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眷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外面社会的封闭小社会系统，对外封闭，对内包容性却极强。在眷村里，各省奇人异士云集，相濡以沫，没事也只能回忆过去瞎扯。就像眷村菜汇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一样，我的小学同学骂起街来也是大江南北的腔调都有：啥马的爸子、赤佬、落块麻麻、×他妈、×你娘（台湾话）……许多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外省第二代，就是在那种听遍大江南北故事，尝遍各地美食，感受各种不同地域家庭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一种说法是，在眷村里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在文艺领域创造性极强的作家、艺术家或明星，眷村素材提供给他们大量创作的沃土，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内容：眷村小孩拉帮结党，与本省小孩打群架，各省小吃美食，原乡与客居的现实内容。这些除了能让眷村外的民众慢慢了解眷村外，也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眷村社会留下一段又一段悲欢离合的记录。
可想而知，眷村因为组成人员与时代因素，对政治的立场也是相当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当时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们无时无刻不随着蒋介石他老人家的心愿而澎湃着，一心想“蒋总统”有一天一定会带他们回家。他们算得上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天天早晚升旗降旗外加广播站大喇叭播放“蒋总统”语录，墙上也刷着如“反共抗俄”“蒋总统万岁”之类的标语。过去国民党的党组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眷村自然也不例外，有所谓的“黄复兴党部”，每次一到选举，党部来一通电话，眷村人就会按照指示投票给国民党所支持的特定候选人，所以一直以来也戏称眷村是“铁票部队”。
几年前王伟忠与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台湾引起一阵旋风后，继续搬到大陆上演，也引起许多大陆朋友对眷村的好奇心。很多大陆朋友看了后总觉得眷村生活很和乐美好，还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种意外反应倒是让居住过眷村的台湾外省人吓了一跳，呃，真的有那么好吗，很多眷村出身的才不信不同省份间的村民会像剧中相处得那么好。一来，照王伟忠自己生活在空军眷村的经验，本来就会好过其他眷村一些；再者，艺术虽然来自生活，为了健康向上的戏剧效果，许多负面的地方也不见了，所以也有人笑说像《宝岛一村》和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里的眷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眷村，过于美好，却从来不曾存在过。
现在很多人就只记得眷村人情味浓，看到剧里都是积极向上的，但人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展现的不是通常被颂扬的人性光辉，反而是人性的扭曲。眷村作为一个小社会，自然也是这样，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很多人性的阴暗面也就此产生。
在一些回忆眷村生活的文章、文学作品当中都会看到，因为早期大部分眷村的生活空间狭小，采光不良，房子大都挤在一起，暗暗的湿湿的，你写功课时，隔墙在“推炮”都听得一清二楚。为了搭违章建筑或争公用厨房使用时间，有人写黑函告邻居“通匪”。谁家有些小钱重新装修得好一点，三姑六婆就传说他们家女儿出去“卖”了。再不然就是眷村子弟因为父母管不了，不学好加入帮派械斗（尽管在后来的很多作品里，这都被美化成眷村小孩的年少轻狂叛逆不羁）。有些外省军人娶了本省女人住在眷村里会被排挤，生下的小孩常被骂杂种继续排挤。还有，也常常发生单身老兵猥亵村里小女孩的事情……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这样的事在哪里都可能发生，真实的眷村，远不如剧里那样梦幻。
最大的误会是很多人以为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实上在来台的150万外省人里，有机会住进眷村的人仅仅只占了六分之一，大多数人还是自己想办法求生存，住在眷村只能代表外省人中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整个外省群体。
在来台的外省人里，大部分是军公教人员，还有一些有办法的商人，这一小部分商人就不用说了，到哪里都会有办法活下去，像蔡康永父亲就属这类人，到台湾后仍然过着上流社会海派生活。高级官僚或军官，也不用担心，继续吃香喝辣，自然有人替他们想办法。对公教人员，机关单位和学校也会准备宿舍，部队眷村也吸纳了部分来台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