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某些想法的迸发与实施有时突然的令人瞠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必定有种持久的准备性因素在发挥作用。这种因素使群体接受某种信念后就对其他信念具有绝对排斥性。
在研究了群体心理构成之后，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情感、思维以及推理模式，下面我们将研究群体意见和信仰是如何形成并确立的。
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形成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使群体接受某种信念后就对其他信念具有绝对排斥性的因素。这类因素的存在，使某些具有影响力和惊人结果的新想法更容易产生，虽然这些想法看上去是自发产生的。群体某些想法的迸发与实施有时突然的令人瞠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必定有种持久的准备性因素在发挥作用。
在这种准备性因素长期、持久的作用下，间接因素就会发展成为劝说群体的积极作用，即间接因素变成了直接因素。如果缺少之前的准备性作用，直接因素便不会发挥作用。因此，直接因素是指能够促使某种想法形成、实施并产生作用的因素。直接因素会使群体决议突然被执行，骚乱的爆发、罢工决议的制定，甚至绝大多数人授予某人权力推翻政府的行为，皆归因于此。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起到的连续作用。仅以最显著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为例，其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书、贵族的强征暴敛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条件的准备，群体思想很容易被直接因素激发，它可以是演说者的激情演讲或是对宫廷党无关紧要改革的抵抗。
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是构成群体一切信念与意见的基础，包括种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看看这些因素到底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使群体走出野蛮状态的有力支撑
种族因素必须位于首位，因为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另一本书中已有充分论述，这里不再多述。在前一章中我们说明了历史上的种族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族群特点一旦形成后，是如何通过遗传规律具备创造信仰、制度和艺术天赋的；总之文明的所有构成要素仅仅是种族特征的外在表现。此外，当种族天赋从一个民族传播向另一个民族时，所有要素必将经历最深刻的变化。
环境变化和不同事件的发生可以看作是一时的社会性暗示因素。它们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如果这种社会性暗示因素与种族性暗示因素，即民族世代相传的因素相抵触时，这种影响力往往只能是暂时的。
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几章还会谈到种族影响力的问题，并会指出这种影响力将强大到能够决定各种族的典型特征。由此可知，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群体，他们的信念和行为自然千差万别而且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控制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无形主人
传统是以往观念、需求和情感的表现。它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巨大。
自胚胎学证明了时间对于生物进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来，生物学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如果这种观念可以更多的为人所知，史学界也会出现不小的变化。然而现在这种观念尚未普及，许多政治家与上个世纪的理论家一样思想老化，他们仍旧认为社会可以同自己的历史割裂，完全仅凭理性的光芒重铸未来。
民族是由历史创造的有机体。与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不断进化。
人类一直受传统支配，当他们形成群体时更是如此。表面看来，他们可以轻易改变传统，但实际上他们改变的只是传统的名称或外在形式，正如我之前一再重复的那样。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民族特征的形成或是文明的建立都离不开传统。因此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背负着两大使命，一是建立一套传统体系，二是当这套传统体系的有益成果消耗殆尽时，要竭力将其摧毁。就如同文明的建立离不开传统一样，文明的进步同样也离不开对传统的毁灭。想要平衡变与不变的关系，实在太难了。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过于稳定，那么它将不会再有变化。这时，采取暴力革命也没有用。因为革命之后，要么是打破的锁链重新拼凑在一起，原先的帝国再一次重现，要么就是这些碎破的链锁各自散落，混乱无序之后衰败随之而来。
因此对一个民族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维持原有制度，然后用微小而不易察觉的方式对其进行改进。这种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只有古罗马和近代英国成功的使用了这种方法。
的确，死守传统、极端反对变革的正是群体。那些有地位的群体尤是。我坚持认为群体精神是保守的，即使是最暴力的反叛最多也只能造成几句口令或条款的变动。上个世纪末，面对一座座被毁的教堂，一个个被驱逐或走上断头台的神父，我们会以为传统的宗教观念大势已去。然而没过几年，为了顺应大众需求，废止的公开礼拜制度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昔日遭到毁灭的旧传统，又开始大行其道了。这个事例极好的证明了传统对群体心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用。寺庙的神像、宫殿中最专制的暴君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在顷刻间就能被打倒。但是那些控制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无形主人，却不会被引起任何反抗，只会在数百年的岁月里慢慢衰退。
真正的创造者和伟大的毁灭者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生物学，时间都是影响它们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和伟大的毁灭者。时间，使沙土堆积成山；时间，使地质时代低等无名的细胞演变成高等而有尊严的人类。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任何固有现象。人们已经正确的认识到，如果时间充足一只蚂蚁也可以将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一个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力，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这里我们只讨论时间对群体意见形成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的力量是巨大的，像种族这样重要的因素都取决于它，因为没有时间种族便无法形成。一切信仰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同样取决于时间，是时间使它们获得力量，继而失去力量。
正是时间，为群体意见和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各种准备，至少为它们的生长提供了土壤。这就说明了为何某些思想在一个时代可以实现，而在另一个时代却行不通。时间，使各种零散的信念和想法不断聚集并从中产生某个时代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产生不是一时偶然，它们全都深深根植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作了准备。想要了解它们的起源就要追溯过去。它们是过去的后代，未来的母亲，也是时间永远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它足以改变一切。
如今面对群体各种危险的欲望以及由此将会带来的破坏和动荡，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可是时间可以独自让这一切事物恢复平衡。拉维斯（Lavisse）十分中肯的写道：“没有哪种政治体制能在一天之内建立。任何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数百年时间锻造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其法令典章建立以前，经历了数世纪的无序与动荡；君主专制政体同样是在经历了数百年后，才形成了自己的管理体系。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不平静的。”
虚假、短暂的外衣
制度的建立可以纠正社会弊端，制度与政府的完善可以使国家进步，社会变革可以通过各种法令的颁布来实现；在我看来，上述观点仍然受到普遍认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也是当今各种社会学说的基础。
一连串的事实经历一直无法撼动这个巨大的谬误。哲学家和史学家试图证明它的荒谬性，但总是徒劳无功。然而，他们轻而易举的证明了各种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情感和习俗不会随法律制度的重新制定发生改变。一个民族不可能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无法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制度和政治体制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而是时代创造的产物。各民族受到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随意狂想，而是由他们的特征决定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数世纪的时间，然而改变它同样如此。制度没有什么固有性质，无所谓好坏。特定时期内对某一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可能极为有害。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制度。虽然通过革命可以改变制度的名称，但却没有办法改变其本质。这些名称只是些无用的符号，当史学家探究到事物内部时，他们几乎从不在意这些符号。例如，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采用的仍是君主立宪制，而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实行的是共和制宪法，但国内极端暴虐的专制统治仍然十分猖獗。决定他们命运的是民族特征，而不是他们实行的政治体制。我曾在前一本书中通过列举事例证明了这个观点。
因此，浪费时间制定各种俗套的宪法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它只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价值的劳动。制定宪法需要依靠必要性和时间来完成，最明智的办法是让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
这个办法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了，正如研究他们的伟大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所指出的那样，拉丁民族的各国政客们应该牢记这种办法。他指出，从纯理性角度看，法律可以取得的所有好处表现得十分荒谬而矛盾。他将拉丁民族大量炮制的宪法资料与英国宪法进行比较后指出，英国宪法是在必要性支配下缓慢的发生变化的，绝非是思辨式推理的结果。
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只考虑是否方便易行；绝不仅仅因为异于寻常而改变；决不改革创新除非感到不满或者要消除不满；决不制定宽泛的法规除非出现特别案例，从约翰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成立了250年的议会，使它们从容应对所有的事情。”
各个种族的法律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种族的需求，因此我们无需进行猛烈变革，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一一加以考察。例如，对于中央集权制的优缺点，我们可以专心于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民族用1000年的时间来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一场旨以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不得不对这种制度有所顾忌，甚至使其进一步强化时，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是某些独断需求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那些探讨如何毁灭它的政客，对他们可怜的智商我们感到遗憾。如果他们不小心成功了，这预示着可怕的内战即将爆发，但战争之后，又立刻会出现一种比旧制度更具压迫性的中央集权制度。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不是深刻影响群体特征的因素。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然而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在极其相似的制度下，却仍然生活在卑劣、混乱的状态中时，我们应该承认制度与一个国家的兴衰无关。
任何民族都受其固有的特征支配，所有与特征不符的制度都只能是一件虚假、短暂的外衣。确实，为了强行建立某种制度，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并且仍将继续。
人们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骸一样，赋予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引起的大动荡是由于其对群体心理产生的反作用。
但是，制度并非以这种方式产生影响。因为不论成功失败，它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影响群体心理的是各种幻想和话语，特别是话语，它们的影响力有如它们的虚幻性一样强大，对其令人吃惊的影响力我们很快会在后面进行说明。
使民族走向衰落的刽子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