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祸不单行
天有阴晴圆缺，这话一点儿不假。正当文仲用优异成绩给家里带来一丝欢乐与安慰的时候，家里的人却屡受病累。文仲的家乡盛产红枣，仅他一家就有枣树近百棵，年产干红枣两千余斤，六二年红枣卖到四元钱一斤，仅卖红枣就收入万元。于是，文仲的父亲计划把到手的钱用在刀刃上，在他家后院里盖两间新瓦房，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大好事，可就从盖房子动工开始他家就接二连三的遭受厄运的捉弄。
文仲家的屋后檐长着一棵古黄连树，树高十丈有余，四个人张开双臂，手指挨手指都抱不住树身，从南往北走十里之外就能看见他家屋后那棵高大的黄连树。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树上常年就有几个老鸦窝，树干是空的，树顶上住着一群野蜜蜂，冬天在树干中栖息，成群结队的野蜜蜂一到春天就飞来飞去，忙碌着采花酿蜜，进入初夏蜂蜜就会顺着树干往下流，然后从树下的一个洞口流出来。他和姐姐妹妹常趴在树洞口拿馒头蘸着蜂蜜津津有味地进餐。奶奶有时在树兜边烧香，求古树显灵，保佑他们全家平平安安。然而要盖新房就必须锯倒这棵古老的黄连树，为此，父亲和祖母开始了在文仲眼中极少有的争吵，祖母坚决不同意把树锯倒，父亲则认为盖房是大事，压根儿就不相信一棵古树会显圣显灵。父亲毕竟是一家之主，最终还是说服了奶奶。
锯树那天，天空中稀稀疏疏地飘着毛毛细雨。父亲请来了二三十个精壮劳力，文仲和同村的伙伴儿们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热闹。为了防止树倒下来砸坏了房子，先由一个人爬上树梢儿固定了几根又粗又长的绳子，下面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紧紧地拽着绳子的另一端，等树上的人下来以后，四个木工师傅拿着一个又长又宽的锯条在绳子拉力相反的方向用力拉锯，四个木工师傅轮流换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四个木工师傅都累得汗流浃背，拽绳子的人两眼紧紧地盯着指挥者的手势，拼命地使劲儿用力拽着绳子。临近中午时分，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锯倒了。还好，既没伤着人也没砸坏房子。
可是吃中饭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向身体瘦弱的文仲不知是经不住风吹雨淋，还是古树显灵，正当大人们尽情畅饮，尽情畅谈放树的惊险与成功的时候，文仲却突然发起了高烧，头疼得在床上直翻跟头，一家人顿时手忙脚乱，奶奶不住地埋怨父亲不该锯树的，母亲也是喋喋不休：“起个什么屋，锯个什么树。”父亲什么也没说，放下饭碗跑步来到大队卫生室，请来医生诊断。医生来后摸了摸文仲的额头，量了量文仲的体温，然后打了一针，服了几遍药，渐渐地烧退了，头也不疼了，就这样一场感冒掀起了他家锯树后的第一场小小的波澜。
既然树已经锯倒了，房子是非盖不可了，入秋新房动工了。那时是大集体，只要大队生产队同意了，就会安排劳动力上工，用不着自己操多少心。父亲是大队会计，好歹也算得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自然劳动力上得多，时间抓得紧，要求质量高，十月末墙体就完工了。按照他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屋梁要是偷的，父亲请了几个要好的乡邻从十几里外的山沟里偷了一棵柏树做屋梁。上梁的前一天，奶奶和母亲连夜赶蒸了一大箩筐包子馍馍。
上梁那天，他们家处处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处处洋溢着热闹的气氛。木工师傅把那根偷来的柏树刨得光光溜溜有棱有角，父亲小心翼翼地将一块红布包裹在屋梁的正中，然后站在山尖的几个人一齐用力将新梁拉上去横断在正屋的两个山尖上。这时站在下面的人点燃鞭炮，站在上面的人向下抛早已蒸好的包子馍馍，全村的大人小孩儿都站在下面等着抢包子，抛下一个就是一阵欢呼。
奶奶父亲和母亲都忙着上梁这件大事去了，暂时忘记了文仲。等到上梁程序完毕，奶奶马上想到了她的宝贝孙子，招呼文仲的姐姐和妹妹们四处找文仲，还是大妹妹眼尖发现文仲躺在床上，一声尖叫：“哥哥在床上……”奶奶听到孙女的喊声，赶忙跑来伸手一摸文仲的额头，热得烫手，豆大的汗珠正顺着文仲的脸颊往下滚，赶忙问道：“哪儿不舒服？”
“浑身发燥，头疼得难受。”文仲有气无力地答道。
母亲听到文仲妹妹的叫声，赶到了床边，看了一眼拔腿就往大队卫生室跑去。不一会医生赶来了，象上次一样如法炮制，吃药打针。
奶奶一直守在文仲的身边，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慢慢地好转，这次又是让他的一场感冒冲淡了全家因上梁带来的喜悦，奶奶和母亲的埋怨情绪再一次被激起，一向相信神灵的奶奶一下子又想起了算命先生，只见那算命先生一阵摇头晃脑掐指祷告后一口咬定是黄连古树显了灵。
听了算命先生的神算，奶奶苦苦地哀求道：“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治治，帮我们渡过难关。”
算命先生又是一阵沉默，又是一阵掐算：“从现在起，每天早晨东边泛红就开始烧香，要烧七七四十九天，腊月你孙子过生日的时候用整猪整羊换福。”
奶奶一听说有治，又是往算命先生们手里塞钱，又是点头哈腰，临走时还送出老远。
算命先生走后的第二天，奶奶果真按照算命先生的交待，早早就起床净手洗脸，十分虔诚地从柜里搬出香炉，掛好祖宗牌位，毕恭毕敬地三叩九拜，烧纸燃香，等到火尽香灭又极小心地把香炉放归原处。要知道那时的中国烧香拜佛是封建迷信不能公开的，是要受批斗的。因此，奶奶的这一举动只能在暗中偷偷地进行。文仲从心底里佩服奶奶的恒心，她居然真正坚持了四十九天，说来也怪，这四十九天文仲也果真太平无事。
这年的腊月二十二文仲过生日那天，父亲请来屠夫宰杀了自家喂的一头大肉猪，同时还买了一只羊，一切都是按照算命先生的吩咐，事先在院落里对着正屋的门，支起了两扇门板。屠夫把吹得滚圆滚圆，刨得白白净净的猪羊四脚朝下，头对着正屋门端端正正地放好，猪羊的正脊背上都蓄了一撮毛。父亲恭恭敬敬地在猪头和羊头上分别涂了一块红红的印记，然后点上香，燃起纸，放起鞭炮，这就是所谓的换福。那时父亲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时都有可能招来挨批斗摘乌纱的横祸，然而为了儿子，也为了家庭的平安他又不得不做。
事与愿违，福没换来却招来了一连串的祸水。
第二年正月刚过，文仲的奶奶就病倒了，一连几个月不能起床。先是由村上的赤脚医生看病打针，不见半点儿好转，接着又送到公社卫生所住了一个多月。母亲丢下他们几个孩子到医院服侍奶奶，父亲来回两头跑，白天去看奶奶，晚上回家照顾孩子们。在奶奶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父亲跑到几十里外的深山老林，为奶奶买了一副上等的柏树棺材，硬是请人抬了两天才抬回来。一个多月的医院总算没有白住，到了三月，奶奶的病才一天天好起来，慢慢地告别了死神。
一家人刚刚从阴影中走出来不久，文仲的母亲又突患急性黄胆肝炎，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可是要命的大病。文仲的父亲年轻时曾患过一场大病落下了个支气管哮喘的病根，加上当大队会计常年在外，家里种菜园挑吃水砍烧柴之类的重活，文仲的母亲一手揽尽。母亲一病倒，他们家几乎蹋了天，早已囊空如洗的父亲四处拉债，毫不犹豫地将母亲送到了区中心卫生院。进院后七天七夜，文仲的母亲没沾过一滴水，没进过一粒粮，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父亲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守在床边哭。那时，文仲的四妹才刚过两岁，他们五个小孩儿每天跟着大病初愈的奶奶进进出出。
度日如年，文仲的母亲进院七天了音信全无，奶奶常常望着嗷嗷待哺的四妹独自落泪。他们几个小孩儿不管是懂事的，还是不懂事的都眼巴巴地盼着母亲平安无事的消息，尤其是到了晚上看着别人的父母双双有说有笑地放工回到家里，他们都心如刀绞，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掉下来。每到这时，奶奶总会安慰他们：“娃儿们，别担心，妈妈会好的，有奶奶在你们身边什么也不用怕……”除了这几句，奶奶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然后就是等孩子们都睡着了，偷偷地到外面流眼泪。有一次文仲睡到半夜里醒了，隐隐约约地听到堂屋里有啜泣声，他一看是奶奶在哭。奶奶看见文仲起来了，赶忙擦擦眼泪，装作没事似地去睡觉，这时文仲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文仲的父亲终于回来了。不知是安慰他们，还是母亲真的转危为安，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好点儿了，好点儿了，你妈妈开始动嘴吃饭了。”从父亲那稍有的一点儿好颜色，孩子们和奶奶都相信父亲说的是真的。此后，文仲的父亲每隔三天总要回来一次，每一次回来总要带一点母亲渐渐好转的消息，他们也总是在这种期待中盼望着母亲地康复归来。
祖孙六人在家苦苦地熬过了一个多月，文仲的母亲总算能够出院了。母亲出院那天，文仲的父亲在村里请了四个人，扎了一副担架，打算把母亲从二十多里外的区中心医院抬回来。那时不象现在交通方便，都是靠肩挑背驼徒步行走，不可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代替。这天奶奶带着他们几个孩子坐在村南的稻场里等着母亲的归来，不时地抬头向南眺望，从上午十点一直等到下午五点。中午了，家家户户的烟筒都开始飘起了缕缕浓烟，不一会随风飘来阵阵饭香，可是他们都不知道饿，就连还在吃奶的四妹也似乎突然变得懂事了，没有哭一声。
文仲的母亲一生勤劳，乐善好施，深得村邻的喜欢，大家看到他们祖孙六人不吃饭，在稻场子里等着母亲的归来，纷纷为他们送来了中饭，看看孩子们又看看送饭的村邻，奶奶又一次流下了眼泪。看到泪流满面的奶奶，文仲和姐姐说什么也吃不下别人送来的饭菜，就这样他们把全部心思都寄托在想妈妈盼妈妈的情感之上。
人们都说冬天天短，可他们觉得这一天实在是太长，真是望眼欲穿。直到下午四点太阳快要落山了，抬母亲的担架终于映入他们的眼帘，奶奶抱着四妹，牵着三妹，他们三个大的紧随其后，没命似地向担架跑去，文仲和姐姐妹妹边跑边喊：“妈！妈！妈！……”母亲听到喊声双手拼命地拍打着担架，要抬担架的人停下来，不得已，他们只得放下担架，母亲艰难地从担架上坐起来，他们几个一下子扑到母亲的身上紧紧地搂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这时，村里的人围了一大群，慢慢地把母亲扶起来，一步一挨地向家里走去。直到这时，他们的脸上才总算有了一丝笑容。
文仲的母亲虽然出院了，但父亲仍然经受着心理的煎熬，在妻子面前他要强作笑脸，给妻子以心理的安慰，背着妻子他又要为治病拉下的债务发愁。尽管文仲母亲的身体在一天天康复，但文仲的奶奶和父亲并没从文仲重病的阴影中走出来，只听奶奶常对父亲说：“什么时候才能把借的钱还清啊？”父亲总是安慰奶奶：“不要紧，慢慢来，有人在比什么都好。”母亲总是急着要出工：“不能再待在家里了，这样下去不仅借的债还不了，而且到年底决算还要找钱。”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安慰母亲让她好好安心养病。
文仲的母亲一病就是半年多，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勉强开始挣工分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工分对于普通老百姓是何等重要，工分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唯一要素，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那样：“工分，工分，老百姓的命根。”这句话就是广大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精棒棒的小伙子劳动一天只能记十分，每十分到年底能分到三角钱的人民币就是好年景了。母亲的一场大病使这个人多劳力少的家庭掉进了生活的深渊，可就是这样，疾病这个魔鬼仍然没有放过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
文仲的母亲刚刚能出工挣工分了，一场大病又把文仲送到了死亡的边缘。一天夜里，文仲突然肚子疼得要命，奶奶赶忙起床用烧酒拔火罐，含烟吹肚脐眼，父亲连夜找来医生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但丝毫都不见生效。不得已，文仲的父亲只好请文仲的远房二叔作伴，连夜将文仲送到区中心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得了什么阑尾炎，那时的区中心医院根本就没有做手术的条件和能力，只是挂了一下吊针。等到天亮，文仲的母亲起来后，夫妻俩一道又把他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到了县医院，文仲被确诊患了慢性阑尾炎，虽然可以不作手术但院还是要住的。尤其象文仲这样一个全家唯一一个能传宗接代的独生子，父母更是不可能有半点儿懈怠，哪怕家里早已债台高筑，但在他们的眼中儿子的病是天大的事，半点儿也不能耽误，于是母亲留在医院照顾文仲，父亲赶忙返回家中筹措住院费。
亲戚的钱该借的都已经借过了，再说看看他们的家境还有谁敢借钱给他们呢，更何况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有几个是有钱人呢。万般无奈，文仲的父亲只得向信用社贷款，文仲的父亲是大队会计，贷款虽然容易但是那可怕的利息却是个无底洞啊。从此，文仲的全家背上了无休止的还贷的十字架，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别人都已经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大道，可他们家还在为还贷发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