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为最典型的叙事文学体裁，包括情节、环境、人物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视的是情节，在情节谋篇布局中看重历时性情节编排。环境用作情节展开前或展开时的渲染，人物是情节开始、发展、高潮、结局的参与者、执行者和完成者。相对情节而言，环境和人物退居其次，环境和人物从来不会冲淡情节绵延之“线”。相反，环境和人物都被容纳于情节当中，共同推动情节发展。历时情节编排从最原初层面体现文本逻辑与层次关系，时间是将事件有条不紊梳理整合的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真实的历史时间里讲述似史非史的故事，把“历史性”当作小说叙事的最高目的。[20]
中国古典小说从史传文学发展而来，“史，记事者也”。“古典小说的历史叙事追求一种历史旨趣，即把‘历史性’当作小说叙事的最高目的。它很明显地是把历史上的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用文字形象描绘出来，以追求个别的‘真’，从‘真’通向‘美’。”[21]历史时间标识是史传文学叙事的特点，历史时间按先后次序排列形成线性历史时间。《史记》是中国最早的通史，是“史叙事”的典范作品。《史记》叙事依托历史，以真实的历史时间、实有的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叙事时间和描述对象，它的叙事方式影响了随后几千年中日小说的表现方式。中国古代小说的情节大都遵循自然时间顺叙，虽插叙、倒叙等手段穿插其间，并不影响情节“线”性发展的叙事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基本呈线性时间叙事结构特征。日本最早的记纪文学比我国《春秋》晚出1200余年，《源氏物语》这般篇幅长、体系整备、结构复杂、包罗万象的长篇古典言情小说的问世却比中国早，《源氏物语》的成功是建立在大量吸收汉文学文化精髓，并糅合日本“和文学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
人类的时空观不是先天就有或凭空捏造，而是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依靠生活与劳动实践形成。自然界昼夜转换、四季更替，时空变化影响到先民的生产生活，人的意识感于外而思于内，便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时间与空间观念。时间叙事中时间的精确研究离不开时间刻度计量表，《太初历》（前104）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历法。日本人从7世纪末期开始使用中国历法，直至1685年，日本才编制了自己的“贞享历”，几经改编，形成明治初期使用的“天保历”，这些历法都是阴历（准确地说是太阳太阴历）。《源氏物语》成书于11世纪初，成书前后数百年间日本历书完全照搬中国阴历。小说叙写离不开时间标识，日本古典小说时间叙事系统的确立完全照搬中国古代太阳太阴历，日本古代月份与季节划分、二十四节气与十二属相设定完全照搬中国古代设置的时间体系。《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是在同一时间计量单位下产生的文本，这一同源特质使得不论是线性时间叙事还是时间情态化，两者都可以进行充分比较研究。1873年，日本“脱亚入欧”，采用公历废除阴历，引入西方二十四小时制及周休制；1912年，中国引入西历改行公历，传统阴历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撰写都在阴历计时大背景中，两书撰文时人们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模糊的时间概念，模糊的时间表述方式，通过植被四季变化、月亮阴晴圆缺、潮涨潮落等自然地貌变化特征区分时间，两书主要通过花草木外观变化的书写表达四时节令切换，使得文本在时间表述层面更具抒情性的诗意化特征。
溯源于古代，中国的《春秋》、《史记》及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土佐日记》、《蜻蛉日记》中的线性时间叙事技巧给予两书深厚影响，这些中日古典典籍之间有承接、有互见、有差异，《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线性时间叙事特征正是这些典籍作品的继承与发扬。本章分两个方面对两部作品的线性时间叙事技巧进行探讨，第一节从宏观入手，对两部作品线性时间叙事的同源性进行论证，主要是溯源研究。两部作品分属不同国度，相隔八百余年，都具有明显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其互见性多处可见。《春秋》、《史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日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史记》、《汉书》、《吴志》、《昭明文选》，中日两国古典文学线性时间叙事特征有系谱性，第一节主要对这一系谱性进行梳理，找到它们共同的源头。作为比较研究梳理对象的标识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有《春秋》、《史记》、唐传奇，日本古典文学作品选有《古事记》、《日本书记》、《土佐日记》、《蜻蛉日记》。第二节从微观细节入手，对《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两部作品的时间叙事特征进行细说，从朝代纪年、世代时间和纪传时间三方面入手对两部作品细部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进行比较。《红楼梦》线性时间叙事一说，争执良久，散见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各处的时间批语是对“《红楼梦》线性时间叙事”一说的肯定。与《红楼梦》表面略为混浊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相比，《源氏物语》线性时间叙事特征清晰明确，每回开篇脚注都明确标明光源氏的年龄。本章通过对两部小说线性时间叙事特征同源性的分析，及两部小说文本细部线性时间叙事特征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明晰作者小说时间叙事的技巧、目的及由来。
第一节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线性时间叙事的同源性
一、中日古代叙事
时间有文化属性，在传统时间文化影响下，中国古典小说千百年来形成了自身较为稳定的叙事特征——线性时间叙事，“线性时间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叙写的基本技巧。《红楼梦》时间叙事手法向现代时间叙事技法靠拢，开篇有追忆、回闪、跳跃和穿插，细观之还蕴藉时间意识流，文本中还存在若干错乱的时间逻辑关系，这些“画龙点睛”或碎枝末叶处并未曾影响文本大体时间走势，重要原因是汉历史文学文化中的“时间叙事技巧”技艺传薪至此，《红楼梦》文本本身身负汉历史文化传统重任，早问世八百余年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也深受汉文学文化影响，线性时间叙事是两书采用的主要叙事技巧，在此梳理两书线性时间叙事源头。
（一）中国古代叙事与《红楼梦》
中国文学的线性时间叙事始于《春秋》，成熟于《史记》，之后在小说创作手法上，不仅是中国小说，日本小说也继承延续了这一叙事手法。《春秋》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源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由孔子在鲁国国史《鲁春秋》基础上修撰而成。《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历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共计242年间史事，18000余字。其记事形态“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按年、时、月、日记事，所记载内容包括周王室及其他各诸侯国的朝聘、会盟、战争等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如日食、地震、水灾、旱灾、虫灾等。《春秋》成书年代，我国历法体系尚未成熟，时至前104年（元封六年），司马迁与当时的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了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太初历》[22]，《太初历》的出现，使得记录事件发展进程的时间有了明确刻度。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史记》共130篇，52万余字，记载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前122），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为通史，不同于之前的史书，《春秋》、《战国策》只记载某一时期，“《史记》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纵贯3000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太史公·自序》），正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3]，翔实记录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发展状况。《春秋》为编年体史书，《史记》为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是编写历史最早用的最简便方法，编年体史书纲目式的记事编排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清晰罗列史实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是以“外部时间”流动支撑文本变化，其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关联，编年体史书叙事方法对后世文学叙事的方式产生最根本影响。纪传体是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的方式记叙史实。纪传体时间叙事特征在《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两书中凸显，《红楼梦》伴随主人公贾宝玉二十年间成长阶梯展开故事，《源氏物语》主要讲述光源氏出生至五十三岁归隐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在贾宝玉和光源氏的成长历程中，几乎每年都有事件发生，《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两书又可称为光源氏和贾宝玉的人物传记文本，两者纪传部分都与《史记》体例相似，以下以《史记》中《秦始皇本纪》为例。
秦始皇帝者……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
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畼、有诡。岁大饥。
四年，拔畼、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五年，将军骜攻魏……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骊山。[24]
《秦始皇本纪》以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活动为中心，秦始皇十三岁（前246）时登基，文中将这一年称为始皇元年。在分析《红楼梦》错综复杂的时间关系时，不妨将石头入俗头年称为石头记一年，也就是宝玉元年，后续文本中的叙事时间以此类推。始皇元年以后发生的各类事项均逐年叙写，概括与重笔相间，还原历史原貌，两代帝王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编年体例文中标明某年发生某事，纪传体例文则按主人公年龄时序标明在特定时段对应发生的事件，两者都具有线性时间叙事特质。《红楼梦》的故事以当朝得宠皇妃弟弟贾宝玉的生平逸事为中心讲叙永建朝太平末年与洪建朝不易年间上下七代人的故事；《源氏物语》以桐壶、冷泉、朱雀三朝为背景，以王子光源氏的生命历程为核心讲叙皇室四代人的故事。《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继承发扬《春秋》与《史记》两种文学体裁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将朝代纪年、世代时间与纪传时间三者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叙事方式主要是线性时间叙事，最初在其时间叙事系列中，不一定明示时间数字标识，只是将事件发生的步骤在文本中按先后顺序排列。《弹歌》（赵晔《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这首原始劳动歌谣是中国诗歌之滥觞，相传源于皇帝时代。《弹歌》中“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八字描写了“削竹成形→绑竹成弓→弯弓射弹→击中目标”的系列动作，及制作狩猎工具、射杀猎物的整个过程。再见《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神话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清晰显现事件描叙过程中的单向时间维度，又如《诗经·采薇》篇前三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这三叠分别以“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开头，从薇之“作”（萌芽）到薇之“柔”（幼苗鲜嫩状）再到薇之“刚”（长成坚硬的茎），依时间顺序描述薇的生长过程。又由“岁亦莫止”到“岁亦阳止”，即从岁暮年终到夏历十月，将戍边生活置于一个绵延连续的时段中，由薇的生长周期与寒来暑往的时节转换来暗示戍边生活的长久。再如《诗经·卫风·氓》篇，这是一首弃妇诗，全诗以这位不幸女子的口吻叙述了她与氓从求爱、订婚、结婚到受虐待、遭遗弃的全过程，是一种典型单向性时间维度叙述过程。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唱述刘兰芝与焦仲卿从美好婚姻走向悲剧结局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首尾连贯，禀赋线性时间叙写特质。《陌上桑》，“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有完整时间序列，完全按时序展开文本。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线”性时间叙事的还是小说，在这种结构形式中，时间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即“始”始终向着“终”行进，具有连续性与绵延特质，作家依循时间一维性特质来结构小说。如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中，贵族公子荥阳生赴京应考，与妓女李娃相识相爱，资财荡尽后，李娃遵照鸨母旨意，设计弃逐荥阳生，致使荥阳生由一个世家公子沦落为挽歌郎；继之在京遭父鞭挞，沦为乞丐；后与李娃邂逅重逢，李娃悔悟，遂救荥阳生于危难，并助其应考得官，成就功名，最后二人结为夫妻。作者将荥阳生和李娃由相爱到终结连理这一复杂过程一层层展现开来，好似将花瓣层层剥开，终见花蕊。这一手法即叙事学中的剥茧法或剥葱法，这些动作手法过程都与时序紧密关联。层层花瓣剥开的过程即是曲折有致地描绘其遭遇磨难和坎坷、继而由悲化喜的过程，线索清晰，时间连接有致。《柳毅传》通过神奇而优美的想象，精心结撰书生柳毅传书龙女，并与龙女化身范阳卢氏结为夫妻，最后变成神仙的故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主人公白娘子是蟒蛇精，出于对人间爱情生活的向往，遂化为美丽多情的少女与许仙结为夫妻。其举动冒犯了天条，但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她奋起抗争，盗官银、财物，戏弄道士，惊吓心怀不轨的李将仕，驱逐蛇先生，最后勇斗法海，直至被镇于雷峰塔下。无论是大团圆式的浪漫爱情，还是棒打鸳鸯式的悲剧爱情，作者都是按照时间自然顺序，有头有尾、自始至终地展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过程，这一绵延跌宕过程就是一条“线”，读者可以循着这条“线”去寻绎爱的美丽与凄婉。中国古典小说并非全为如上所举单一线型故事，还有复线型故事、环线型故事等等，复线型故事即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就每个故事而言，采用的仍然是“线”形描述。《水浒传》“英雄排座次”之前是若干个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传记故事一环紧扣一环地先后罗列。各个传记故事又都相当完整，自成段落，情节单线发展。就《水浒传》整部小说来说，从“逼上梁山”到轰轰烈烈的英雄伟业，最后接受招安，英雄末路，主线明晰，只有一个叙事方向。在古典小说中，诸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至于……按下不表”、“且说”、“却说”、“再说”等转承语俯拾皆是，但无论套了多少小故事，整个情节（大故事）中仍有一条贯串始终依据时间顺序展开的主线，没有西方小说的倒叙、断开、闪回等叙述方式。再如《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初步定型，尽管卷帙浩繁，“演义”的整体线索却相当清晰，从群雄逐鹿到三足鼎立，从蜀、魏、吴三国之间征战到三国的渐次消亡，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峰峦迭起的“过程”，对这一“过程”曲尽其致的叙述，形成了《三国演义》线性结构。另一方面，每章每回情节展开都是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线”段，整部小说的“线”就是由这一段一段的“线”连接而成。中国文学从原始劳动歌谣、远古神话到《诗经》中的叙事作品，从标志着中国小说成熟的唐传奇、变文，直到宋元话本、元代杂剧、明清长篇小说，在叙述事件时，通常采用时间顺叙方式，有头有尾，强调情节的单一性和故事的完整性，体现出鲜明的“线”性特征。《红楼梦》是一个时间叙事表征复杂的文本，其时间叙事囊括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又不时穿插前行，“石头记”的故事是以倒装叙述开头，整个故事的时间向度是指向过去，然而在这指向过去的内循环刻度中又蕴涵着时间叙事的梦幻时刻、追忆时刻、预言时刻。
在《红楼梦》中，确定的时间与不确定的时间，明晰的时间与模糊的时间，瞬间与永恒，过去、现在与未来，实在的时间与消亡了的时间，这些因素是这样难分难解地共生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躁动在一起。《红楼梦》的阅读几乎给了读者以可能的对于时间的全部感受与全部解释。[25]
《红楼梦》叙事文本无法简单进行叙事时间的“单线”推演，亦难以归纳为“多线”推演，《红楼梦》叙事时间的复杂性之一是其具有显著的明清小说的“缀段性”（episodic）的叙事特点，“所有中国传统小说都显示出一种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由松松散散地连在一起的片段缀合而成的情节特征”[26]。该特点亦被西方的汉学家指责为中国明清小说外形上的致命弱点。张洪波认为：
《红楼梦》中的叙述时间，不但无法简单归纳为“单线”推演的时间，甚至也难以仅仅归纳为“多线”或“平面”推演的时间。其中的“人事”与“人情”的流转变化，往往是从“青萍之末”开始，其间无数千丝万缕的因素，渐渐汇聚、化合、相互作用，经由极微细的脉动与沉积，在多维延展与多元会通中，逐渐酿成大的波澜，慢慢见出“病”之酿成与“情”之磨砺。[27]
《红楼梦》时间叙事的复杂性让研究者们浅尝辄止。事实上，《红楼梦》叙事文本并未在“多维延展与多元会通中”呈现混乱，将“混乱”、“超前”、“现代意识”冠于这一文学巨著显然不妥。文学是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将引领人类社会生活，《红楼梦》受到形形色色社会读者的接受与肯定，非拘囿于某类专家学者之偏好。《红楼梦》文本背后隐匿着某种普泛性叙事美学思想，这一美学思想能包容并糅合不同的审美趣旨，并被各类审美趣旨持有者认同接受。故事开篇称说书人陈述的“石头记”是一段记载在被女娲补天遗漏的一块顽石上的故事，顽石被僧道携入红尘，历尽尘世情劫之苦，回到青埂峰，将其红尘故事记载其身。故事的主体部分即石入红尘的经历，由而在研究其叙事时间时大可不必细究第一回给整书线性时间叙事秩序造成的混乱，研究时可以将“石入红尘”首年定为石头记第一年。对于故事发生时间未详一事，作者借用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空空道人问石头为何年载的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回答：“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28]曹雪芹认为历来的说书人为了增强小说故事可信度，总是皆蹈一辙地将朝代年月冠之，进而强调“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29]。曹雪芹将自己对时间的“思考”在小说开篇明示，线性时间叙事技巧的使用自古以来有之，千篇一律，皆蹈一辙，在此何不尝试一回新的时间叙事技巧，打破历来小说的叙事窠臼。倒叙技巧在古代文言小说中有出现，但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甚为罕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均为顺叙开头，《红楼梦》作者刻意打乱时间流变秩序，其开篇倒叙手法在古典小说时间叙事技巧运用上首开先河，曹雪芹使用的时间叙事艺术已逾越此前小说叙写模式，它有回旋有复调，但又不同于现代与后现代西方小说中刻意打乱时间秩序的“时间空间化”的创新，在叙事技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时间编年线性化与“时间空间化”发展的文本。曹雪芹有意将《红楼梦》文本中的时刻标识模糊化，正表明小说叙事技巧自有史以来在不断地发展，随着时代变迁文学作品叙事技巧在不断改良。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传统，特立独行，另走一套。为了更好地凸现《红楼梦》的时间叙事技巧，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将不同部分纳入不同单元（unit）进行剖析。例如彻底将《红楼梦》第一回导入故事的楔子部分挪开，直面主题，将宝玉出生至其归隐作为一个大的时间叙事单位，这样一来就回避了“倒叙”特征明显的第一回，再将预叙研究（例如太虚幻境）纳入空间叙事技巧研究部分，并忽略文本中某些因前后年龄矛盾造成时序混乱的瑕疵。研究视角另辟新径，从一个新的侧面透视整个文本。
（二）《源氏物语》与中日古代叙事
小说叙事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事件，而非其发生、发展的时间。叙事完全可以打破时间顺序，时间不是小说的首要因素。对于千年之前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的叙事来讲，时间却是首要因素，且由于其编年纪传体的时间叙述特色，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创作史上开创了物语写作技巧的新纪元。《源氏物语》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以时间为序，却又不同于史卷明确标明年号的特征，在紫式部人生故事讲叙的长河中自然流淌出事件时间运行的轨迹，是纵向的绵延。以光源氏生命年谱为时间主轴，追年逐月描写光源氏情思历程，某些章节分月分季节进行细部描写，时间流变、四季景致无尽的循环与生命运程的轮回、复沓情感的起跌交相辉映。日本古代前期文学（奈良时代）与后期文学（平安时代）中时间叙事技巧早已广为使用，如《源氏物语》之前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宇津保物语》、《竹取物语》、《住吉物语》等等，莫不如此。在叙事方法上紫式部不仅汲取古物语的叙事方式，在时间处理上还向日记文学历时编年叙事手法靠拢，采用历史叙述方法，所谓历史叙述是指在文本中或明或暗地显示事件发生的时间，时间跨度大，时序明确，且叙述的事件具有典型代表性，易引起读者共鸣与移情，《源氏物语》既吸收日记文学线性时间叙事特征和心理描写的细腻手法，又非拘囿于日记文学对生活平庸琐事的纯粹记录。《源氏物语》由于叙事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命途多舛，情节繁复，同样在文本细部不免出现叙事时序与故事时序混乱的情形，但并不影响其整体叙事时间的指向。在某些叙事内容与形态上，《源氏物语》比《红楼梦》更接近《春秋》叙事手法，《源氏物语》记录某一时期的皇室生活，叙事形态上吸收之前中日文学作品线性时间叙事技巧，对此又有所拓展，《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宇津保物语》、《落窪物语》等均是通过外部时间来支撑文本流动，即在事件叙写之前，明确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源氏物语》则是通过故事本身内在的时间流逝支撑文本发展，即事件发生的时间未曾在文本中明示，需要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来揣摩确定文本的先后时间。由此可窥时间叙事技巧几百年内的变迁，哪怕是线性时间叙事，也有一个从“外部时间流动支持文本发展”变化至“故事内部事件流动支撑文本发展”的过程。线性时间叙事技巧是《源氏物语》最典型、最凸出的叙事手法。《源氏物语》今译本中，学者们通过考实，使用言之凿凿的时间标注，标明故事发生的朝代、年号等历史中的时间，其间虚实相间。同时，还注意标明季节、节气、时辰等具体化的自然时间，《源氏物语》主体部分框架的构建起始于第一回（“桐壶”卷）光源氏诞生，终结于第四十一回（“云隐”卷）光源氏五十三岁的隐居。文本一方面编年叙事，另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娴熟调节叙事节奏的技艺，或快或慢，或急或缓，给读者产生某种类似史书式的小步跳跃的感觉。
《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是日本现存时代最早的两部文献，比我国《春秋》、《史记》晚问世1200余年和800余年。日本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集体农耕生活，之后各地小国家涌现；4世纪大和朝廷统一各国，开始与中国、朝鲜广为交流，大陆汉字陆续传入日本，逐步被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本朝廷拥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始于推古时期（592—628）；6世纪汉字被作为表记文字；7世纪日本出现第一次大的进步与革新——“圣德太子改革”与“派遣遣唐使”，日本向中国学习各类先进文化技术。大化二年（646）颁布一系列政令、法令，这些律法是天皇朝廷留下的最早的历史记录。天武天皇在位十年，682年开始敕命编修历史，将上代传下来的口头史实记录下来，形成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中编撰而成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较为严格地模仿了大陆史书的编纂模式，两书都以编年体形式记录天皇统治，其线性时间叙事特征类似于我国纪传体文学体例。《古事记》于和铜四年（711）9月开始，于次年正月完成，编集人安万侣，口授人舍人稗田阿礼，最初审定的是第四十代天武天皇。书籍编撰缘于天武天皇诏书，诏书明令“撰录帝纪，讨核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30]，实际操作难抵此类要求。皇帝敕命编撰类似于中国《春秋》、《史记》类编年体史书，大臣承命之心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是局限于书写文字符号的缺乏，二是缺少文字记录的史实素材。《古事记》是日本第一部古书，之前日本为口承文学时代，口承文学极富传奇与浪漫特色，纪实性薄弱。日本人第一部文学作品《古事记》表面上是宫廷历史书，实际上是一本故事书，三卷中第一卷完全是神话，讲叙神代事情，第二、第三卷讲叙人皇的事情，所讲叙的主人公由第一卷中的神转变为第二、第三卷中的人——自神武天皇至推古天皇的三十三代皇帝，除单纯的帝纪以外，所有的故事都是传说的性质，内容相似。《古事记》三卷的价值完全在于旧辞，即神话与传说。古代汉书里称日本《古事记》为《帝王本纪》[31]，实则不然，缺乏“帝纪”应有的史实性，该书只是借“帝纪”世代时间线性叙事体系为主轴，主轴作为树枝主干，在其枝干上挂上衣钩，使得许多民间传说神话汇总一处有条不紊，周作人高度肯定《古事记》里帝纪叙事手法，认为其是“买椟还珠”中的“珠子”[32]。以《卷下》为例，《卷下》分为七个部分：仁德天皇→履中天皇与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
雄略天皇→清宁天皇与显宗天皇→仁贤天皇以后十代，每部分没有明确的年代纪，但皇室的世代承继性彰显，世代线性时间叙事手法以第七部分（仁贤天皇以后十代）尤为明显。《卷下》第七部分虽然故事性薄弱，却出现了明确的时间标识，仍是用外部时间变化支撑文本流动。
第三代继体天皇——“此天皇御年四十三岁，丁未年四月九日升遐”
第四代安闲天皇——“乙卯年三月十三日升遐”
……
第七代敏达天皇——“治理天下一十四年……天皇甲辰年四月六日升遐”
第八代用明天皇——“治理天下三年……此天皇丁末年四月十五日升遐”
第九代崇峻天皇——“治理天下四年……壬子年十一月十三日升遐”
第十代推古天皇——“治理天下三十七年……戊子年三月十五日癸丑升遐”[33]
《卷下》叙事方式与《秦始皇本纪》非常相似，《古事记》行文方式一方面完全借鉴和模仿了中国的《春秋》、《史记》及神话小说的叙写特征；另一方面，与其成文七八百年之前中国典籍《春秋》、《史记》相比，明显缺陷就是缺乏史实性。《古事记》结尾部分详细地列出编年时间，表明编撰者有强烈的时间意识。8世纪之前，日本还是荒芜之地，劳动力缺乏，人烟罕迹，劳动工具落后，岛上原住民不能从繁重的果腹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进行一定文字、文学等方面的艺术创作，缺乏大陆中原文化地大物广、集思广益、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8世纪日本民族文学文化的速成法即向外来文学文化学习借鉴。618—907年为中国大唐王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初唐时期成就“贞观之治”，开元时期唐玄宗革前朝弊端，政治开明，威服四周国家。唐朝文学、科技、文化艺术极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远远走在当时不毛之地的日本之前。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整整比唐朝晚两个世纪，平安时代初期和中期对应我国唐朝中期和晚期。8世纪即为我国唐朝和日本平安朝文化交汇时期，天武天皇8世纪初下令编撰《古事记》，并要求编者“撰录帝纪”、“削伪定实”，安万侣找不到史实文字记载，日本首开先河的“帝王本纪”叙写方式借鉴中国史书，叙写内容借鉴口述历史，从口述历史中回溯“天地始分”、“诸岛生成”、“诸神生成”之时之人之事之景。世代记忆、口承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难以精确，经不起考证推敲，充满神话色彩，离撰书时代越近的历史在民族记忆中越是清晰，因此，作者在书的尾篇叙写中列出详细的时间年表。《日本书纪》在《古事记》成书八年后，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唐玄宗开元八年）成书，撰者舍人亲王奉敕修史。《日本书纪》由神代上下两卷开始，由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第二十八卷）的记事，是极为周密的日本史，该书被称为“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日本书纪》开头神代上下两卷强调日本古代民族起源、形成和建国精神，由口诵文学而来，有些属于日本古代原有独特神话，有些则受中国古代口承文学与典籍影响。如《日本书纪》开头登载“天地开辟”的神话，是根据《三五历记·艺文类聚》所载盘古开天神话和《淮南子》等书的神话内容改编、模仿与润色而成。从神武至持统天皇所载天皇记事，叙事结构缜密，其内容大部分根据中国典籍虚构而成。
《日本书纪》所使用的记事文字是汉文……神武天皇以下，大致是比较纯粹的汉文，书纪的记事是由参考许多中国典籍如《汉书》、《后汉书》、《昭明文选》等所拼凑而成的故事，史料的搜集，编辑的体例以及文章的表现，也几乎全是模仿中国史书而成的。[34]
《日本书纪》的编撰者从小受汉学教育，深受汉学影响，对中国典籍内容十分了解，汉书典籍的成书技巧及其中频频出现的名辞佳句，撰者们烂熟于心，于是在做“纪”之时，时时模仿汉典。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景行纪四十年）
所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钦明纪二年）
这类句子在《史记》、《汉书》、《吴志》、《昭明文选》各集中随处可见。《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典籍中常使用这类汉籍名句，是因为当时学者熟读汉籍，暗记汉典的缘故，汉典名句常被当时日本学者引用和借鉴。“《日本书纪》中有与《汉书》文字相同而不见于《史记》者，也有和《史记》文字类似而不见于《汉书》者，并且还有与《史记》、《汉书》之文都几乎相同者。”[35]较之《史记》，《日本书纪》中有更多《汉书》的痕迹。
《书纪》作者对《汉书》显示了极大的偏爱，引用《汉书》的史料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皇室系谱、祭祀等诸多方面。《书纪》中有的章节直接按《汉书》构思设计；有的章节大段地采用《汉书》词句。总之，《书纪》的编撰基本是套用《汉书》的记述原则，全书三十卷中几乎每一卷都能看到《汉书》的痕迹。[36]
《日本书纪》作者多使用《汉书》而非《史记》来润色文章，一是基于作者之偏好，《汉书》和《史记》文体不同，《汉书》使用古典性的文字（古文），《史记》则带有更多的助词，有所谓多用自然语言的倾向，《日本书纪》一般来说是非史记性的文章，或许是因为作者在行文选题和风格上更倾向于类似《汉书》的古典文的缘故。二是与附注本有关，日本所传的《史记》为古写本残卷，全是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本，《汉书》在训诂及其他方面的注解都有极优秀的颜师古注本，或许这是《日本书纪》作者借鉴《汉书》较《史记》多的一个原因。
日记是纪事的文体，也被认为是最为纪实的文体之一。“日记的基本形式因素是如实记录时间、地点与人、事，记录所见所闻，记载喜怒哀乐的心情。日记的一个功用是凭借记录的内容可以重新回忆曾经发生的事件。”[37]文学作品中日记化的形式是历时，日记化的内容是纪事。人的一生经历无数，绝大部分过往事件终归消散于记忆当中，为了唤起某些记忆或是见证某些记忆，必须加以记录，日记并不重在创作，而重在记录。日记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文体，产生时间较晚。然而，日记是日本平安文学的重要文体，在日本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出现时间较早。《土佐日记》是日本日记文学之笔祖，日本人对“日记文学”的解释是：
从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用假名书写的日记中，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有叙写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基本同步的《土佐日记》，也有在以后的某时点上回顾自己的生涯，以追年逐月日记体裁和自传形式书写的《蜻蛉日记》。自照性强，大多出自女流之手。[38]
日本人认为日记文学有极强的史料性。“日记”一词在日文中亦称为“古记录”，就是将过往发生的事件附上日期加以记录，通常用汉文书写。例如：
（天庆）同三年
正月
一日、从去月廿九日在职曹司。左丞相人坐、定追捕使等。（后略）
六日、祈申京幾七道诸神祭文、召祭主赖基给之、于河原令祈申。始自伊势大神宫祈申。事旨在祭文。
上文出自平安中期，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的日记《贞信公记》，《贞信公记》是现存日本平安时期最早的贵族日记，全部用汉文书写。其内容与备忘录的形式相似，是写下留给子孙的记录，《土佐日记》模仿了这一叙写方式。
日本古典记载文学深受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是日本平安文学。文学的表达形式和体裁密切关联，在平安初期日本文人按中文体裁用中文进行文学创作，这些作品在表达形式和叙事内容选择上基本是中国文学的翻版。王朝女流日记文学是日本平安王朝文化发展到最富活力历史阶段焕发的绚丽光彩，是当时文化、社会的反映，女流日记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奇迹。日本古典日记文学有典型的中国史传文学的时间叙事特点，且深受中国古典日记文学影响。然而中国日记文学的发展是迟滞与不充分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较为迟晚的一种文学形式，日记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日记”一词在中文中始于汉代，“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汉人刘向在《新序·杂事一》中写下的这一短句被后人看成是有关日记的最早定义，日记作为一个整词最初出现在王充的《论衡·讥日篇》，但其所指的日记，与今天所言的“日记”并非同一个概念，实质上是一部“述吉凶以相戒惧”之书，有类似术士择日的记述，和后来的生活日记不相关联。唐代史籍中“奉使纪行日记”及“史官记事日记”相继萌发，但多标以异名，或曰录，或曰志，或曰行纪，或曰日历，均未用“日记”这一名称。直至宋代，不少学者文人怀着书写日记的浓厚兴趣，对纪行、记游、记出使、记征战、记亲友交往等日常行为进行记录，并视为自己生命旅途中不可缺少的随录，并自觉冠以“日记”、“日录”等题眼，《宋史·艺文志》中就有《赵概日记》一卷，司马光《日录》三卷，王安石《舒王日录》十二卷。北宋日记大致可以分为记贬谪生活、记出使生活、记科举制度、记游。南宋日记最多的是记游日记，从两宋留下的众多日记来看，时至两宋中国日记文献已经进入初兴阶段。早期日记是纪实性的，类似于小规模编年体史书，只是编年体史书记载的是国家大事。编年体史书叙事者在事件陈述过程中尽量避免夹杂私人情感，将隐蔽叙事声音最小化，做到最大程度的公正与客观，还原历史。在记录对象选择上，日本早期日记与我国编年体史书十分相似，日本早期日记叙写者都为当朝汉学素养功底深厚的实权者，记录的事件对国家或个人命运影响深远，且具有相当的震撼力。
表1—1 日本平安初期日记文献
日记名称 笔者
《宇多天皇日记》 宇多天皇
《醍醐天皇日记》 醍醐天皇
《村上天皇日记》 村上天皇
《重明亲王日记》 重明亲王
《藤原忠平日记》 藤原忠平
《藤原实赖日记》 藤原实赖
《藤原师辅日记》 藤原师辅
日本早期日记有文献属性，与现在所指涉的日记范畴不同，现在言及日记与小说区别时强调：日记更应注重与撰写人紧密相关的真实生活琐事，日记主观意识强烈，尽可能表达和宣泄自身情感，对自身微妙心理律动描叙细腻。日本早期日记归属日记文献，先贤时期，“文”指典籍文章，“献”指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现今所说的文献，主要指有历史意义的书面材料，广义的文献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知识”是文献的核心，“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外壳。“载体”牵涉到形式，古代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入官史，记录琐事的载体便是“日记文献”，其“载体”形式是线性时间编年。日本日记最初的文体形式为日记文献，之后发展而来的诸如《土佐日记》、《蜻蛉日记》称为日记文学。日记文学由日记文献发展而来，日记文学基本上是基于虚构创作的文学作品，只是借助了之前日记文献的叙事形式。日记文献与日记文学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两者的注重面完全不同，日记文学重在创造，是文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撰写人以表述自身的情绪与情感为主，私密性强。日记文献重在纪实，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力求客观、公正、公开，对研究历史价值高。《土佐日记》首开日本日记文学先河，成书于朱雀承平五年（935），正值我国后唐清泰二年。作者纪贯之假托女性口吻使用当时女性专用的假名来叙写自己卸任土佐国国司后归京55天的旅居生活，全篇含有57首和歌，情文并茂。纪贯之用时间这条线将内容各异的事件串集一处，线性时间叙事是《土佐日记》的最大叙写特征，该叙写特征给后续的《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很大影响。
表1—2 《土佐日记》时序表
日期 到达地（通过地） 现地名
12月21日 国府（始） 高知县南国市比江周边
12月21—26日 大津 高知县高知市大津
12月27日 浦户 高知县高知市浦户
12月29日 大凑 高知县南国市前浜
1月9日 宇多の松原 高知县香南市岸本周边
1月10日 奈半の泊 高知县安芸郡奈半利町
1月11日 羽根 高知县室户市羽根町
1月12日 室津 高知县室户市室津
1月29日 土佐の泊 徳岛县鸣门市鸣门町土佐泊浦
1月30日 阿波の水门 鸣门海峡
1月30日 沼岛 兵库县南あわじ市沼岛
1月30日 和泉の滩 （大阪府南西部）
2月1日 黑崎の松原 大阪府泉南郡岬町淡轮
2月1日 箱の浦 大阪府阪南市箱作
2月5日 石津 大阪府堺市浜寺
2月5日 住吉 大阪府大阪市住吉区
2月6日 难波 大阪府大阪市
2月8日 鸟饲の御牧 大阪府摄津市鸟饲
2月9日 渚の院 大阪府枚方市渚元町
2月9日 鵜殿 大阪府高槻市鵜殿
2月11日 八幡の宫 石清水八幡宫
2月11日 山崎 京都府乙训郡大山崎町
2月16日 岛坂 京都府向日 市上植野町御塔道
2月16日 京（着） 京都府京都市
中日古代日记都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二者都是纪行与日记两种文体的结合，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一定时段、路程内的见闻，与当今日记有所不同。日本学者玉井幸助认为中国古代的日记多是学术性的内容，或是记录经史问题，或是考证某种问题，也有的是为门人弟子学习方便抄录的书籍，或是村塾童蒙之书，也名为日记。[39]日记写作的个人化，带来了日记内容的个人化，真实记录过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是日记的本质。为了确保记录的真实性，叙写日记时纪实比想象与虚构重要得多，想象与虚构将破坏纪事的日记化实感。日记是为事实服务，具有自证性，日记是文史互证方法最有力的支持者。《土佐日记》是《蜻蛉日记》的先驱，《蜻蛉日记》在日本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其线性时间叙事技巧、女流作家写作的细腻风格、爱情文学叙写的选题对象，无一不对后续文学巨著《源氏物语》影响深远。《蜻蛉日记》是一部女性自体生活实录，作者藤原道纲母对自己年轻时期恋爱婚居生活进行回溯，以散文的笔触将深刻记忆的各类回想编缀一处，形成一篇日记文学。编缀各类事件成册的主要技巧是线性时间，“时间轴线”使得全篇形散神合，形散指其叙写对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大相径庭，神合指各类事件的描叙紧紧围绕藤原道纲母的家居生活，以道纲母的生命流程为主轴，生命历程中相应时段发生的事件及对事件叙述的视角符合作者生理年龄特征，极具情理。日记具有时效性，为记录当天当下发生的特别的事件提供了最为简便灵活的记录方式，是记忆与情感的需要。然而，在日记尚未普及的时代，特别是日记文献向日记文学过渡的时代，日记的时效性薄弱，《土佐日记》与《蜻蛉日记》都是以回溯的形式写成。《土佐日记》冒头部分：
男の人も書くと聞いている日記というものを、女の私も書いてみようと思ってするのである。
あ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の戌の時刻に出発する。[40]
作者译：听说男人也有写日记的习惯，身为男人的我想借女性的口吻也来写一本日记。过去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八时左右出发。
“ある年（过去某年）”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符号，以当下的时间为基准点，追溯过去某年某时发生的事件。《蜻蛉日记》冒头部分：
このようにはかなく生きてきた過去半生も過ぎてしまって、まことに頼りなく、どっちつかずのありさまで暮している人があった。
作者译：就这样变幻无常地过去了大半生，人世虚渺，找不到真实可以依靠的对象，我在浑浑噩噩的度日当中。
“变幻无常地过去了大半生”表明作者在撰写日记时年事已高，然而，日记事件的起始点却是作者十余岁婚恋时期。两部日记都以回溯的形式表明两者并不看重日记最基本的特色——当下性。日记的撰写者是当事者，是以当下的时间状态记录当下发生的事件，“日所历夜必记之”，“当下的写作时间是指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写作的时间相距不远。时间的远近直接关系到所载事实的可信度，日记作为史籍的可信度也与写作时间的当下性有关”。[41]日记书写者是事件见证人，记述的事件必须可靠，这也是历史的最终可靠性，如果否定了这一可靠性，就很难寻求到可靠的历史中发生的事实。追忆的事件虚幻、模糊、主观，与日记文献的写实性偏离，却向文学的虚幻性靠拢。无论如何，线性时间叙事却是共有的，毋庸置疑的是《源氏物语》在这一描叙手法上极力模仿之前的日记文学，《源氏物语》与《蜻蛉日记》的叙事方式、风格、选材极具互见性。《蜻蛉日记》编年叙事文学体裁的开拓，给后续的平安女流文学《和泉式日记》、《蜻蛉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赞岐典侍日记》以深刻影响。跳出日本女流日记文学系谱视野，梳理日本爱情文学系谱，《蜻蛉日记》为其嚆矢，日本爱情文学真正发轫于古系文学大作《源氏物语》。《蜻蛉日记》的叙写内容及叙写技巧给紫式部莫大启迪，《蜻蛉日记》用线性时间叙事技巧将生活中的琐事串联，紫式部也借用时间这条叙事轴线将“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42]的各类情事串联。“必须传告后世之人”表达出一种日记叙事欲望，日记叙写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记录并保存自己有意义事件的欲望，作为美好或痛苦一并保留心底。就文学作品而言，这种欲望就是日记欲望，史书列传由大臣文人们记述政治性的生平事迹，与日记存在本质不同，日记记载的生活琐事对社会发展史来说没有必要性，但对生命个体来说十分重要，中日文人莫不如此，都有将心中的笼罩情节诉诸笔端的诉求。“从《蜻蛉日记》开始，日本平安、镰仓时期的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稀有的足迹，在西欧古典文学中未曾出现可以进行类比的优秀女性文学作品群。”[43]毋庸置疑，从叙事手法来看，《蜻蛉日记》是其后物语、和歌类日本传统文学作品的雏形，与之前的《竹取物语》相比，叙事涉及范围更为庞杂，描写更为细腻，与《竹取物语》浪漫的文学色彩相比，更具写实性。千惠子认为：
不仅是《蜻蛉日记》，甚至包括整个平安时期的日记文学，其研究最大的动向是：（研究者们）开始从对文本叙写内容的关注转为对其表现形式的关注。对表现形式的关注进而扩展为对表现手法的追究。[44]
伊藤博率先提出“接续手法（つなぎの手法）”[45]一词，并由此开始捕捉文本的时间接续点（時間的連続の相として捉えよとした点）[46]。伊藤博认为《土佐日记》是“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归置于一个又一个小点，整篇文章的构造可以称为点线的集合（その日その日のできごとがぽつんと置かれて、いわば「点」の集合ー-点線ーーによる場面構成をしめす）”[47]，《蜻蛉日记》“接续的手法是——用时间作为线将点连接起来（「つなぎ」の手法ーー点をつなぐ時間の糸ーーによって場面が構成されている）”[48]。时间的连续性是日记文学，也是《蜻蛉日记》明显的叙写特征。宫崎荘平认为《蜻蛉日记》的叙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推移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记叙。这一技法即线性时间（連続的な時間）叙事……线性时间叙事是女流文学特有的叙事技巧”[49]。“时间叙事中的线性时间叙事或是时间的连续性（時間的叙述による連接）亦是女流日记文学的创始——《蜻蛉日记》上卷重要的（叙事）表征。”[50]《蜻蛉日记》由若干个记事小单位组成，以上卷为例：藤原兼家求婚，结婚，恋歌赠答；父亲陆奥国赴任；与姐姐离别；母亲亡故；夫妇疏远……共70[51]个记事小单位，分28段讲叙。日记文学形成的基盘即由这些叙事小单位组成记事群，记事小单位通过时间流逝的线路进行顺序排列，时间是叙写事件的媒质。
表1—3 《蜻蛉日记》上卷线性时间叙事年表
时间 记事群 记事单位
天历八年夏 一、与兼家结婚 ①兼家求婚
天历八年秋 一、与兼家结婚 ②与兼家结婚
天历八年九月、十月 一、与兼家结婚 ③与兼家歌赠答
天历八年十月 一、与兼家结婚 ④父亲陆奥国赴任
天历九年九至十月 二、町小路女人 ⑤兼家情人町小路女人出现
天历十年三至四月 二、町小路女人 ⑥桃花节与姐姐别离
天历十年五月 二、町小路女人 ⑦与时姬和歌赠答
天历十年冬 二、町小路女人 ⑧与幼子道纲打发着无聊的日子
天德元年夏 二、町小路女人 ⑨町小路女人得宠，产一男儿
天德元年八至十月 二、町小路女人 ⑩兼家来访恢复常态
天德元年十月以后 二、町小路女人 ?町小路女人失宠，零落尘世
天德二年七月 二、町小路女人 ?与兼家长歌赠答
天德二年七月至应和二年六月 三、与章明亲王的交谊 ?与兵部卿宫章明亲王的和歌赠答
应和二年六至七月 三、与章明亲王的交谊 ?与兼家一同赴山寺拜佛
应和三年一至四月 三、与章明亲王的交谊 ?与亲王一同观看禊礼?夫妇两人同去亲王府上拜访，要来美丽芒穗
康保元年七月 四、母亲亡故 ?母亲亡故
康保元年八月 四、母亲亡故 ?还高僧袈裟
康保二年七月 四、母亲亡故 ?母亲一周年祭?抚琴落泪
康保二年九月 四、母亲亡故 ?姐姐离别
康保三年三月 五、兼家生病 ?兼家生病，至兼家府邸拜访
康保三年四月 五、兼家生病 ?贺茂祭时与时姬和歌赠答
康保三年五月 五、兼家生病 ?获得端午节会观赏坐席
康保三年五至八月 六、无依无靠之身 ?家屋荒芜，院中蓬草丛生，思虑万千
康保三年九月 六、无依无靠之身 ?参拜稻荷神社、贺茂神社，献和歌
康保四年三月 六、无依无靠之身 ?累雁卵十枚赠与付子女御
康保四年五至六月 七、贞观殿的皇妃登子 ?村上天皇御崩，慰问登子（兼家妹妹，天皇妃）
康保四年七月 七、贞观殿的皇妃登子 ?兵卫佐夫妇出家
康保四年十一月 七、贞观殿的皇妃登子 ?迁至兼家邸附近居住，登子移住到西厢房
康保四年十一月末 七、贞观殿的皇妃登子 ?与登子的木偶和歌赠答
安和元年三月 七、贞观殿的皇妃登子 ?兼家至妹妹登子之信错入手中
安和元年九月 八、诣初濑 ?诣初濑，往路?诣初濑，归路?御褉仪式的准备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勾画出日本古典小说线性时间叙事技巧形成的系谱图：中国古代史书（《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日本古代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日本日记文献（《宇多天皇日记》、《醍醐天皇》、《村上天皇》、《重明亲王》）→日本日记文学（《贞信公记》→《土佐日记》→《蜻蛉日记》）→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
二、《史记》、唐传奇
《史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达到史传文学的最高叙事水准，历史叙事的叙述对象是历史事实，这一叙述并非罗列所有历史的基本事实，作者根据自己喜好或时代要求选择陈述的历史事实又并非最初的原始事实，根据作者的表述风格在外形上做了重大改观。作者在对史实重叙的过程中可以重新阐释史实的思想内涵，重新展现鲜为人知的事实，对史实的陈叙仍有不可修改的部分，即发生事件的客观历史时间。《史记》与《红楼梦》先后出现在中国典籍文学的历史传统长河之中，遥相远望，文学系谱的“血缘”关系却是一致的，两者的叙事风格及技巧有若干相似处。两者都通过调节叙事速度表达作者的叙事声音，通过重复表达强化意向，这些叙写特点在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中具有普泛性。日本古典文学的叙事风格与之迥异，几乎不曾借言明志，文中作者很少强调自己的主张，更不会通过反复重复来强化自己的思想倾向。中日古典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迥异，叙事技巧上却存在若干相似处，《源氏物语》与《春秋》、《史记》的关联最主要的是两者之间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源氏物语》的线性时间叙事可分为朝代纪年、世代时间与纪传时间，抛开《源氏物语》故事的虚构性，从叙事针对的对象——皇族相关事宜，叙事采用的方式——纪传与世代融合的时间叙事特征，可将其称为如同《史记》般的纪传体史书。《源氏物语》记载的大多是皇族帷内琐事、儿女情长，《史记》叙写的是国家大事，即使是帷内之事也写得堂而皇之，《史记》有宏大叙事书写特质。《源氏物语》全书五十四回，除开第一回与第四十一回以外，每帖开篇处都做注标明故事时间，与《史记》不同的是，《源氏物语》这些纪传时间标识（即前文中所言外部流动时间）是后世的现代文译者前后核实文本的纪传时间后，在每卷卷首添加的时间注释，并非原作者初始行文时附带的注释文字，《源氏物语》是靠故事内部流动的时间支撑文本展开。《源氏物语》纪传时间叙事年表最早出现在18世纪，日本学者本居宣长为了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提出要为《源氏物语》做一份年表。
书中人物的年龄，每卷成书的年月，虽说不太重要，但在中国的书籍文献中，常作一份年表。《源氏物语》虽然是虚构作品，但对于年代的记载却比较明确，如能作一份年表，则可为理解作品提供一些方便。对此，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了一些看法，并作出了年表，可惜多有舛误。[52]
本居宣长对《源氏物语》文本线性纪传叙事时间加以详细考辨，仔细撰写了一份“年代考”，使读者对各卷之间的时间关系一目了然。《源氏物语》分为“河内本”和“青表纸”两种版本，从藤原定家开始，历代学者对《源氏物语》细加玩味，不但对时间前后贯通的逻辑关系进行斟酌，且对字词的勘谬、语义的疏通、前后的连贯尽力勘校。《源氏物语》今译本中已不存在任何时间辨析的歧义，每卷题名处都附有时间脚注，以第七回（“红叶贺”卷）为例，脚注写明“本回写源氏十八岁秋天至十九岁秋天之事”[53]。以第二十二回（“玉鬘”卷）为例，脚注写明“本回与前回相仿，写源氏三十四岁九月至三十五岁末之事”[54]。《源氏物语》线性叙事时间非常明晰，叙事年表的提出表明日本学者很早意识到时间关系的厘清对文本理解的重要性，早已理出时序表，并间插在文本当中，为日后“源学”研究提供了若干方便。
表1—4 《源氏物语》纪传时间叙事年表
光源氏年龄 回数 脚注
17岁 第二回帚木 本回写源氏公子十七岁夏天之事
17岁 第三回空蝉 本回紧接上回，也是写源氏公子十七岁夏天之事
17岁 第四回夕颜 本回与前回同年，是源氏公子十七岁夏天至十月之事
18岁 第五回紫儿 本回写源氏十八岁暮春至初冬之事
…… …… ……
23—25岁 第十回杨桐 本回写源氏二十三岁九月至二十五岁夏天之事
25岁 第十一回花散里 本回写源氏二十五岁夏天之事
…… …… ……
52岁 第四十回魔法使 本回写源氏五十二岁春天至冬天之事
薰君年龄 回数 脚注
14—20岁 第四十二回匂皇子 本回从薰君十四岁的春天写到二十岁的正月为止
24岁 第四十三回红梅 本回所写之事与前回“匂皇子”相隔四年。此时薰君二十四岁，匂皇子二十五岁
…… …… ……
28岁 第五十四回梦浮桥本 回继前回之后，写薰大将二十八岁五月之事
《源氏物语》平均每回讲叙主人公一岁的故事，有少数岁时跨越几回文本，又有少数岁时被跳跃，但少有时间的穿插与回闪，章与章之间基本只有线性时间叙事的快慢之别。将“《源氏物语》纪传时间叙事年表（表1—4）”与之前罗列的“《秦始皇本纪》叙事年表”做比较，两者的相似性表现在，两部作品都以主人公（皇/皇子）为核心，与人物（皇/皇子）相关联的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发展规律，逐年逐一叙写。两者叙写对象的选择并非无意识的随机叙写，是作者心中长久酝酿，精心设置，抑或极具代表性、标识性，抑或前后呼应，形成叙事暗线。以纪传体的线性时间叙事特征为时间主轴，谱写了一部有主弦、有和弦、有韵律、有节奏、有快慢之分的交响乐章。顺序的叙事手法在功能结构上更是有助于形成连贯紧凑的情节与清晰明显的叙事线索，符合东方人的传统审美趣味。
我国古典小说途经魏晋南北朝的风雨孕育，文至唐朝，我国南北文化融合，文学盛况空前。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儒、道、佛教同时盛行，小说叙事技巧得以发展，从魏晋六朝“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发展到结构完整、初具规模的言情小说。鲁迅认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齐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词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55]唐代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传奇小说。之所以称为“传奇”，始自晚唐裴鉶的《传奇》一书，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内容新颖，上至帝王后妃的宫廷生活，或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斗争；下至妓女士子的恋爱婚姻悲剧，或乞儿商贾羁旅行役的生活状况，无不写入唐人传奇中。唐传奇中描写了大量的传奇爱情故事，不拘一格，“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56]。爱情、婚恋是古今中外小说家关注的题材与话题，唐传奇开此类话题之先河，《长恨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李娃传》、《柳毅传》、《柳氏传》、《昆仑奴》、《无双传》，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或是男性豪侠形象塑造，言不离情，另类志怪物小说有《玄怪录·郭元振》、《画琵琶》、《京都儒士》、《离魂记》、《南柯太守传》、《任氏传》等作品，二者都体现出唐朝小说浓厚的现实浪漫主义色彩。《李章武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等，以爱情为题材的传奇开启了后世爱情小说的风气，志怪小说则是《聊斋志异》的先导。《莺莺传》叙述了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通过崔莺莺对张生始而峻拒、继而委身、终于哀求的过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矜持又多情的女子形象，整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波波折折，环环相扣，极富故事性。《游仙窟》成书于约700年，作者张鷟，字文成。《游仙窟》通篇采用第一人称，“仆从汧陇，奉使河源”，道经名山，夜投大宅，得遇两女十娘、五嫂，调笑宴饮，一宿而别。全文九千余字（不含标点），是唐小说中最长的一篇，全文无一矛盾冲突，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描写限于男女主人公在一夜间的相识、调情、对诗、斗口、歌舞、欢宴、狎戏、惜别一类情事。《游仙窟》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直接描写男女性行为的文本，与明代色情小说的性爱描写相比，《游仙窟》甚为含蓄，它主要将男女调情的过程详细描绘渲染，造成极大煽情效果。《游仙窟》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被古人看重，创作不久就失传，然而该书问世时正值唐朝中日文化交流高峰，唐传奇的册子随同古代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漂洋过海，抵赴日本，《游仙窟》搭乘中日文化交流之舟传入日本，对后来的日本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文学方面，日本人抄写唐初艳情小说《游仙窟》带回，在日本相当流行，称为日本第一淫书，几乎影响日本后来艳情小说的写作，成为一种典范。该书后来在中国失传了，反而是从日本再传回中国。”[57]“对日本的文学发展而言，张文成成为与陶渊明同样重要的作家。”[58]张鷟的《游仙窟》在中国失传了千余年后，从日本的文学舞台折回中国。《游仙窟》九千余字，《长恨歌》八百四十字，《源氏物语》约百万字，《源氏物语》以《长恨歌》的话型为第一回，以《游仙窟》的话型为其中某回，拓展和延伸唐传奇的叙事技巧，形成规模更为庞大、叙事系统更为整备的言情小说。
古今中外，小说沿着拟实与表意两大系统前行，拟实小说大致包括故事型、生活型和心态型。故事型多写人间非常之事，如日本最早的小说《竹取物语》，老翁伐竹，竹中得女，精心抚育，闺中待嫁，缘其美貌，追者甚多，天皇亦生此意。此女原为月界仙女，十五之夜，无视天皇两千名护卫，升天归去兮。文本以叙述为主，鲜有描写。故事完全虚构，脱离现实生活，情节发展快，叙事密度大，故事性强，充满仙界浪漫色彩，笔触优美。故事型是小说最初的雏形，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小说真实性的追寻。生活型多写寻常生活琐事，笔触纤细，情节被稀释，发展慢，故事性弱。心态型以描写人的心理活动为主，情节、生活常被嵌入人物意识中，虚而散，例如《尤利西斯》。这三种叙事手法在现当代的文学创作中被广为接受，交织使用，然而在小说史发展的历程上却非同一时段出现，它们彼此间相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且有明确的前后次序。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东方还是西方，最早兴起的都是故事小说，其次是生活小说，心态小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在欧美出现并兴盛，这一秩序标志着拟实小说形态发展的三阶段。将《游仙窟》放置这一发展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发觉其并不归属于故事小说，是典型的生活小说，且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活小说。这部生活小说前无先例，后无来者，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东西方都是故事小说的时代。直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日本出现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才打破这一格局。《蜻蛉日记》是平安时期日记体裁的文学作品，以真实为准绳，虚构性较弱，基于其标准日记型的叙事文体，还称不上地道的生活小说，日本第一部生活小说是《源氏物语》。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琐碎生活的取材、艳情故事的风格与散韵兼备的叙事文体深受我国唐传《游仙窟》影响。薄伽丘的《十日谈》是14世纪小说的佳作，是故事型向生活型的靠拢，基本上还是故事小说。生活小说的兴起是17世纪后半期甚至更晚些时候的事。《金瓶梅》的问世距《游仙窟》九百多年，其间不见其他任何生活小说。明清小说的生活描写加强了，但真正属于生活小说家族成员的也只有以《红楼梦》为首的几部长篇，且未脱离“话说”、“且听”之类章回小说说故事的胎痕。同属东亚小说的《源氏物语》和《红楼梦》，虽然跨越了8个多世纪的时空，两者都作为生活小说，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实它们靠得很近，中日古典小说既有个性，又融汇一处。
第二节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三种线性时间的叙写
“线”是织网的主要素材，在文本中比喻事件发展的脉络，线性时间有着不可回溯的指向特征。《红楼梦》线性时间叙事复杂多歧，文本中所示时间多处前后矛盾，难以定论。例如：通过对前几回的时间推算，第三回黛玉进府应为六岁，然而在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的实况场景叙事中，王熙凤问其年龄，黛玉回答为十三岁，于是“黛玉进贾府时是六岁还是十三岁”就成为“红学”研究的“问题”之一。宝玉是贯穿文本通篇的重要角色，“石头记”故事的进展始终伴随宝玉生理年龄的增长，宝玉生理年龄的确定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内蕴。《红楼梦》通篇并未曾有一处明示宝玉年岁，宝玉年龄的核实只能通过推算，如第三回宝黛初识时，黛玉道“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叫宝玉”[59]，进而得出宝玉的年龄。造成年龄前后不统一的原因是当时没有活字印刷，没有版权税费之争，文本故事传播依赖笔头抄撰。《红楼梦》最初的手稿早已遗失，现存清朝手抄本有“附脂斋批语的八十回‘脂评’本体系（通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与添加后四十回的刊印本——“一百二十回程高刊印本体系（通名《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分为甲戌本、庚辰本、乙卯本、列藏本、王府本、戚序本、梦觉本、舒序本等版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分为1791年采用木活字整理排印的程甲本和1792年刊印出版的程乙本。程甲本和程乙本是曹雪芹去世后若干年由后人整理出版，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高鹗为了使后续文本和前文本承接、对仗，书写的过程中对前文本进行了若干改良。“细检庚辰本每回首半面每行的起讫，绝大部分也与己卯本相同……有的则由于抄错或抄漏而致回首半面差几个字，到后面则差得更多些”[60]，“己卯本和庚辰本两个本子都是抄写本，因此，都会出现一些抄写上的错误”[61]，例如：“京都”与“都京”、“酸凤姐”与“俊凤姐”、“杨州”与“扬州”、“石榴裙”与“柘榴裙”、“宴”与“晏”之辨；将草书“真”误辨为“十六”，由而出现“宝玉之情痴，十六乎，假乎，看官细评”的错误时间标识，等等。不同的抄撰人根据自我先验经验诠释文本，毛笔书写体纰漏瑕疵间或有之，继而以讹传讹，造成困惑。《红楼梦》古本评点本繁多，明末以来十分流行戏剧、小说、诗文的评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这一文艺批评方式的继承和发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系列版本更是“花开几朵，各表几枝”，例如，庚辰本与甲戌本的第三回、第五回、第七回、第八回、第二十六回的回目全然不同。早期手稿中并未出现黛玉正面回答自己年龄一说，后世某些版本中不知何故添入林黛玉初入贾府回答自己十三岁的文字内容。众多版本批语中加入了撰者各式的判断与品味，造成《红楼梦》线性时间叙事上诸多的矛盾。然而，准确定位《红楼梦》时间顺序和人物年龄是厘清整个故事情节发生前后顺序之根本，亦是正确解答《红楼梦》与时间相关诸多情节中“疑点”的前提和基础。混乱的时间顺序和人物年龄使得按时间顺序发展的故事情节的排列前后逻辑矛盾，小说主人公年龄忽大忽小、前后不一，建立在混乱时间顺序和人物年龄基础上的各类“释疑”性的研究成果经不起推敲，很难站住脚跟。《红楼梦》文本中明示时间处不多，线性时间叙事暗线需通过反复推敲与考量，需要找一合理研究工具将其各点坐标反复比对后框定，最大可能精确化。只有准确定位《红楼梦》线性时间叙事标识，才能圆满解答其相关的各类“疑问”。线性时间叙事与历时意识、历史意识直接关联，带有浓厚时间叙事线性特色的朝代纪年、世代时间和纪传时间是小说历时叙事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和《源氏物语》均使用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表达方式来叙写故事情节每个时间点上的时间，并对其时序进行文本内排列，时间点上不同的时间表达方式所表达的时间串联起来形成三套样式各异又相互关联的时间顺序体系，可以通过三者之间时间点的反复比照更好复核线性时间叙事上各点标识。
一、朝代纪年的叙写
春秋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的方法，孔子编撰的《春秋》就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日，以月系日，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62]的编年体裁，编年体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文本叙事形态。中日编年体文学叙事技巧的产生、成熟与发展，伴随着各自民族的成长历程。小说编年时间与纪传时间都与历史时间、历时时间紧密关联，编年时间密接民族的独特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纪传时间则与人物个体相关的事件紧密联系。编年叙事可将各类异事收纳于一个整体之中，且使其编排有条不紊。文学叙事中的编年时间与朝代纪年紧密相关，在唐传奇中，无论是男女情爱、人鬼遇合，或是其他种种奇闻妙事，叙事者总着意提及诸如“天宝十年”、“元和八年”、“大历十年”等时间标识。使得读者不由得反复回溯这些年间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进而揣测为何要将叙事场景置身于这些年间。“朝代纪年”的时间体序是用皇帝的年号做时间标识，叙写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红楼梦》中有三处涉及“朝代纪年”，虚构了一个朝代的两个皇帝。虚构朝代的国号叫“奉天”：第一个皇帝的帝号是“永建”，年号“太平”；第二个皇帝是第一个皇帝的儿子，帝号“洪建”，年号“不易”。在庚辰本第十三回秦可卿的丧榜上书有“奉天永建太平之国”[63]，第十四回秦可卿出殡上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64]。
表1—5 《红楼梦》朝代纪年表[65]
朝代纪年 章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十年 第一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九年 第一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八年 第一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七年 第二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六年 第二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五年 第二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四年 第二回至第三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三年 第四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二年 第五回至第十二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前一年 第十二回至第十三回
永建朝太平末年 第十三回至第十四回
洪建朝不易元年 第十四回至第十八回
洪建朝不易二年 第十八回至第二十三回
洪建朝不易三年 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六回
洪建朝不易四年 第三十七回
洪建朝不易五年 第三十七回至第五十三回
洪建朝不易六年 第五十三回至第六十九回
洪建朝不易七年 第六十九回
洪建朝不易八年 第七十回至第七十九回
洪建朝不易九年 第七十九回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被认为“是最接近于手稿（可以说仅次于手稿）、最接近于完整的一部稿子，在现今流传的十二种抄本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巨大的历史性文献”[66]。《红楼梦》庚辰本的第一回即“朝代纪年”时间顺序体系的第一年，称作“太平末年前十年”，一直到庚辰本的第七十九回的“不易九年”，《红楼梦》一共记叙了一个朝代里两个皇帝当政二十年间发生的故事。庚辰本可信度高，但毕竟是批阅本，诸多时间标识缘其旁批、侧批定夺。抛开各个版本批语细看正文，关于石头记故事的朝代纪元，《红楼梦》开篇即言“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67]，复言“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68]。虽故事的开篇无明确年纪指示，作者又复言“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不可”[69]。由而，《红楼梦》存在潜在叙事编年时间（朝代纪元）起点。真实故事朝代纪年隐现于文本各处，略为考证，便可得知一二。
（1）第四回中介绍李纨时言道：“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烈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罢了。”[70]《女四书》系明朝王相仿朱熹编四书的办法，把东汉班昭的《女诫》、唐代宋若莘与宋若昭的《女论语》、明代永乐皇后徐氏的《内训》和王相母刘氏的《女范捷录》编辑为一书，并加注，总名为《女四书》。上述让李纨读这些“前朝”的书籍，前朝为“明”，今朝岂不为“清”了。
（2）第十一回写贾府一家人看戏，“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声，方接过戏单，从头一看，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递过戏单去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71]《还魂》是明代汤显祖著《牡丹亭》的第三十五出，《弹词》是清代洪升著《长生殿》的第三十八出，《双官诰》戏文乃是根据清代陈二白著的《双官诰传奇》改编的，由而可确定《红楼梦》所言正是清朝的事。
（3）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写贾元妃巡视大观园，太监点戏，点的第一出是《豪宴》，第二出是《乞巧》，第三出是《仙缘》，第四出是《离魂》。其中《豪宴》是清初李玉《一捧雪》传奇中的一出，《乞巧》是清初洪升《长升殿》传奇中的一出，都是清朝人编写的戏，证明《红楼梦》中事是清朝的事。
（4）第二十一回提到的《庄子因》，第二十五回提到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第二十九回提到的《满床笏》，第五十三回提到的《混元盒》，第九十三回提到的《占花魁》，等等，都是清朝创作的剧本。
综上所述，《红楼梦》全书时代背景显然是清朝，书中非但没明示清朝，还假借唐朝，对此学者们看法良多。高佳认为：
《红楼梦》里的故事情节所要表现的历史朝代从微观来说是没有具体的朝代纪年的，但从宏观上来说却是有朝代纪年的，那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史。曹雪芹把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作一个朝代投射到《红楼梦》中作为时代背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中的“事体情理”，如买官与爵、抢男霸女、草菅人命、官官相护、骄奢淫逸等等，提取出来浓缩为《红楼梦》故事情节的骨架，而封建社会表面世俗的，如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的描写，来作为故事情节的皮肉，再和以作者的血泪写出的千古奇书《红楼梦》，因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红楼梦》所要表现的时代背景。[72]
《源氏物语》写了桐壶、冷泉、朱雀三朝。《源氏物语》虽为一部虚构的物语故事，却提及史实上确有的嵯峨、阳成、宇多、醍醐等天皇。开篇“桐壶”卷的冒头“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いづれの御時にか）”[73]，在此没有交代明确朝代纪元，与《红楼梦》开篇“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74]的叙事语态非常相似。前文推算《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清朝，同样，对《源氏物语》故事发生时间也可进行推算。作者无论怎样虚构故事，曹雪芹与紫式部无论怎样利用叙事技巧避免他者对号入座，只要其不为“盘古开天”、“女娲补天”般的神话文学作品创作，便不能背弃时代社会背景在文本中的真实彰显。以下细考《源氏物语》文本，“桐壶”卷高丽相士给小皇子看相是一出重要折子，“这时候朝鲜派使臣来朝觐，其中有一个高明的相士。皇上闻此消息，想召见这相士，教他替小皇子看相。但宇多天皇定下禁例：外国人不得入宫”[75]，在此是说桐壶帝遵守“宇多天皇”禁令，表明故事发生在宇多天皇之后。小皇子三岁丧母，“皇上颇思留他在身边。可是丧服中的皇子留待御前，古无前例，只得准许他出居外家”[76]，日本古代法令“服丧（無服の殤）”规定三个月以上七岁以下的孩子丧失父母后要服丧，文中交代幼年光源氏退出宫中前往外婆家服丧。“服丧”的法令制度于延喜七年（907）被废除，由此可断定光源氏在外婆家服丧之时是延喜七年前的事情，由此也可以判断“桐壶”卷所言之事发生在宇多天皇至延喜七年之间。随后，文本在第十三回（“明石”卷）与第十七回（“赛画”卷）均出现“延喜”两字，第十三回明石道人言及其女弹筝之高超技艺：“弹筝之道，我家受延喜帝嫡传，至今已历三代……不料女也来模仿，听其自习，弹得竟与已故亲王陛下手法相似呢”[77]，延喜是醍醐天皇的年号，引文中言及的“已故天皇”指的正是醍醐天皇。第十七回朱雀院将所藏佳作赠予梅壶女御，佳作“是前代诸优秀画家所作，画得非常精美而富有趣味，上有延喜帝亲笔题词”[78]，撰画在先，签名在后，由此可推断延喜帝为先帝。文中虚构与真实交错，光源氏流放须磨巧逢明石道人的时代背景是朱雀院掌权的时代，朱雀院是光源氏同父异母的哥哥，朱雀院与光源氏的父亲同是桐壶帝。史实上确有宇多天皇（887—897）→醍醐天皇（897—930）→朱雀天皇（930—946）的皇室承接，今井上认为《源氏物语》开篇所言的桐壶帝时代即史实中的醍醐帝时代（桐壺御門を延喜帝になずらへ）[79]。今井久代认为《源氏物语》是一部帝王物语（帝王の物語）[80]，从物语开篇部分的桐壶帝身上可以看到醍醐天皇的身影，之后出现的集大成者冷泉帝则与村上天皇身影重叠。这些小说技艺中的表现手法非拘囿于作者紫式部的描写技法，同时体现出紫式部对醍醐天皇的仰慕，紫式部的太爷爷是醍醐天皇同母异父的弟弟。史实与文本交错，真实与虚幻共构，互见性随处可见。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都没有明确交代具体年代纪元，但开篇都言及中国“唐朝”，《红楼梦》“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不可”[81]，《源氏物语》“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82]，这两部中日典籍所述故事均发生在中国唐朝以后，两部小说都刻意提及中国唐朝。唐朝（618—907）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与繁荣的时代，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成就辉煌，当时的东亚邻国新罗、渤海国、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文学深受其影响，从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可窥一斑，唐文学中的长篇叙事诗与唐传奇对两部小说的布局、立意与风格影响尤深。《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均为“虚构”的故事，其虚构中又夹杂几分朝代年纪的真实，两书都执念于“真实”与“虚幻”的结合，《源氏物语》描绘画面拘囿于贵族阶层，四处流淌着贵族的风味，又因其带有敕撰的使命，少了对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抨击，不能窥透当时平民社会实情。同样，《源氏物语》表现的审美意识与村夫俗子、市井之徒无关，紫式部的“美意识”归属于日本平安贵族阶级，绝非平民大众之“美”。相比之下，《红楼梦》尤显雅俗共赏之态，兼饱学之士与市井之徒两种口味。两书均不是历史文本，但都详细描绘历史中某一时段皇族的生活。《源氏物语》的写实性与线性时间叙事中的朝代纪元紧密相连，线性时间叙事与文学的真实性紧密相连，“文学是一种修饰（文学はレトリックだ）”，《源氏物语》正是以小说虚幻的修饰形式掩藏了“真实”，实际上它是“真实”的，穿上了吸引读者的虚幻外衣，“虚幻”对人的吸引是短暂而迷离的，“真实（まこと真、誠、実）”是小说也是人性中最能持久扣动人心的部分。《红楼梦》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来反观、隐射整个社会，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悲观与失望，两书都隐含着生命无常观。这几层意思的表达都借助了真真假假的朝代年纪，将描写对象放置于某真实历史王朝，虽然文中假托前朝或略称某朝，所言都为历史上确有的朝代及纪年，然而又有“假借”之虚幻，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由此，也可纵观内容与形式、主题与形式的不可分割特征。
二、世代时间的叙写
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是如此，
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
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
人类也一代出生，一代凋零。[83]
世代时间不同于朝代纪元的编年时间，有明显家族特征，具有前后接连的血脉、个性特质和主导价值观。两者都是描写某一特定时间内某一家族兴衰长消中人物历史命运的长篇小说，家族历史时间跨度长，故事容量大。两部小说都以伦理亲缘关系为重要纽带，复杂的亲情血缘关系在小说中展现，血亲与等级交织一处。家族的每一代人都被编织入家族的血亲网中，这张血亲网的结构与当时国体制度和政体制度又非常相似。两书都从对社会的透视中体现出家国同构性，清朝的中国人和平安时期的日本人都具有以家为本的政体思想，人们在遵循家族等级划分的同时也顺从政治体制中的等级划分，均体现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有父在从父、父不在从兄的伦理纲常。《红楼梦》家族世代折射出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实情，《源氏物语》家族世代则反映了当时日本皇族社会的实情，家族小说是一种审视社会本质的艺术形式。作者将感知到的、印象深刻的、具有生命价值的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通过艺术加工形象地表达出来，通过家族小说这一载体，文本中的意象更能出现较为丰富的主题认知，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归属于某一家族的某个世代。家族命运可能与朝代兴衰息息相关，也可能相悖，家族有自身的运程。《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主人公的命运与家族运程联系紧密，《红楼梦》有了元春省亲，才有大观园的兴建，有了大观园的兴建才有女儿国里女儿们的爱情故事发展的世外桃源。《源氏物语》因为光源氏与继母私通生下小皇子，才有日后光源氏被招回京城，当上太上皇，兴建六条园，有了六条园的兴建，光源氏各位妻妾便于其中各施其媚了。家族内部成员有一定的相似性，家族各代成员之间有继承性和承接性，家族各代和各代内部成员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向心性，并无一例外地具有群体指涉性。世代体现出一种抽象的积累性，后代的建构内容必须堆砌在前代的基石之上。相对于朝代的不断翻新，世代强调人类存在的稳定性，即强调人类作为一个稳定的种族和群体在发展，朝代可以断裂、世代永生不息。世代是时间运动的结果，一代又一代以自身个体生命的形式完成对整体族群的历史书写。相对于朝代纪元，世代时间从表征上来看是单纯的，它由一个发展明晰的逻辑关系牵引，世代是绵延的，朝代有翻新有断裂，世代具有前后接续的血脉、个性特征和主导的价值观。《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都有典型的世代叙事特征，世代是家族特征的组成部分，两部小说都是家族叙事小说。《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都是一部家族兴衰史，关于《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线性叙事时间，诸多研究学者将其聚焦于贾宝玉和光源氏的一生，有偏颇。两位男性主人公的命运紧密关联他们所处的世代，“关于世代生成性的意识也是一种对时间的原始经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时间的存在，因为我们生活在同龄人、老年人和青年人中间，也就是说，我们显然属于前后相继的世代序列中的某一代人”[84]。《红楼梦》具体叙事时间跨越十九年，围绕主人公贾宝玉主要描写了上下四代人；《源氏物语》跨越八十余年，围绕光源氏也主要描写上下四代人。关于世代描写，两书用笔有轻有重，恰到好处地使得贾宝玉与光源氏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与饱满。世代时间叙事给两部小说“家庭叙事”提供了史诗性的时间洪流轨迹，顺着这条轨迹，叙事语调抑或高昂、抑或低沉，节奏抑或激奏、抑或舒缓，叙事覆域抑或宽广博大、抑或狭窄精深，使得两部“家庭小说”在场景还原上更为逼真，提升了家庭小说书写的社会复杂性与命运多舛性特征。
《红楼梦》详细叙述了四代人的精彩生活，贾母一代，贾政一代，宝玉一代，贾兰一代。实际上牵扯到上下五至七代，《红楼梦》第二回中借冷子兴之口，讲叙了荣、宁两府的家族世代，甲戌本对此做了世代时间侧批。
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朱旁：源]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朱旁：贾蔷、贾菌之祖，不言可知矣。]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朱旁：第二代]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朱旁：第三代]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朱旁：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叹叹！]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朱旁：第四代]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朱旁：至蓉，五代]……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朱旁：第二代]娶的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朱旁：第三代]……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朱旁：此即贾兰也，至兰第五代]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朱旁：青埂顽石，已得下落]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85]
以上引文言出子兴，子兴在《红楼梦》中的最大作用就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因荣、宁二府人口众多，若是一一道来，难免不备，因此，借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女婿冷子兴之口将荣、宁二府重要人物及家世背景陈述一番。从以上甲戌本“冷子兴说贾府”这一段的侧批可悉知脂砚斋对世代叙事技艺的关注。故事“石头记”主要讲授贾宝玉这块顽石的故事，贾宝玉的生命运程取几代人的传说来映衬，更是言明该故事发生的传奇性——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86]，与故事发展的必然性——“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87]——一代一代从无至有，已有变无，遂归沉寂。宝玉身世叙说之前，对黛玉身世亦有一番交代。
原来这林如海之祖[第一代][88]，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第五代]。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第四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第六代]，偏又于去岁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他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第六代]，年方五岁。[89]
《红楼梦》一书对贾宝玉和林黛玉家族世代都做了一番细致交代，破解四大家族关系当以贾府为主线，其他三大姓都和贾家有联系，就比较容易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贾府族谱和一般族谱一样，都是用文字或偏旁部首进行区别的。贾家立宗的头一代是亲兄弟，即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以三点水排行，宁、荣二府就因此二位国公而来。下辈以代字排行，贾演生贾代化，贾源生贾代善。再一辈以反文排行，贾代化生贾敬，贾代善娶史家姑娘（即贾母）生贾赦、贾政。再下辈以王字边排行，贾敬生贾珍，贾赦生贾琏，贾政生贾珠、宝玉、贾环。再下辈以草字头排行，贾珍生贾蓉，贾琏无子，贾珠生贾兰，宝玉生贾桂，贾环无子。贾元春为贾政之女；贾迎春为贾赦之女；贾探春为赵姨娘所生，贾政之女；贾惜春为贾珍之妹，贾敬之女。
《源氏物语》写了四代人，第一代是桐壶天皇，第二代源氏和头中将，第三代柏木和夕雾，第四代子薰和匂宫。按世代这条线路来缕析故事情节，第一代：桐壶天皇对爱妃更衣特别宠爱，“更衣朝朝夜夜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妒火中烧”[90]，更衣生下了一个“容华如玉石、盖世无双的皇子”[91]。更衣死后，桐壶“日日愁叹，不理朝政”[92]，对于“万人讥笑怨恨”[93]，“一概置之不顾”[94]。该部分作者言及白居易《长恨歌》与唐传奇中陈鸿《长恨歌传》中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虽然难以佐证紫式部照搬中国古典唐朝文学作品的话型，两者描写的都是当朝独裁者对专宠对象的癖爱，结篇都充满悲伤。第二代：对于光源氏的恋情，作品描写得极为细致，光源氏先后与葵姬、紫姬、女三宫、明石姬四个女人结婚，与藤壶、空蝉、夕颜、末摘花、胧月夜等女子有染，其乳母的孩子藤原惟光评价他：“我这主子在女子上面的用心，真是无孔不入啊！”[95]光源氏是一位多情男子，易陷入恋情，每一段恋情总以悲剧收场。第三代：光源氏儿子夕雾与其侄子柏木登场，两人的情爱生活一喜一悲。夕雾与表妹云居雁自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云居雁的父亲头中将（光源氏正妻葵上的弟弟）一心指望女儿当皇后，以近亲难以婚配为由，禁止女儿和夕雾往来。云居雁二十余岁仍待嫁闺中，头中将见女儿入宫无望，同意夕雾与云居雁完婚，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柏木是头中将的儿子，云居雁的弟弟，与光源氏最后一位妻子女三宫发生关系生下子薰。第四代：子薰名义上是光源氏的儿子，实际上是柏木与源氏妻子三公主所生，算起来该是源氏的孙辈。子薰爱上宇治的大女公子，受到拒绝，不久，大女公子病逝。二女公子见子薰痛不欲生，就把酷肖姐姐的异腹妹妹浮舟介绍给子薰，薰君对她怜爱无比。匂宫是二女公子的丈夫，光源氏女儿明石中宫的儿子，在拜访浮舟时与其发生关系。浮舟既爱薰君又爱匂宫皇子，陷入两难境地的浮舟投身于宇治河中，被僧都救助，皈依佛门。从《源氏物语》世代叙事的主题来看，四代人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这个家族特征之一是多情与好色，第一代桐壶帝专情与痴情，第二代光源氏博爱与滥情，第三代一正一反，夕雾循规蹈矩，柏木恰恰与之相反，第四代则是典型现代三角恋爱剧。四代人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在错层的穿插中构建完美的叙事结构。
《源氏物语》历经了四代天皇，桐壶帝、朱雀帝、冷泉帝、今上皇（朱雀院的儿子），对应桐壶帝、光源氏、明石中宫、匂宫四代人。《源氏物语》世代叙事特征与作者紫式部的家世密切关联，紫式部的曾祖父藤原兼辅曾担任过中纳言，女儿桑子在醍醐天皇时代入选宫中，受到宠幸。兼辅在文学才能上与纪贯之齐名，是日本平安时期的三十六歌仙之一，紫式部非常仰慕曾祖父的撰歌才能，在《源氏物语》中多处引用藤原兼辅和歌中的名典。紫式部的父亲藤原为时有较高的诗文素养，毕生追逐官位，仕途却一直不振。二十一岁（968）被任命为播磨权少掾，仅半年离任。三十岁（977）被当时的文章博士第一人的管原辅正提拔为东宫待读。
（藤原为时）诗文之道以为志、多年精进努力、三十岁终获东宫待读荣誉、官吏生涯毫无起色、数年奋进依旧微官。存在于这诸多感慨之下的为时基体意识裂分为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是从众多文章生中脱颖而出，对自身才学自负的「优越感」。为时认为如果才学和门第都不优秀，被社会认同的几率甚小，反之亦然；另一侧面是经由数年奋进，穷尽诗才之能仍为微官一名，意识基体中产生不得志的「劣等感」。[96]
父亲的不应时势更是加深了紫式部对曾祖父的追慕，于是《源氏物语》中出现了明石一族的繁荣故事。抛开爱情故事层面，从家族世代立场来审视《源氏物语》，所有话语体系都是为了遂成明石一族的繁荣。从曾祖父藤原兼辅至紫式部经历了四代，明石一族的繁荣也正好经历四代，明石道人、明石姬君、明石中宫（小女公子）、匂君（皇子）。明石道人的皇权之梦与紫式部及其父亲复兴家业的梦想不谋而合，紫式部将书中世代描写的繁华最后落脚于明石一族，蕴涵着本族家业复兴，同时也蕴涵着当时当权者藤原道长一门家业的复兴。藤原道长（966—1027），日本平安时代的公卿，藤原兼家的第五个儿子。995年成为藤原家族的掌门人，藤原道长的三个女儿藤原彰子、藤原妍子、藤原威子先后成为皇后，通过女儿入宫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藤原道长掌握了极大的政治实权，在其权势达到顶峰时期，《源氏物语》成书，女儿藤原彰子入宫为后，紫式部作为女官被聘入宫中辅佐。紫式部对自身家族世代的文本潜在叙事，设定时间起点是曾祖父藤原兼辅时代，即醍醐天皇时代，物语中的第一代是以醍醐天皇为原型的桐壶帝时代，第二代是光源氏，第三代是夕雾，第四代讲叙的是宇治十帖中的匂宫、薰、浮舟；对应紫式部家族的世代，第一代是醍醐天皇时期的曾祖父兼辅，第二代是祖父雅正，第三代是父亲为时，第四代是紫式部自身。紫式部的家系如下，父方：兼辅→雅正→为时→紫式部；母方：文范→为信→女→紫式部。《源氏物语》唯一繁荣的家族家系如下：明石道人→明石君→明石中宫→匂宫。《源氏物语》主要的世代人物：桐壶帝→光源氏/头中将→明石中宫/柏木→匂宫/薰/夕雾。《源氏物语》历经了四代皇帝：桐壶帝→朱雀帝→冷泉帝→今上帝。通过《源氏物语》四代世代时间的叙写及其成书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及作者的家族世代系谱分析，可以再次看到小说事件与真实历史事件的叠合。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作为世代家族小说是家族文化的多重组合，曹雪芹与紫式部绝非通过文本诱导致使读者做出道德的批判与好坏的定论，曹雪芹整个文本强调的是故事性与趣味性，紫式部强调的是纪实性与风雅情趣。两位作者都努力表现生活中最为本真的部分，只是侧重部分有所不同。①缘其家族小说的世代特质，两书都负载着历史的命题，两书回避当下，而讲在过去某一特定时间长度里世代家族的兴衰。传统上的文史不分家，《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自一问世就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在注重《红楼梦》历史层面的问题时，后世的“红学”研究者往往将其定位为历史的戏讽书，更乐于将研究聚焦于历史无尽的重负、满目沧桑、人情的无尽悲凉、道德沦丧的忧伤等严肃的话题，并对此进行沉痛反思。历史真是这样吗？当下便是未来的历史，每一社会阶段都悲喜参半，如同活在当下的每个独特个体生命，历史无所谓好坏，只代表一种存在，历史是发展的，历史的出路在于求得更大的相对平衡。《源氏物语》所陈述的历史，是个体生命的情欲史，说得更具体一些是平安时期男性情欲史的写照。不存在社会历史的沧桑感，通过几代人情事的白描，展现几代人在生命最好年华的天真烂漫与多情，世代这一代名词它的落脚点在繁衍，没有了繁衍，世代家族故事便戛然而止，人类没有了繁衍，人类的故事便终止了。于是，《源氏物语》的故事落脚于情，《红楼梦》的故事却是落脚于看似人类世代的繁衍从来不会中终，所以要斗争与反斗争，无尽头的无限相互伤害，伤人者自然分崩离析，受伤者归天而去。后世的评论者们热衷于以伦理道德的大旗将文中的“罪恶分子”打入深渊，“《红楼梦》所表现的贾府‘末世’，就是立足于这个封建大家庭内部的骄奢淫侈，来揭示封建礼教那部‘吃人’的道德史”[97]，非白即黑。后世“红学”研究者认为《红楼梦》的世代时间叙事充满教诲与沧桑，也将这一历史的“教诲与沧桑”归结于中国家族小说属性之一。②两部小说都是作者自传与地方志的糅合。小说世界与叙事者生存世界贴近，小说相关世代家族的各类事情不是作者无中生有，作者将发生在家族社会中“动人心弦”事件变形、穿插、糅合形成文本事件。作者最能感同深受的事件是家族内部的事件，封建时代外族家族内部的事件难以深层窥探，族与族之间直接矛盾较少，族与族之间达成理解与共识主要通过婚姻联盟。《红楼梦》将舞台设置于大观园，《源氏物语》将舞台设置于六条院，都是为了配合家族小说的叙写特征，在特定的场域之中集中描写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母女之间、兄弟之间、情人之间的直接矛盾，及伦理禁忌的触犯，这些矛盾都是家族内部的冲突。与自传相叠合的部分写实，表达细腻、深刻，两部小说中都有写虚的部分，道听途说与再描绘中变形的故事，写虚的部分与广义的地方史志[98]相连，集中体现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红楼梦》是清末大家族社会的微缩景观，也是皇城的微缩景观，《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期贵族阶层的微缩景观，也是当时皇城的微缩景观。《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又是一部地方志，两部小说对形而上、形而下两种世代家族形态的描写具有独特魅力，再现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再现历史中某一地区与阶层的真实生活，使人感到小说有史可查、有据可循，两者的创作特征都与中国作家“以史为据”的创作契机相契合。
三、纪传时间的叙写
纪传体是以为某人立传的形式来写，以一个人为主线，例如光源氏生于多少年，光源氏一岁时发生了哪些事，两岁时发生哪些事，沿着主人公的年龄顺序一直写下去。朝代纪年与纪传时间不同，朝代纪年是用纪元或公元的时间顺序来写，比如说某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谁干了什么，第二年又有什么大事，谁干了什么，朝代纪年与民族文化语境及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纪传体着眼于顺着一个人人生不同阶段来讲叙与之年龄相适应的事件，比如在他几岁时发生了什么事，十几岁时又如何。《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朝代纪年与世代时间、纪传时间紧密配合，形成清晰的时间叙事脉络，用主人公贾宝玉和光源氏的一生，将各类事件串起，使得汇聚在一处的各类事件形散而神合。小说从两位主人公的零岁出场至遁世退场，有各个时段相对应事件的完整记录，叙事上是承接与连贯的，事件的发生发展也顺应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性格特征变换展开，纪传小说也是一部成长小说。
《红楼梦》的纪传时间，众说纷纭，姚燮、王瀣以续书中提到的干支纪年逆推出全书的编年，他们认为从宝玉出场（第三回）到最后中举，经历了八年时间。周汝昌则认为“八十回《红楼梦》原书，实共写了十五年的事”，而“前六年乃序引性质，正写者整九年间之情节”[99]。各路专家各抒己见，本书在前辈们的基础上设列一时间序表，虽难以周全，却也蕴涵几分道理，用于本书比较研究。关于《红楼梦》叙事年表设置，首先确定某章回中宝玉年龄非常关键。第二十三回，“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100]对此，有庚辰[101]侧批曰：“多大力量写此句。余亦惊骇，况宝玉乎！回思十二三时，亦曾有是病来。想时不再至，不禁泪下。”[102]同回，宝玉浅吟轻唱“四季即事诗”一组四首，“因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103]。第二十四回，“贾芸指贾琏道：‘找二叔说句话。’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息（挑）了’”[104]，对此，有庚辰侧批曰：“何尝是十二三岁小孩语。”[105]紧接，贾琏笑道：“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106]，此时贾芸（前文所指“人家”）十八岁，由此可以推断宝玉时值十三四岁。第二十五回，“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107]说明宝玉此时为十三四岁。从以上四条可窥《红楼梦》的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五回明显的时间标识，由庚辰本中出现的多处时间侧批，可窥曹雪芹时代学者们相当讲究时间叙事中时序编排。《源氏物语》今译本从第二回开始每回都以注释的形式标明故事时间，无一疏漏，如第二回脚注“本回写源氏公子十七岁夏天之事”[108]，第五十一回脚注“本回写薰君二十七岁春天之事”[109]，不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揣测与判断。《红楼梦》的时间叙事则与之相反，完全靠故事内部时间推动故事发展，时间标识实有似无，“红学”者精心推算出时间标示点，细观之又前后矛盾。通过文本的反复细读与多个版本的对比研究，《红楼梦》的线性时间叙事轴映然眼前，对时间叙事技巧的使用作者是有讲究的，曹雪芹使用的时间标识隐匿于叙事文本的闲庭漫步之间，研究者不做细探，难以觉察。细窥而感之其妙后，由衷赞赏作者将时间表面模糊化实际精妙搭配的叙事技巧，亦表明曹雪芹时间叙事技巧的掌握是先时的。
言回正传，从上文的推断可将第二十三回至二十四回的故事时间划定为宝玉十二至十四岁。对此还需明晰另一处时间标识以便将时间坐标明确化，文本第二回与第三回给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时间标识。第二回，林如海“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110]，随即：“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111]，由此可知黛玉母亲去世时黛玉刚好六岁。然后贾雨村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冷子兴说宝玉“如今长了七八岁”[112]，由此处可推断宝玉比黛玉大一至两岁。第三回，林黛玉母亲去世，黛玉无所依托，投奔外祖母，进府后答王夫人：“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叫宝玉”[113]，由此可以明断黛玉进贾府时六岁，宝玉大黛玉一岁，此时刚好七岁。林黛玉进贾府时的年龄众说纷纭，六岁、七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十三岁都有人主张。第三回，宝玉走近黛玉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114]，书中的第二回已经交代了，黛玉五岁起跟着雨村读书，读到六岁时恰好一年，便和雨村一道进了都中，这与黛玉自己跟宝玉说的“只上了一年学”刚好吻合。由此可见，黛玉到了贾府的时候，依然是六岁。关于线性时间叙事，书中第二回、第三回的描写，可谓一环扣一环，时间上接得很紧，并无任何跳跃省略之处。由黛玉未进贾府时五岁，按序表推算，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五回时，黛玉是十二岁，那么宝玉则是十三岁。
表1—6 《红楼梦》纪传时间叙事编年表[115]
贾宝玉年龄 章回
1—3岁 第一回
4—6岁 第二回
7岁 第二回至第三回
8岁 第四回
9岁 第五回至第十二回
10岁 第十二回至第十三回
11岁 第十三回至第十六回
12岁 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
13岁 第十八回至第二十三回
14岁 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六回
15岁 第三十七回
16岁 第三十七回至第五十三回
17岁 第五十三回至第六十九回
18岁 第六十九回
与此相比，八百余年前的日本名作《源氏物语》的时间叙事技巧略显板滞，这一板滞特征不仅呈现于今译本的显文本当中，也存在于原文的潜文本中，其时间叙事的明确性类似于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为了进一步明确《源氏物语》的叙事时间，首先制作以光源氏年龄为基准的纪传时间叙事编年表。
表1—7 《源氏物语》纪传时间叙事编年表
光源氏年龄皇室世代主要事项
1岁 第一代桐壶帝 光源氏诞生，桐壶帝与桐壶更衣所生
7岁 第一代桐壶帝 朝鲜相士看相，皇上遂将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12岁 第一代桐壶帝 行冠礼，与葵姬结婚
17岁 第一代桐壶帝 ①雨夜品评②追求空蝉被拒，错与轩端荻发生关系，临别时拿走空蝉一件单衫③访六条妃子，此前已与其私通④邂逅夕颜，幽会过程中夕颜猝死
18岁 第一代桐壶帝 ①初见紫姬，邂逅末摘花，与其发生关系②朱雀院行幸③与藤壶妃子再次幽会，藤壶怀孕，生下小皇子
19岁 第一代桐壶帝 与五十七八岁的老女人源内待偷情
20岁 第一代桐壶帝 与胧月夜偷情
22岁 第二代朱雀帝 ①葵姬与六条妃子的车位之争、六条妃子灵魂出壳、葵姬病死②与紫姬成为事实上的夫妻③与胧月夜偷情之事被弘徽殿太后发觉
25岁 第二代朱雀帝 再访花散里，此前已与其私通
26岁 第二代朱雀帝 因胧月夜一事，自谪须磨
27岁 第二代朱雀帝 ①邂逅明石道人②与明石姬结合③朱雀帝患眼疾，太政大臣亡故④源氏返京，升任大纳言
28岁 第三代冷泉帝 ①朱雀帝让位（第十四回）②源氏与明石姬的女儿小女公子诞生③再访花散里
29岁 第三代冷泉帝 ①再访末摘花②源氏参拜住吉明神神社③六条妃子将女儿前斋宫托孤源氏④空蝉剃发为尼姑
31岁 第三代冷泉帝 ①赛画②明石姬迁居大堰明石邸③小女公子交紫姬抚养
32岁 第三代冷泉帝 ①藤壶母后去世②冷泉院知悉自己身世③向槿姬求婚，被拒绝
35岁 第三代冷泉帝 移居六条院
36岁 第三代冷泉帝 向玉鬘求婚，被拒绝
40岁 第三代冷泉帝 取三公主为妻
52岁 第三代冷泉帝 紫姬去世，光源氏心灰意冷，整日闭门不出
53—60岁 第三代冷泉帝 53岁隐居嵯峨佛堂，其卒年至早五十五六岁，无定论
实际上，在《源氏物语》原文文本中仅两处明确标明光源氏年龄，第一处在“桐壶”卷中“小皇子（光源氏）七岁上开始读书，聪明颖悟，绝世无双”[116]；“十二岁上……举行冠礼”[117]。另一处是“藤花末叶”卷，“明年源氏大臣四十岁，应举行庆祝大会”[118]，表明源氏时下三十九岁。文本中其他处并未明示事件时间，确定光源氏各年龄阶段所发生的事项，需从“藤花末叶”卷开始逆算。以光源氏上述两处年龄为基准，再根据年号、行事、节气等进行推算，制成以上潜文本中明确的叙事时间年表。在显文本中明确的编年罕有出现，虽然紫式部熟读史书，文本并没有像《史记》、《汉书》利用外部时间支撑文本流动、编年纪传体例的逐年描写，《源氏物语》所谓列入每卷标题页脚注明确的纪传时间标识，是后世现代语译者编缀列入。关于叙事时间的逆算，以第五回（“若紫”卷）、第六回（“末摘花”卷）、第七回（“红叶贺”卷）三卷为例，“红叶贺”卷的冒头“朱雀院行幸[119]日期，定在十月初十之后”[120]，即冷泉院诞生的前一年，光源氏十八岁的十月初十之后在朱雀院举行行幸仪式，行幸一事在在“紫儿”卷与“末摘花”卷均有提级。
到了十月里，皇上即将行幸朱雀院离宫……故自亲王、大臣以下，无不忙于演习，目不暇给。[121]（“紫儿”卷）
行幸日期渐渐迫近，舞乐正在试演。这时候大辅命妇来了。[122]（“末摘花”卷）
“紫儿”与“末摘花”卷其他各处并未标明事件时间，但通过行幸一事可推断“紫儿”和“末摘花”卷各事项准确时间。“朱雀院的行幸”一事的时间，将三卷结构紧密相连，体现作者试图写出历史小说的意图（歴史小説風に仕立てる意図）[123]。关于《源氏物语》时间编年的清晰度，后世学者将故事的发生时间详尽注释，例如：第五回（“紫儿”卷）——本回写源氏十八岁暮春至初冬之事[124]，第十一回（“花散里”卷）——本回写源氏二十五岁夏天之事[125]，第三十五回（“柏木”卷）——本回写光源氏四十八岁正月至同年秋季之事。小说叙事中线性时间观并非是西方叙事传统的专利，早在千余年前日本作者在小说撰写中已娴熟掌握了这一技艺，纪传编年体是我国古典文学最早的编年叙事的雏形之一，成书于公元前104—公元前91年的《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比使用该体例的《源氏物语》早问世11世纪。
时间编年叙事技巧使得故事的叙说获得了历史层面的完整性、次序性与连贯性，尤其在《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跨越几代人的家族生活的描叙中，家族历史的延续性、承接性都完好呈现，避免零散的片段、场景或是人物的两三逸事。《红楼梦》跨越了上下七代，《源氏物语》跨越了四代，都集中叙写了两代人的生活场景，上代如贾政、凤姐、桐壶帝、明石道人是为宝玉和源氏的生活场景做铺设，将这两位男性放置于这般历史语境中进而观察其生死、发展，男主人公的发展史亦是家族的发展史，这是一部跨越几代人的家庭历史小说，又是一部个人成长小说，这两种小说的叙事特色都离不开时间编年。时间勾画了个人、家族与社会的历史进程，线性时间叙事的洪流中充满了三者轮回的历史沧桑感与悲怆感。历史的沧桑感中又体现出作者或时代赋予当代人的使命感，《红楼梦》体现出作者忠君爱国，上下求索，矢不得法，最后遁世，与屈原精神一脉相承。屈原投江的这一举措还有深层的中原文化内涵，这一契约便是中国文人崇尚了几千年的“人定胜天”英雄悲壮史，天（子）不顺吾，吾便以命相搏。《源氏物语》则不然，光源氏与继母通奸，生下冷泉帝，光源氏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皇父”，这一命题首先就突破了“忠君”，接下来手握实权的源氏并非如其人物原型藤原道长得意之时，望着十五的满月吟唱：“この世をばわが世とぞ思ふ望月の欠けたることもなしと思へば（作者意译：这个世代，尤其是我的时代，正如我所愿，从未有过月缺之时）”，书中光源氏人物形象的基框是从出生富贵、从未刻意追求过富贵与权利，直至身为皇父手握实权时，仍然为情所困，遁世而去。在此可以窥视两位作家性别差异造成叙事价值观取向的偏离，紫式部出身贵族，养尊处优，一生为情所困，光源氏人物形象上汇集着男女两股性别特征，一是紫式部情爱视阈中的平安时期理想贵族男人形象，二是基于叙事人是女性，主人公光源氏身上就若隐若现出平安时期宫廷贵族女人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例如不热衷权利、追逐爱情等等。基于曹雪芹与紫式部不同的性别，在线性时间叙事每一叙事时间坐标点上选择的叙述对象有巨大差异。两部小说都选择描叙两位男性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最后都以悲剧收场，整个故事以收篇的色调为基调，受众读完整部后再无阅读途中的轻松、期盼与喜悦，感觉整个故事喜怒哀乐的叙述过程都是为了最后悲的结局，受众沉溺于巨大悲伤情感体验中。该情感体验归功于作者时间编年的叙事技巧的使用，时间编年叙事技巧的背后亦体现出两位作者内心深处巨大的历史沧桑感和悲剧意识。《红楼梦》中没有“木石之盟”就没有随后的宝黛爱情悲剧，没有帝妃的省亲就没有之后大观园的建造；没有《源氏物语》开篇中的“长恨歌”就没有光华公子的诞生，没有光华公子与继母的孽情就没有冷泉院的诞生，由而在承继性与逻辑性很强的史诗性的鸿篇巨著中，对时间的变形、扭曲、打乱与穿插不宜使用。《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都受《史记》纪传体影响，既强调事件的编年性，更强调人物的记（纪）传性。时间纪传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标识上记载了各个时代有影响、有特色的人物，及发生在该人物身上有影响、有特色的事件。《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线性时间叙事以主人公贾宝玉与光源氏的成长史为主轴，其中又以穿插进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为辅。参与到小说情节发展中的人物完成自己人物造型后迅速离开，下一位角色登场，小说进入到新一轮矛盾冲突当中，小说不断陌生化，带给读者无尽的探索乐趣。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体裁，它是由民间说话艺术中的“讲史”发展演化而来，紫式部正是模仿与发扬了这一体裁，由原本日本贵族宫廷“沙龙”中的讲故事，演化为将故事书写在纸张上，并采用“史”的体裁记载。因为受众是日本皇族朝廷官员及其家室，讲叙过程中必须避俗求雅（《红楼梦》是雅俗并重），类型丰富（《红楼梦》爱情叙事类型单调），求奇、求风趣、求风雅。《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故事历时时间长，跨越几代人、上下几十年、上百年，出场人物枚不胜数，事件纷繁复杂，必须分章叙事，分回标目。在每回故事相对独立这一点上，《源氏物语》强于《红楼梦》，《源氏物语》的叙写基本是每一章回对应主人公一岁光景。《红楼梦》对贾宝玉某些岁时描写特别细致，例如：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六回仅写贾宝玉十四岁这一年，第三十七回至第五十三回写贾宝玉十六岁这年，第五十三回至第六十三回写贾宝玉十七岁这年，《红楼梦》全书中能独立成卷的章回屈指可数。中国古典小说在明清时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有意识地突出朝代年纪，如《金瓶梅》、《林兰香》、《醒世姻缘传》、《歧路灯》，另一种是有意识地消除朝代年纪的明确标记，如《红楼梦》”[126]。《金瓶梅》是明朝中后期作品，《醒世姻缘传》和《林兰香》是明清之交和清前期作品，《红楼梦》与《歧路灯》是清朝中期作品。清朝中期小说创作在编年时间叙事技巧的使用上开始分流，曹雪芹有意识地模糊、弱化、消除朝代年纪的明确标记，采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巧妙叙事方法，表明其时间叙事技巧使用的先时先知性。曹雪芹如此机巧的时间叙事手法，是对才子佳人小说“千部出一套”的一味超脱。古典小说的编年时间与朝代纪元密切相连，与人类历史文化关联，虽说两书都不入正史，但可以通过两书窥视当时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情形，是人间的写实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