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是英国十八世纪前期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政论家。他出生在都柏林，父亲是定居在爱尔兰的英国人。他是遗腹子，由叔父抚养成人，曾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最后于一七〇一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一六八九年他前往英格兰在他的远亲威廉·谭博尔爵士处任私人秘书；一六九四年返回爱尔兰成为国教会教士并开始担任神职。后来他曾再返伦敦，先后参与辉格、托利两党的政治活动，结交了诗人蒲柏等一批文友，并孜孜不倦地勤奋笔耕。一七〇四年，他的《书之战》、《木桶的故事》等作品结集出版，前者嘲笑经院派腐儒，后者讽刺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争吵夺权。他写的政论时文，包括担任托利党《考察报》主编期间抨击一七一〇至一七一三年间英法战争的文字，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此外，他的一些诗作以及写给女友的那些亲切而生动的信（先后结集出版）都得到很高的评价。
一七一三年，安女王任命斯威夫特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持牧师。一七一四年女王逝世，断绝了他重返伦敦政坛的希望。然而，正因为他被放逐到了帝国的边缘，才得以更真切地目睹被压迫者的苦难，完成某种立场转变。他开始把以往不大看得起的爱尔兰人称为“我们”。他不安地注意到爱尔兰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一七二〇年，在多年沉默之后他发表了一篇号召爱尔兰人使用国货的政论文章。一七二四年的《布商的信》借一布商之口猛烈地抨击英政府出卖向爱尔兰提供铸币的特权、损爱尔兰大众的利益以肥少数人之私囊。“布商”得到了爱尔兰民众的热烈支持，迫使英国当局改变了计划。一夜之间，斯威夫特几乎成了爱尔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脍炙人口的讽刺文《一个小小的建议》（1727）更是以辛辣的笔触痛斥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
斯威夫特晚年因病搁笔。在他留下的诸多优秀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当数《格列佛游记》（1726）。
《格列佛游记》被不少人看作是深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读物。格列佛仿佛是孩童——在小人国利立浦特，他随心搬移各种人和物，像是摆弄玩具；流落到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后，他又如幼儿在成人世界里，感到惊恐而无奈。但是，过于强调这一面会或多或少掩盖作品的思想意义。小说的童话色彩只是表面的局部的特征；尖锐深邃的讽刺才是其灵魂。
《格列佛游记》中的讽刺是一把多刃的利剑。首当其冲被评点和挖苦的，即是当日之英国，也即世界上第一个正在成型的“现代社会”。格列佛历险的第一地是小人国。在那里他一只手就能拖动整支海军舰队，一餐饭要吞吃大批鸡鸭牛羊外加许多桶酒。小人国的人为了把他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京城，动用了五百工匠，无数绳索，九百负担起重、搬运任务的“大汉”、一万五千匹“高大”御马，等等。在如此这般的一个缩微国度里，所有的雄心和邀宠、政争和战事都不免显得渺小委琐。党派之争以鞋跟高低划分阵营，“高跟党”和“低跟党”你争我斗，势不两立；相邻的国家不但想战胜并奴役对方，还要争论吃鸡蛋应先敲哪头之类鸡毛蒜皮的“原则”问题。国王用比赛绳技的方法选拔官员，于是指望升迁的满朝文武纷纷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研习这种杂耍技艺；为了获得国王赏给的几根缠在腰间的彩色丝线，官员不惜做各种可笑的表演。这个小朝廷处处令当年的读者想起英国。就连陷害格列佛的财政大臣佛林奈浦也被认为是以那时的英国内阁首脑瓦尔浦尔为原型的。
小说第二卷里更是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英国。格列佛长篇大论地向大人国国君介绍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以及种种为国家为自己“挣面子”的事。不过，用大人国的眼光看，英国是利立浦特般的蕞尔小国，它的历史充斥着“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产生的恶果。格列佛讨好地表示愿把制造军火的方法献给国王。他吹嘘说，火药枪炮威力无比，能使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国王惊诧万分：他“那样一个卑微无能的小虫”竟有如此残忍的想法！于是国王说格列佛的同胞是“自然界中爬行于地面的小毒虫中最有害的一类”。斯威夫特的讽刺还横扫了英国社会其他许多重要方面。如：第三卷里对拉格多科学院人士的描写是直接针对英国皇家学会的，表达了对现代科技的种种忧虑；有关勒皮他岛一段则影射英国对爱尔兰的剥削压迫。总之，在十八世纪早期，秩序更迭、工商繁荣、物欲张扬、政界腐败、党争激烈及对外扩张等等共同构成了英国生活的主旋律；而斯威夫特则敏锐抓住了时代的特点和弊病，痛下针砭。
这部小说不但抨击了社会现状，还有意识地模仿了某些语言和文体。格列佛在小人国抄录了一段官方文告，它赞颂国王是“举世拥戴”的“万王之王”，“脚踏地心、头顶太阳”，等等。但是，无处不在的格列佛眼光提醒着我们那位国君不过身高十几厘米。“言”与“实”的巨大差距令人捧腹。格列佛在抄下“领土广被”一语后，还在括号里不动声色地解释道：“周界约十二英里”。括号里的话带出了本分的医生兼生意人格列佛先生实事求是的叙述风格。他似乎并无意评论，只是在忠实客观地为我们解释利立蒲特尺度。然而，随着这句解释，那“直抵地球四极”的无边领土就陡然缩为周边不过十余英里的弹丸之地，讽刺的锋芒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格列佛游记》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一种文学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全面讽拟。叙事采用第一人称，开篇也说小康人家的小儿子预感命中注定要出门远航，等等，处处让人想起红极一时的鲁滨孙。不过，格列佛出海发家的心态未能长久维持。在小人国和大人国宫廷的双份经历使他对君王的恩宠和地位的沉浮有了透辟的体验和见解。他在大人国里曾被一农民拿来展览并出售。他看出主人靠他“赚钱越多就越贪婪”，哪管他累死累活，小命难保。被置于受剥削利用的地位上，人家的发财活动看起来自然也就不那么光采夺目了。这使格列佛的旅行成为与《鲁滨孙飘流记》迥然不同精神历程——他没有成长为合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坚，而是变成彻底的异己者和批评者，从而否定摈弃了鲁滨孙式的自我提升的人生计划。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格列佛的游记是对鲁滨孙们的评论，故意营造的相似最终是为了凸现精神上的决裂。
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斯威夫特的讽刺还直指人性本身。格列佛当过“巨人”又当“小人”，从而使纯粹的旁观者立场不复存在。读者不得不随着他在绳技表演等似乎陌生而古怪的事物中认出身边熟悉的事物，认出自身的局限，看到荒谬中的常情，常情中的悖理。作者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常常进而转化为对人性的怀疑。关于“钱”的那段的深入肯綮的议论就是如此。在第四卷也即最后一卷里，格列佛来到没有金钱、没有军队警察的慧骃（马）国，向他的马主人解释说：“我们那里的耶胡认为，不管是用还是攒，钱都是越多越好，没有个够的时候，因为他们天性如此，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婪无厌。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他谈人的“天性”，所列举的其实是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言行方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长足发展之际的特定世态和心态。只是斯威夫特们看到全社会上上下下的人都如此心甘情愿地被金钱所奴役驱使，不由得要对人的本性生疑。
在这一卷里，小说从内容、风格到叙述人定位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前，小说尚有一层与航海日志等一脉相传的“科学”“理性”外包装。格列佛反反复复地历数各种东西的数量、尺寸和比例，使小说世界与我们的常识世界相衔接，说服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被描述的景象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但是这时数字罗列和各式账单统统都消失了。简洁明了的文风虽然依旧，但被描述的已是人兽颠倒的怪诞景象：马成了理性的载体，而人则化作下等动物耶胡（yahoo）。斯威夫特不断用种种难以消受的细节——如人形动物耶胡如何脏，如何臭，如何屎尿横飞、贪婪刁蛮等等——来刺激读者不堪负担的感受能力；逆启蒙派把人视为“理性动物”的说教而行，把日益被文明所压抑的人类的“肮脏”生理活动推到文字的前台，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格列佛本人不但成了直接的议论者和讽刺者，而且从马国归家以后行为极其乖张任诞，几乎也沦为被挖苦的漫画形象。由于这种种描写，很多人（包括名作家萨克雷和赫胥黎等）认为斯威夫特“厌恨人类”。但是另一方面，伏尔泰却把他称为“英国的拉伯雷”——因为，像拉伯雷的作品一样，《格列佛游记》与民间文学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其恣肆的笔触和狂欢化的想象其实是高扬生命旋律的。可以说，斯威夫特以其特殊方式折射着他所存身的社会的两面性：既以夸张渲染时代的生气、更藉荒唐痛斥时代的弊端。在厌恨和悲观背后，应是一种苦涩的忧世情怀。
也许因为今天的地球人大都生活在所谓“现代社会”中，斯威夫特的讽刺和寓言两百多年后读来仍尖锐淋漓、字字见“血”。在yahoo的幽灵极有反讽意味地成了计算机网络“明星”的年月里，人们不能也不应忘却斯威夫特的怀疑和绝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