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部分战士到棚上去收割稻谷，我们的任务是掼稻，这活儿我们都干过。昔日在大岭下，家里种了好几亩水稻，农忙时，哪有不干活的，读中学以及在石铭小学教书时，我也回来干过几次。
掼稻有意味。那戽桶，四四方方的，形似一个大斗，底下装有两根道轨，可以在泥田中推行。不过苏南的戽桶又大又厚重，需四个壮汉肩顶肩扛，不及闽西的小巧、轻便，这也合情理，闽西多为山地，稻田在谷底，戽桶大了沉了，无法运送。另一点，苏南人掼稻常四人同时进行，不像闽西一人即可。再者，闽西人掼稻在戽桶的三边罩上竹席子，以防稻谷飞溅而出，造成浪费。苏南则不然，我曾向句容的民众提过建议，可惜没人采纳。
我喜欢戽桶，倒过来的戽桶可以当戏台，小孩爬上去，可跳舞唱歌。我们客家人的山歌用童稚的声音唱出，伴随着清清谷音，传达于溪水沟、松竹中、瓦舍里，和着炊烟，伴着晚霞之光，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如果月明星稀，可以躲在戽桶里捉迷藏。那时男顽童光着头，小女孩扎着羊角辫，爬上爬下，惊喜声、打闹声，伴随着狗吠声，那是一幅多么动情的生活图景呀！可惜这些都是遥远的事了……等打完鬼子，我要回到家乡，重温一下昔日的生活。
我掼稻的动作很熟练，挥手而下，稻穗重重地摔在戽桶板上，稻谷飞溅而出，在三面围绕的桶板上来回激荡，三两下稻穗便变成光光的稻草了。
稻田的主人刘洪保佩服极了，他由衷地赞叹道：“廖司令，我原以为当兵的只会扛枪打猎，没想到你们都是种田能手。你廖司令，拿毛笔的手，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没想到也能掼一手漂亮的稻。”
“这不算什么，新四军绝大部分都是苦出身，你还不知道，我们插秧又快又好，不用拉线，一天最多时，一人可插二亩秧！”
“是吗？”洪保瞪大了眼，他的神色不是将信将疑，而是一种惊叹、惊喜、钦佩！
掼稻是费力的活儿，劳作太苦，农夫常以唱歌解闷。闽西山歌，田间劳作时常能听到，这吴地呢，在宜兴经常听到渔民在船中唱歌，那是为了减轻摇橹的疲劳，在句容也听到过农夫在种田时哼唱歌曲，调子挺美的……
果然，歌声传来了，好动听！噢，那好像是十只台子，在宜兴闽口时，我听盲人唱过，当时独二团的一位和桥战士曾记录下来，许多句子我都会背诵。
“是唱十只台子吗？”我把稻把举在空中没有往下掼。
“对，对对对，是新店村的管小狗在唱，他嗓子好，能唱许多山歌。”刘洪保不知是因为掼累了，还是因为看到我想听山歌，建议歇一会儿再掼。
这一说我倒真觉得有些累，手也有些酸了，另两个同志也说累了，歇一歇也好。
我接过刘洪保递来的大麦茶，喝了两口，耳边听到了那熟悉的曲子。“第四只台子四角平，吕蒙正落难破窑洞，朱买臣落难上山砍柴卖，何文秀落难唱道情。”
这歌声配合掼稻的动作，有着特有的节律。
“第六只台子荷花放，王婆药死武大郎，潘金莲结识西门庆，武松杀嫂嫂心慌。”歌声婉转清越，糯米般甜美，这和苏南的清秀十分和谐呀。
“第九只台子菊花黄，阎婆惜活捉张三郎，宋公明投奔梁山上，沙滩救驾肖秦王。”这歌声不似闽西的悠扬，闽西多山，往往是两面对唱。由于沟壑相阻，无法相会，有时森林遮蔽，不见人儿，所以歌调高远而悠长，真是地不同则调不同。
“第十只台唱完成，唐僧西天去取经，孙行者领路前头走，后来全是人番妖怪精……”有人接唱了，嗓子虽然粗糙，却出奇的响亮。声波振动着耳膜，大约那人也想通过歌唱来驱尽劳动的疲劳……
生活真美，刹那间我忘记了这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果不是放哨的战士，如果不是架在田埂边的枪支……
如果抗战胜利了，我真想回上杭半耕半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但我马上打消了心中的念头，抗战胜利，作为共产党员还应建设好自己的祖国。那时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和任务等待自己，自己的一切早已交给了党，交给了祖国，交给了人民了……奋斗奋斗。
“同志们，继续掼！”我猛喝了口茶，放下碗，又抓起了稻把。
我真想唱闽西山歌，但几个战士和稻田的主人都是苏南人，所以我们只能用“哼唷”这样大家都能哼的调子配合手上的动作来完成自己的劳作。
到教导大队授课，刘一鸿已请求几次了，我该去了，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光靠军事训练是不行的，还必须提高战士们的军事素质，因为我们的战士参加新四军抗日并不是都抱着正确的态度来的，有的是吵架出来的，有的是饥饿出来的，有的是捧场来的，也有的是为了报仇而来……
所以常常会发生逃亡，拖枪逃跑等现象，非战斗减员严重，如果不提高战士们的政治素质，提高战斗力将成为一句空话，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素质，必须选拔造就一大批干部充实到部队中去，让他们来进行宣传教育，使广大指挥员明白为什么要抗战，什么叫民族战争，什么叫反法西斯战争。
教导大队是培养干部的摇篮，想想一九三九年十月，自己进军部教导九队学习，里面的同学王直、王胜、乐时鸣、蓝荣玉、熊兆仁、黄玉庭、陈虹、刘一鸿都已成了新四军骨干，已担负起抗击日军的重任。
进教导大队学习使自己的政治素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自己的理论修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党史到世界革命史，从阶级斗争到民族斗争，从独立自主到统一战线，都有了全新的认识，视野开阔了，如神游八极，军事素质也随之提高，胸中平添千军万马，排兵布阵，胸有成竹，大有挥洒自如的感觉。回到苏南，组建新二支队后，便指挥了赤山之战，赤山之战的胜利应该和九队的学习大有联系。
大力加强教导大队的建设，显得十分迫切，尤其陈、粟北上、皖南事变后，敌顽夹击，形势严峻。部队建设显得十分迫切，我与罗忠毅、邓仲铭商量，在教导大队中设青年队、军事队、政治队，多头并进，培养干部，加速部队军政素质的提高。
教导大队的大队长首选人物是刘一鸿，这个“刘大炮”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首先自身的文化素质高，我们的部队中大都来自贫民阶层，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刘一鸿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天主教主办的徐汇公学就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是一个地道的“洋学生”，且看其诗吧，“倭虏压境也沉沉，东北关山隔暮云。三省大军几十万，为何撤出沈阳城？独夫民贼皆豚犬，祸国殃民媚于人，举国忠良皆拭泪，救亡济弱赖人民。”诗作颇有力度，他也读过许多名著，功力不凡。其二是军事素质高，他学习了一手好枪法，有较强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
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马鞍山坝头村，变卖房产，组织抗日自卫队，抗击日寇，颇有胆识，在消灭朱永祥部、赶走余宗陈部、石塘阻击战、龙潭炸军车中都体现了其杰出的才干。至于政治素质那就更不用说，粟裕率先遣支队北上，他便接受我军抗日的主张，后与傅秋涛相会，便接受新四军的调遣，消灭朱永祥部时积极配合，武汉沦陷后，即率部到宣城狸头桥二支队司令部驻地，接受整训，成为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部九队学习时，表现非常突出，他本人的成长历史就是教育官兵的最好教材，所以选拔他担任教导大队长，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
我、王直、刘一鸿三人向玉华村的祠堂走去，教导学习班的课堂设在祠堂内。江南的祠堂是重要的场所，无论是皖南还是苏南，祠堂是乡村最好的房子，也只有这样地方才能供多人集会使用。皖南的祠堂很讲究，当时的军队及许多部队机关设在祠堂内，苏南的祠堂也不少，大小不一，像塘马刘家祠堂这样气派的不多，这玉华山的祠堂也不小，但和刘家祠堂比还是少了那份气派，和闽西的祠堂比，凝重有余，轻灵不足。在闽西我们开会，也常常聚集在祠堂中，但祠堂少，有时聚集在庙宇中，闽西多天后宫，所以天后宫是聚会的常见之地，一九三五年与张鼎丞在永定汤湖的调吴开会，就是在天后宫召开的。
我们三人是老同学了，今天同在十六旅抗战，走在苏南的村庄上，脚踏青石板，耳听劳动号子声，鼻闻阵阵稻花香，眼望金黄色一片一片，秋风劲吹，重任在肩，感慨良多呀。祖国多锦绣，河山多壮美，人民多可爱，这样的世界怎能让法西斯横行，我们一定要在毛泽东领导下肩负起驱逐日寇的光荣重任，为苏南百姓而战，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而战。“有我们新四军在，绝不允许你们横行霸道。”我握紧了拳头。
我拿起粉笔，面对教导队的学员，又做起了老师。这一张张淳朴、坚毅的脸，使我想起了家乡石铭小学。双髻山松竹状似海水一般漫溢于山下，那厚重的土围墙，承托着轻灵似飞燕尾巴似的屋脊，或掩映于花丛中或掩映于树木下，缓缓的山坡上，坐落着我可爱的学校——石铭小学。一排正屋，两排辅屋，前一围墙，难忘啊，我可爱的学校。自那一刻起，我成为名副其实的先生，辅导起那莘莘学子来，成为一个传递文化薪火的火把，那当然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但比起我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来，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在共产党员罗寿春宣传影响下，我才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从黑暗中看到了希望，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十二月加入共产党，使我走上了革命的路，生活有了全新的变化，人生进入了新的时期……所以面对学员，重新拿起粉笔，各种思绪涌来，各种画面浮现、叠加、晕化、似烟似雾，这不由得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来……
看到这批教导队学员，不由得令人想起在军部教导九队的学习生涯，可以说那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文化、军事、政治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抗战中的政治、军事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九队不仅能听到高水平的教员的授课，更重要的是聚集了一大批军政素质特别高的学员，像王直、乐时鸣、王胜、黄玉庭、熊兆仁、刘一鸿等，如今都战斗在十六旅，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我们这些人在教导九队的学习，时间虽短，受益匪浅，许多人的面貌有了全新的变化，在实际的战斗、生活中发挥了比昔日更为有效的作用。
所以在陈毅同志建议下，九队学习、训练提前结束，我即刻回到四团，不久担任新二支队的副司令。在实际斗争中更能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所以面对新的学员，我的感觉是那样的急迫……
噢，一个小学员，虽满脸稚气，但眼睛正透射着成熟的睿智。看，他听的多认真，很像石铭小学的那些孩子……
我继续讲着，这敞开的屋宇要比封闭的教室宽敞明亮。学员们坐在天井里，我们这些教员在祠堂的中厅讲解，内外一体。除了有限的几根木栓、头上一片屋顶、脚下台基较高、光线稍暗外，什么区别也没有。这正好吻合战时的环境，如果在封闭的教室，比方像石铭小学，窗外有芭蕉探头，鸟鸣声声，窗内学生朗诵“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事事关心”，但终究有一种阻隔，没有那种官兵一致，其乐融融、紧密团结的氛围。现在看着战士们手拿笔记，手持钢笔，或伏案书写，或竖耳倾听，那刚毅的表情和显示着军人气质的身姿，多么鼓舞人心呀！
思维和语言是同步进行的，但要比语言丰富得多。讲到党和军队的关系，我提高了嗓门：“军队在党领导之下……”
是呀，军队必须置于党领导之下，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成为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初，在井冈山，队伍是那么弱小，但经三湾改编、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后，部队的战斗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即使受到左倾影响，丢了苏区或被迫长征、或转战于南方山中，但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显示出无穷的威力。
抗战了，我们的政治工作更为重要、更为复杂。一方面，我们搞统一战线，这就容易产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放弃和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另一方面，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大，使人产生对纯军事技术装备的依赖。至于南方原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民众对我们缺乏了解，加之传统尚文薄武的思想影响，我们的工作更为艰难。我曾写过《四团的一年》，回顾了初到苏南，在溧阳上兴埠遇到民众的不解与冷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