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只捕蟹船上住着老艄公和他的儿子。常常，他们爷俩高挂桅灯，摇着一叶扁舟到海里捕蟹。那满船的星光，满怀的明月，是老艄公岁月里恒开不败的花朵。可惜，老艄公害上了眼疾，几乎致盲。但是，他仍陪着儿子下海捕蟹。
一夜，艄公父子正捕蟹，突然乌云乱滚，恶浪汹涌，狂烈的风哗啦一声就拍碎了桅灯，顿时他们被卷入了黑色的旋涡，覆舟在即。“爸爸，我辨不出方向啦！”儿子绝望地喊。老艄公踉踉跄跄地从船舱里摸出来，推开儿子，自己掌起了舵。终于，蟹船劈开风浪，靠向打火辉煌的码头。“您视力不好，怎么还能辨出方向？”儿子不解地问。“我的心里装着一盏灯呢！”老艄公悠悠地回答。
在那样一个年代，“我要上大学”就是我心里的一盏灯。
县里面来了路线教育工作队了。阶级斗争的风又紧了，母亲吓得避猫鼠似的，明知父亲有逃避不了的灾难，还偏偏要趁天黑悄悄跑到支书家向支书媳妇打听，“县里面来人了？”
支书媳妇说：“是啊，这几天他们都让俺那口子交待跟地富反坏右为什么划不清界线呢！昨晚半夜里回来，连冻带吓，小鸡鸡都成冰棍了。”
母亲给支书家给长毛队长家给全村的贫下中农家做缝纫现在成了罪过，上纲上线为拉拢腐蚀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母亲吓得家门不敢出了，悔自己为什么给全村人白做活还费力不讨好。母亲心窄，遇事想不通就流眼泪忧心如焚。
父亲是久经运动久经磨难的，即使天要塌下来了，他也会乐观地活着，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前一天晚上招集大队干部对父亲进行了小规模的批斗，工作队队长审讯父亲：
“你家庭成份？”
“贫农。”
“本人成份？”
“转业军人！”
“交待你的历史问题！”
“16岁参加抗联，20岁受我党委派打入伪满洲国尖刀省（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国境警察大队给日军大佐做翻译，为我党收集日军情报，组织上给做过结论，从事地下活动的二年半期间对党忠心耿耿始终如一，没有变节行为。”
“你还不低头认罪？你档案里的定性是敌我矛盾历史反革命分子！”
一向与我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大队支书这时为了表明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不得不翻脸不认人了，他一手握拳另一手指着自己拳骨的最高处：“你现在在这，如果顽抗到底，拒不承认你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话，你就要走下坡路了。”
……
县路线教育工作队要给父亲带帽管制（类似现在的监外服刑）。第二天清早父亲起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的无奈，父亲告诉我：“昨晚做了一晚梦，梦到当年跟着李团长南下了，那时候打仗行军，脑袋虽然别在腰带上吧，但高兴有奔头！”
母亲哀怨着，“这样的日子啥时能到头儿啊！”
父亲的心里充满着愁绪，却在安慰母亲：“上火没用，忧愁也没用，解决不了问题！”
母亲又开始数落父亲了：“都是你，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做地下党，结果咋样？”
父亲说：“等等，过完年着。过完年我一级级往上告，县里不行地区，地区不行省里，省里不行中央！非要落实政策不可！”
母亲说：“你倒是找啊，不解决不回来，男子汉大丈夫没这点决心？看你也不行，说话蔫了蔫了的，十来年了，年年去，去一趟人家两句好话就把你哄回来了。要是我呀？不给解决我睡在你办公桌上不走了，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父亲说：“现在找不是时候，老首长说了，形势小好不行，要形势大好的时候再去找。”
动员父亲去上访，我比谁都急，如果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就是老革命的子弟，在这村里，我比他白狗子、孙忠原都要根红苗壮，推荐上大学非我莫属，哪还有他白狗子的份。我跟母亲说：“我爸不去，我去上访，有理走遍天下！我就不信，明明是地下党，有证明人，过去组织有结论，凭啥给弄个历史反革命！”
我让父亲把所有的材料都拿出来给我看，我热血沸腾地写上访申诉材料。材料写好了，我读给全家人听。父亲说：“写得好，有劲。”大哥也说：“挺好，勇夫可以当律师。”母亲脸上的愁容散开了。还没有去上访，还没有任何结果，我就感觉着笼罩在我们家上空的乌云散了，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终于再也不比任何人矮一头了，我上大学再也不会是梦了。
父亲上访每年都要去一趟北京去一趟南方那个城市，每年过年母亲养的一头瘦猪宰了吃一小半另一大半卖下的钱全给父亲做路费了。我要去上访，母亲首先心疼钱：“哪还有钱啊！”
我信心十足地说服母亲：“万一我爸的问题解决了，不啥都有了？”
母亲说：“解决了好，如果又像你爸似的年年白去那不是填无底洞了嘛！”
我说：“解决不了，也不会白去，让我去了解社会，我会像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那样写一部《我的大学》！”
母亲对这些不懂，再说家里也真的没有钱，上大学的愿望驱使着我去筹集路费。我先是村里村外四处捡废铁烂绳头胶鞋底，检了半个月只卖了九毛钱，那时候去趟北京来回路费吃住至少也要50元。寒夜2点，我背上母亲饲养的六只小鸡，怀里揣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摸着黑，顶着零下40度的严寒，去县城赶集。五个小时的山路，天蒙蒙亮的时候赶到县城的集市上，我满怀热望地期待着买主，我的眼睫毛、狗皮帽的皮毛上结满了冰霜，那时候城里人特吝啬，我那只心爱的芦花大公鸡，要价只一块八，他们会砍价砍到九毛，然后还起哄，‘卖不卖？卖的话我们给你包圆儿了！’我不卖我坚守着，卖一块八的信心近乎破灭的时候，我就读一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希望有一个酗酒的醉汉，歪歪斜斜地朝我走来，‘行啊，一块八算啥？这么大的公鸡！我给你二块了，不用找钱了。’然后甩下钱拎起我心爱的芦花大公鸡就走……这样慷慨的醉汉我期待了一天也没遇到，六只小鸡卖了三只，只卖了二块六，剩下三只经不起严寒冻死了。
这天我又背着我种的葵花籽赶到牡丹江百货大楼门前兜售，一毛钱一杯，来了两个趾高气扬的年轻人，买了我两杯葵花籽，甩下5元钱没等我找钱就扬长而去，我袋子里的葵花籽已经卖空了，他们还没有回来，我就等，寒风凛冽，脚冻得像猫咬，我就一边等他们一边在百货大楼的门前转着圈子小跑……暮色降临，我还要赶晚班的火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走五个小时的山路步行回家，如果那两个年轻人不来，我是不会离去的，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老师说过，做诚实的人将来可以住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我要住大房子，一分不义的钱我都不能要！那两个年轻人终于出现了，我大喜过望，举起要找给他们的四元八毛钱，兴奋地呼喊：‘找你钱，同志！’两个年轻人在人群中发现了我，像警察追捕逃犯一样，猛扑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找给他们的钱，其中一位“呱”给了我一个嘴巴，另一个“咣”给了我重重的一脚……那天晚上，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含着屈辱的眼泪，伤心、委屈、脸上火辣辣地难受。不过我还是有一点值得快慰，我毕竟把该找给人家的四元八毛钱找给了人家，不然，这时候我会比挨顿暴打还要难受。
一共凑了10元钱的路费，母亲给我蒸了一书包馒头做干粮。上路的前一天晚上，家里充满了希望。父亲说：“三十年前，瞎子给我算过卦，说我40岁的时候有道坎，与人为善休好积德50岁以后就该好了。”
母亲说：“这都五十多了也该好了。”
我想：北京的党中央是人民的大救星，我把父亲和自己一家人蒙受的不幸，诉说给中央首长听，中央首长一定会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