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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对,猫在哪?婉妲一下站了起来,她几乎是带着怒气在叫喊着猫的名字。我也跟着呼唤了,但没她那么有力、大声。我们在每个房间都找遍了,我们从窗户和阳台探出头,呼喊着猫的名字。它是不是从楼上掉下去了,妻子嘀咕了一句。我们住在四楼,下面的院子是石头地面。不会的,我宽慰她说,它可能藏起来了,也可能被那些进到房子里的陌生人吓到了。它很害怕,也很讨厌,就像陌生人碰了我们的东西时的感受。妻子突然猜测说:猫会不会被他们杀死了?她并不期望我回答,我望着她的眼睛,她分明在说:对,他们把猫杀了。她不再呼唤猫,又开始焦急地查看家里的东西。她挤进那些被推倒的家具中间,审视着那些没被掀翻的家具。那些小偷这样粗暴地对待家具,他们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拉贝斯。我尽量走在妻子前面,更希望是我先看到小猫的尸体,并把它藏起来。我去检查了放冬装的衣帽间,有那么一刹那,我确信我会在衣帽间看到被大卸八块或者被吊死的猫,就像在恐怖片里看到的那样。但我并没看到想象中的那一幕,我只是看到了通常的情景:金属杆被扯下来了,地板上到处扔着衣服,却没有看到拉贝斯的踪迹。

婉妲好像松了一口气。她不仅仅意识到猫可能还活着,而且在搜索过程中,她惊奇地发现,她母亲留下来的那串珍珠项链还在小抽屉里——这是她唯一的首饰——在洗碗池下面,她还找到了放在橱柜里的五十欧元,上面覆盖着一层洗碗粉。她忽然觉得那些小偷有点蠢。他们翻箱倒柜,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要找什么宝贝,但他们却没找到那些可以偷的东西:一串珍珠、五十欧元。好吧,我安慰她说,现在歇会儿吧。我来到了书房和客厅,从那里的阳台向外看,我是想搞清楚小偷是怎么爬到四楼的,我其实是想在院子里找拉贝斯的身影,只是不想让妻子发现。一楼顶棚上深色的痕迹是什么?是不是雷雨也无法冲刷掉的血迹?

我确信,小偷——两个或三个——是沿着下水管爬上来的,他们爬到房檐边上,从那儿进入我们的阳台。他们用手把百叶窗拉了上去,把破旧的落地窗弄开,并没有把玻璃打碎,然后他们进到家里。看着阳台和周围的窗户,我带着一丝懊悔想,早知道会这样,当时就应该装上防护栏。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为什么要搞得戒备森严呢?我回到屋子里。在那种时刻,乱七八糟的房子也没有周围的寂静那么让人不安。我和妻子都无法倾诉自己的遭遇,给别人讲讲我们遭受的损失,得到一些安慰和建议,还有对我们的同情。大多数邻居都还在度假,周围听不到脚步声和说话声,也听不到开门关门的声音。阴雨天让每样东西都显得很不真实。婉妲应该看穿了我的心思,她说:你把行李拿进来,我去看看纳达尔在不在。她没等我同意就出去了,很明显,她再也受不了和我单独待在家里。我听到她下楼了,她停在了二楼,敲了邻居的门,那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楼里唯一一个几乎不去度假的人。

我把行李拉了进去,在这个杂乱的房子里,那些行李看上去是唯一一堆整齐的东西,即使箱子里装满了脏衣服,但那是我们唯一没被别人碰过的东西。我清楚听到妻子和邻居的声音,她语气很激动。纳达尔时不时会打断她,语气很文雅。纳达尔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九十一岁了,虽然年纪很大,但脑子很清楚,也很热心。我来到楼梯间,站在楼梯口看下去,看到纳达尔拄着拐杖,我从侧面看到他的秃头,还有上面几根稀疏的白发,他正在说着一些宽慰的话,用词考究,但像通常那些耳背的人,他说话嗓门很大。纳达尔想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他听到了一些动静,不过不是深夜,而是在晚上。他当时以为是雷声,罗马从昨天开始下雨,一直下到现在。他很确信听到了猫叫,而且持续了一晚上。

“猫在哪儿叫?”我妻子马上追问道。

“在院子里。”

婉妲抬起头,看到我站在楼梯的最上面。

“你赶快过来,”她大声说,“纳达尔听到了院子里有猫叫。”

我不太情愿地走了下去,如果我可以做决定的话,我就会关上家门回海边继续度假。纳达尔执意想跟我们一起找拉贝斯,即使我坚持说,天还在下雨,他就不用去了。我们仨在院子里呼喊着猫。但我没办法一心一意找猫,我想:幸亏雨水已经把血迹都冲刷掉了。我想:我们不会找到它的,它一定藏得好好的,想安安静静地死去。我偷偷看着我的邻居,他那么消瘦,佝偻着身体,脸上的皮肤有些发红,紧紧贴在前额和颧骨上。假如我还能活那么久,我将来会不会和这个男人一样?还有二十年:我和婉妲,婉妲和我,有时桑德罗和几个孩子会来看我们,有时安娜会来。我们需要重新收拾一下这套房子,让它恢复原貌,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纳达尔忽然拍了一下额头,他忽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对我说:

“这些天里,有人按了你们家门铃。”

“谁?”

“我不知道,但我听到了门铃声。”

“我们家门铃?”

“是的。”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听到了我们家门铃,却没听到小偷把我们家搞得乱七八糟。”

“耳背的人总是习惯于倾听那些细小的声音,而不是很大、很嘈杂的声音。”他为自己辩解道。

“他们按了几次门铃?”

“五六次。有一天下午,我还伸出头看了看。”

“是谁啊?”

“一个女孩子。”

纳达尔觉得我妻子也是一个“女孩子”,我就让他描述了一下那女孩子的样子,但他说得很含糊。

“很娇小,黑头发,最多三十岁。她说要把广告单放在信箱里,我没给她开门。”

“你确信她摁的是我们家门铃吗?”

“非常确信。”

“然后呢?”

“昨天晚上也有人摁门铃了。”

“还是那个女孩吗?”

“我不知道,当时有两个人。”

“两个女孩?”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婉妲站在喷泉边上对我招手。她消瘦的面孔上毫无血色,绿色的眼睛显得很突兀。她说:

“这有一只死鸟。”

只有我能理解她的意思:拉贝斯是个好猎手,会飞的鸟儿也逃不过它的爪子。我把纳达尔丢到那里,径自走到了妻子跟前。因为下雨的缘故,她的白发全粘在头皮上。我对她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先回家吧,我去一趟警察局。她用力地摇了摇头,想陪我一同去,而我们的邻居也摆出了法官的架子,就像他没从法院退休了二十年一样。他一直在坚持说他会帮我们,他也跟着我们去了警察局。

我们拿着滴水的伞,到了离家最近的警察局,一位礼貌周到的年轻警察接待了我们,我们进到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纳达尔一进去就开始自我介绍,连名带姓——纳达尔·达贝罗,他还特别强调了一下他的职业:法院院长。他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讲了发生的事情,说得精确简洁,但他马上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讲述了他在风云多变的二十世纪的丰功伟绩。那位年轻的警察听得入迷,就像忽然下到了阴间,听死人闲聊一样。

有好几次我都想插嘴,把话题重新拉回来,说说我家公寓遭到的破坏。邻居的自吹自擂让我有些烦,我终于可以插话了,忍不住想强调:我也不是一般人。我告诉那个警察我的名字,并且重复了两三次——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而那个警察没什么反应,我说起了八十年代我做的一系列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基本都是我一手策划的,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这位警察那时候应该还没出生,或者年纪很小,他没有听说过这个电视节目,也没听说过我。他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耐心地说:说正事儿吧!他流露出的威严是我和纳达尔早已失去的。

我很尴尬——通常情况下,我是个斟酌词句的人,不讲废话——我重申一下:小偷把我们的公寓给毁了。但这次我又忍不住离题了,我有些语无伦次地提到了那个多收了我五欧元的送货员,还有一星期前在家门口骗了我的那个男人。还不止这些,我还把纳达尔也牵扯进来,我让他说了说这星期按了我们家门铃好多次的那个女孩,还有我们回来前一天,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对男女。纳达尔很高兴又有说话的机会了,他仔仔细细讲了每次门铃响的情况,有很多不必要的细节。后来纳达尔的话被打断了,有人打开了我们身后的门,我们仨扭头看之前,那人做手势和那位年轻的警察交流了什么。警察忽然笑了起来,他很难再严肃起来,他嘀咕了一句对不起,最后他问:

“他们偷了什么东西?”

“他们偷了我们什么东西?”我重复了一句,但我在问我的妻子。她一直都保持沉默,这时候她嘟囔了一句:

“什么也没偷。”

“金首饰丢了吗?”警察问。

“我只有这对金耳环,不过我总戴在耳朵上。”

“有其他首饰吗?”

“有一串我母亲的珍珠,但他们没找到。”

“是你藏起来了吗?”

“没有。”

这时候我插了一句:

“小偷把家里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但他们找得不是很用心,他们连我妻子放在橱柜里的五十欧元都没找到,他们恼羞成怒打翻的洗碗粉盖住了那五十欧元。”

那个年轻警察流露出很不满的神情,他又转向纳达尔说:“肯定是吉卜赛人干的,他们让小孩从窗户或阳台爬进去,用家具抵着门,防止主人突然回来,然后在家里乱翻,他们会找金首饰。亲爱的先生,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就会报复,在家里搞破坏。”我指出并没有家具抵着我们家门,门是被一些摔碎的东西卡住了。我又补充说:“或许您可以派个人去看看,可能家里有那些小偷的指纹。”听了这话,警察更不耐烦了。他用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语气,有些强硬地总结说:电视上演的是一回事,而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没有在梦中被杀死在床上,已经算很幸运了。他还说,政府在削减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在加强军队力量,在这个贫穷人口越来越多的时期,这项举措会损害市民安全,可能也会损害民主,谁知道呢。他让我们明白,提起以前的法官,还有以前的电视节目,这也证明了:现在这个世界非常糟糕,也有我们的责任。最后他建议我们在窗户上装上铁栅栏,安装警报系统,一旦有飞贼靠近就会报警。他还用一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他觉得装那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可偷的。

我妻子坐在椅子上,有些激动地说:

“我们的猫不见了。”

“哦。”

“会不会是他们带走的呢?”

“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想要赎金吧。”

那个警察笑了,那是一种很友好的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纳达尔,他都没这么友好。“一切都有可能,米诺里太太,您现在不要胡思乱想了,您可以往好的方面想。这可是一个您整理公寓的好机会,扔掉那些无用的东西,重新找到那些有用的、被遗忘的东西。至于那只猫,它可能只是抓住机会去寻找爱情了。”

我笑了,纳达尔也笑了。

婉妲没有笑。

我们回到家里,雨也停了,纳达尔很想去看看我们一片狼藉的公寓,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摆脱他。我妻子生气地说,纳达尔真是老糊涂了,他在警察面前自吹自擂,惹得那个警察很不高兴,你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妻子说得有道理,我没反驳,这个事实让我很沮丧,我想帮她收拾厨房,但她很快就把我打发走了,她说我只是给她添乱。我来到书房阳台上。我希望在大雨过后,空气会清爽一些,但天气还是很闷热,滴滴答答的雨水打湿了头发和衬衫,脏兮兮的,让人很烦。

婉妲叫我去吃晚餐,语气也许有些过于霸道,我们吃饭时也没怎么说话。后来她又想到给两个孩子打电话,我建议她不要打,我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复杂了,让他们安心度个假吧。桑德罗应该刚到普罗旺斯的岳父岳母家,安娜应该也已经到了克里特岛,不知道她和一个什么样的新男友在一起呢。为了捍卫两个孩子的安宁,我说就不要打搅他们了。但她还是给两个孩子发了短信,内容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家进贼了,拉贝斯也不见了。安娜很快就回复了短信,和往常一样,内容极其简洁:哦,天啊!真难过,太倒霉了,不过你们也不要太累了。桑德罗也和往常一样,在一个小时后发来一条精心编写的短信。他说,按照之前的约定,前一天晚上,他九点到九点半在家里,那段时间家里整整齐齐,一切都很正常,拉贝斯也在家,也好好的,他要我们跟警察说说这个情况。他最后用很关切的语气,建议我们去酒店住一晚。

两个孩子的短信让婉妲很欣慰,比我在她面前给她带来更大的安慰。晚餐后,我们就开始整理卧室,我突然想起出租车司机的事情,还有我妻子当时的反应。我忽然感到一阵害怕,我担心现在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她会不会看到一些我私人的东西,一些会让她伤心、生气的东西。我们把床收拾好,我马上劝她躺下。

“那你呢?”

“我去收拾一下客厅。”

“别弄出太大动静。”

我径直来到书房,想看看几十年前我在布拉格买的金属方块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之前把它摆在书架的最上面。那是一个长宽高都是二十厘米的立方体,外面是蓝色烤漆,这个方块一下子就吸引了那个送理疗仪的姑娘。婉妲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摆设,可我很在意它。刚搬到这儿时,我和妻子讨论了很久,最后我把它摆在书房最高处,和一些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装饰品放在一起。我把那个方块放在最里面,从下面基本看不到,表面上是为了让妻子满意,但事实上,我希望婉妲能慢慢忘记它。婉妲不知道,只要用力按一下方块的一面,那一面就会像门一样打开。婉妲自然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特性,我才会买下这个方块,我要把我的秘密都藏在里面。我看到书架上的方块有些摇摇欲坠,但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松了一口气。

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那道门把客厅、书房和卧室隔开了。现在阳台上终于吹进来一点点凉风,送来阵阵雨水的味道和罗勒的清香。此刻婉妲正在睡觉,我不用再佯装镇静自如,焦虑很快就占了上风。最近,每件让人不安的小事,都会在我脑子里放大,变成一种顽固的念头,让我无法摆脱。那个拿了我一百欧元的男人,还有那个骗走我五欧元的女人,这时候不断浮现在我脑子里。我突然想到,他们俩可能是商量好的,一起谋划了这次入室偷窃,或者事情更简单,他们把我的地址卖给了小偷。我越来越觉得,事情真是这样,纳达尔说有一对男女按我家门铃,一定就是这两个人。他们一定对偷盗结果很不满意,或许他们决定派更专业的小偷来我家,或者他们会亲自来。我不睡了,我想,我要醒着等他们。

我?等他们?我怎么对付他们呢,靠什么决心,我哪来的力量?

我年纪也大了,这些年我越来越力不从心。我发现我有时候会把两步台阶看成一步,这对我来说很危险,我会跌倒;我的听力比纳达尔还差;在任何紧急情况或是危险面前,我已经无法迅速做出反应。除此之外,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刚喝了药,关好了天然气和水龙头,但我只是想到了这些,并没实际做。我有时候会把很久之前的梦境当成真实发生的事。在看东西时,我总是会把一些词混淆,比如说最近一张贴在大门上的告示,那是打印在一张纸上的,用大写字母写着“通向律师事务所”,我当时看成了“通向自杀事务所”,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至于说最近,很明显,人们发现我已经没有防御能力了,他们就利用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太可笑了,我自言自语说:你老了,胡思乱想什么呢,收拾一下就去睡觉吧。

我一眼扫过书房和客厅,我无从下手,最后我决定把要扔的东西都堆到门口。我检查了那两台电脑,它们还能用,这真是一个奇迹,但一些听音乐、看电影的设备不能用了。我用扫帚把地板上的碎片扫到门口那里,有书本、碎花瓶、装饰品碎片、老照片、录像带、胶片、婉妲的很多活页笔记本、CD、DVD、纸片和文件,总之有好多东西,都是小偷从抽屉,从两个房间墙壁上的架子上翻出来的。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后我看到腾出来不少空间,十分满意。我决定把书房也整理一下。我叹息着坐到地上,把地上的东西进行分类:书籍、文件还有其他零碎的东西。刚开始我动作很快,让我痛心疾首的是:有不少书被撕成了两半,封面也不见了,扔得到处都是。哎,事已至此,我只能把完整的书放在一边,把那些被毁掉的书放在另一边。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从书堆里拿出一本翻阅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笔画出的段落。我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把有些词圈出来呢?是什么促使我在一段话旁边标注一个感叹号呢?现在看着这些话,我觉得毫无意义。我忘了我在整理书房,是为了让婉妲起床后不要那么沮丧。我忘了我在这儿收拾是因为我睡不着,因为天太热了,也因为我觉得不安全,我担心小偷又回来了,他们可能会威胁我们,把我们绑在床上殴打。但我却在这里看自己以前划的重点。我看了几页,努力回想我钻研这些书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结婚前还是结婚后?)。我不想追寻作者当时的心境——这些作家都已经被人遗忘了,书页也泛黄了,书中的观点也已经过时,不符合现在的文化主流——我回忆的是当时自己的心境,就是那时候我赞同的东西,我的信仰、思想和未来。

夜晚越来越寂静了。在那些做了记号,标注感叹号的话里,我找不到任何有共鸣的东西(那些优美的语句怎么了?它们当时那么打动我,怎么会失去意义,或者说为什么会变得面目全非、尴尬又可笑呢?)。最后,我决定不再管那些书了。我开始整理纸盒,放纸片和阅读卡片的文件夹,还有我二十岁之前写的小说和故事。有很多剪报,那都是以前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还有别人写我的文章。在找到那一大堆文件之后,我还找到当时在广播上做节目的录音带,还有一些录像带和DVD记录着我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我在电视台制作节目。尽管婉妲对我的工作不感兴趣,但她还是精心收藏着这些东西。好吧,我找到很多材料,能证明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我就是那些材料吗?我是书本上做的记号?是写满标题和引文的纸片(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动物饲养场;家庭、学校和教堂是孩子的屠宰场;中学和大学就是厨房。成年以后,在婚姻和工作中,我们吃着最后的成品。还有,爱情的出现破坏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良好的秩序。)?我是我二十岁时写的那篇长篇小说吗?里面讲述了一个男孩要日以继夜地工作,就是为了偿还父亲与自己等重的金子,这样他就可以摆脱父亲和原生家庭。我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发表的那些关于化学家的文章吗?我是那些关于党派形式的发言吗?我是那些参与讨论流水线、工人工作的评论吗?我是那些在大城市生活的日常体验吗?堵车、在银行或邮局排长队?我是那些让我出名、饱含着讽刺的评论吗?这些观点让我一步步地成为一个成功的电视明星。我是在很多年前做的那些细致周到的电视采访吗?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在电视上批判张三,颂扬李四。在那个搭建成露台样子的舞台上,在反光灯下走动的人是我吗?我是三十年前和别人沟通,客气而骄傲的声音吗?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埋头苦干的日子,就像人们说的,为了成功我付出了各种艰辛。这就是最后的成果吗?就是十年来的手写或打印出来的文字、勾划的痕迹、读书卡片、书本、报纸、软盘、USB闪存盘、硬盘和云盘?我成功了,我做到了:是不是我只要输入阿尔多·米诺里这几个字,客厅的这堆东西就会迅速传到谷歌的数据库里?

我告诉自己:不能翻阅这些东西了,我要回到整理工作上。我把婉妲的活页本放到纸箱里,活页本上写着大大小小的金额,记录了我们家从一九六二年至今的经济史,那些小方格纸片上仔仔细细地记载着我们家每项收入和支出,如果她同意,现在已经到把这些东西都扔掉的时候了。我把要丢掉的书全部堆到房间中间,把那些完好无损的书放在还没有被推倒的书架上。我把那些装剪报的文件夹,装有笔记本、录像带和DVD的箱子放到桌子上。最后把那些零碎东西装进垃圾袋,垃圾袋有几个地方破裂了,我又套了一个在外面。最后我开始整理照片,很久之前的和现在的照片都混在一起了。

我有很长时间没看那些老照片了,我觉得那些照片很丑,没什么意思。现在我已经习惯数码相片,我和婉妲的电脑里存了很多:高山、田野、蝴蝶、含苞待放或刚刚绽放的玫瑰、大海、城市、历史古迹、绘画和雕塑,还有亲戚、前儿媳、前女婿、两个孩子的新伴侣,还有每个阶段孙子孙女的成长照片,以及他们的小伙伴。总之,生活从来没有像这样记录得这么完整。记录了现在还有过去不久的时光:那些遥远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想看照片上的自己,不喜欢看到自己苍老的面孔,其实年轻时我也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我看了看桑德罗和安娜小时候的照片,他们那时候真漂亮啊。我又看了看他们青春期时恋人的照片,他们很年轻,很可爱,但很快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又看到了我和婉妲的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了,那时我们来往密切,只是后来忘记他们的名字了,或者带着敌意叫他们的姓。我的目光停在一张在我们家楼下院子里拍的照片上,不知道是谁拍的,可能是桑德罗。这张照片是我们搬到这里之后拍的。我和婉妲旁边站着纳达尔,我算了算,他那时有六十多岁了,和现在比起来,他真是年轻。我盯着纳达尔,心里琢磨着:一个人在步入老年之后,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照片上,我们这位邻居高大和蔼,头上还有不少头发,看起来还不错。我正要把这张照片放到一边,但婉妲吸引了我的目光。有那么一刹那,我没有认出她来,我很惊异。她那时候多少岁,五十岁?四十五岁?我拿起她的另一些照片来看,尤其是那些黑白照片。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在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我是在一九六〇年认识她的,那时候我二十岁,她二十二岁。关于那段时间,我脑子里没有什么记忆。我不记得当时对她的感觉,不记得她是不是漂亮,那时候我觉得美貌是很庸俗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很优雅,我对她有一种很节制、很理性的渴望。当时她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心的女孩。我是因为这些品质爱上她的,我觉得更奇妙的事情是:她那么优秀,居然会爱上我。两年后我们结婚了,她认真负责着家庭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那时我们没有钱,生活极其拮据。

我看到了她那个时期的一些特征:衣服是她自己缝的,鞋子破破烂烂,鞋跟儿也磨损得很厉害,一双大眼睛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我没认出来的是她的青春,那张照片上,婉妲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光芒,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记得这种光芒。她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让我说:是的,她就是这样。我想着现在躺在卧室的女人,那个做了我五十年妻子的女人,我觉得她和照片里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呢?难道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没好好看过她?是我没有关注到她吗?我找到了她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所有照片。我的目光停留在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那一年:照片不多,那个年代人们很少拍照。照片上,婉妲不到四十岁,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甚至很漂亮的女人。我仔细看着一张有些发黄的照片,照片背后用铅笔写着“1973”。照片上是婉妲和两个孩子,那时桑德罗八岁,安娜四岁。两个孩子看起来很高兴,他们紧紧靠在母亲身边,婉妲也很幸福,我给他们拍照时,他们欣喜地看着我。从他们喜悦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我当时就在他们眼前。直到现在,我才发觉妻子流露出对生活的欣喜,这种喜悦让她整个人充满光彩。一切都在漫不经心中过去了。我迅速把所有照片放进两个金属盒子。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好好关注过婉妲吗?不过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对什么都不是很确信。卧室里的她,只有沉重眼皮下的绿色眼睛和五十年前一样。

我起身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十分,外面只能听到夜鸟的叫声。我关好窗户,拉下百叶窗,再仔细看了一眼书房。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但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多了。我正准备上床睡觉,这时我看到打扫时漏掉的一块花瓶碎片。我把它捡起来,在碎片底下我发现一个黄色信封,鼓鼓的,用橡皮圈紧紧扎着。尽管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想起过这些信,尽管我把它藏在某个地方,想让自己忘记这件事儿,但我还是马上就认出它来了。信封里装着婉妲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写给我的信。

我感到窘迫、尴尬和痛苦,我想在婉妲起床之前把这些信藏起来,或是把它们和废纸一块儿扔掉,我现在要马上下楼去,把它们丢到垃圾桶里。这些信包含着巨大的悲痛,如果把它们拿出来,悲痛会蔓延到整个房间、客厅,冲进关着的门,会传到婉妲那儿,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让她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但我既没有把信藏起来,也没把它丢到垃圾桶里。此时,我觉得好像肩膀上背负着很沉重的东西,我坐到地板上。我松开信封上的橡皮圈,在大约四十年后,我再次读这些信,我没仔仔细细一行行看这些发黄的信,我只是这里看几行,那里看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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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是我们人生的成长,同样也是心酸的启程。毕业,它让多少人成就梦想,又让多少人洒泪断肠,我的毕业如是,你的毕业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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