偈云：情财心腹事，生死两茫茫。生不能正行，死不得安详，何日可还乡？
在1996年的大行情中，首诚证券大大地赚了。各分支机构在总公司核定的额度内，以差错处理账户和B字头账户为阵地，以纷纷成立的投资理财中心为核心，各自为战，斩获颇丰。谁的胆子大一点，谁多占用些客户保证金或者多截留些上一年的利润，操作技术再高明一些，谁就赚得更多。大家打出的口号是：一年养五年。就是说，接下来即便连着五年是大熊市，咱都不怕。
但是进入1997年下半年后，傻瓜行情结束了，并不是买那只股票都赚钱了，于是有些地区的总部开始出现收益回吐现象，账面上的浮盈开始减少，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各分支机构都是非独立法人，没有自营权，其证券投资收入不合法，所以庞大的一块资产只能游离在账外，不敢入账，这就为职务犯罪和内部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针对上述两类现象，公司却感到束手无策，既缺少合法公开的手段对账外收益回吐实施监控，又没有底气大张旗鼓地阻止瓜分非法收益的犯罪行为发生。当有人明目张胆地瓜分浮财、攫为己有时，公司竟不敢报案。
江西总部和武汉总部的老总就曾擅自作主，——其实也没人说他们不能做这个主——将数千万的账外资金放高利贷。放款协议中相当于同期债券利息的部分归公，补充协议里约束的高出的部分，——这部分自然是大头——则私下里归入老总个人的腰包。其结果是，数千万元血本无归。据后来调查，有的是真的被骗，有的则是双方故意做好了扣，等于是私分了公司资产。如此致富，真是“暴”破人眼。
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就不得了，好事（赚钱了）就会变成坏事（进班房）。富族易出败家子，此话放到企业里也是一样的正确，艰难创业时没有这些烦恼。所以必须得尽早想办法，防范诸位“元勋”沦落为阶段性的牺牲品，好日子还长着呢。
总公司在密谋之后，想出的办法是：以公司财务部5名经理级以上员工的名义，在上海浦东新区秘密注册一家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亿元人民币。之后，将各分支机构的账外资金和小金库资金，统统上划至该公司，由总公司派人统一操作，收益按各自上划资金所占比例，以奖金的形式返还分支机构，争取每年“分红”两次。又，首诚证券的两家大股东都是拥有高科技概念的上市公司，所以投资公司向这两家公司投资，不会受对外投资额占资本金比例上限的约束。通过与上述两家股东的联手炒作，双方都会在这两只股票价格的上涨中获得巨大利益。
然后，投资公司以净资产之上溢价100％的高价，——这样对方董事会就会无法拒绝诱惑——回购两家公司所持有的首诚证券的股权，并将其交由投资公司的上述5位员工股东代为持有。随着投资公司实力的不断壮大，所收购过来的首诚证券的股权比例将会越来越高，最后直至控股本公司，使首诚证券牢牢地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上述股份的最终所有权将落实到全体正式员工，具体如何按级别、贡献、工龄分配，方案随后再定，但原则是，公司高管人员占比必须居于绝对优势，以保证切实做到内部人控制；不能革命成功了，自己的饭碗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不管这“别人”是政府还是社会法人，抑或是公司普通员工。
为了掌控好这一证券公司未来的生命线，必须精心配备投资公司的领导班子。董事长，由首诚证券董事长亲自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分别由总公司主管自营、理财业务的副总梅海生和总助黎萼出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为全职，须悉数交出他们在证券公司这边的全部工作，但原级别待遇不变，他们的薪酬及绩效考核仍由总公司掌握。这两个人年轻，敢想敢干，但却都爱冲动，因此需要有一位稳重的长者同行。董事长听说，梅海生和黎萼两人私交很好，因此为了避嫌，更需要有一个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参与到投资公司的运营班子之中。于是，公司决定，委派总会计师罗青松出任投资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掌管财务与资金调动大权。
总经济师、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这三师，在公司里的级别都相当于总裁助理。他们开大会时也会坐在主席台上，但却没有发言权。高兴时，他们的头可以扭向正在训话的主管领导，作洗耳恭听状；不高兴时则可以闭目养神，无表无态。多数情况下，他们类似于咨议、帮闲的角色，私下里提提建议，写个可研报告什么的。后来引进了首席运营官、首席信息官和首席财务官的新概念，这些个强势角色在功能上替代和超越了前者，人们也就逐渐把从前的土三师给忘到脑后去了。
罗青松1997年时45岁，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然而中国不同于欧美，这里的证券从业人员和证券市场一样年青，见不到白头发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因此45岁的罗青松已经退居到了二线的边缘。这一次等于是重新起用，重返一线，梅开二度，因此他难免不情绪激动，豪情满怀，摩拳擦掌，意欲大干一番。
由于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投资公司的搭建、注册特别是之后的业务运作，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中进行，于是对外界乃至公司核心层以外的人而言，这家投资公司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然而越是神秘，就越是引人关注；越是隐秘，就越容易隐藏罪恶。终于，它因罗青松的自杀而大白于天下。
罗青松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毕业于财政部部属财经院校，财会科班出身。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冶金行业的一家大企业集团工作，在那里历任基层企业的主管会计、会计科科长，集团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总会计师。离开该集团后，他又应聘到了首诚证券公司工作，还是负责财务那一摊。
上大学之前，罗青松种过地，放过马，当过赤脚医生，就是没有算过账。他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年的记工分，记账本，打算盘，他当时看着就觉得闹得慌。但造物主作弄人，他没写会计专业，甚至都没填财经类院校的志愿，却还是被会计选中了。他讨厌会计，主要地还是因为他讨厌父亲的性格。他父亲沉默寡言，人老实得连罗青松的同学都敢欺负他。在家里，他更是受尽了罗青松母亲的气，经常当着罗青松的面被老婆打。所以罗青松一直认为，会计就是他父亲那样的窝囊形象；男人不能当会计，当了会计就会变得连女人都不如。当然，他也不喜欢他母亲那样的女人。
他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在县中医培训班里认识了他现在的爱人。他爱人所在的村子，与他们家相隔50多里路，所以在此之前，两人从未见过面。他爱人姓郝，比他大三岁，在培训班里同学们都叫她郝姐。郝姐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因此被任命为班长兼支书。相比之下，罗青松则腼腆，不出头，一说话脸就红，在班长找他谈话之前，他甚至都记不清她的确切模样。他们俩能谈上恋爱，所有的人都惊奇。等到罗青松考上了大学，人们就更惊奇了。那附近的十里八乡，他罗青松这个老蔫是第一个凭考上大学的。郝姐的亲戚、姐妹更多地是羡慕郝姐，羡慕她命好，有眼力；从今往后，她可以离开“农”字，跟着罗青松享一辈子清福了。
其实幸不幸福，那是一种感受，只有当事者自己知道。要说不愁吃不愁穿，那倒是真的，但要说郝姐幸福，她可是要扇自己嘴巴了，因为你那是在骂她。
首先说孩子。孩子是两个人未来的希望。有人说父母不应该把自己没有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郝姐就反对这种论调，为什么父母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有这个权力。一个人在世间走一遭，风云集会，难免有各种遗憾，又不能重新来过，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孩子。人类就是在这样的动力下繁衍和进步的。而且，也并不是只有穷人、落魄的人才对孩子寄予厚望，那些富人或者成功人士更是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所寄的期望更高，推进去的钱更多。但是可惜啊，郝姐她没有孩子，所以也就没有了希望。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不到一岁就得脑炎死了。之后，她开始不断地流产，汤药喝了有上百公斤仍不见好，最后身体也搞垮了。渐渐地，罗青松和郝姐两人谁也不再提孩子的事了。但郝姐却无法释怀，总觉得自己亏欠罗青松的，每每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她的眼圈就会发红。
其次是工作。罗青松毕业分到工厂，她也从老家出来，跟他坐上小火车，去了那个很难叫出名字的地方。他们俩走出日伪时期修的三级小站，乘坐厂里派来接站的吉普车，又跑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才算到地方。工厂和家属区离得不远，厂区在山脚下，家属区在半山腰，中间只有一条水泥路相连。工厂的居住条件还算可以，周围有山有水，和她家乡差不多，而且是她平生第一次住楼房。但是工作上，郝姐却觉得不很如意。一开始，郝姐就被安排在半山腰的厂医院里当护士。作为赤脚医生，按理说这样的安排没有错，甚至已经算是照顾了，护士的工作又不怎么累，所以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医院里的护士太少，郝姐总得加夜班，这很让她烦心。白天郝姐回到家，忙完家务想睡一觉，厂区的机器的轰鸣声却让她无法入睡，使得她神经衰弱的毛病日益严重，身体和情绪都变得很坏，特别是女儿死了之后，她明显地变得有些发呆。随罗青松一起调到集团公司工作以后，环境条件虽然好了很多，但她仍然在医院里当护士，所以夜班还是逃不掉。这护士的工作真的让她苦不堪言。苦也得忍啊，因为除此之外，她再也不会做别的。
再说夫妻感情。其实到工厂不久，她和罗青松就事实上分居了。你想啊，罗青松白天上班，她晚上上班，两人压根就没有时间在一起。一年内在一起的很少时间里，不是她不行就是他不想，所以夫妻关系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了夫妻的名分。对此郝姐十分内疚。罗青松生得虎背熊腰，生理健康，都是因为自己不争气，才使得人家落入如此无性无后的惨境。她明白，虽然罗青松嘴上从未说过什么，但他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地恨她这个作老婆的。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在外边有一个，她非但不会哭闹，反而会去登门拜谢那个第三者。
可以这么说，在罗青松到首诚证券工作之前，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如一潭死水，但毕竟还是平静的，郝姐小心谨慎地侍侯着罗青松，罗青松则除了加班出差之外，像上下班一样，例行公事地回家吃饭、睡觉，俩人相安无事。但是自打从冶金集团所在的小城市搬进了大上海，自从同资本市场打起交道之后，罗青松的脾气就开始和收入一样，直线看涨。与他父亲截然相反，他不但不惧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