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出去。大家说跑出去了。我在外面转了一圈，没有见到她。大家也帮着找。王国民指挥大家，往各条路线搜。大家像撒豆子似地撒了出去。可是没有找到。天更加黑了，仍然没有找到。我简直绝望。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嘿，在这里！”大家慌忙扑过去，原来她就躲在一个路边电线杆内侧。
13
也许当时我就应该警惕了。但是我却忽略了。我只想着女儿她也委屈了，我也过分了，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在大众广庭之下被追打，谁会受得了？
冷静下来想，女儿又有什么错？就是恋爱。妻子电话来，询问那天电话里的事。我说，女儿要谈恋爱了。妻子愣了半晌，说：“这么快？”
她又说：“不过也成年了。年轻人哪！”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歌德曾经这么说，难道我曾经不也是吗？只是我是男的。这是问题所在。当年我一个大学同学，利用大学生身份，以恋爱为名到处勾引女孩子，把好几个女孩子搞怀孕，又把人家抛弃。人家告到他家去，他父亲也觉得自己孩子很坏，责备他，但也只是责备而已，说：“不能这样对待人家！”轻描淡写。即使骂他没良心，揍他一顿，也无所谓。被搞的是对方女孩，损失在对方身上，大不了花点钱，把对方打发了。自己身上又没疤没痕。但人家女孩子失去贞操，怎么办？
即使把她娶了，就可以了吗？一个女孩子，贱兮兮地被人勉强接纳；即使人家原来就准备娶她，你未婚先破了身，也被人家贱看了。当然我不相信女儿已经被破了身，他们还只是恋爱，我还是可以控制他们不会发生那种事的。但即使如此，直到结婚那一天，我又何曾愿意？
我压根就不愿意女儿被人破了，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我压根就不允许女儿被娶走。
女儿终究要出嫁，这是注定的事实。从她出生时我注定了，我很清楚。只是当时可以暂时回避，浑浑噩噩不去想，她还小。这下她不小了。但是她还小！她才刚刚成年！只是她的情欲已经燃起了。我必须控制她，把危险控制在萌芽状态。
但这很难。原先我只是针对“阵地”，这下我要面对整个社会。女儿她是活人，她有脚，她要活动。不让她去合唱团，但她也得去上课。不上课，就没有出勤率，下次签证就签不下来了，就完了，何况她还要学日语考一级呢。我就只得每天下午跟着她去上课。学校不让呆，我就呆在学校外面，等她放学，押送她回家。女儿被我盯得死死的，连走路都缩着肩膀，我也真不忍心。
这样我下午的工作就没法做了，只得辞了。但她没去学校时，她就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吗？即使我半小时十五分钟就往家打一次电话，也难保证。或者她接电话时，那个男孩就在边上。何况她常不接电话。
更可怕的是她的成绩一落千丈。仿佛故意对我抗议似的。我又教训了她一次，没有起色。也许脑子里有了谈恋爱的念头，就不可能专心读书了。我拿她没办法，我无能为力。
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我的力量本来只够保护她不受外界侵害，怎么还奢望她来拯救我呢？生了个女孩子，能让她听话，把她牵在身边就该知足了。她每跨出一步，都可能带来危险，这不？上了个合唱团，就出事了。
归根结底还是要我强大，我来蔽荫她。要挣大钱，长期挣钱，就必须做贸易。大猛在国内已经联系上了生产厂家，加工大理石，有出口资格，我就更加紧了寻找。仍然没找到。那些日本人石材贸易会社，大多连听都不听我说。我直接跑到他们公司去，他们仍然不愿意见我。
是不是他们看我这装束，不信任我？这些年来，我不太注意装束了，穿着随便了。日本人常会以貌取人，他们的会社职员，连大热天也是西装革履。我把西装拿到干洗店洗了，熨整齐，穿上，扎上领带。但我没有用女儿给我买的领带针，那是那个日本男孩的选的，我觉得脏。我穿上风衣。我甚至伪装日本人，可惜一眼就被他们识破了。光是语言，虽然我也会把日语说得很顺溜，但是中国的口音改不了。这是我跟他们永远的鸿沟。
他们能听我介绍了。我拿出大猛从国内寄来的石材样品图。可他们却说，要样品。样品？那么重的石头，即使只是小块样，怎么可能寄来？还不知道你们做不做呢。但是做不做，先得看样品。这是悖论。他们摆出爱做不做的样子，要跟他们做的，是我。
我对他们说，图片跟样品绝对是一样的。其实我也没看见过样品，但我得把他们先钓上再说，即使坑蒙拐骗也无妨。但他们不相信。
再遇到一家，仍然要看样品。我对他们说，反正到时候你们要去中国检品，到时候就会看到了。他们叫，别开玩笑了，到我们去了中国才知道，费用谁出？还有时间呢？
日本人真他妈的抠。看来还真得把样品石寄来。大猛真是干事的料，迅速寄来了。因为我没有身份，没法去邮局拿，就让我女儿拿。女儿不乐意，她还恨着我，我只得让大猛寄到水仙嫂那里。水仙嫂是假结婚来的，她有签证。我说我给她算交通费。她答应了。我叹道：“女儿还不如外人，真是养孩子没有用！”
水仙嫂道：“你也过分了。小孩子嘛，过几年就懂事了。”
我说：“还过几年？一年都不行了。你一天不控制她，她一天就要跑那日本人那里去！”
水仙嫂说：“是日本人坏，日本人就是坏！”
我知道她又要联系到自己了，她经常爱用自己做例子，有时候觉得那勿宁是在特意强调自己的贞洁。可确实日本人不是好东西。
我好容易拿到了样品石，去找那贸易会社，一个老头拿着一个放大镜细细审视，几乎要鸡蛋里挑骨头了。我看到了他的头顶，几根头发梳得工工整整贴在上面，用摩丝固定的吧？还闻到一股老鼠屎的味道。我第一次对梳得光光的头发感到厌恶。日本人的认真，我曾经是欣赏的，但这下我只感觉是苛刻。在国内时我也做过生意，没有像这么苛刻的。当然那时候靠的是权力，只要你有权，就可以搞到计划价格，利润空间就大，有巨大的利润，无论买方还是卖方，还有风险吗？现在想来，我还是适合那种权力下的运作的。我所以反对它，只是因为我没能掌握它。
他终于把放大镜放下来了，立起身，说了声“稍等”，到内间去了。我不知道内间都有谁，也许是握有决定权的人，老板？专务？想到生意已经摆到了有决定权的人的桌上，我预感有成功希望了。
一会儿一个人出来了，说你先回去吧，我们研究一下。不是那个老头，是小年轻，一看就是个打杂的。那个老头懒得出来。虽然我有些不悦，但也没办法。还得跟他们鞠了个躬。虽然在日本这么久，鞠躬也已经成了我表示礼貌的习惯，但是这下，我感觉这是卑躬屈膝。也许是佐佐木的鞠躬，让我产生了敏锐的感觉？
等我做大了，就不嬲你了，让你给我下跪。我恨恨想。
一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联系我。我打电话过去，他们说，还在考虑。我干脆跑过去了。那个老头出现了，他说，就不知道对方的技术能力。我说，保证没问题。他问：你能保证？凭心论，我还真不能保证，中国人办事的敷衍，又遇到日本人的苛刻。但是我还是把国内工厂吹了一通。先稳住再说。他仍然不信。我又说，到时候你们可以检品。老头嘟嘟囔囔道：“这固然是的，但是到时候价格定了，木已成舟了……”
原来是因为价格啊！都说日本人狡猾，说话绕圈子。对我来说，这无论如何是到手的鸽子，不能让它飞了。
我让他报价。他说：“G614，175元，一才。”
“外栅？”我问。
“NO，”他说了句英语，“是墓石。”
怎么可能？再问G623，也只有165元。简直低得离谱。我竭力往上抬。他不松口。我没办法了，谁叫主动权在他们手里？我暗暗盘算着，我、大猛好歹也得有些利润吧。可是没有。有了我的，大猛就等于白干了，而我怎么可能让大猛白干？我的脸面往哪里放？我说，你们也太低了！他说已经不低了，他这边成本太高，你们成本低。我说：怎么低？他说：你们出口利润高。我还没有听明白。我说不高啊，我们这边各个环节都不可缺少，都要分得利润。我甚至暗中想，把我的利润给大猛，先做了这第一笔生意，也在大猛那边挣一回脸。我忽然体听他说，总比你们没有卖出来利润高……
他这是什么意思？“能出口就有利润，无论如何，不是吗？”他翻着手，手指戳着我，说。“所以能卖出来就不错啦！”
原来他是这个意思。他怎么能这么说！日本人一般说话都很委婉的，他居然赤裸裸说出来了。可见他心里多么的蔑视。这个老头，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有一刻，我怀疑他当初侵略过中国，我可以想象他曾经穿着军服，在中国烧杀抢掠，随意可以抢来的东西当然不值钱！
我承认，国内的原材料卖到了国外，利润比在国内高多了，他就是认定这点，才坚持压低价格的。难道中国的东西就非得贱卖？我明白，即使他们高抬贵手，也是贱卖。我叫：
“凭什么要你们认了才值钱？操！中国的东西就一钱不值？难道中国的东西是垃圾？”
我不干了，我走！
他没有挽留，只漠然看着我。他肯定无所谓，他很清楚，你不干，会有人干的。也许同时还有人跟他谈了，甚至已经答应了他的条件。中国人多得是，中国资源多得是，他说得对，把资源卖到国外，比卖给国内利润要高得多。他是否还清楚，不仅如此，跟外国做生意，要比在国内做生意免去了很多官僚欺压和榨取，少了屈辱感，但是又有了新的屈辱。而且这屈辱不被叫做屈辱，而叫规则。操，规则！
这规则是他们定的。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被笼罩在不公平的规则里。比如我们同样的劳动力，却比日本人廉价得多。起初说你语言不通，工作不熟练，但到你语言通了，胜任工作了，待遇仍然比日本人低。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对中国人，是特别受不了的。
要是你跟老板提出，老板会说你不该争工资，何况日本人的收入拿多少？他们是从来不跟人家说的，也忌讳你去问，问人家收入，是没有修养的表现。修养？哈！
但是我不是也很崇尚修养吗？这么多年来，我不是对这些规则也接受得好好的吗？这些年我接受了太多美妙的词，包括把我女儿诓骗住的“全球化”。说是全球已经成了一个“村”了，但是这个村里，还是有强者和弱者，还是强者在支配着，还更加直接便利地支配了。所谓全球市场，只是强者和冒险者的游戏场，弱者和饥渴的穷人只能更深地陷于欺骗之中。甚至我们明白被欺骗了，我们仍然愿意。在这里，中国人中不是流行着这样的话吗？“他们要不剥削我们，我们到哪里赚钱？我们就是来要他们剥削的！”
但是我不愿意了。从那个石材会社出来，本来我要赶去晚上的日本料理店上班，但我迟到了。我很少迟到，而且那天我有足够的时间，不应该迟到。我去逛大街了。我就是变变一直以来中规中矩的生活。我一腔戾气。我终于晃荡晃荡到了店里，店长对着我哇啦哇啦叫。我不理睬，进换衣间换工作服。我仍然慢慢地换。出来时，那家伙的脸色更难看了。
同店的中国人小彭跑过来，小声说：“会木生气了！”
店长叫桧木，小彭没文化，总是读成“会木”。我说：“我还生气呢！”
小彭没听明白，又说：“还做了个这动作！”
他把手往脖子上做个切割的手势。我知道这是クビ，也就是炒鱿鱼。我的戾气蓦地像蛋精煮熟了一般，现出形状来。这时，桧木冲这边嚷：“喂，迟到了还聊天！”
小彭缩了缩脖子，跑去端菜了。我却应道：“要不要把衣服穿好呀？”
桧木一愣。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顶过嘴。日本人总是说，我是有修养的中国人。所以才好欺负了！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看看我没修养！桧木好像要爆发，但是碗已经堆成山了，他只得说：“那就快点啦！”
我敷衍地洗了几块碗，就想停下。我觉得腰酸。以前虽然也有过腰酸腿痛，但是并没有这么不能忍受。碗仍然一茬一茬地堆近来。你再洗，那碗还是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无穷无尽。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直起腰，歇息。这时桧木又出现了。他叫：
“はやく！はやく！”
日本人喜欢说“はやく！”就是“快！”我应：“我累啦！”
“累？你是来工作的！”
日本人说“工作”这词时，总是显出至高无上的神情。我讨厌他那种神情。我说：“工作，但不是卖命！”
他没词了。就自己跑过来，替我清理。他气急败坏地把窗口的碗碟通通放进洗碗槽里。日本人的头头就是有这干劲，你不干，我替你干，干给你看。但是我不吃你这一套了，你干得欢，我走。我上卫生间去了。我坐在抽水马桶上歇着。我回来时，看见他已经把碗洗了大半。他问：“干什么去了？”
“拉屎！”我说。
这样粗俗地回答，我觉得爽。也许我本应该一本正经地说，拉肚子啊什么的，许多偷懒的人都装做一本正经。但是我不。我这么说时，我感觉自己微微有点笑。
“玩去了吧？”他说。
我一笑，表示默认。
“这是工作时间！”他又说。
我应：“肉吃肉做，菜吃菜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