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新曙光即将来临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初看上去是政党更迭、外敌入侵或王朝覆灭造成的。但是，当我们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发现，藏在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真实原因——民族思想的深远变革。
真正的历史大动荡，不是那些让我们惊骇的宏大、暴力的场面，而是文明的重建，它可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发生变化。令人记忆深刻的历史事件，不过是由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带来的可见后果。这些大事件之所以并不常见，是因为人类种族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历代相传的思想根基。
当前时代，正是这种人类思想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构成这种变革的基础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宗教、政治与社会信仰的彻底瓦解，因为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其中；第二是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与思想环境。
旧观念虽已千疮百孔，但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取而代之的新观念正在形成之中，因此现时代正处于过渡期，局面一片混乱。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将会发展成何种状态，还很难说。继我们生活的社会之后，社会将建立在怎样的基本理念之上呢？目前我们无法知晓。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社会无论以何种方法进行组织，他们必须对这股新兴力量即群体力量予以重视。因为，现在这股力量不仅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还将持久的存在下去。
在以往无可置疑、如今已经腐朽或正在腐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权力之源不断遭到革命摧毁的残垣之上，似乎这股崛起的群体力量注定不久将把其他力量纳入自身体系。当我们古老的信仰解体时，当古老的社会之柱一根根倾倒时，群体力量是唯一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且日渐壮大。事实上，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就是群体时代。
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间的敌对是引发各种事件的主要原因。民众意见对此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恰恰相反，过去得到承认的各种政治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偏向及其相互敌对不再起作用了，民众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正是这股声音向统治者传达了民众的心声。统治者的言行必须努力向这股声音所传达的内容靠拢。于是，现在国家的命运完全听凭于民众的安排，不再受议会的掌控。
民众的各个阶层逐步进入政界是过渡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表明他们正日益向统治阶层转变。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可能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利转移的显著特征。民众力量的不断扩张始于某些观念的传播，当这些观念慢慢渗透进人们的思想里，致力于实现这些理论想法的个体便逐渐结成团体。也正是通过团体，民众开始获得一些同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十分公正，也会有非常明晰的界定。）并最终意识到了自己力量。
之后，他们开始不断的成立各种联合组织，使一个又一个权力组织对他们俯首帖耳；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经济规律试图改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他们来到政府议会，那里的议员懈怠、顺从，只是委员会选出来的传声筒。
今天，民众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无异于要把现存的世界彻底推翻，他们企图将社会带回到文明降临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因为那时的人类群体正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有：限制工作时间，将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所有产品，为了民众利益消灭一切上层阶级等等。
群体不善思考，所以易于采取行动。他们目前的组织使他们的力量日益壮大。我们亲睹其诞生的那些信条，很快将具有旧式信条的效力，即不可置疑且独断至上的力量。群体的神权即将取代君主的神权。
那些与中产阶级意气相投的作家，最能反映中产阶级相当狭隘的思想、僵化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不时表现出的过度自我意识。这些作家因为看到这股新兴力量正不断壮大而感到不安。为了与人们混乱的思想对抗，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救。他们说科学已经沦丧并心怀忏悔的皈依罗马教廷，提醒人们记住那些具有启示性真理的学说。
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已为时晚矣。假使他们真的感动于神的恩宠，类似的行为也不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他们并不大关心最近宗教信徒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群体否定的诸神，早已被其训诫者否定并予以毁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河水溯流求源，无论这种力量是来自上帝还是人类。
科学并未沦丧，也从未陷入目前这种思维混乱的状态，而且新兴势力也并非是从这种混乱的状态中产生而来的。科学向我们预示的是真理，至少是一种我们智力可以把握的知识，如各种关系之间的知识。科学从来不是和平或幸福的象征。它高高在上，对我们的感情波动和悲恸无动于衷。我们能做的就是设法适应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恢复被它摧毁的假象。
从所有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中都可以发现群体力量正在迅速壮大，根本不容我们做如是理想的设想：群体一定会在不久后停止发展。不论命运为我们预留了什么，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理论都只是徒劳无功的坐而论道。群体力量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即将陨落，它可能彻底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这是每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阻止这种倒退可能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种衰落的文明是群体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现在才能发现的迹象。历史表明，当文明赖以形成的道德力量失去效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且野蛮的群体完成，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们为野蛮人。文明向来只由少数知识贵族阶级创造并掌控着，而绝非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毁灭力量。他们的统治总是趋向于野蛮时期的统治方式。
一种有着固定规章制度和纪律准则、从本能的自发状态进入到自觉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这种文化的高级阶段决定了群体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上述所有事情的，这点通过群体实践得到了证明。由于群体力量的纯粹破坏性使他们在文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微生物，不是加速衰弱者死亡，就是促进尸体分解。于是，当文明的大厦开始腐朽，使它倾倒的总是群体。也正是这个关键时刻，使群体的主要任务变得清晰明了。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准则。
我们的文明会经历同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来由，但是，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不论答案如何，我们必定会屈服于群体力量。因为群体缺乏远见，这使得可以控制他们的障碍已被一一清除。
当群体逐渐成为谈论焦点时，我们却还对其知之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常常忽视群体的存在，因为他们远离群体生活，所以即使他们近来把目光转向群体，也只对犯罪群体加以关注。犯罪群体的确存在，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英勇高尚的群体和其他各类群体。犯罪群体只是构成群体心理的某一特定阶段。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的罪行来了解群体的精神构成，就像我们不能只通过描述个人罪行来了解一个人一样。
实际上，世界上所有伟人、宗教或帝国的缔造者、信徒、杰出的政治家，甚至仅仅是小群体的带头人，都是自发的心理学家。出于本能他们对群体性格非常了解，也正是因为他们准确的把握了群体的性格特点，所以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确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
拿破仑对其国家的群体心理有着深刻的了解，但是有时他对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却一无所知。正是由于这种无知，他征战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时，使自己率领的军队多次遭受重创。这些致命的打击注定会让他在短时间内走向毁灭。
今天，对于那些既不希望去控制群体，也不希望被群体所控制的政治家们（这正变得十分困难），掌握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为什么对他们行为的约束力会微乎其微，才能理解除了强加给他们意见之外，他们是多么缺乏坚持己见的能力。领导他们，不能用那些以纯理论公平学说为基础的办法，而要找那些让他们印象深刻、能够诱惑他们的学说。例如，打算新增一项税收的立法者，应该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办法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对于群体而言，也许最不公正的恰恰是最好的。因此，那些隐蔽的、表面看来负担最小的征收办法往往是群体最易接受的。
所以无论间接税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接受，因为每天为消费品支出少量的税金不会影响群体的习惯，况且这种行为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用工资或其他任何一种收入的比例税代替间接税，这将会造成一次性大笔支出，就算这种新的税收办法在理论上比其他税收办法带来的负担小10倍，仍会引起群体的抗议。
一次性大笔支出会使数额显得巨大而让人产生联想的税收，被不易察觉的多次小笔税金支出取代，所以新税不会显得沉重。而这种经济行为所涉及长远目光的计算，群体是不具备的。这是个最简单而贴切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理解。这自然也没有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由于现代立法者对群体特点的无视使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经验至今没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群体从不按纯理性的教导出牌。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实际应用。掌握这门科学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大量历史和经济现象，相反，如果我们对这门科学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将会无法看透历史。
我将指出，为何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泰纳（Taine）对法国大革命中所发生事件的看法有时也不完全正确，原因在于他从未研究过群体特征。在研究这一复杂的历史时期时，他用博物学家常用的描述性方法来指导研究，而博物学家研究的现象中几乎不存在道德因素。然而，道德因素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脉。
因此，仅从实际应用看，群体心理学是值得研究的。即便完全出于好奇心，也是值得关注的。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特征的研究仅仅是调查结果的一种简单概括和总结，除提出一些启示性看法外，不要对这项研究抱太多期望，会有人为它打下更为牢固的基础。今天我们只是对一片几未开垦的处女地表层进行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