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编。
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开始有台湾本地或1949年以后来台的作家作品被禁，台面上的老一辈作家，什么柏杨、李敖、金庸之类，或是一些党外人士的作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书。柏杨的十余本以“集”为名的书，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也是同样命运。金庸许多武侠小说过去都是用别名，化名为“司马岚”“迅翟”“司马翎”，才有办法在台出版。而《射雕英雄传》一书，因毛泽东书法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让金庸被视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将书名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当年的禁书之王还是李敖，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对文化产物的审查常常是神经兮兮的，就怕单纯善良的人民受到毒素的影响，所以也常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硬要找出理由来禁。大概是业务量太大了，所以书名取得有问题就直接禁，连内文也不看。20世纪80年代初，有本管理学漫画叫《领袖非天生》，就这样被禁，当然审查单位不会告诉你被禁的原因，但理由想也想得出来：“领袖”是唯一的，是天上的星宿降临的，天纵英明，你说“领袖”非天生，莫非表示大家都可以当“领袖”？摆明在鼓动叛乱，还好只是被禁，再早个几年，被依叛乱罪抓去关起来都有可能。
当局对内查禁书籍，也要防止禁书流入，无奈这些海关人员都不学无术，常常是凭自己感觉喜好乱抓一通，原文书只要作者名字有点俄文风，比如可怜的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书、Rachmaninov（拉赫曼尼诺夫）的唱盘封套，很多海关只看-sky跟-ninov这种后缀的俄文风名字就先扣起来。如果真的要进口一批书，比如时代杂志之类的，那只好缺页或用黑笔把敏感词给涂掉。这下好了，大家读了都知道那些是敏感词，本来没那么敏感，下次一看到这些黑黑的地方就自动过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转播，台湾有一个举重选手叫蔡温义得到铜牌，简直就是台湾之光了，可尴尬的是，金牌是大陆选手，颁奖的时候，负责转播的华视只好拿一块黑色的板子挡住大陆选手以及中国国旗。可能他们觉得百姓抵抗力太差，看到五星红旗会瞎掉。就连小时候也曾疑惑过，玩街头霸王游戏时，场景是中国，总是有一块黑黑的不知是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不要让我们看见的五星红旗。
过去要买这些禁书，要在旧书店才能找到，很多熟门熟路的客人，经常是买了一堆其他不相干的书籍作烟幕弹，其实中间夹的那本禁书才是真正要读的。而这些书店，许多禁书也不一定印得那么精美，很多甚至是直接翻印，再改个封面名字，掩人耳目，印刷质量低劣，却十分抢手。老板也不一定卖给你，还要熟客才会卖，每次报纸上一刊登，那些书又被列入禁书时，这些老板就开始各显神通，赶快去找门路进货。许多不容于世的禁书都静静地、隐秘地躺在杂乱书堆的某个角落，等着被发现。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禁书销售管道，就是当时在各大学外围，总有如龙猫公交车般魅影存在的小货卡（台湾称发财车），载满了各种书籍，悄悄地来，又静静地去。如果在晚上，它总是守在某个有点隐秘又不会太隐秘的角落，车篷下挂着一盏小小的昏黄的灯，发电机轰隆地响，老板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手拿书一卷，眼神看似散漫，实则锐利地扫过四处。车里面大概都放了一本本鲁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书，还有李敖、柏杨、陈映真，另外也有《金瓶梅》《玉蒲团》之类的书，其他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来路不明，当局不给你看的书。李敖的书最好认，因为他的书，封面几乎都是半裸女人，用来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来要买黄书，结果就买到他的书，本来前列腺要爆炸，读完之后变成头脑爆炸。
这些小发财车的老板也很潇洒，很多都是落魄愤青，你还可以跟他讲价，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会卖给你。有时挑到一半，见警察远远走来，钱都还没给老板，老板就开着车跑了。现在想想，买禁书、读禁书与卖禁书，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种无能书生对抗当局的精神胜利法。这些粗糙滥印的禁书，影响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深远，贡献难以估量。
这些禁书真是越禁卖得越好，就像《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被教廷一抗议，就产生了极大的免费广告效应。禁书也一样，越禁民众越好奇，越想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笔名叫“史为鉴”的先生，编了一本叫《禁》的书，里面指控国民党当局数十年实施戒严，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本书让警总气得咬牙切齿，多次讨论要不要查禁这本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