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槐知道老朋友、顶头上司来了，更是不含糊。他把北京这里最好的车、最好的司机带来，交给他专用。李思恩跟他也不客气，把车和汽油票留下，司机放回。自己开车随便，想去哪儿去哪儿。
后备班或称厅级班的学员在“减负”之后，晚上的时间都是自由的了。渐渐地，大家就不再去食堂吃晚饭了，而是每晚都设饭局，由男同学轮流坐东。饭局是开放式的，自由参加，准点开饭，但没准点结束。班里谁的亲朋好友都可以邀来加入，级别和社会地位越高越好，越知名越好。所以这饭局是个大杂烩，社交会，信息交流会，郭槐和霍小青都分别参加过几次。会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参与者什么都可以说，包括说国家领导人的段子。不过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更为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
比如在霍小青参加的一次饭局上，有位叫黄越的人，是班级学员之一、市商务局副局长的师弟，神侃时就讲了一个有关目前大学改革的段子，挺让人感慨。也是，现在的大学校园，一点也不比其他领域清静。光丢自行车这一项，就够天之骄子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颜面尽失的。霍小青有个外甥，在北京某名校读书，竟然一年丢掉过13辆新自行车！校园里废旧自行车随处可见，被肢解后剩下的车轮胎，有连锁牵着，赖在车棚里数年没人管，成为部分高校的一道并不亮丽的风景线。如果那些连做梦都想创业的学子们，能用很简单的奖励措施，组织起同学，通过新生和离校生之间的连接与循环，把校园的自行车低成本地管理和运营起来，肯定会做成一间连锁企业。
黄越现在是南方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以前他和副局长一起，都是某名牌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的同学。毕业后他独自走了“海路”，如今已经是数亿的身价。有了钱之后，他又转回母校，打算再捞个博士头衔。有一天他溜进母校一间教室，偷听了一节高年级本科生的课，没想到竟免费欣赏了一场校园短剧。
原来这个学院正在进行教改，教改的内容是要求全体教师用英文授课。主持者是新上任的一位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海外留学7年归来的洋博士。为了使教改得以顺利推进，副院长决定先从中青年教师入手。但即便如此，推进教改的进程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并且在抓落实的第一天就出了丑。
这一天副院长带着检查组，抽查教师的英文授课情况。他们首先走进的，是一位年轻副教授的课堂，当时黄越就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那位副院长知道，这个副教授是从国内一所并非名牌的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因此外语肯定稀松平常。据说他在青年教师中很有号召力，如果制服他，则可以起到杀一儆百、警示他人之功效，所以应该从他这里下手。
在检查中他们发现，这门课，学生的教学参考书只有一部分是英文的；教学所用的PPT文件里面，也只是夹杂着一些英文句子或单词；教师的课堂语言完完全全是汉语。而院里要求“用英语教学”，其核心就是以英语作为师生课堂交流的唯一语言。所以，该副教授的教学明显不合格。于是副院长出面，当场予以纠正。但那位副教授却挺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说是态度蛮横，当场对之予以反驳：“我是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给中国学生讲中国经济管理问题，凭什么不能用法定普通话而必须要用英语，这里又不是外语学院？！”“我不是假洋鬼子，更不是卖国贼，谁都休想剥夺我用汉语讲课的权利！”双方当着学生的面顶了有十几分钟，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副教授急了，毫不客气地朝着副院长吼起来：“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要影响我教学，都给我出去！”学生们则在下面给他以掌声鼓励。
其他人都出去了，副院长最后也退了出去。不过他在气愤之余还感觉到有些高兴。气愤的是，副教授竟然敢与国际化和教改大方向作对，蔑视自己的权威；高兴的是事实证明副教授真的不通英文，因为他从头到尾，连一个英文单词都没有憋出来。
当天晚上，全院的教师和博士生在一起，听两位来访的英国和德国教授讲座，有翻译。讲座完毕，外籍教授点名恭请那位骂副院长的副教授上台，请他对他们二人的学术观点进行现场点评。他们说，两人从中国的某个学术期刊上读到过这位副教授的有关论文，很钦佩他的学术造诣，想借此机会能与他结识。副院长听到这里是既紧张又兴奋。在他还没有确认两种情绪中那一个对自己更为有利时，人家副教授已经大大方方地与外教握手相识了。在简短的寒暄之后，副教授很有见地地直接操英文分析、评价了外教的观点，弄得俩外教直点头，副院长直瞪眼。
但副院长的吃惊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讲座结束之后，他看见那个令他生厌的副教授，竟然又用德语和其中的一个外国人攀谈起来。而他副院长却只懂英文。
“看来时代真的是变了，全中国只有十几个人会说洋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仅会说几句洋话就想回国唬人，只能是自寻羞辱。”故事讲完后，黄越发了点感慨。
黄越的感慨挑动了霍小青压在心底下的一根敏感神经。她想：“如果我出国留学，长的决不会只是英语方面的学问。”
霍小青和郭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看来是彻底了断了，但好像还没有伤了和气。
霍小青离开北京之前，郭总送了她一个存折，里面正好是100万，说是把账户清了，连本金带收益，凑了个整，多点少点就不细算了。这笔30万的投资霍小青压根没再过问过，只是郭总跟她报过几次数，感觉做得满好的，因此她也就没多问，道一声谢，收下了。其实，郭总后来跟李思恩讲，这100万里除了30万本金和30多万元实际收益，另外的30多万全部是他自愿贴上去的。这一来嘛，是出于虚荣，他想让霍小青对他的理财能力刮目相看；二来是感情投资，他真盼望能有一天，把霍小青的心给买回来。但这最后一条似乎是落了空，原来计划买别墅的事更是无从谈起了。世事多变哪！名利如烟，情感似云，计划的永远都跟不上变化的。
但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中。情感总要找个支撑它的基点。
与对郭总的态度相反，霍小青和李思恩的关系却越走越近了。
霍小青到深圳上任不久，发现当地的证券从业人员自己买卖股票是非常正常非常普遍的事。公司的制度在这里遭遇废弛，主要是客观环境使然。公司处理几位管理总部的前任领导，员工们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如果证券从业人员，特别是证券经纪机构负责人自身不懂炒股票或没有成功的操盘经历，就没有向股民解答问题的权利，甚至都不具备从业的资格。这里的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左手连着公司自营盘，右手连着手中的大客户，左右逢源，与交易所、当地监管机构人头稔熟，据说他们中谁若在股市里还没有赚得上千万的钞票，就要被当作无能之辈，遭人笑话。她的那位前任，被公司罚走那么几个钱，对他来说简直如隔靴搔痒。深圳地方小，霍小青已经和离开公司的几位前同事打过数次照面了，他们个个开着奔驰宝马炫耀，出入各证券公司，仍旧在资本市场中自由自在地驰骋。霍小青开始时是气愤，后来是不平，再后来是认同和羡慕，最后是后悔。
聪明人在悔过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行动。但霍小青却不像前任那么张扬，特别是，她决不打公款的主意，她只是想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关系网，用自己的钱赚钱。她只向李思恩吹过几次风。这位一本正经的前任领导和现任顶头上司被她吹醒之后，征得太太同意，把太太弟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500万元钱就托付给了霍小青。霍小青把自己的200万也放进了这个账户，混在一起操作。
她的股票池很简单，就两只股票：深发展和东方电子。10月份之后深发展股票全部出净，只剩下了东方电子一只，集中投资，重仓持有。到2000年初清仓换股时，该账户的资金已经达到了3000余万，翻了两番多。
夫妻只要钱是分着的，泾渭分明，感情上就不会是胶着状的。反之，人只要钱合到了一块，感情也就容易相融了。
自那次年中工作会议出现病房的一幕之后，李思恩在霍小清的心里像生了根似的，一闲下来或者一闭眼就会想到他，有点事情就想向他汇报，听到他的声音就心跳，兴奋。她见过李思恩的太太和他们的女儿，而且不止一次。他女儿很聪明，与她一见如故，两人共同的话题是武侠小说，越说共同语言越多。她们都认为自己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于金庸。霍小青第一次见到李太太的时候，就暗暗地把自己和她做了对比。“也许这是女人的天性”——霍小青在心里这样为自己解围。她觉得自己除了在气质上不比李太太更高贵之外，其他方面都占有优势：比她更年轻，更漂亮，皮肤更为细嫩，比她身材好，比她洋气，比她雅致，……
李思恩也在变。他对霍小青说话的腔调已明显地不似以前那样公事公办、没有色彩了，声音明显变温柔了，两人在电话上一聊半个多小时过去，谁都没感觉到不正常。相反，没打电话的时候想打电话，打了电话之后心情特舒畅，虽然电话的内容多一半是与工作无关的琐事。
在有些问题上，两个人的观点开始时明显不同，但双方却浑然不觉，然后说着说着就向一起靠拢了。比如谈到企业改制上市，霍小青认为：“上市公司越多，市场容量越大，投资者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市场也越稳定，因此不断有企业上市，对企业、对市场和对投资者都有好处。”李思恩的观点是：“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能力的企业是垃圾，让这样的企业上市，股市就会变成垃圾场，混在里面的好苹果也会跟着变成烂泥。当然，这样的企业大量上市也有好处：企业募集到了不用偿还的资金；券商获得了丰厚的佣金；政府和交易所增加了税收和管理费收入；财政银行甩掉了包袱；投资者增加了可以一赌的标的物，皆大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