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也提过有关诬陷作家陈映真的笑话，这是当局眼中的蛋疼分子。有一次，情治人员去抄家，搜出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就紧张地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他是谁？”哈哈！照这样来说，社会学的马克思·韦伯、电磁学的马克思·威尔都有更大问题了。这些国民党当局的鹰犬坏就算了，但是又笨，不学无术。还有像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左拉，只因为姓名发音译成“左”，就被打入左派，他的书也成了禁书。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一位抒情摇滚歌手Richard Marx，他最初的译名为“李察·玛克斯”。当局一见“玛克斯”顿时花容失色，气急败坏地立刻要求收回所有卡带，并且帮他改名为“李察·玛尔克斯”。还有人在机场入境时行李中有本《诗经》里的《毛诗》，也被没收，原因嘛，你就自己去想吧，应该很明显了吧。
更别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知名作家，因为他们没跟着来台湾，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就通通在国民党政府查禁之列，因为他们全都“身陷匪区”。而这些大陆或香港文学家的翻译作品，也照禁不误，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巨人传》等。
当然情治人员没那么笨，那只是借口。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当局想要控制一切，包含思想与意识形态，所以禁书、禁片、禁歌也一堆，所列理由在现在看来都匪夷所思。
有些人比较倒霉，因为自己的小疏忽就被抓走去“喝茶”。
有一年的“蒋公”诞辰，台视副控室中负责上字幕的技术指导，在设定显示祝贺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87岁大寿的字幕之后，不小心把下一个节目《杨丽花歌仔戏》第一句台词的字幕“大哥，不好了！番兵来了！”设定显示出来了，配上画面，看起来就像是“蒋总统”自己在说话。结果大批宪兵与警察冲入台视副控室，将他抓去喝警总茶。
以前有首歌功颂德的歌曲《海岳中兴》，有一年十月，某报影视版介绍这首歌时不小心把标题印成《海狱中兴》（“岳”的繁体为“嶽”）。这一“山”之差也差得太传神了，山河完全变色，影视版主编也因此被迫离职。
还有个《自立晚报》的记者，在“双十节”那天的报道中写了“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因为这一句话，《自立晚报》被停刊三天，这位记者也被送到专门收容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在这所“绿岛大学”里进修了8年。
情治单位的想象力和联想力超群，堪比脑筋急转弯。如果你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反共”排成“友共”，或者“反共抗俄”误为“反共投俄”，那版也不用排了，排队入监先。更早期一点，如果你是女人，拒绝了痴汉的死缠烂打，他恼羞成怒地指控你是“匪谍”，你也要遭殃。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老师失踪后再也没出现，那肯定是班上有同学去打小报告。有些人连“政治”两个字都不会写，也会被当作政治犯抓走。还有人结婚喝喜酒，因为主人被怀疑是“匪谍”，所有喝喜酒的人都被指为“参加叛乱集会”而被逮捕。还有，当时民间流行互助会、碗公会、兄弟会等互助团体，只要其中一个人被举报为“匪谍”，其他人理所当然就是“参加叛乱集会”。社会上弥漫着这种肃杀气氛，到处黑影幢幢，好像“匪谍”就在你身边。
当时的绿岛，就关了很多这种莫名其妙被冤枉，或者一时言语文字出轨的年轻人。他们以叛乱犯入狱，反正法院是国民党当局开的，你要叛乱我就乱判，看你再得瑟。在狱中他们有人自杀，有人发疯，也有人人生的大好时光和大半辈子都在狱中度过，出狱后还遭到歧视，无法在社会上生活，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一生郁郁寡欢，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政治犯家属的命运也很悲惨，家中顿失依靠，生计陷入困境，想要找人接济帮忙，亲友也怕受到牵连，纷纷断绝往来，还要遭受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孩子在学校也受到歧视和排挤，也常传出特务情治人员将政治犯的妻子占为己有这种事。
诸如此类被捕的理由，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好笑，你会笑，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比较能够正常思考的年代，才知道其荒谬性。可是在那个时代，遇到这种事没人笑得出来，这些都是人们用生命写的笑话，血泪斑斑。
就算不涉足政治，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以前戒严时期也有一条“万用法律”《违警罚法》，给了警察非常大的权利，简直就是无限大的尚方宝剑。只要警察看你不顺眼或者主观认定你仪容不整，就可以请你去警局喝茶聊一聊，甚至叫你在警察局拘留室过夜都可以，说不定还会偷偷给你玩“躲猫猫”。这条“法律”里有太多模糊的字眼，比如警察最喜欢用“鱼肉乡民”这一条，至于鱼肉是煎的、炸的，还是清蒸的，都是警察自己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