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民进党很多诉求主张还不被一般人接受，甚至还有很多人视民进党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毒瘤，支持民进党的人常常都是默默的，不让别人知道。
有个大学同学回忆当年小时候的事，到现在还会咬牙切齿地不爽：话说那年民进党的尤清竞选台北县长时，他还在读国小，选前有一天，老师亲切地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选尤清的人举手。”小朋友们左顾右盼，包括这位同学总共有五六个小朋友天真无邪地举手。老师看了一眼说：“今天放学都留下来。”
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几个小朋友放学后全部都被留下来，做纯正的思想辅导，对小朋友来说，什么思想那些屁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放学后不能赶快出去玩。
大凡国民党的公职人员，在公开场合似乎都有种热切的，为党国付出而自我陶醉的宣传使命，因为一切都是党国所赋予的，这样一来，公器私用也不意外。读小学的时候，每到选举，那位忠贞的国民党籍校长，总是在全校朝会的时候，公开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做宣传，要小朋友回家告诉父母要支持他，还要先冠冕堂皇地说一堆并不是在为他宣传的话打烟幕弹，很多老师也会在班上调查同学家里的投票取向，结果就像上面说的那样，留下做辅导。有时候家长写联络簿，建议老师最好不要在课堂上为特定政党讲话，这些老师也不怕，就直接回复家长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简直就跟C罗说他从来没踢过假球一样可耻。最可怜的是小朋友啦！从此就变成重点关怀的对象，在学校里这种操蛋的老师特别多，毕竟那个时代，不是每一位老师都像罗永浩老师一样那么诚恳。
大概是我从小就受到党外杂志荼毒特别多，各种奇怪反动的毒素都充斥在脑子里，又或者根本就是年轻反骨的个性，就是要跟老师唱反调。到了初中时，国文老师要大家写一篇有关做人要诚实的文章，那时候心高气傲，总觉得只有我才知道什么是公理正义，所以就洋洋洒洒地在那只需要1000字标准的作文中写了3000多字，整篇陈述了政府说了多少谎言，上行下效，所以社会风气都受到影响，反正都不是自己想的，都是听来的，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用一种极悲壮，“让迫害来得更猛烈吧”的心情交了上去。
结果批改后返回来，让我大吃一惊，那篇作文是我拿过最高分的一次。老师在后面用红笔批改，写道：“你说得很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这些话在外面不要乱说，因为现在社会还不容我们说太多真话，你长大后就懂了……”看完这段批改，心里暖暖的，可是又带了一点失落感。
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不像以前只会埋头赚钱。大家开始有钱了，想的事情一多，结果就是社会结构越来越分化。以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觉得我制定的政策就是好的没有错的，可是，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傲慢，在政策制定时常常忽视了民意，尤其是中南部的百姓，总觉得台北那些官们“坐在台北的冷气办公室里看台湾”，以为台北就是整个台湾，这种被冷落的心情，自然也转化成对国民党的不满。总之，过时的政策思考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一般民众生活上的需要。
这10年是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台湾从“政府权力至上”转型为“公民社会”的重要阶段。以前国民党总是宣传“大有为政府”，就是威权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行政效率，创造了经济奇迹。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连串事件：比如政治上的“江南案”，经济上的“十信案”，还有各种环保及消费者权益受损等民生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这都让百姓对政府的说法产生怀疑和动摇。至于政治上，为了维持“法统”，“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全面改选，而这些老代表又逐渐凋零，这“法统”要怎么维持下去又是个问题。在外交上，“邦交国”越来越少，百姓都体会得到，政府过去宣称代表中国“正统”的说法与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有很多人以为台湾社会运动在那些年会那么激烈，是因为解严的关系，这个说法有点倒因为果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反对运动，鼓舞了农民、妇女、消费者、劳工等各阶层人士相继投入社会问题的改造。换句话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政治冲撞，促成了政治控制力的松绑，也加速了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形，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关心的议题来发声，这也进一步促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愈来愈高涨的改革声浪采取妥协，以避免人民强烈的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