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有一天心血来潮，来到他所创造的土地上散步，看到小麦果实累累，感到非常开心。一位农夫看到上帝，说：“仁慈的上帝！这五十年来，我没有一天停止过祈祷不要有大风雨，不要有冰雹，不要干旱，不要有虫害，可是不论我怎么祈祷，总不能样样如愿。”上帝回答：“我创造世界，也创造了风雨，创造了干旱，创造了蝗虫与鸟雀，我创造了不能如你所愿的世界。”农夫突然跪下来，吻着上帝的脚：“全能的主呀！您可不可以明年允诺我的请求，只要一年的时间，不要大风雨、不要烈日干旱、不要有虫害？”上帝说：“好吧，明年不管别人如何，一定如你所愿。”第二年，这位农夫的田地果然结出许多的麦穗，因为没有任何狂风暴雨、烈日与灾害，麦穗比平常多了一倍还多，农夫兴奋不已。可等收获的时候，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农夫的麦穗里竟是瘪瘪的，没有什么籽粒。农夫含着眼泪跪下来，向上帝问道：“仁慈的主，这是怎么一回事，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上帝说：“我没有搞错什么，因为你的麦子避开了所有的考验，麦子变得十分无能。对于一粒麦子，努力奋斗是不可避免的。一些风雨是必要的，烈日更是必要的，甚至蝗虫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可以唤醒麦子内在的灵魂。”
我南下上访失败，我无悔。我悄悄地回原始部落参加生产队劳动了。
我原以为我上访的事村里人是不会知道的。这一天我和别人一样，抡了一天大镐，刨了一天冻粪块，两只膀子震得生疼，可是我不但一个工分没挣到，反而被扣了半个月的工分。不仅如此，今晚我还要当着全村人的面站在台上坦白交待……我不敢想，我惧怕这样的悔辱。我心怦怦跳着走进村子。这时，村里那点点昏黄的灯火已经熄灭了。我的脸烧得滚热，两只眼睛里转动着泪珠。
傍晚快收工的时候，公社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那信是县文化馆寄来的，信上通知我被评为“海林县先进业余文艺工作者”，让我某月某日参加全县文教卫战线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领奖。我高兴极了，这是我目前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精神支柱。我放下手里的活去找支书，支书始终不声不响地支持我搞文艺创作，他每次看我的眼光都是与众不同的，他认定我是个人才，认定我一定会有出息。支书没找到，据说支书由于与父亲这样的历史反革命份子划不清界线正在停职检查。我又回到沤粪坑抡起大镐，可是还没容我抡起来，披着件军大氅的长毛队长一步蹿过来，小树桩一样的手指头直戳我的鼻子尖：“你，就是你，历史反革命崽子想翻天了！旷工半个多月，怀里钉着个要饭袋，一天走哪你看书看到哪，拉屎也他妈地看书一心想成名成家。你听着，县路线教育工作队要我通知你，今晚社员大会，你要坦白交待，旷工半个月都干啥去了？听说是为你历史反革命的老子翻案去了！”
那时候我最不堪一击的就是有人揭我们一家人的伤痛！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唯独不能容忍的就是谁说我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谁说我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我好像丢了魄。耳旁一个劲儿响着：“历史反革命崽子想翻天了！”“历史反革命崽子想翻天了！”……这一声声简直是一串串惊心动魄的炸雷，紧紧地追赶着我，我恐怖极了，心脏在抽搐着，人世界间怎么就这么多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啊？明明跟着共产党干了半辈子革命非说你是历史反革命。
听母亲说父亲挨整回东北老家之前曾上南岳衡山大庙抽过签，那签还真准：说父亲有理说不清。
我渴望能得到一点安慰，得到一丝温暖，但我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无情，路旁的几棵拴马桩，直挺挺的像是一个个持枪荷弹的凶神在监视着我，那一座座房屋瞪着黑洞洞的没有光亮的窗子更是虎视眈眈。我从西山坡绕到我家的后墙根上蜷缩着，夜静悄悄的，只有对面篱笆上有一团干枯的豆角秧在“嘶嘶啦啦”地呜咽着。
忽然一阵狗叫，随着是一声粗暴的怒骂，狗叫嘎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狗的呻吟，那呻吟先是很大，后来渐渐地微弱了下去，接着听到母亲凄凉的声音，“俺们孩子他爸有罪，俺们的狗，一个哑巴牲口在这好好地拴着，牠犯了什么罪？”
“你为什么把狗养他妈那么厉害？历史反革命婆子想翻天了！”这又是长毛队长的声音。
母亲被气极了：“你血口喷人，为打下这个天下，俺掌柜的（东北方言：丈夫）撇家撇老婆十几年，我足足守了半辈子活寡啊。”
院子里进来许多人，他们扛着当年父亲做抗联时缴获的日本鬼子的七九步枪，打着雪亮的手电筒。我知道，他们这是来查夜的。平时查夜仅限于村里惟一的货真价实的老地主家，这阵县里来了工作队，抓阶级斗争的风声紧了，查夜就要扩充到所有成份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家庭。等这些人从院子里出来，走进胡同，骂骂咧咧地闯进老右派卢老师家的时候，我才走进我家的院子。小黑狗蜷曲在墙角下，牠的腰被踢折了，见了我，挣扎着摇着尾巴，拖着沉重的铁链子爬了过来，把两只前爪搭在我的膝盖上，把头偎在我的怀里，轻轻地呻吟着。屋里，母亲在唉叹：“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都是勇夫这个冤孽惹的祸，非要去上访，花着钱还闯了祸。”
我心里一惊，下边的话我没敢听，我想：工作队要我在社员大会上坦白交待的事，母亲一定知道了。如果现在进屋去，母亲准会操起那只烧火棍劈头盖脸地打我一顿。母亲有这样的习惯，过去小的时候，明明是村里的孩子欺负了我，回到家里来，母亲还要打我一顿，说我惹事生非。我久久地呆立在门口，不敢进屋，怕惊动了母亲。月亮这时已经滑上了头顶，一缕薄云掩住了它苍白的面腮。
我想到了许多亲人，姥姥、姑姑、姨妈……
姨妈在黑龙江边上的一个渔村，姨父是渔民，小时候就听哥哥们讲过：姨父划着个小舢板，撒下一张500米长的挂网，然后仰卧在舢板上吸着烟晒着太阳自由自在地顺水漂流，突然，舢板猛然一动，挂网绷直了，紧接着，小舢板像箭一样飞驰起来，渐渐地小舢板越来越慢，姨父把小舢板摇到江边，姨父把挂网往岸上拉呀拉呀……在距离岸边还有几十米的浅滩上，露出了一条大鱼的脊背，那条大鱼一千多公斤！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线希望，等听到家里人都睡下的时候，我悄悄地走进自已住的小屋，拿起笔，借着月光在一张海林县文化馆葛老师给的稿纸上写道：“爸，我走了，工作队要开社员大会批斗我，我也不敢回家了，妈又要骂我打我，在家等待我的只有死路一条，而我，却不想死，我要活，而且要活得有生有色地去上大学！我走了，我去开辟一个新的生活根据地，到了新的地方，我想：只要我好好干，他们不会因为您的历史问题来卡我压我。儿勇夫敬上。1976年3月6日。”
写完，我把信放在桌上，揣起笔、背上书包。又摸了摸衣兜，只有一毛一分钱的硬币。我想等父亲出来的时候要点钱，但父亲手里怎么会有钱呢？我只好到外屋饭盆里摸了两只玉米面饼子装进书包。然后，像个贼似的溜出家门，朝村外奔去。这会，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