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诗歌进入唐代，也就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代。唐代是文学全面繁荣的时代，整个文坛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姹紫嫣红、欣欣向荣的局面。无论是诗、文、小说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词和变文也在这一时期潜滋而生，而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则是诗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见唐诗对中国文学影响之深、大、广。
唐代诗人辈出，诗作丰富。仅据《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2873人，诗作49403首。唐诗的作家有帝王将相，也有朝士布衣、僧道巫医、渔夫樵人、童子妇人、甚至少数民族的子民；其中很多都留下了杰出的诗篇，不仅涌现了初唐四杰、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等出色的诗人，也涌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光照千秋的诗坛巨星，并且，许多诗人对近体诗体制的掌握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绚丽的诗篇。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其中有的反映当时社会黑暗，揭露统治者的腐朽，反映人民疾苦；有的描写边塞征战，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山水田园，歌颂大好山河；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
唐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多样。就创作手法而言，既有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诗歌，也有继承浪漫主义传统的诗歌，还有结合二者而形成的诗歌，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多样化格局。从流派上而言，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风格各不相同，或雄浑豪放，或俊逸洒脱，或自然质朴，或简洁洗练。明代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中提到：“开元、天宝年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
唐诗的体裁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古体诗中五言与七言居多，句数长短不定，对音韵格律要求也较为宽松，可以中途换韵。近体诗是唐人的创造，是唐人对诗歌体制的重要发展和确定。唐人的近体诗分为律诗与绝句，绝句和律诗各分为五言与七言。近体诗与古体诗比较而言，有着较为严格的音韵格律，句数固定、每句的字数固定，律诗八句、绝句四句，平仄需遵循一定的规范，押韵也要遵循一定的规范，不能中途换韵。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形成对仗。
其形式也众彩纷呈，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新乐府诗；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唐人新创造的近体诗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是唐诗中最为显著的功绩。
唐朝的建立伴随着政治的清明、国力的强盛、思想的开明、文化的繁荣。于是从初唐开始，诗歌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峰。从整体上看待唐王朝辉煌灿烂的诗歌史，大致上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对应着诗歌的兴起、繁荣、发展和消歇的过程。
初唐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之前的诗坛笼罩在南朝诗歌与“上官体”纤弱萎靡、了无生气的文风之中，初唐四杰反对这种堆砌辞藻、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颓靡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提到了四杰在当时影响的广泛，有“王杨卢骆当时体”之句。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川）
“唐”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初唐四杰”之后另一位出色的初唐诗人是陈子昂。他反对齐梁浮华萎靡的文坛风气，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其中，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从历史和宇宙深处炸响，其悲壮与豪迈之声直接开启了盛唐之音，可谓是怀古诗的绝唱。
继而，宋之问、沈佺期在格律方面继续对诗歌发展进行开拓尝试，并卓有成效，突破了“永明体”的束缚，促进了近体诗的最终形成。
盛唐的国威迎来了盛唐诗歌的鼎盛。从开元、天宝年间到“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的综合国力极度强盛。南北统一，版图辽阔，交通发达，社会稳定，文人得以从心所愿地漫游天下，从而扩大了视野，开阔了胸襟，丰富了体验，激发了诗情。而整个社会物资空前富裕，使文人得到良好的生活保障。而当时四方交通，儒、释、道三教并重，文化思想相当开放，又为诗歌走向繁荣奠定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氛围。
首先是张说、张九龄、王之焕与王湾等初唐早期的诗人，预告了盛唐高潮的来到。继而“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各领风骚。
盛唐山水诗人主要有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健和祖咏等，其中以王维、孟浩然成就最高，因此又称为“王孟诗派”。孟浩然是唐代大量写作山水景色与隐逸生活的第一人，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之一。
孟浩然像孟浩然（689～740），本名不详，字浩然，襄阳（今湖北襄阳）人。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
他既追慕陶渊明躬耕田园的高尚情操，又怀有盛唐人拯世济物的时代理想，诗多以山水田园为描写对象。或描写隐居萧散高雅的生活和种种闲情逸致，或描写行旅途中所见山水胜景和高情远思。风格自然平淡，意境完整浑成。他的创作，成就较高的是田园隐逸诗，其代表作是《过故人庄》，此外还有《夏日南亭怀辛大》、《夜归鹿门歌》等，但这一类诗歌数量并不多。他写得较多的是山水行旅诗，成就也较突出，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宿建德江》等。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代表了这一诗派的最高成就。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山西祁县。出身世代为官的家庭，本人又多才多艺，二十一岁即中进士。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罢相，权奸李林甫当政，遂成为王维一生的分界线。前期积极入仕，后期半官半隐，前后期的创作也因此而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存诗380多首，最有创造性和特色的是山水田园诗。由于他既精于诗道，又深于画理，因而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充满诗情画意，标志着这一题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王维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所以他的诗歌往往诗画一体，交相融汇。所以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诗》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王维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另外，王维在佛法上颇有造诣，所以他在创作诗歌时常常以禅入诗，为山水田园的清新诗风增添了几分禅意。
山居秋暝（王维）
与“山水田园诗派”并称的是“边塞诗派”。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代表作家是高适与岑参，此外还有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灏等。
高适（700～765），字达夫、仲武，沧州（今河北景县）人。
高适一生共创作了两百多首诗歌，内容或感叹身世，舒展抱负；或忧民生之多艰，怀同情百姓疾苦之叹。殷璠称赞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河岳英灵集》卷上）而一首《燕歌行》在蔚为大观的边塞诗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他边塞诗代表诗人的地位。
燕歌行
唐·高适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另一位代表人物岑参更注重反映边塞将士心声、征战戍边生活和西北地区雄起壮丽的自然风光。
他一生中曾两次出塞，在西北边地长达六年，并在安西、北庭、关西节度幕中任过职，有丰富的边塞生活的阅历。因此他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岑参诗题材新奇，色彩瑰丽，想象奇特而又夸张合理，在将夸张与具体、奇妙与真实结合得如此和谐方面，唐代很少有人与他相比。殷璠评其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代表作有《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高歌“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成为了千古豪迈戍边将士的真实写照。尤善歌行体。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王昌龄也是当时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人。登开元十五年进士第，补秘书郎。二十二年，中宏词科，调汜水尉，迁江宁丞。晚节不护细行，贬龙标尉卒。昌龄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適、王之涣齐名，时谓王江宁。集六卷，今编诗四卷。
王昌龄犹擅七绝，因而有“七绝圣手”、“诗家天子”之称。他的七绝诗内容基本上选用乐府旧题来抒写战士爱国立功和思念家乡的心情。他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想象力。其诗歌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婉转和谐，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他的许多描写边塞生活的七绝被推为边塞名作，《出塞》一诗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出塞（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盛唐时期为后人公认的的天才诗人是李白。
《全唐诗》中李白小传记载道：“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或曰山东人，或曰蜀人。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初隐岷山，益州长史苏颋见而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可比相如。’天宝初，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明皇，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酒徒饮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永王璘都督江陵，辟为僚佐。璘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会赦得还。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云。集三十卷。今编诗二十五卷。”
李白画像他出生正值唐朝国力鼎盛时期，于是他配合时代的最强音，锻造出盛唐精神的精髓。余光中曾在诗中评李白“一口气就啸出半个盛唐”。他那追求理想的坚定执著、英雄失志的愤激不平、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爱好自由的叛逆个性，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放气魄和雄伟力量。他的诗所表现出的春风得意的蓬勃朝气，热情奔放的青春旋律，以及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兴象玲珑、自然天成的意境，充满了美不胜收的无穷魅力，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他的诗歌或讴歌追求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或对权贵富豪表现出蔑视不屈，不愿阿谀奉承、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曲意逢迎，渴望不羁狂放的个性和自由恣肆的生活状态，于是寄意于山水之间，纵情于酒盏杯茗之中（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或直接揭露丑恶的社会现实，抨击穷兵黩武的连年征战、反叛时弊（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或在崇尚清流不愿折腰的同时无奈于现实的残酷，表现出消极避世和及时行乐的情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或游历于大好河山之间，大量描写名山大川的秀丽景色，抒发壮怀或生发奇妙想象，留下清新飘逸的诗章（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李白流传下来的的九百多首诗歌，无不是自我的强烈表达，是自我个性的独特体现。浪漫而抒情，不加掩饰而天真率直。豪放率直，这正是他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征。不仅从个体的精神性格上，李白是豪放不羁的，在文体、题材、形象塑造和艺术手法上，李白也极尽浪漫主义之法。他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而这种移情与夸张与具体事物相连，又丝毫不让人觉得虚假，反而显得奇特生动和真实可信，使形象更突出鲜明。同时，奇妙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对比相结合，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和艺术表现力。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七言歌行篇幅长、容量大，形式自由，宜于表达诗人矛盾复杂的思想，抒发奔放恣肆的才情，而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李白的五言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
清代诗人赵翼评李白诗说：“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韩愈评价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深入中国诗歌的骨髓，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学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与李白并称“李杜”的是盛唐时期另一位重要的诗人杜甫。
《全唐诗》中对杜甫的小传记载道：“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餔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適。既至而適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虽然二人并称“李杜”，但是杜甫与李白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实质和诗品灵魂。李白生于盛世，盛唐精神是他着力表现的诗歌内容，而杜甫却将自己内心的关注点更多投在了“安史之乱”后的盛唐残凌。这场连续八年的动乱战争一扫盛唐之时的繁盛活泼，也将杜甫内心的情思牵动到盛唐气象破灭的悲哀之中。他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怀着“仁政”的理想追求，忧国忧民，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却又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于是将自己的诗歌深入到人民之中，真实地反映出百姓的疾苦，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
杜甫被后世标榜为“诗史”，他的诗歌像一面镜子，真实地照射出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的诗歌或毫不留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和丑陋嘴脸，批判贵族腐朽堕落的政治生活（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嫩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荷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扬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真实地反映人民百姓的疾苦和战争中水深火热的悲惨遭遇，以及在各种不合理的统治制度下深受剥削压榨的痛苦（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或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感，对家国山河面临崩溃表达出深刻忧虑、对祖国统一和复兴强盛表达出渴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如果说李白是盛唐时期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的话，杜甫则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富有典型性的人事物，并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预言凝练苍劲，不露痕迹。
“沉郁顿挫”是老杜诗篇的最显著特色，指深沉郁积的情感通过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现出来。其“沉郁顿挫”既表现在诗歌内容与所表达情感的深沉郁积，也表现在炼字用韵上的顿挫扬抑，还表现在体裁句式的选择上。沉郁顿挫的风格的基调是悲慨。杜甫诗歌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感情的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是杜甫最能打动读者的所在。就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而言，其感情的强烈是第一位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事的心态，便把这种喷薄而出的感情抑制住了，使他变得缓慢、低沉，回环起伏。几欲喷薄而出，但又不得出，缓急回环，跌宕起伏。
杜甫众体兼长，既有古体诗，更擅长律诗，无论是五律、七律，还是排律都极为出色，此外还创作了一系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唐代中期，盛世气象已转向凋敝，社会经济发展已不如盛唐时期的欣欣向荣。然而诗歌创作发展的步伐并未走向停滞，只是在诗歌精神中，那股不可一世的盛世情怀正在逐渐褪去。中唐诗歌从数量来看是十分客观的，诗歌流派众多，杰出诗人辈出，是继盛唐之后又一个诗歌繁盛的时期。中唐诗歌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代宗大历中到德宗贞元中，是“安史之乱”后文坛休整和转折时期；第二个阶段直到穆宗长庆末为唐诗继续兴盛的时期，也是唐诗的第二次繁荣。在中唐诗坛上引领风骚的主要有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元白诗派”，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孟诗派”，以李贺为首的独树一帜，以及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各异的诗人。
韩愈是中唐极重要的一个文学家。他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把盛唐气象召唤回来，并且为此做出了种种尝试和努力。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韩愈崇尚李、杜，试图恢复盛唐气象，但是并非一味模仿囿于陈规。他在盛唐诗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了一个奇崛险怪的诗派。他大声疾呼，用诗一样的语言喊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千古名言。显示出想用地震的强力重新推出一个高峰的魄力。
韩愈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雄奇豪放，并意欲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他提出“以文为诗”，即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别开生面，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不过，他在将写文之法引入写诗的同时，也存在着将诗歌引入散文化、议论化，过于直露的危险。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其一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在今浙江境）人。与韩愈并称“孟诗韩笔”。孟郊也崇尚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作诗崇尚“苦吟”，主张“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韩愈评价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宋人梅尧臣《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中评价二人：“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涛惊有唐。”
《游子吟》虽然李贺与韩愈、孟郊的诗歌风格不完全一致，但是通常也将他归于韩孟一派。李贺（791～817），字长吉，陇西成纪（在今甘肃境）人。他的诗歌色彩浓丽、想象奇诡、情调幽冷、构思独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人称“长吉体”。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给古典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
另外，韩孟诗派的诗人还有贾岛、卢仝、姚合、刘叉等。
中唐诗坛上与“韩孟诗派”并举而稍后兴起的是以白居易、元稹为领袖的“元白诗派”。他们同样受到盛唐诗的影响，却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元白诗派”发扬杜甫的写实精神，注重写实，崇尚通俗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政治时弊。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元白诗人倡导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被称为“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是相对于古乐府而言的，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并推向高潮，并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论宗旨。
白居易代表了“元白诗派”的实绩。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继承儒家“比兴美刺”的诗论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诗风平易浅近，其《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最具有代表性。白居易的诗歌既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残酷压迫剥削；也放映了人民疾苦，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琵琶行》同期的元稹也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阳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代表作有《田家词》、《织妇词》等。
另外，元白诗派的著名诗人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
中唐诗人中还有两位并举为“刘柳”的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二人皆满腔抱负、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都不得意，怀才不遇，因“永贞革新”而连遭贬迁。二人是莫逆之交，政治生活与思想有许多相似，但是其诗风却各不相同。柳宗元峭拔简洁，而刘禹锡雄豪苍劲。
柳宗元多山水诗，他的山水诗特色在于融入了更多贬谪之意和人生哲理的深思。
刘禹锡在诗歌上的成就则是超越柳宗元的，他众体兼备，思想辨证深邃，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之作。诗人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世间变化之后的思考，其中蕴涵了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加之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中唐诗坛独标胜境。如七律《西塞山怀古》、七绝《石头城》、《乌衣巷》等。另有《始闻秋风》、《秋词二首》等。
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晚唐时期是唐朝诗歌夕阳返照的阶段。杜牧、李商隐在诗歌艺术上继续发展，是大唐诗坛最后的一道靓丽风景，被并称为“小李杜”。但是在思想内容上仍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末日王朝的感伤情怀。皮日休、杜荀鹤等延承元白诗风同情民生疾苦、关注社会现实，但是缺乏足够的艺术魅力。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长安（今西安）人。是宰相杜佑之孙。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比杜牧小十岁，怀州河内人。二人有着笃深的友情，但在诗风上却走向不同的道路。杜牧的清新明丽的抒情小诗广为人知，他的咏史抒怀诗抒发历史兴亡之感、痛贬时弊，有着深沉的历史感。李商隐擅长律绝诗，常以歌咏历史题材来讽谕现实。他的爱情诗也很出色，形成了深情婉曲、绮丽精工的主体诗风，是唐代最具创造力的诗人之一。其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寄托遥深而措辞婉曲。
《江雪》
过华清宫
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清明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锦瑟
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无题
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唐诗是中国文学史的瑰宝，是中国文学灵魂中的精粹，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尽管时隔千年，它的魅力还在这块大地上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