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1949年后的历史，在台湾，永远是国民政府经营“复兴基地”欣欣向荣。说到大陆，台湾学生都知道三反五反、三面红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剩下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内容了。所以现在台湾三十岁以上的民众，对于共产党以前的印象，一方面是憎恶，另一方面又觉得可怕，觉得大陆很“贫穷”，直到这几年，很多人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见到大陆的发展，那种受冲击的程度只能用痛苦来形容。
当然，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会有些“与时俱进”，呼应时代变化的课程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以及海外华人，轰轰烈烈地掀起第一次保钓运动，政府一方面暗中支持，一方面又害怕引来什么后果。因为保钓运动，台湾的学运也开始蠢蠢欲动，社会上开始弥漫一股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就在此时，很巧，在国民党党营的《中央日报》，有个笔名“孤影”的人，一连六天在副刊上发表《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里面内容讲的大概就是批评那些主张政治社会改革、反对一党专制的知识分子与年轻学子，这样的举动会造成社会不安与动乱，同时认为小市民不需要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全台湾小老百姓能“吃一碗太平饭”。结论就是“稳定胜过一切”。这种论调颇合国民党胃口，于是将它印成单行本小册子，通令全国各机关和学校都要阅读，当时学生还要写心得报告，所以都在读这本书，于是为它创造了百万册的空前销售佳绩。政府宣称，这本书代表了大多数群众的心愿，那是多少呢？绝对不止87.53％，而是空前的98％。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这位“孤影先生”反而在为绿油油的《自由时报》写评论了。
过去“政府”长期用“安定中求进步”的说法，台湾社会出现安定大于一切的现象，使国民党反改革有理。这个所谓的“安定牌”也确实有用，每次选举都打安定牌，也获得选票。只是常常会听到“小市民”“老百姓”这种说法，是不是也代表着，它的对立面就是“大政府”“官”呢？这种说法好像民众都不用为公众事务负责任一样。
20世纪70年代，同样是台湾“风雨飘摇”的年代，“政府”对外压力大，对内则转变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就如“蒋总统”说的“形势是客观的，成之于人；力量是主观的，操之在我”。
国民党被迫离开联合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学生的认知都是“蒋总统”坚持“汉贼不两立”，故我政治主动退出表示抗议。“政府”也通过媒体，强力放送，联合国“排我纳匪”是国际姑息主义，是共产党的欺骗。当然经过宣传，学生作文又多了新题材，大力批判联合国不公不义和“世界各国被共产主义骗了”“国际姑息主义弥漫”等，好像只有世界伟人、自由灯塔“蒋总统”懂得什么是公理正义，全世界都是傻瓜一样。当然啦！在联考制度升学压力下，当年学生也狂练习这类范文，生怕联考作文会考到。
台湾政治教育里的“蓝色经典”，莫过于出现在1978年底的《南海血书》。
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除了外交处境窘困，内部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受到严重挑战。1978年12月16日，美国卡特总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半夜宣布，1979年1月1日零时开始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对台“断交”。
三天之后的12月19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叫《南海血书》，署名为“阮天仇绝笔、朱桂译”。译者于附记中声称，血书是他的弟弟打鱼时在南海荒岛上发现的。这个名字超像武林高手的作者“阮天仇”以螺蛳尖端蘸手指鲜血把这篇文章写在衬衫上，叙述越南沦亡时，海上难民的悲惨故事，写完后装在海螺里被发现。
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这些年来我看够了各式各样惨绝人寰的死亡，对我来说，死已算不了什么大事。只是满腔悲愤，一肚子委屈，不倾吐出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在南海中一个不知名的珊瑚礁上，我脱下衬衫，用螺蛳尖蘸着自己身上仅余的鲜血来写这封信。
我不知道该写给谁。写给天主吧，天主当吴廷琰被杀的时候就舍弃了越南子民；写给佛祖吧，佛祖在和尚自焚的日子就已经自身难保了；写给当年口口声声为我们争自由、谋幸福的民主斗士吧，民主斗士正在巴黎、伦敦、纽约忙着享受自由幸福；写给出钱出力硬逼着我们享受民主人权的伟大盟邦吧？伟大盟邦早已判决我们罪有应得，又到别处去耍他们的老把戏去了。
你一定以为我恨透了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是的，我恨透了他们（越共）！复仇的烈火支持着我才能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折磨。但是我还有更痛恨的仇人。吃人的老虎固然可恨，但是把别人送往老虎口里的那个人更可恨；烧死人的火坑固然可怕，但是推别人下火坑的那个人更可怕；咬死人的毒蛇固然歹毒，但是把毒蛇放进你被窝里的那个人比毒蛇更歹毒。是谁把我们送往老虎口里，是谁把我们推下火坑？是谁把毒蛇放进我们的被窝里？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民主斗士和伟大盟邦。
魔鬼的爪子很快地伸进十七度以南，丛林中、深山里，不时传来游击队烧杀掳掠的消息。西贡表面上还很平静。政府忙于剿匪，我忙于赚钱，素来对于政治没兴趣的我，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国家事管他娘。“从不学什么，也不忘记什么”的伟大盟邦不请自来了。盟邦仍以救世主的姿态，要我们这样做，要我们不那样做。以大使馆作为司令台和庇护所，运用大把钞票，收买野心分子，到处制造事端。
毋庸讳言，那时我们的政府，行政效率是有点颟顸，官吏难免贪污，人民不像传说中的美国那么自由，但是绝大多数越南人民的生活仍能在安定中逐渐改进。只是野心分子绝少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这些缺点毕竟不是好事，野心分子更加夸大渲染，人人便觉得“斯可忍，孰不可忍！”学生罢课游行，和尚绝食自焚，激动的情绪使人忘记了大敌当前。少数远见之士提出警告，要大家谨防敌人乘隙而入。
盟友光荣胜利回国了，斗士飞往巴黎、伦敦、纽约逍遥自在去了。越南沦陷后的悲惨日子，说出来他们也不屑听。谁愿意冒险犯难离乡背井？谁愿意到陌生的国度去被人家往海里推？谁愿意漂流到荒岛上来吃自己爱子的肉？电线杆倘若有脚，也必设法逃出铁幕。
在这孤岛上我已撑持了四十二天了。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海天茫茫，有谁听见我的呼唤？观世音菩萨！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太上老君！你们听着：我好恨啊！我恨那些把我们送往虎口、推向火坑、把毒蛇放进我们被窝的斗士、盟友，让我活着咬他一口，死也甘心！阮天仇绝笔。
（以上是文章节录）
这篇文章，现在台湾35岁以上的人都读过，传诵一时。由于当时刚与美国断交，大家恐惧越战的结局将在台湾重演，立刻挑起台湾人的敏感神经，一时之间“民主斗士（党外人士）”“伟大盟邦（美国）”都成了过街老鼠。《南海血书》后来也出版了，以“今天不能做一个为自由奋战的斗士，明天就会沦为海上漂流的难民”为广告词，后来这也衍生出一个流行句式“今天不能做一个……明天就会……”《南海血书》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各级学校不仅要求学生购买，还要求学生撰写心得报告，要会读会背会朗诵。当然啦！就连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都有能耐当着译者朱桂的面全部背了出来，学生怎么有理由说不会背呢。负责编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也将该文列为教材。此外，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央电影公司”，也将文字改编成电影，而三家电视台，也将它制作成连续剧在每天晚上联播。在那个学校讲闽南语都要处罚的年代，竟会有闽南语配音的版本。
初读《南海血书》总是让人心惊胆战，尤其是那句“是谁把我们送往老虎口里？是谁把我们推下火坑？是谁把毒蛇放进我们的被窝里？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民主斗士和伟大盟邦”，现在读起来都让人心中激昂又荡漾不已。那时候电视上一直播越南沦亡的纪录片：和尚自焚、难民哀号、军人当街枪杀民众……看完之后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一直以为我们快要“被那样”了。不少人读了也流下同情的眼泪，众口铄金，好像不看此书枉为人。
可是仔细想想，越想越觉得扯淡，阮天仇都快要渴死了，奄奄一息怎么还能流那么多血，来写一篇文情并茂、华丽无比的文章呀！那要多少血、多少衣服，还要多少海螺才能塞得下呀！二十年后真相终于大白了，几年前电视专访朱桂儿子，他说，其实作者就是“译者”朱桂，他父亲是基于与美国断交，一时的心情发泄。这《南海血书》完完全全是纯“文学创作”，根本不是什么弟弟在南海捕鱼无意间发现的海外血书。但是写都写了，又被捧得那么高，推到风口浪尖上，骑虎难下啊！
倒霉的是这本“血书”虽然是超级畅销书，再版了无数次，但他父亲只拿到了投稿的报纸稿费，没有拿到其他实质性的版税，因为真实的作者是“阮天仇”，在当时的气氛下，简直就是哑巴吃黄连，只能等到现在才说了。
有一句话说：“上帝无法改变过去，但是历史学家可以。”用在几十年来的台湾也是一样：“上帝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政客可以。”在戒严时代，台湾教育充满了不可思议、矛盾与谎言，曾经是那么地相信课本上写的东西、老师说的话、新闻的报道……如果有些小疑问，每每问起大人，大都只能得到“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之类的答案。
结果在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多事还真的不小心知道了，那种发现被人骗了好多年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以前总是批评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民进党，在执政后也企图干同样的事，可能就如马克思几百年前就说过的任何时代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教育真是好用，统治阶级掌握了教育，就有源源不绝的人效忠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