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自贵家楼的西侧，有一个大垃圾箱，供附近几座楼的居民统一投放垃圾之用。张自贵发现，经常有人把废旧的书刊也遗弃到里面，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于是他就在垃圾箱上贴了个纸条，上面写道：
“读书人是不把书当垃圾扔的，他们认为那是对神圣二字的亵渎。书的出身很高贵，应该从哪里来送回哪里去。”
真是人以群分。爱管闲事也是张自贵从小就有的性格。为了使小区居民少受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欺负，他带头筹备业主委员会；为了避免开发商和街道一级政府勾结，侵害普通居民的合法权益，他挣当居民委员会委员。现在，他家里的电话小区居民们都知道。但他们只知道他是个热心人，有事可以找他帮忙，却谁也没有在意他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又在干着什么，以及脑子是否有毛病。这就是城市居民，真是一群有趣的动物。
张自贵的博客从不与别人链接。他有时会写一些警句、格言和随笔之类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博客上，供自己私下里欣赏。李思恩记得看到过这么一段，印象较为深刻：
“有些错误一旦认识之后，应立即中止，尚可获得法律的宽恕，如举刀行凶；但有些错误，则是发现了之后应将错就错，不得更改，否则法律反而严惩，比如开车想转弯，结果误入了直行道，发现时已经到了红绿灯前。这时如果改为轧实线转弯，不但危险，而且还要遭惩罚，所以只能将错就错，牙一咬，向前驶去，寻找下一次拐出的机会。人生这样的事例很多，婚姻就是其中一宗。”估计她太太要是看见了，肯定得跟他急。
在读典籍之余，张自贵也偶尔记些心得，并示与友人。比如在读《老子》后，他写了很多恭维老子的话，但在最后一段，却捅了老人家一下，还捎上了儒家：
“老子误将他人等同于己，以为人人都能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于是鼓励统治者无为好静，名宗旨即可正末流。此谬误在于以德、以人治国，只重道而轻法治，不知道德社会只能形成于公民社会这后，可称为天下忽视细节与执行者之鼻祖。在这一点上，儒道共瑕疵，虽然两者常相攻讦。韩愈的《师说》就是重‘圣人之道’而轻百工之技的儒学典范。”应该说，他的话是捅在了读经复古者和科考式教育的疼处。
“我看你的修自心、复佛性，也比儒道实用不到哪儿去。”李思恩看后揶揄道。
在专家与杂家之间，张自贵崇尚杂家。他说，通才之上培育专才，方可育出大才。杂家比专家更易做到平和长寿，而专家如果不能过渡到杂家，则不但成不了大家，还会变得性格乖戾，除非他（她）有很好的自我修炼做基础。
“我在接触过的当代学者中最敬佩三个人，三位杂家。首先是中国人中第一个获得哈佛金钥匙的陈岱孙教授，他老人家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专业，而是他那让工宣队、军宣队都毕恭毕敬的高贵气质，以及他回国后写的第一本著作《怎样打桥牌》。其次是季羡林教授，他以语言文字学见长，但是他的国外友人见面时，却会向他索要其大作《糖史》。蒋学模教授为人钦佩的不只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他在青年时首译的《基督山恩仇记》。他们三位都高寿，陈岱老活到97岁，最后时刻仍不糊涂；另两位还都健在，其中季老打算奔150岁活，心态甚佳。”
原来张自贵想遍做百工，是因了他心目中偶像的启示。
张自贵也曾经有过回大学当教师、重操旧业的打算。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试着备课，对着家电沙发试着给“学生”讲课，但他发现，一旦离开了电脑和投影仪，他的课就没法顺利进行下去，不是讲了后面忘了前面，就是说了上句忘了下句。不过为了安慰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自信起来，他还是找了另外一个理由，来回应当教师机会的丧失。他对此这样写道：
“回到学校过，同学已然是院长、教授了，在弟子们面前端着架子。在办公室里，他一边应付来访的我，一边给自己的研究生分派工作，每人一章，替他给本科生讲课，而他则要到某企业去讲挣钱的课，给自己捞外快。就从那一刻起，我打消了再当教师的念头。如果把做学问和教书育人比喻为立牌坊，把为自己赚大钱比喻为当婊子，则我宁愿专心致志地挂牌当婊子，也不去误人子弟。”
这句话李思恩听着，感觉特别熟悉。
李思恩对他说：“水至清则无鱼。你对我们的高等教育要求过高了。”
张自贵不服气，和李思恩争辩道：“不是我要求高，而是现在教育太无能。除了教授知识之外，其它百无一用，它教出来的博士硕士照样随地吐痰，教博士硕士的教授照样乱扔垃圾、不遵守交通规则。”
李思恩摇摇头，心想：“个别案例随处可找，但证明问题不能依靠小概率事件推定。”
见李思恩又是一个“不敢苟同”，张自贵的话于是变得更为激进：
“我们的所谓重点大学虽然都声称培养精英，但他们目前却既不鼓励个性发展，也不培养合作精神，把精英的苗子都给糟蹋了。靠这样的教育简直无法振兴中华。你看，大凡像钱钟书一样偏科的，都甭想考上好学校，因为只有各科分数均匀，总分才能上去。大学教师之间没有老中青三结合与传帮带，大家甚至几个月都见不上一次面，一个系一个学院的老师很少会自发地聚到一起，研讨学问、切磋心得，这对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怎么能够有示范的效果呢？所以现代中国青年，离大学越远，才会越有大出息！”
现在，他自己连大钱都不愿再去赚，这又怎样解释呢？张自贵在他的博客里是这样说的：
“财富是需要品质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前半生赚钱，后半生却用来把钱回馈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股神巴菲特赚了那么多钱，却仍旧住在年轻时花3万元买的房子里，早晨到能打折的店里吃早点；宜家的创始人那么有钱，却为了环保和节省汽油费而经常坐公交车；李嘉诚一笔生意赚10亿，却只独自走进快餐店，悄悄地奖给自己一个汉堡包了事。这些都是品质。我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我如果拥有他们十分之一甚或百分之一的财富，都可能会忘乎所以，六亲不认，为所欲为，甚至于腐败沉沦。
我会买至少10辆顶级豪华轿车或者专机、游轮供自己轮流享用；会在风景名胜处建至少10座豪宅，至少藏10个金娇银娇红娇嫩娇在里面等我。这是因为，绅士风度、贵族气质、慈善情怀或类似的东西，需要几代人的修养沉积，远没有财富增长得那样迅速。财富与品质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是会令人痛苦万分的。我愿为填补这样的‘跳空缺口’而沉下来，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修身齐家，为下一代创造和谐、向上、富裕、宽松、高尚的环境，而不是在我这一代暴富，创造出势利、失衡、紧张、颓废、低俗的环境。我要为培育与财富相配的品质而努力。现在少赚钱，是为了将来能为祖国赚更多的钱。”
那么，他自己具体想干点什么呢？他要为社会贡献点什么呢？
“我想当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但不知能不能当好，因为现在有些文人，不是骗子就是贩子，用知识卖钱，或者用钱骗知识，我怕自己与他们同流合污。这些人或者把古代的贩到现代，或者把国外的贩到国内，还常常在贩卖中做些手脚，但就是不自己“生产”，害得国人不得不下决心只读古籍和洋书，连带着看见每天以数百上千本的速度上架的所谓作品，直犯晕想吐。其实，就是所谓‘生产’出来的作品，那也是要分级的，它们有组装出来的，有修理出来的，有化学处理过的，有除垢去污后加工完成的，还有原装制造出来的。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座有自主品牌的制造厂，带着设计院，连着发明创造，生产出不朽的文章和传世的作品。”张自贵这样写道。
看来他是想通过文字和立言来赢得不朽。
“还是没有脱俗。”
李思恩咂了咂嘴，咽了口唾沫，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声。
张自贵每天读书，看报，泡图书馆，逛书店，上网查资料，奋笔疾书，起早贪晚，独自忙得不亦乐乎。只见他一忽低吟一忽凝眉，一忽流泪一忽大笑，体验着从未有过的自信、充实、自由和愉悦，享受着他认为是有尊严的生活。周围已不再有眼睛盯着他，无影无形的黑暗里，也不再有考评他的尺度和不讲情理的鞭子，更不用为几百人操心业务与生计问题，终于心灵成了自己身子的主人。
但是，人只要活在世上，麻烦就总是难免的。
与头一年多时间里东家店、李家厂地打工奔波，按时上班下班不同，在这后一段时间里，他天天“坐家”，太太每天下班，他都会像个哈巴狗似的从里面应门；太太上班时他在，太太下班时他还在，太太做饭时他围着转。时间长了，太太就有些烦了：一个大男人整天闷在家里，总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当别人问她爱人在那里工作，或填表时要求写配偶的工作单位，她尤其烦。于是妻子开始一点点地渗透，引导他还是要早日重返社会组织；启示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从事文学创作；提醒他独处久了，会患上抑郁症甚至于自闭自杀；暗示他一位博士应该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而当作家则是非傻即笨之人所为之事，连钱钟书先生都这么说。
张自贵对此非常不满。他没想到太太会这样不理解他。
“工作，工作，你所想的工作，不过就是在交通拥挤的时候赶到办公室去上班！”两股粗气紧接着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并伴随着“呼哧”“呼哧”的声音。
一次，过去的一个同事来电话，顺口问：“最近怎么样啊？”他没好气地回答：“不怎么样！现在是在家里在社会，都没地位，可以说连个妓女都不如。”对方不解，他用余光瞥见妻子正坐在一旁沙发上，表面上在看电视实则在听他讲话，于是就发泄似地自问自答道：“人家妓女好歹还是个服务业从业人员呢，又是现职。可我呢？离职，没业！”
他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写出了一部长篇（《百行千态》），翻译了一部长篇（《愉悦》），虽然前者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媒体的炒作，但销售情况还算不错，未满一年，版权收入即达2万余元，虽不及其以前一周的薪水，但说明努力还是有收获的。他现在写意正浓，不久又将有一部散文集问世。那是他义务支教的结晶。乡下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写的散文，这说明他对社会还是有用的。他认为他这也是在工作，而工作是完全可以没有“单位”和不到“单位”去上班的。“那里人太多太挤，年轻人争着抢活儿干，也不差我一个。”“这世上总需要几个跛足道人癞头僧戏说滚滚红尘吧？我就想干这事，半人半仙地活着。”他闭着两眼如是说。
张自贵有一天在家里大胆地拦住妻子，问：
“你知道曹操吗？”
他妻子故意摇头：“我不知道。”
“你知道曹操为什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吗？”张自贵又问。
“曹操想醉生梦死！”妻子恶狠狠地回答。
“错了。”张自贵拉过椅子，让妻子坐下，自己坐在她对面，两眼直视着她，接着说：“曹操‘对酒当歌’，是因为慨叹‘人生几何’；他恨人生太过短暂，担心统一天下的大志不能圆满完成，故而悲伤。而现代人则相反，是‘人生几何，对酒当歌’，那是为及时享乐、醉生梦死找借口。”
妻子惊讶地看着他，以为他开窍了，于是等着他往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