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不再喊“反攻大陆”。其实这句话就像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最后那句“张无忌，我在大都等你”一样，电视里都已经放了几千遍了，还不见大都，“反攻大陆”喊了几十年也不见反攻。因为心里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口号不再喊得那么响亮。
此时对岸大陆已经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再不响应似乎在立场上就站不住脚，于是乎，取而代之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理想真是高得不得了，过去一切为反攻的思维也得以慢慢被解放，跟着社会风气也慢慢开放。
在要开放又不太开放的风气下，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敏感性，遇到一些小事还是会小题大做，比如我小学时就发生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在布置教室时拿了很多色纸来剪星星，星星就算啦，偏偏很多同学剪成五角星，其中又有红纸。
兼课老师眼尖发现了，就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后来班导师（班主任）听到风声，也急忙跑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训导主任知道了，气急败坏地也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像唱RAP一样，一直反复跳针，问为什么有红星星。
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当然是因为每包色纸里都有红纸，这种事小朋友都知道的，大人居然还要问。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时候老师、主任还有点良心，只叫我们快把它拆掉就当没事了，不然大家都吃不完兜着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选举中，党外阵营有个奇特的现象——“代夫出征”，只要披上“美丽岛受刑人家属”的名号参加选战，就能获得支持，因为男人都在监狱里。家属本来互相都不认识，很多本来都是不问世事的家庭主妇，然而事到临头，他们只能出来参选。在政见发表会里，家属总是一方面痛批国民党的不公不义，然后诉求夫君的政治愿景只有她能继承，一定要配上那首哀怨的早期闽南语禁歌《望你早归》，整个情绪就像是电波一样从台上传到台下，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些家属讲出什么来。话一讲出来，那感动就传到整个会场，整个情绪悲怆无比，讲到激动处，台上台下哭成一团。有时候甚至话都不用讲，台上一站，台下听众就已经四肢无力，不由自主地啜泣。
后来那几年，台湾人也的确都看到当初那些只会哭的单纯的家庭主妇们，变成问政风格坚强，充满“老娘我……”气魄的铁娘子。
一般来说男性是比较关心政治的。而台湾的女人传统上心态就只是好好当一个“家后”，照顾好家庭，让男人在前面打拼，没有后顾之忧，对政治这种东西自然也是冷感没兴趣。可就在那几年，每每晚上去听党外人士的政见会成为全民运动，晚餐过后很多丈夫就顺便带着妻子一起去听。在这些政见会上，很多台湾妇女听到了她们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再加上这些候选人也都是别人的妻子家属，诉求起来真挚感人，让这些妇女同情心喷发，从这时候也开始关心政治，参与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