教导的儿子杨春在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取进士，督学湖广。杨春同样是一个杰出的“家庭教育家”，把儿子杨廷和成功培养为探花，成化十四年（1478年）殿试居第三甲，最终成为一代名相。之后，杨慎也是直接受惠于杨春的教育，最终成了状元。
杨慎家族的显赫离不开古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明、清，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年。
科举制度按种类划分，主要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考试对应举人既不问家庭出身，也无须他人推荐。每当开科之年，只要品行端正、身份清白、身体健康、不为父母服丧者，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即士人可以自由报考，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
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榜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
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赀曰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荫监也，有官生，有恩生。
（《明史·选举一》卷六十九）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的影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都曾仿效过中国科举制，越南废除科举还在中国之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杨玫任吏目一职，虽然官小位低，却是杨氏家族进入仕途的开始。杨玫一生三娶：原配郭氏生远、政二子，后夭亡；再娶羊氏无出；三娶熊氏生三子，长名春，次名惠，三名哲。杨玫死后，熊氏夫人带领三个幼子，将丈夫遗骸运回家乡，那年恰巧遇上苗人作乱，一路上风餐露宿，由小路潜行回到新都。熊氏夫人卖掉簪珥筹集丧葬费，把丈夫遗骸葬在新都城西。弘治五年（1492年）二月二十一日，熊氏殁，赠一品夫人，杨春丁忧守孝回籍新都，请长沙李东阳撰墓志铭，刑部尚书杜铭篆盖，文渊阁经筵官姜立纲书碑。此碑今藏新都桂湖碑林。
杨玫之子杨春，字元之，号留耕。生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官至湖广督学，卒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
杨玫患病时，曾对熊氏夫人夸过杨春：“此儿在，何忧吾家不振。”熊氏夫人安葬丈夫后，即督促杨春读书，补入县学为诸生。杨春刻苦攻读，每日读记积千言，因家贫无力延请名师，就把父亲旧藏的一部《周易》昼夜研读，入县学七个月就食官廪，声名顿起。新都易学研究从杨春开始，后来从他受业的人相继取科第不绝。其孙杨慎也从祖父学《易经》而中乡试“易魁”。杨春学识广博而深邃，在太学时与天下名士在膳堂为文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明故封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杨公神道铭》（简称《杨留耕公春神道碑铭》）云：
公讳春，字元之，留耕其所自号。上世本楚人，元季徙蜀，居成都之新都。自曾祖讳世贤以上皆不仕。祖讳寿山，考讳玫，皆赠同公官。厥考以《明经》应贡为国子生，授贵州永宁州吏目，卒于官。二子继没。公时尚幼，随母熊（氏）夫人护三丧归。会苗夷作乱，间道逆旅，区别外内，如在堂室。公入县学为诸生，家惟《周易》一部，蚤夜研考，深得要领。成化乙酉，举于乡，益博群籍。越十七年辛丑，始擢进士第。时少师已举进士，为翰林检讨。公欲迎母就养，不得，请以疾归。熊（氏）夫人目久眊，为之复明，公恋恋不忍释。越六年为弘治戊申，授行人司正。
清代《新都县志》云：“杨春，以子廷和贵，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十年（1497年）四月十四日，杨春任湖广提学佥事。《杨留耕公行状》云：“起升湖广按察司佥事，奉敕提督学政。”
杨春善诗文，流传有诗《和余子俊元武山圣泉》云：
丹崖翠壁接云巅，元武西山涌圣泉。
一水静中拖绿黛，万松深处响冰弦。
登临惊讶昆仑顶，倡和浑疑太华前。
缅想昔人增感慨，数声啼鸟度晴烟。
余子俊，明代宗景泰年间进士，字士英，四川青神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余子俊沉毅寡言，有伟略，于榆林筑墙置堡一千七百余里，军民得安耕牧，开渠引灌，公私益便，号“余公渠”。余子俊与杨春友善，尝说：“大臣谋国，当身任利害，岂得远怨市恩为自全计。”《明史》云：“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
余子俊侄孙余承勋（1493—1573年），字懋功，号方池，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官授翰林院编撰，后来成为杨廷和的女婿。
杨春仕途并不顺利，四十六岁才中进士，而长子杨廷和三年前就已经进士及第。杨春事母至孝，因不能把熊氏夫人接到任所赡养，便辞官回到新都。熊氏夫人是个很有见识的人，她不愿儿子为自己耽误前程，督促儿子北上就职。
弘治元年（1488年），杨春始赴京师选任行人司司正，职掌册封宗藩、征聘大臣的事务。他秉公执正，不徇私舞弊，多为诸司所慑服。三年考满，颇得好评，升湖广提学佥事，专督学政，为朝廷推荐了不少人才。
明代正德年间，新都地方上发生叛乱，老百姓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扶老携幼拥进新都县城避难。但因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经倒塌，防守令人担心。恰逢杨春的孙子杨慎考中状元，藩镇官员打算修建牌坊光耀乡里。杨春知道后，辞谢说：“花钱光宠一举子，何不将钱移用修建城墙，以护全城万众？”官员接受建议，将费用移来筑城。城墙刚修好，叛军适来攻城，见城墙防守坚固，只好离去，全城百姓及附近州县逃来避难者有万余人，皆得以保全。为庆贺出了状元，新都城墙的雉堞垛上都盖有二层红色石条。这种全国独具特色的景观遗迹叫“城墙戴帽”，只有在新都才能看到。
明《成都府志》曰：
杨春，字元之，新都人。幼举止老成，年三十举于乡，四十六登进士。授行人司正，荐为湖广提学佥事，时年已六十矣。越二年，即致仕归。得寿八十，卒。为少师廷和父。新都患城守弗坚，会藩臬欲为孙子慎建坊，春辞之不得，谓之曰：与其光宠一举子，盍若移以缮城，以庇万众乎！城成，流贼适至他郡县，来保聚者数万人，得免兵祸，皆曰：活我者杨先生也。
杨春是一位难得的好官员，常为家乡做好事，深受家乡人民爱戴。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儿子杨廷和被他教育成为神童，十三岁举于乡，成为历史上所知最年轻的举子。然后，杨春教导杨廷和以《伤仲永》为戒，中举第二天就闭门谢客，远离那些溢美之词，专心读书。
但明智的杨春也曾做错过一件事情。
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廷和妻子黄氏夫人因病辞世，杨春上本乞归，得到恩准后便携妻子叶氏启程回川。李太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并非虚言。那时从北京到四川途中行程要一个多月，要么坐船走水路，要么乘坐马车走旱路。经比较，杨春选择了用时较少的旱路。
翻越大巴山时，由于山路崎岖，马车颠簸，杨老夫人开始头昏眼花，继而浑身无力，到最后还出现了呼吸困难。杨春以为老妻是翻越高山一时不适，期望找到医生医治。好容易找到一间茅屋，向主人说明情况，希望帮忙找到医生。主人听杨春介绍后说，要找医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是翻越高山而致不适，他可以上山采草药来医治。
那老头儿不久采回几根鲜草根，洗干净后叫老夫人细嚼吞下。不久杨老夫人感觉好多了，而且感觉到饿了，想吃点东西。杨春赶紧为老妻煮了红苕稀饭，老夫人吃得很可口。他们又留宿一夜，却不知，这是杨老夫人的最后一夜了：第二天一早，杨老夫人就没了气息。
锦城花枝红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春上疏乞休，回新都家居十六年而卒，享年八十岁。
杨春一生一妻一侧室。原配夫人叶氏，生五子：长子廷和；次子廷平，弘治十一年举人；三子廷仪，弘治十二年进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四子廷简，早卒；五子廷宣，弘治十四年举人。侧室王氏，生二子：六子廷历，国子监恩生；七子廷中，县学生员。杨春治家很严，诸孙虽幼，有小过亦不少贷。每教子必举先贤言行，命大家效法躬行，他常对诸子说：“修身正家，吾人分内事；居官能推之国与天下，乃为实用。”这对于杨家诸子的思想影响很大，杨廷和后来能坚守封建礼法，刚正不阿，正是受杨春的影响。
杨廷和（1459—1529年），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人，明代中期名相重臣、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弘治时侍皇太子讲读。正德七年（1512年）任首辅，主持朝政，关注民生，改革弊政，反腐肃贪，为明王朝创造了短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他是“嘉靖新政”的开创者，被称为“救时宰相”。
成化七年（1471年），杨廷和十三岁，他还不够资格进行乡试，只是随着父亲杨春一同前往考场，杨春想让杨廷和见见世面，今天看来叫“陪考”吧。当时的考官以为他也是来考试的，就给他也发了一份试卷。这个“错误”成就了一个传奇——杨廷和以十三岁的年龄成为史上最小举人！
明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杨廷和二十岁在京城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即是从进士的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中选出，取于《书经》“庶常吉士”，为朝廷的储备人才。杨廷和试卷出众，才学优秀，超出一般举子的立意和谋篇布局，深得考官邵晖的好评，批云：“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明《杨升庵集》卷五十二）杨廷和被时人赞誉：“国朝自洪武迄今，辅臣之建白，部署之职掌，将帅之功罪，边防之沿革，礼乐、刑狱、水利、学校、赈济荒政……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十五《杨廷和行状》）“典章条格、人才政绩、边防扼塞、军伍钱役、丛琐远迩，心计耳濡，如亲身周旋，而抵掌可述。”（明·李贽《续藏书·太保杨文忠公》卷十二）
明代以经学取士，读书人专攻一艺，不涉世务。杨廷和遵从父训对洪武以来的典章制度、政务经济、边防水利等进行研习，学务实用，不同凡俗，“时辈视之，已若麟角凤毛”。（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十五《杨文忠公廷和神道碑》）
虽然是神童资质，杨廷和的应试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十三岁“举于乡”后，第二年就随父进京参加会试，不期名落孙山。杨春四处找人帮忙，让杨廷和进入了国子监学习。明朝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拥有全国第一流的师资、第一流的设备和最丰富的图书资料。当时只有北京、南京两家，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在国子监，监丞黄明善发现杨廷和这个小举人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才华出众，格外赏识。杨廷和也很崇敬黄明善的学识和人品，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黄老先生将自己的爱女黄媛许配给杨廷和。当时杨廷和十四岁，黄媛十一岁，都还未成年，当然不能成婚。但这个娃娃亲就这样定下了。
黄明善也是进士出身，在京城做国子监监丞。他有不少孩子，可都是女孩，唯有这老三黄媛从小聪明伶俐，最得黄明善喜爱，他在哪里做官都带在身边，因此成就了这段姻缘。
经过几年苦读，杨廷和终于在二十岁考中进士，并且是第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然而此时黄明善已调到云南做学政，黄小姐随父到了云南。于是杨廷和向朝廷告了长假，千里迢迢到云南与黄小姐完婚。黄小姐美丽大方，聪明伶俐，而且学识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婚后二人常诗词唱和，一时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的榜样。
杨廷和年近三十岁时，以无嗣为忧，与黄氏夫人常到寺庙祷告，梦神人送来夏鲁奇。明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六日，杨廷和得子于京师孝顺胡同，取名杨慎，字用修，后号升庵。
廷和迟子，祷神见梦则五代夏鲁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辅之，遂生慎。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五）
夏鲁奇（882—931年），字邦杰，五代后唐名将。后唐庄宗李存勖被梁军围困，夏鲁奇拼命决战，持枪携剑救庄宗，屡立战功，拜节度使镇守许州，安抚百姓，深得爱戴。
自从有了杨慎，杨廷和满心欢欣，与黄氏夫人倾力教诲，一家子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到四十岁的时候，黄氏夫人竟一病不起，驾鹤西归了，留下悲痛不已的杨廷和与年幼的杨慎。当然，这是后话。
宰相状元家
也许真的是遗传因素吧，杨慎出生后，一到晚上就不吃不喝，只是“哇哇哇”地啼哭不止，家人请太医诊断，甚至请巫婆神汉，都不起作用。心烦意乱的杨廷和无计可施，于是高声念诵《中庸》，这下，杨慎奇迹般地不哭了。从此，每晚他都要听父亲读《中庸》才不哭，以至于旁听的黄氏夫人都能把《中庸》十八章一字不漏地背熟。
就这样，这位二十三年后的状元开始了他正常的成长。正常成长阶段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名。取名可是件难事：父亲和爷爷都是饱学之士，都有权利为孩子取名，两人如果意见不一致，听谁的呢？
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家谱，杨家当然也不例外。《杨氏家谱》规定，杨升庵这一辈应该取一个带“竖心”的单名。果然，经过引经据典，爸爸和爷爷为杨升庵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但都没得到一致通过，原因就是，爷爷认为爸爸取的名字太俗气，而爸爸认为爷爷取的名字太古僻，争来争去，两天了都没有结果。可见书读得太多有时也不太好。最后，他们父子商定，两人再各取一名，第二天大家当众评议。杨春老人家想，自己七个儿子现在才得到第一个孙子，杨廷和比他强，他的孙子要比他儿子更强才好。除了认真做学问，为人还须处处谨慎，就这样老爷子给孙子取的名是“慎”。而杨廷和取的也是“慎”，因为他十年才盼到一子，可谓费尽心血，况且杨升庵出世即遇磨难，至夜，不吃喝，尽啼哭，昭示一生都要谨慎。就这样，“杨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升庵”是后来杨慎自己取的号。
新都《杨氏家谱》除了规定杨慎这一辈应该取一个带“竖心”的单名，还有规定就是：这一辈的号，都必须是“某庵”。杨廷和有四个儿子：长子杨慎，号升庵；次子杨惇，号叙庵；三子杨恒，号贞庵；四子杨忱，号孚庵。
杨升庵的“庵”字是祖先们早就规定好的了，但“升”字可是他自己取的。而且，除了杨慎自己，最先知道这个号的是两个轿夫。
这还得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慎十二岁时说起。
这一年，杨慎正在四川新都就读县学。他很调皮，经常与宝光寺的和尚唱对台戏。但调皮归调皮，学习还是抓得很紧。而且，他很多时候是在别人欣赏风景的时候学习——他常在坐轿子的时候学习。杨慎坐轿子的时间很多，因为他的父亲是杨廷和。有一天，他读书读到了八阵图，想去看看是不是在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当年屯兵的地方，就坐着轿子去新都军屯场，那里以前是诸葛亮屯兵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了，诸葛亮屯兵在军屯，八阵图在新都县弥牟镇，小杨慎弄错了，但当时他并不知道。
在途中，杨慎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一个号，应该给自己取一个。一种解释是：他一抬头，看到自己的轿子这么小，于是就取号“升庵”，所谓“升庵”是与“斗室”相对，意指其居所局促，不及一“斗”，仅够一“升”而已。还有一种解释：庵不是代表庙堂、代表朝廷吗？杨慎就是在那时已经定下目标，要高居庙堂之上，要当上朝廷的大官。明代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简称《升庵杨慎年谱》）记载：
按《皇华纪闻》，杨升庵先生尝出游乘一木肩舆，仅容膝，状如升，所谓升庵也。庵前题一联云：“士到东都须节义，地当西晋且风流。”
从此，“升庵”这个号登上了历史舞台，远比“慎”这个名更为响亮。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杨慎和二弟杨惇从京师回四川参加乡试。按明代科举规定，举子必须回原籍参加乡试，考中乡试者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临行杨廷和嘱咐：“不以科第相望为善。读书第二，登科第三，修身齐家乃第一事也。”结果兄弟双双中举，杨慎乡试科举考中《易经》第一名“易魁”。杨慎状元及第之后，被授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经筵是为皇帝听讲经史而特地设的御前讲席，讲官多以博学多闻的翰林院学士充任，他们专门负责为皇帝解疑释惑。在读书人眼中，“为帝王师”，这是梦寐以求的最高成就。
杨氏家族号称“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第四世祖、杨慎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行人司司正、湖广提学佥事。父杨廷和，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吏部尚书、首辅。叔父杨廷仪，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兵部左侍郎。杨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二弟杨惇，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兵部主事。堂弟杨恂，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云南佥事。子杨有仁，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侍御史、河南佥事。杨慎二叔杨廷平、五叔杨廷宣、三弟杨恒、四弟杨忱、堂弟杨恺皆为举人。
帝师父亲
杨廷和不仅是杨慎的父亲，也是杨慎的导师。在整个大明王朝的历史中，杨廷和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是四朝元老，为官四十六年，当过两朝十三年首辅，还当过正德皇帝的老师。
杨廷和从小被誉为神童。于成化七年（1471年）十三岁乡试参考时，成为明朝年龄最小的举人，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二十岁考中进士，一生仕途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成化十六年授翰林院检讨，为杨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太子之师
弘治朝时，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成为皇太子之师。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驾崩，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改元弘治，是为孝宗。弘治朝是明代几个政治清明的时期之一，史学家总结明代三百年历史，自从朱元璋夺取天下，开创明朝以来，共传世十六朝，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外，可被称颂的皇帝也就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孝宗朱祐樘。可见弘治朝在史学家眼里有很高的地位。
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明史·孝宗本纪》卷十五）
正因为弘治皇帝是一代明君，而杨廷和又刚正不阿，同样尊奉儒学，所以他得以在弘治朝崭露头角。弘治二年（1489年）任检讨满九年，杨廷和升翰林院修撰，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副总裁官、史学家丘濬，对杨廷和所录选大章奏名臣传“以为良，不能易也”。也就是说，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无可挑剔，没法加以修改。弘治四年，《宪宗实录》修成，杨廷和任翰林院侍读。
皇太子朱厚照生于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系张皇后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明朝最重立嫡制度，故此子一生下来就具备了做皇太子的资格。弘治七年，张皇后又生第二子朱厚炜，可惜此子不过三岁便夭折了，朱厚照变成独生子。
皇太后张氏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厚照），（时）皇太后已册为妃。上生论者谓前此三朝皆非立嫡，而上乃出自椒寝庆钟轩龙，其生所值支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又与圣祖高皇帝类，莫不欣欣相贺。曰：吾君有子矣。
（《明武宗实录》卷一）
朱厚照所生支辰顺序连贯，生辛亥年，戊戌月，丁酉日，申时，正好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申、酉、戌、亥，连如贯珠。正所谓降生自有天子命，何愁不当天子。按照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惯例，朱厚照出生这一天，“普天同庆”，臣民欢欣鼓舞。
《明史·杨廷和传》载：
弘治二年，进修撰。《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
弘治七年（1494年），杨廷和担任了经筵讲官，那是给皇帝讲课的官职。
弘治五年三月七日，弘治皇帝敕书赐皇子名厚照，八日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用现在的话说，他要上“学前班”了。按照明朝皇家惯例，要从翰林院众学士中选择太子的老师。御史郭维向弘治皇帝奏表建议，要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为太子师，首先就推荐了杨廷和等七人，弘治皇帝就准了郭维的奏议。
弘治九年（1496年），杨廷和升任左春坊左中允，官至正六品。（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十五）
弘治十年（1497年），杨廷和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官。
《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弘治十年奉敕撰，十五年书成。正德四年重校刊行，总裁官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吏部尚书梁储。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
弘治朝这十多年，杨廷和可谓是步步高升，担任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重要。当然，这期间，杨廷和身上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情，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主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代沿袭此制，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经筵之设。明代皇帝学习有两种：一种是“日讲”，另一种是“经筵”。又称大小经筵。“小经筵”称为日讲，相对简单，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大臣侍班。春讲自二月至端午，秋讲自八月至冬至，一般逢单日举行。内容大致为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等，讲读官要把这些讲明白，让皇帝无疑义，以至于坚定地照此行事。
“大经筵”就比较复杂。春季和秋季，“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会讲”，并有一套繁杂的礼仪。
皇太子乃是储备皇帝，称为“国本”，如何修德进学，关系日后治道甚大。皇太子读书的侍从之官都经过严格选拔，左中允杨廷和、右中允张天瑞、左赞善费宏等充讲读官，其余编修兼校书靳贵等俱更直供事。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提调各官讲读，这些人多是明经行修之士，堪为太子之傅。
讲读的内容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及经、史。一般上午先读，下午再讲。除读书外，皇太子还必须练字，有专门的侍书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字，冬天每天写五十字。因此，会集天下之英才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武宗从五岁出阁就学到十六岁即位，接受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教育。
武宗当太子期间，都是很谦虚有礼、尊师重教的。在课堂上，不管是谁担任当天的老师，他都端坐细听，仪容庄重，老师下课后，他都会行礼致敬，第二天对前一天所学，都能详细熟读甚至背诵，而且只要是来讲过课或是陪侍过的官员，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若有讲读官员偶然不到，他一定会询问原因。若是弘治皇帝来到讲所，他会立即率官僚一起迎接或礼送，举止有度，恭谨无失，深得皇帝喜欢。
每日早、午安坐讲筵，细听讲官授书，容仪庄重，未尝随便，讲官退下，则必作礼致敬，次日掩卷诵所授书皆熟。不数月，凡左右讲读官，都能识其姓名，讲读官偶然不到，必询问左右，某先生今日安在？若遇孝宗来到讲所，即率官僚趋走迎送，举止有度，问安视膳，恭谨无失，孝宗深为欢心。
（《明武宗外纪》）
弘治十一年八月，杨廷和主持顺天府乡试，所取多为名士，其中四川射洪杨最为该科“诗魁”。
蜀碑记事
弘治十二年（1499年）正月，杨廷和原配夫人、杨慎的母亲黄氏在北京去世，追赠一品夫人。当时杨慎才十二岁，非常悲痛，以至于茶饭不思，形销骨立。二月，杨慎的祖父杨春返回家乡，走到丰都时，杨慎祖母叶氏又在那里去世。杨廷和闻此噩耗，带上杨慎立即星夜兼程，驰驿而归，回乡守制。“弘治十二年己未……罹母黄夫人忧，极其悲号，废食骨立。”（明·简绍芳《升庵杨慎年谱》）
是年，四川潼川府遂宁县重修学宫告竣。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即官学。学宫与孔庙结合成为文庙庙学，是古代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场所。受户部郎中王勤、监察御史黄珂之邀，杨廷和作《遂宁重修学宫记》，对此举给予高度评价：“学宫之设，亦自唐以来有之……今日之所诵说者……无往而不为益者……”
遂宁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古蜀国繁盛地区。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建蜀郡，遂宁为蜀郡所辖。西汉时遂宁属广汉郡，唐代为遂州，宋代为遂宁府，元代为遂宁州，明代为遂宁县。
弘治十三年（1500年）秋，成都杜工部草堂重修落成，杨廷和应成都府同知吴廷举之请，撰《重修杜工部草堂记》文：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旧居之地也。堂楼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子美出处，具在本传，堂之兴废，亦各有记载，不复以云。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巡按御史姚公祥主其成，而郑公弘协其谋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尝不满于是，以谓诗道之成极于子美，而子美之重于人者则不独诗也。
唐三百年间，文章之士毋虑数十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李白之于采石，韩愈之于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阳之孟亭、建州之梨山之类，则有知者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而已哉？蜀自先秦以来，上下数千年间，古人通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宋之张咏，皆以功德流远，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
……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乃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草堂位于成都浣花溪畔，诗圣杜甫流寓成都时曾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二百四十余首。唐、宋、元、明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为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
《杨文忠公年谱》云：“弘治十三年庚申，按《全蜀艺文志》，是年公撰《重修杜工部草堂记》。”杨廷和称赞重修草堂“尊贤厉俗”，有益社会风化。“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具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
弘治十四年（1501年）杨廷和丁忧守制结束，又带上杨慎回北京复职。弘治十五年，杨廷和以侍讲满考，适修《大明会典》成，吏部拟升左春坊大学士。在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举荐下，杨廷和升任经筵日讲官，从此也更得弘治皇帝的青睐。杨廷和的才干和官声在弘治时已誉满朝堂。“修文讲读，声誉茂藉，时辈视之，若麟角凤毛然。”（明·赵贞吉《杨文忠公神道碑》）
“小座主”推荐诗魁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主考官、大学士杨廷和与太常卿张元贞主持全国的科举会试，举人崔铣考卷分于刑部主事刘武臣名下，没有录取。杨廷和之子杨慎看见这份考卷内容与众不同，将其交给父亲，经过考官们反复阅卷商量，最终选拔为《诗经》第一名“诗魁”。
弘治乙丑，杨石斋主考礼闱，子升庵与俱。时崔仲凫铣试卷，分刑部主事刘武臣，疑其深刻未录，升庵见而奇之，以呈石斋，遂擢诗魁。崔以小座主称焉，时年十八。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七）
弘治十八年乙丑科会试，当时杨慎已十八岁，第二年就要回四川参加乡试，虽然学识丰富，但考场经验不足。经过慎重考虑，杨慎向父亲杨廷和提出一个要求：“孩儿通过几年攻读，在学业上大有长进，但对科场情况不熟。今年你是主考官，我希望去阅卷场看看，感受一下考场氛围。”杨廷和说：“历来朝廷对科考非常重视，对科举考试的监管你知道有多严吗？科考绝对不容许任何违规作弊行为。否则轻者罢官，重者会被杀头，绝非儿戏！”杨慎说：“我不是要求去科举场作弊，只是想去那里看看举子如何考试。阅卷场有许多巡绰官、供给官，我可穿上他们的衣服充当阅卷场的杂役，以便到处走走看看。这点事不会违规。”杨廷和听儿子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科举考试那天，管理阅卷场的事务官为杨慎办理了手续，他换衣服后进场。
会试应考者是各省的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举子们考完，试卷都集中到阅卷场。其一是“糊名易书”，又称弥封誊录，把试卷的姓名、籍贯等有关考生个人文字部分用空白纸粘贴遮住并盖上关印，然后专人用红笔誊抄试卷一份。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学校贡举·封弥》云：“《国史异纂》曰：盖糊名考校，自唐始也。今贡举发解，皆用其事曰弥封。”其二是“墨卷朱卷”。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叫“墨卷”，誊抄试卷用红笔书写，叫“朱卷”，不写姓名，只有编号，阅卷官、主考官等都使用朱卷评阅试卷与录取，无法作弊，做到了公正公平。放榜时，按取的“朱卷”调取“墨卷”拆封，最后唱名写榜。《明史·选举志二》云：“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用朱，谓之朱卷。”
虽然阅卷前要统一规定评阅标准，但具体评阅时要受阅卷官的个人学术水平影响，可能对阅卷结果产生影响。
这时，杨慎看见阅卷官刘武臣将一份试卷扔在一边，评议说该考生文章过于刻薄了。杨慎出于好奇心，捡起来一看，发现那篇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了，他很奇怪，心想：考官们怎么会将这样的卷子弃掉呢？于是他把那份考卷拿去给父亲看。杨廷和与考官们看了都觉得这个举子的文章的确很好，杨慎的看法不错。最后经过主考官干预，这个举子不仅被录取了，还把他的卷子定为“诗魁”，即《诗经》考试第一名。
当时会试每科考试第一名都有特殊名称，《易经》考试第一名称“易魁”，《诗经》考试第一名称“诗魁”。通过会试录取的三百多名贡士，会在皇宫由皇上主持最后的考试“殿试”，最终由皇帝决定名次。这位侥幸被杨慎“挽救”的考生，除了诗考得很好，其他各科也都考得不错，最后考中进士。主考官打开密封才知道，这位“诗魁”叫崔铣。
崔铣能考上进士，可以说全靠杨慎偶然进场，以及偶然看到他被遗弃的试卷。可见科场阅卷，考官的主观意见很强。
崔铣当时二十八岁，比杨慎大十岁。崔铣得知自己的进士是被杨慎捡回来的，对杨慎感激万分，说：“小座主对我真是恩同再造啊！”按当时的习惯，被录取的进士应拜主考、副主考为座主，自认门生，彼此间就成为宗师与门生的师生关系。杨廷和自然是崔铣的座主，但如果没有杨慎，这位仁兄就会名落孙山了。于是崔铣拜谢宗师时，分别呈上两张拜帖，一张拜谢座主杨廷和，另一张拜谢杨慎，称他为“小座主”。崔铣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成为贤臣和著名学者，都缘于杨慎一时的好奇心。小座主的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一时佳话。
崔铣（1478—1541年），字子钟、仲凫，号后渠，明代河南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正德时期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年（1523年），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崔铣支持和参加杨慎等“大礼议”上疏并且辞职。嘉靖十八年，崔铣被起用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归乡。
少年诗人
君来桂湖上，湖水生清风。
清风如君怀，洒然秋期同。
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
明月如君怀，怅然何时辍。
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
别离俱有忆，风月重含情。
含情重含情，攀留桂枝树。
珍重一技才，留连千里句。
明年桂花开，君在雨花台。
陇禽传语去，江鲤寄书来。
这是杨慎年轻时在家乡描写新都桂湖的诗《桂湖曲》。桂湖原为隋唐园林遗迹，明朝时为首辅杨廷和、状元杨升庵家族故居。杨慎曾在此“沿湖遍植桂树”，湖中种植荷花，亭榭题咏诗文，因此得名“桂湖”。杨慎曾在此设宴送别友人，题诗《桂湖曲》。
桂湖的来历
少年诗人杨慎家的府邸就是桂湖，因此，在这里讲讲桂湖的来历。
今天的桂湖占地七十余亩，湖面约占其半。建筑有升庵祠、黄峨馆、交加亭、香世界、小锦江等亭台楼阁、桥榭廊庑二十余处，古朴典雅，玲珑剔透。夏日湖上的荷花、金秋岸边的桂花，以及三春杨柳，四季花卉，形成桂湖园林独特的风韵。
桂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当时的桂湖还是一个天然湖，它的所在地是一个汉代的行政单位“亭”。新都还出土有汉代画像砖《莲池》《捕鱼》等。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新都县城由古蜀国旧都迁到现址，因湖正处于城区之南，所以命名“南亭”。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南亭”已形成园林景观。
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杨慎在北京殿试第一名，状元及第，成为四川明代唯一状元，明蜀王及四川总督等赠送银两恭贺，亲友们建议在新都修一座华丽的状元牌坊。杨升庵祖父杨春、父亲杨廷和提议，不如用贺银修筑县城城墙，以保护桑梓父老乡亲。于是新都县令张宽用这笔资金修筑城墙，在城外挖护城河，城墙高一丈八尺，周长九里多，合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四面设有城门，东为“瞻云门”，南为“响明门”，西为“挹锦门”，北为“辉光门”，同时增修月城一座，桂湖刚好位于城墙南门内。
杨慎题咏桂花、荷花诗云：
桂花零落
爱此月中树，还似云端见。
天香无人采，雨花坠金霰。
白莲
凌波仙子白霓裳，风助精神露洗妆。
曾向蕊珠宫里见，人间何处有红芳。
新都人对于桂湖的来历，说法颇为传奇。
据说，桂湖的桂花，是杨慎乘西海龙王到月宫折来的；桂湖的荷花，则是西海龙王吐的涎泡变的。几万年前，四川还是大海的时候，西海龙王就住在里面。而当地壳运动让四川变为盆地时，西海龙王被困在了桂湖，当时桂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水池。正所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桂湖这座杨府出了明代最著名的杨氏一家人。
正德五年（1510年），杨慎二十三岁。当时他正在桂湖的家中寒窗苦读，还没中状元。伏案小憩时，杨慎在梦中遇见了一个神仙“魁星”。这是中国神话主宰文运文章兴衰的神，也是儒士学子最崇信的神。魁星叫住在桂湖的西海龙王驮起杨慎去了月宫，杨慎折了一枝结满桂子的桂枝回到桂湖，沿湖遍种桂花树。这样，杨府便成了“桂湖”。
杨慎既然乘西海龙王到月宫，就顺便又提了个要求：那么广阔的湖里，只有野菱与芦苇，没有莲花。所谓“君子爱莲，才人种桂”，应该有莲花的。桂湖属于西海龙王的辖区，于是回到人间后，龙王一头扎入湖中，口吐涎泡，一摊涎水就成了一张荷叶，一个涎泡就成了一朵莲花。
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的杨慎果然被皇帝御笔钦点为状元。原来，这位魁星知道杨慎是文曲星下凡，也知道他要在这一年中状元，是来给他送喜兆的。
从此，杨府便被称为“桂湖”，并一直叫到今天；直至现在，很多新都人都会折一枝桂枝在高考前送给参考的亲朋好友，为他们取一个好兆头。
杨慎还专门题有《咏魁星》诗：
荧荧精采散中庭，幻出华灯踢斗形。
自是夕明昭绿幕，漫夸机巧夺玄冥。
斗杓指处光摇紫，天禄携來焰吐青。
坐觉三垣真可即，此心长拱北辰星。
每年秋天，桂湖的桂花开放，香气四溢，杨升庵家人把桂花收集起来，用蜜糖、糯米粉、菜油、糖等制作成桂花糕，洁白如玉，清甜爽口，桂香浓郁。后来，当地作坊将桂花糕的制作工艺传承发扬，桂花糕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都特产。人们还将桂花做成桂花酒、桂花茶等，所以新都又称“香城”。
相府小诗人
杨慎天资聪颖，自幼好学，能赋诗作对。母亲黄氏夫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教他读唐诗，他五六岁时已经学习了许多诗词，七岁起皆一一成诵，十一岁开始学作近体诗，辞句新颖，才华渐显。
杨慎五岁时，父亲杨廷和口授许多古代诗词，他即能背诵宋代诗人李育《飞骑桥》长诗：“魏人野战如鹰扬，吴人水战如龙骧……”
弘治七年甲寅，七岁，母夫人教之句读，并授以唐绝句，辄成诵。又以笔管印纸作圈，令公书字于中。曰，吾虽不知书然即此则楷正自可观矣。公奋志诵读不出外户。戊午年，十一作近体诗有“一盏孤灯照玉堂”之句。石斋公曰：句佳矣，但恨太孤寂耳。
（明·简绍芳《升庵杨慎年谱》）
一年冬天，少年杨慎邀约弟弟杨恒、杨忱到新都郊外的世耕庄赏梅，正值红梅怒放，如团团红雾笼罩树梢。天渐渐黑了，少年们在梅树上挂一盏油灯继续闲聊，不知不觉间灯花簌簌而落。大家忽然发现有红色的片片不断飘落，都以为梅花树枝被点燃了。
杨慎见如此奇观，诗情奔涌，咏出绝妙新诗《咏梅》：
疏梅悬高灯，照此花下酌；
只疑梅枝燃，不觉灯花落。
长辈们知道后，连声赞叹：“真是奇事奇句，古今少有！”（明·杨慎《杨升庵诗》明嘉靖刻本）
说起少年天才，北宋时期的方仲永，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至少在五岁时是这样。五岁的杨升庵才开始背诵先辈们的诗词，五岁的方仲永却已能指物作诗，且文采好，道理明。但是，方天才被毁了，被自己的父亲毁了。因为他的父亲只让他吃老本而不让他学习。“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伤仲永》）
杨慎不仅老爸好，老妈也好，他十岁左右的童年时代所学诗词，多半是他妈妈教的，所以，此天才能茁壮成长，成为明代杰出的博学家、诗人、文学家。以现代社会的信息量来看，要是现在哪个家长也能让自己的娃娃像杨升庵一样爱读书，可能也能成为状元，至少高考考个区县的状元应该不成问题。
杨慎读了那么多诗词，有什么成果呢？那就是在少年时代就挣得了“相府小诗人”之称。可以佐证这个雅号的有几件趣事：
一天，杨慎父亲杨廷和与别人下象棋，直到玉兔东升依旧兴致不减，继续挑灯夜战。小杨慎在书房专心读书，不远处的客厅里明灯高悬，不时传出“叭叭”的棋子声。学习结束，小杨慎与几个小伙伴在庭院游戏，应那位即将输掉棋局的长辈要求，以下棋为题，即兴赋诗一首：
兵卒冲千里，将军坐九宫。
追风看马跃，吉日想车攻。
士相围城固，江河天堑雄。
手谈番几局，月白映灯红。
大家听后，击掌大笑，啧啧赞叹。
更绝的还在后面。
有一天，杨慎的叔父杨廷宣拿了一幅唐代著名画家王维的画，让他以一首诗回答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一处好景，人说如图画一般；一幅好画，人说如真景一样。哪种说法正确？要求杨慎写一首诗加以说明。这个问题似乎和惠子与庄子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杨廷宣的问题，可能是想为难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杨慎略加思索，提笔即书：
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
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
这个回答，好一个“绝”字了得。杨廷和与杨廷宣看到年方十二岁的少年杨慎思维敏捷，想象丰富，借前人典故梦和觉、形和影来比喻图画和真景的关系，巧妙贴切耐人寻味，不禁异口同声夸赞道：“只此四句，大胜前人矣！”（明·杨慎《杨升庵诗》明嘉靖刻本）
杨慎从小不仅能诗，而且博学多识。一次，父亲与朝中同僚在家中小饮，灯下分韵赋石榴，张姓客人分韵得“张”字，正在沉吟，杨慎就高声说：“石榴本张骞事也！”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得安国石榴传入内地，分韵得张字作诗，正可用此典。一座皆惊，赞叹不已。（《滇志·张志淳传》卷十四）
杨廷和曾命小杨慎拟作《吊古战场文》，这是唐代诗人李华的名篇骈赋，描述古战场荒凉凄惨景象，揭示战争的残酷以及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杨慎认真构思，很快写出《吊古战场文》。叔父杨廷仪看到其中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妙句，极为赞赏。祖父杨春说：“你既然爱好古文，为何不仿照贾谊《过秦论》也写一篇？”杨慎精心构思，第二天便呈上一篇拟作，论秦得天下而速亡的教训，祖父读后又惊又喜，称他为“吾家之贾谊”。（《升庵遗集》卷八）
十四岁时杨慎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霜叶赋》诗等，多是仿古之作。《咏马嵬坡》诗曰：“凤辇匆匆下九天，马嵬西去路三千。渔阳鼙鼓烟尘里，蜀栈铃声夜雨边。方士游魂招不返，词人长恨曲空传。蛾眉尚有高丘在。战骨潼关更可怜！”此诗技巧娴熟，意境空灵，首句拔地而起，富有浪漫气息，笔锋直切安史之乱，至后部分，则悲悯同情之心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进京后，杨慎的《黄叶诗》在北京广为流传。
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吊）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
（《明史·杨慎传》卷一百九十二）
李东阳还命小杨慎模仿诸葛亮《出师表》和傅弈《请沙汰僧尼表》作文，小杨慎在诗歌创作上得文坛领袖李东阳如此赞赏，获益匪浅，在当时绝无仅有。
十五岁时，杨慎又作《题赤壁图》诗：
曹瞒下江陵，江陵正危剧。
周郎美少年，气吞江汉窄。
水战得上流，火攻非下策。
卧龙东略雄，乌鹊南飞迫。
妖气掩黄星，倒戈回紫陌。
鼎足已成形，鬼蜮俄褫魄。
王业聊偏安，霸图何赫奕。
怀哉玉堂仙，逖矣黄州客。
文光贯斗牛，天游忘迁谪。
名姓识儿童，画图灿金碧。
赤壁几千秋，山青江月白。
此诗描写汉末曹刘孙百万大军在赤壁大战，刀光剑影，历历在目，所以杨慎后来创作誉满天下的传世之作《二十一史弹词》绝非偶然。
清白家风
从杨慎曾祖父到杨慎这一辈，杨氏一门“四重四足”的清白家风已经形成体系，后世子孙也多恪守家风，为官者清廉自律，为商者兼济大众，留下许多佳话。今天，《四足歌》仍然是杨氏家族对子女们进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这是杨慎曾祖母熊氏夫人的《四重家训》，她制定了劳动产业、忠孝文化的杨氏家训，教育子孙敦睦人伦，兴家立业。
杨慎的祖父杨春，是成化十七年进士，曾任行人司司正和湖广提学佥事。他谨遵母亲“四重家训”，晚年辞官回新都办学，对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杨春经常写信鼓励在朝廷为官的儿子杨廷和尽心治世济国，多做有利于民的好事。他还提出，“修身正家，吾人分内事；居官能推之国与天下，乃为实用”。（清光绪《新都杨氏族谱》）
杨慎的父亲、首辅杨廷和，从小被誉为“神童”。十三岁考中举人，二十岁进士及第，供职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历任武宗、世宗两朝首辅。他谨记祖母和父亲家训，关注民生，改革弊政，反腐肃贪，颇有政绩。
杨廷和曾以《怀归》诗作为教育子孙的家规：
子孙相约事耕耘，少小趋庭有旧闻，留耕爱读传心印。
教儿孙，专务本，耕和读都要殷勤。
受用资田亩，荣华藉典坟，休全靠子曰诗云。
杨慎也留下《临终遗训》：
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
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卒于滇南，临终时评价自己的一生，面临有利可图的事，不敢抢在别人的前面去牟取。同时告诫子孙看见利益，不要走在别人前面。看见正义的事，不敢走在别人的后面。重义而轻利，一定要见义勇为。书香门第的杨氏家族人才辈出，杨慎的三叔杨廷仪、次弟杨惇、堂弟杨恂、子杨有仁都是进士，二叔杨廷平、五叔杨廷宣、四弟杨忱、堂弟杨恺都是举人。其中杨廷宣工于诗赋，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学者，著有《连云栈赋》，载入《全蜀艺文志》。深厚的家学渊源，成就了“一门七进士，父亲宰相子状元”的佳话。同时，新都杨氏一族清白处世的家风，为世人交口称赞。
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中国传统中的家规”第25期《四川新都杨升庵：一曲诗词传天下、四重四足教子孙》播放专题节目，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各地到四川新都杨慎家乡学习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杨慎故居桂湖被公布为廉政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新都杨氏宗祠
杨氏宗祠坐落在新都城西郊的马家镇。马家镇位于河流纵横之地，绣水河如带环绕，沿着小河的绿道前行几百米，屹立着一座高大雄伟的“升庵故里坊”牌坊，青翠的竹林和树木掩映着重建于清代道光十九年的杨氏宗祠。木质单檐歇山式房顶，抬梁式梁架，古式雕花窗棂结构，朱红色的大门，乌黑的神龛，斑驳墙壁上挂满字画，青瓦泥墙、木柱石磴，透露着古朴与肃穆。
杨氏宗祠原占地二十亩，有百余间房屋，十多个天井，历经岁月沧桑，现在的杨家大院百年老瓦房只剩下三间正堂，两间厢房，为杨慎十四世孙杨德力居住守护。
杨家宗祠具备弘扬家风、传承家训、祭祀祖先、执行家规等几大功能，能让后人传承优良的家风家训。清明节时，杨氏族人聚会宗祠，举行祭祀先祖，共商家事等活动，称为“杨氏清明会”。此会由杨氏家族长者主持，延续数百年。祠堂内现存有一通《清明会碑》，碑文详细记载了“杨氏清明会”的沿革、方式、程序和参加人员等，对研究明代风俗和杨慎家族有重要历史价值。
每年冬至，杨氏后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到杨氏宗祠祭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议程是齐声颂唱《四重家训》《四足歌》，告诫杨氏后人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从政为官都要做到有底线。通过这种耳熟能详的方式，良好的家风、家训深深扎根于杨慎家族每个人心中。
杨氏宗祠四周为四合院布局，庭院的桂花树叶茂根深，杨氏宗祠正堂为木质结构的明清古建筑，正中供有状元杨慎神主及历代先祖牌位，挂有匾额“清白传家”，保存有《杨氏族谱》《升庵文集》等。宗祠大门两边挂有黑底金字楹联：
乌木荐馨香宰相状元七进士
绣川环祖脉忠臣孝子四知堂
杨氏宗祠神龛供桌有“弘农堂上杨氏门宗历代先祖牌位”，两侧挂有红底金字对联：
汉代关西夫子后
明史蜀中宰相家
“汉代关西夫子”即汉代学者杨震，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曾以“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名言拒绝贿赂，府宅以“四知堂”名世。“蜀中宰相”指杨慎父亲杨廷和，历任明代武宗、世宗两朝首辅，锐意改革，整治弊政，惩办贪官，史称“救时宰相”。对此，杨氏子孙引以为荣，教育后代永葆清白传家的宗风遗范。
在杨氏宗祠前的竹林中，有一口杨氏祖先挖掘深六米的状元古井，井口用整块石料雕砌，井底用有孔铜板砌成，距今五百余年依旧井水幽幽清澈可饮。为保护古井，当地马家镇镇政府在古井四周添加了围栏，树立“状元井”石碑。这口水井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杨家人，也曾惠泽乡邻。新都历史上曾发生多次瘟疫，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周边河流被污染，附近老百姓都取水于此，避免了被传染。杨慎当年离开新都到北京参加考试时，也专门来喝了此老井水，后来考中状元金榜题名。状元古井闻名遐迩，各地学子中，不乏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沾此灵气的。到了现在，每逢高考前夕，也时有考生来喝此井水，希望金榜题名。
杨氏家传的文物珍品有一方宋代澄泥砚，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赠送杨慎祖父杨春的。砚台呈古琴式样，砚面有古琴图案，底部题款有“沈周藏，成化四年，琴式”的字样，砚侧刻有“坚匪石、端友知、琴和砚、雅相宜”一行小字，表达出古代文人之间的高洁友谊。宗祠里还保存有两口清代大石缸，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杨氏宗祠邻近有古代佛教寺庙普利寺，杨慎家族常与寺庙交往，多次捐资添修，其族谱名称故为“新都普利寺杨氏族谱”。
成都著名的民俗“三月三”普利寺庙会，其来历即与杨慎家族有关。传说杨慎家族在农历三月三日藏到普利寺的乌木沱，因此躲过了明朝兵乱灾祸，得以繁衍。人们认为是神灵保佑了杨家，在庙里塑有送子娘娘神像以求护佑。三月三时，人们用木头制作大中小三个彩绘童子像，放在娘娘神像前供奉，然后抛出童子，抢到童子者将其送到盼生孩子的人家，以恭贺早生贵子。
乌木沱环境清幽，被誉为风水宝地，杨氏族人死后多葬于此墓地，十三世孙杨崇逸题联曰：“双亭临绣水，遗脉隐乌沱。”清代《新都县志》记载：杨慎之子杨宁仁墓在普利寺东侧，墓碑题曰：“明诰封奉直大夫杨公、宜人杨母滕氏之墓。崇祯四年辛未吉日，子金吾、孙开泰立。”清嘉庆《四川通志》云，杨宁仁为侍御史、尚宝司丞，为官清廉，虽出相门无异寒士；杨宁仁子杨宗吾，为人正直，任锦衣卫指挥时多次弹劾中州贪官，百姓甚感其惠。
历代文士对杨氏宗祠多有题咏。清代诗坛领袖王士祯《新都题杨升庵故宅》诗云：
侍臣迁谪后，常忆泰陵园。
词赋留金齿，生还望玉门。
交州无士燮，南海得虞翻。
废宅西风里，连蜷桂树存。
熊氏夫人四重家训
杨氏家族《贞寿堂遗训》的《四重家训》，是杨慎曾祖母熊氏夫人提出来的，至今仍完整保存在清代《新都杨氏家谱》里。家训云：
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
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
《四重家训》分为两个方面。
一为实干：“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意思是说，子孙后代要守业尚勤，努力做事业，方可生财兴家；要崇尚节俭，量入为出，方可传承家产。
二为礼教：“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意思是说，治家的礼仪在于敦睦人伦，对父母要孝顺，夫妻关系要和睦，兄弟之间要友爱；治家的礼法在于重视教育，增长后人智识，提升族人才干。熊氏夫人曾将玉簪和金耳环变卖成钱交给杨春，说：“这些都是你父亲的遗物，父亲对你希望很大，只要你有出息，我家就能振兴。”熊氏为了儿子的前途，费尽心血，日夜操劳，曾一度双目失明，生活濒临绝境。杨春终于不负母亲厚望，考中进士，获得朝廷重用。
杨春孝母心诚，回家探母，想到母亲为他历尽千辛万苦，要辞官留在家乡侍奉母亲。熊氏夫人却坚决不同意，说：“现在我身体健康，人高兴，眼睛也好了。你要以前途为重，当一名清官。”（清道光《新都县志·艺文》卷十一）
杨春遵从母训，为官清廉，教子有方，从此新都杨氏人才辈出，家业振兴，满门生辉。
清代《新都杨氏族谱》还记载有杨慎家族《四足家训》，反映了杨家诸贤借用前人的《四足歌》，从居住、饮食、娶妻、育儿四个方面教育子孙淡泊名利，节俭持家，世代家风勤廉清白的追求：
茅屋是吾居，休想华丽的。画栋的不久栖，雕梁的有坏期。
只求他能遮能避风和雨。再休想高楼大厦，但得个不漏足矣。
淡饭充吾饥，休想美味的。膏粱的不久吃，珍馐的有断时。
只求他粗茶淡饭随时济。再休想鹅掌豚蹄，但得个不饥足矣。
丑妇是吾妻，休想美貌的。俊俏的招是非，妖娆的把命催。
只求她温良恭俭敬姑嫜。再休想花容月色，但得个贤惠足矣。
蠢子是吾儿，休想伶俐的。聪明的惹是非，刚强的把人欺。
只求他安分守己寻生计。再休想英雄豪杰，但得个孝顺足矣。
杨氏家族里，女性在家风家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熊氏夫人、叶氏夫人、黄氏夫人和吴氏夫人四位女性身上。叶夫人是杨慎祖母，品行贤淑，孝敬婆母，全力支持丈夫杨春求学，促成杨春考中进士。长子杨廷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岁中进士，任朝廷吏部尚书和首辅，成为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都和叶氏夫人的家教密不可分。
黄氏夫人是杨慎妻子，知书达理，精心照顾丈夫，操持家务，侍奉老父，教育子侄，见识开阔，工于诗文，对杨升庵后人的成长成才有很大影响。
吴氏夫人是杨慎第七代孙杨正和之妻。杨正和为人忠直，他遵从祖训，乐善好施。吴氏夫人助夫教子甚严，待人宽厚，倾情支持丈夫兴办公共福利事业，出巨资修建新都普利寺和杨氏宗祠，赢得宗族和世人的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