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霸权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想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讲，自由主义国家试图广泛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描述当一个强大的国家以牺牲均势政治为代价实施这一战略时会发生什么。
西方许多人，特别是外交政策精英中的那些人，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是一项国家应该像接受公理一样接受的明智政策。从道德和战略的角度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都被认为会产生显著的积极意义。对于发起者而言，它被认为是保护人权的绝佳方式，有时候专制国家会严重侵犯人权。而且，由于这项政策假定自由民主国家不想相互开战，它最终提供了超越现实主义和促进国际和平的方案。最后，支持者声称它可以通过消除威权国家来保护国内的自由主义，否则这些国家可能会助长自由国家内部时刻存在的不自由的力量。
这种传统智慧是错误的。大国很少能够实施全面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只要存在两个或更多的大国，它们便别无选择，只能密切关注它们在全球均势中的地位，根据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各个大国都高度关心自己的生存，而且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中总是存在着它们被另一个大国攻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大国经常用自由主义言辞来包装它们精明务实的行为。它们说话是自由主义的，行事则是现实主义的。如果采取了与现实主义逻辑不一致的自由主义政策，它们总是会懊悔不已。
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很少会遇到如此有利的力量对比，以至于它能够奉行自由主义霸权。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单极世界中，一个大国不必担心被另一个大国攻击，因为没有其他大国。于是，唯一信奉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几乎总是会放弃现实主义，转而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自由主义国家头脑中的十字军心态根深蒂固，难以克制。
由于自由主义珍视不可剥夺或自然权利的概念，因此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极度关心地球上几乎每个人的权利。这种普遍主义逻辑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那些严重侵犯其公民权利的国家的事务创造了强大动力。为了更进一步，确保外国人的权利不被践踏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之中。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一种积极的政权更迭政策，目标是推翻独裁者，并代之以自由民主政权。自由主义者并不畏惧这一任务，主要是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国家在国内外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充满信心。建立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也被认为是实现国际和平的方案，它不仅可以消除战争，而且可以大大减少核扩散和恐怖主义这对祸害，如果不是完全消除的话。最后，它是保护国内自由主义的理想方式。
尽管有这种热情，但自由主义霸权无法实现其目标，它的失败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成本。自由主义国家最终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这将提高而不是降低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水平，从而加剧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问题。另外，一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行为几乎肯定会最终威胁到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外自由主义导致对内非自由主义。最后，即使自由主义国家可以实现其目标——到处传播民主、促进经济交往和建立国际制度，它们也不会带来和平。
理解自由主义局限性的关键是认识到它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本书基本上是论述这三种主义，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国际政治。
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它致力于将世界划分成各种各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是强大的社会单位，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实际上，每个民族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国家，尽管并非所有民族都可以实现这一点。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将必须与民族主义共存。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民族国家。毫无疑问，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共存，但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占据上风。
民族主义的影响往往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例如，民族主义非常强调自决，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都会抵制自由主义大国干涉其国内政治的企图——而这当然是自由主义霸权的全部。这两个主义在个人权利上也存在冲突。自由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无论他们把哪个国家当作祖国。民族主义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特殊主义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它不认为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实际上，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并不十分关心其他国家的个人权利。他们更关心自己同胞的权利，甚至连这种承诺也很有限。自由主义夸大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
自由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作为任何社会构成单元的个人经常对美好生活的含义有着深刻的分歧，而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他们想要杀死对方。因此，需要一个国家来维持和平。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可以在各国出现显著分歧时对它们加以约束。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这意味着将自由主义应用到国际政治中是行不通的。因此，各国如果想生存下去，除了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别无其他选择。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个国家是如此安全，以至于它可以从现实政治中解脱出来，追求真正的自由主义政策。但结果几乎总是糟糕至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主义挫败了自由主义的征伐。
简言之，我的论断是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回想一下，五百年前的政治世界明显是多样的；它包括城邦、公国、帝国、诸侯国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形式。那个世界已经让位于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地球。尽管有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巨大转变，但民族主义和均势政治是现代国家体系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力。
美国奉行自由主义霸权
本书的写作动机也是为了理解最近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是一个深度的自由主义国家，它从冷战中脱颖而出，是迄今为止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4]1991年苏联解体使其处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理想位置。[5]美国外交政策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雄心勃勃的政策，对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乐观。至少在开始时，广大民众也拥有这种热情。
这种时代精神体现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一文之中，这篇文章恰好发表在冷战即将结束时。[6]他认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下半叶“打败”了共产主义，如今已经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选择。世界最终将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福山指出，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争端，大国之间的战争将会结束。他认为，在这个新世界里，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无聊。
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自由主义的传播最终会终结均势政治。长期以来以严酷安全竞争为特征的大国关系将会消失，而现实主义这一长久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知识范式会进入历史的废墟。“在一个自由而非暴政正大踏步前进的世界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宣称，“纯粹强权政治的自私算计根本行不通。在这个思想和信息在大使们读到电报之前就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新时代，它是格格不入的。”[7]
在最近的几位总统中，没有哪一位比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更热情地拥抱传播自由主义的使命。2003年3月，就在入侵伊拉克前两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伊拉克现政权是在中东传播纷争和暴力的暴政力量。一个被解放的伊拉克可以展现出改变这个关键地区的自由力量，为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希望和进步。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对自由的信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自由、和平的伊拉克。”[8]当年晚些时候，9月6日，他宣称：“增进自由是我们时代的召唤，它是我们国家的呼唤。从‘十四点计划’到‘四大自由’，再到威斯敏斯特演讲，美国将我们的力量建立在原则之上。我们相信，自由是自然的设计；我们相信，自由是历史的方向。我们相信，人的自我实现和卓越源于负责任地行使自由。而且，我们相信，自由——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它是全人类的权利和能力。”[9]
美国犯了严重错误。大多数人对2018年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对2003年时外交政策的看法截然不同，更不用说20世纪90年代初了。悲观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主导着对美国偏离现实主义期间所作所为的大多数评估。在小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领导下，华盛顿在大中东地区制造死亡和破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场混乱会很快结束。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由自由主义逻辑驱动的，要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持续危机负主要责任。自1989年以来，美国每三年中就有两年在打仗，打了七场不同的战争。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与西方的流行智慧相反，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不是合作与和平的方案，而是不稳定与冲突的方案。
在本书中，我将重点关注1993年至2017年这一阶段，在此期间，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各自掌控美国外交政策八年，完全致力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尽管奥巴马总统对这一政策有一些保留意见，但这些意见对奥巴马政府在海外的实际行动却没有多少影响。我没有考察特朗普政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我完成这本书时，很难确定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的，尽管从他在2016年竞选期间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识到自由主义霸权是无助的失败，而且也想放弃这一战略中的关键要素。其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和俄罗斯权力的复兴，大国政治被重新摆到桌面上，特朗普最终将别无选择，只能走向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大战略，即使这么做在国内面临相当大的阻力。
人性的中心性
当学者们评估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他们通常从一系列被广泛视为替代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展开分析。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但并不主张它们比非民主国家更和平。根据经济相互依赖理论（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具有重要经济关系的国家之间很少打仗，因为战争的代价让双方为之却步。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主张，加入国际制度的国家更有可能相互合作，因为它们受组织的规则约束，遵守这些规则几乎总是符合它们的长期利益。
我会仔细评估每一项理论。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把国际关系问题抛在一边，先讨论更为基本的问题：自由主义是什么？它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换言之，我的目标是从位于自由主义本身核心位置的假定和逻辑开始——并确定它们是否成立。在评估理论时，考察它们关于人性的基本假定是非常重要的。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约翰·洛克（John Locke）明确指出：“为了理解政治权力……我们必须考虑所有人所处的自然状态。”[10]
何谓“所有人所处的自然状态”？什么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独特特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对于理解自由主义很重要，对于理解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很重要。任何主义越符合人性，它在现实世界中的相关性就越大。因此，我必须阐明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并且解释这些共同特征是如何综合起来作用于政治生活的。这最终意味着提出一种可以用来评估和比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稀有政治理论。
我们需要回答关于人性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存在是否高于一切，或者强调他们的个性是否更有意义？换句话说，人类本质上是努力为自己的个性创造空间的社会动物，还是构成社会契约的个体？第二，我们的批判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我们能够就如何定义美好生活达成大致的道德共识？我们能就第一原理“第一原理”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意指关于事物最为基础和本质的命题。——译者注1达成一致吗？
我的观点是，首先，我们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都是深切的社会存在，个人主义是次要的，尽管这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其次，我们不可能达成关于第一原理的普遍理解，即使在不同群体的内部有广泛共识。然而，由于不存在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普遍真理，个人和群体之间有着巨大分歧。
自由主义将人类的社会本质淡化到几乎无视它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将人视为原子主义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者明智地强调，在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任何普世共识。因此，在回答关于人性的关键问题时，自由主义以一对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人性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在与自由主义相左时会胜过自由主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是国际政治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太关注个人和权利，而是从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世界，这反映出人类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对于什么构成美好生活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11]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这三种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对生存的深切关注。我认为，各个民族都致力于拥有自己的国家，因为这是确保其生存的最佳方式，而生存永远不是理所当然的。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也受到生存问题的强烈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密切关注权力对比并最终寻求霸权。最后，生存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毕竟，这个理论的前提是相信个体有时会对第一原理持强烈不同意见，以至于互相残杀。国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充当警察，最大限度地维护每个人的生存可能。
政治自由主义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详细定义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给它下定义很重要，因为它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是如此。确定所有这些术语的明确定义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对这些概念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国际政治作出一致论断的唯一途径。精确定义使得学者们可以让混乱繁杂的事实变得有序。它们还可以帮助读者判断某个作者的论断是否令人信服，如果不是，那么哪儿以及为何不可信。
在真或假的意义上，定义并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可以自由地定义我们认为合适的核心概念。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辨别不同的定义。评价任何定义的价值的首要标准是，它对于理解研究的现象有多大的帮助。我所选择的定义是我希望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定义。
在我的词典里，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重视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概念。[12]对权利的关注是其普世基础——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正是促使自由国家追求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动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公共和学术话语极其强调通常所说的人权。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不仅是在西方。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指出：“人权定义了社会运动和政治实体——国家和国家间——最崇高的愿望。它们唤起希望，激发行动。”[13]
政治自由主义也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个人有时会对基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分歧，这就要求国家在争端有转变成暴力的危险之时能够维持秩序。与之相关，自由主义者非常重视宽容，这是一种鼓励人们即便存在根本性分歧也要互相尊重的规范。但是，虽然他们就所有这些问题达成一致，但自由主义者仍被一些根本分歧所分裂。
事实上，政治自由主义有两种类型：有些人称之为权宜自由主义（modus vivendi liberalism）和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这是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术语。[14]它们之间基本上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个区别在于如何看待个人权利。权宜自由主义者几乎完全以个人自由的方式考虑权利，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指免于担心政府干涉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财产权是这些权利的典型例子。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自由免受来自更广泛的社会或外部的威胁。进步自由主义者同样珍视个人自由，有时称之为消极权利，但他们也坚定地致力于由政府积极推动一系列权利。例如，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的权利，这只有在政府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权宜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这种积极权利的概念。
对个人权利的讨论引出了权宜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除了在国内维持和平之外，它们对国家应该承担的角色有着巨大差异。权宜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社会，这与他们对保护个人自由的强调和对积极权利的怀疑一致。毫不奇怪，他们对政府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不屑一顾。进步自由主义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更偏好能够促进个人权利的积极国家，对政府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更有信心。
毫无疑问，尽管两种政治自由主义在思想界中都受到极大关注，但在实践中，进步自由主义战胜了权宜自由主义。现代世界生活的复杂性和需求使得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深入参与社会工程，包括促进积极权利。这并不是否认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这项事业之中，或者一个国家的介入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仍处于干预主义国家的时代，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因此，总而言之，本书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进步自由主义的同义词。
我想进一步指出关于自由主义定义的三点看法。首先，另外两种主义有时被归为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自由理想主义（liberal idealism）。当然，人们可以自由地将它们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变体，但我不这样做，因为它们有着不同于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的逻辑。特别是，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都不重视个人权利，但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功利主义的思想之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称自然权利是“修辞上的无稽之谈，堂而皇之的废话”[15]。
E.H.卡尔（E.H.Carr）的名著《二十年危机》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被公认为是对将自由主义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的经典批判。[16]事实上，他批评的对象并不是我在这里讨论的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卡尔既不关注权宜自由主义，也不关注进步自由主义，这两种主义在当时并不受到重视。相反，他的矛头对准自由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更有影响力。[17]因此，当我们讨论自由主义时，卡尔和我的意思是不同的，我们的批评没有多少重合之处。
这并不是说自由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不重要，或者它们对于理解国际体系下的生活毫无用处。但它们是不同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评估它们对于国家行为的相关性需要单独研究。
其次，自由主义和民主这两个术语经常互换使用，或者用“自由民主”一词将二者结合起来。但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对它们加以区分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民主定义为一种具有广泛选举权的政府形式，公民可以在定期选举中选择他们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进而制定并实施管理政体的规则。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是完全关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国家赋予公民权利以特权，并通过法律加以保护。
有可能存在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民选的多数人践踏少数人的权利。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多数人的暴政，人们可以肯定地指出现实世界中的例子。然而，自由主义国家却几乎总是民主的，因为不可剥夺权利的概念显然意味着有权通过选举对自己的治理发表意见。马库斯·费希尔（Markus Fis-cher）明确指出：“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民主制度，而民主只在最低程度上意味着自由权利。”[18]
然而，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少数人提出以权利为基础的主张，且这些主张妨碍了多数人的决定时，自由主义国家是反民主的。虽然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反民主的，因为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以公民经民主程序通过的法律或规则为基础的。因此，本书中使用的自由主义国家一词意味着自由民主的国家。[19]
最后，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本书是对自由主义的全面攻击，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我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怀有敌意。这是错的。我们必须将自由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实施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区分开来。我对自由主义在这两个领域的看法并不相同。
在国家内部，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善的力量，生活在一个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是极为令人满意的。我认为自己特别幸运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美国出生并度过一生。但是，自由主义在国际层次上是另一回事。正如美国近年来所做的那样，一个国家追求雄心勃勃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最终会使世界变得不那么和平。与此同时，它们冒着破坏国内自由主义的风险，这种结果应该让每个自由主义者的内心都感到恐惧。
本书概要
我在第二章中详细阐述了对人性和政治的看法。我提出了我的基本政治理论，并将在后续章节中利用它来分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政治自由主义，重点关注了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之间的异同，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政治自由主义主要是进步自由主义。我还简要地考察了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解释了为什么我不认为它们是自由主义理论。
在第四章中，我讨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我还考察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对于普遍权利主张的局限性。到此为止，我几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由主义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上。本书上半部分的目的只是为了理解什么是自由主义。
我从第五章开始聚焦于自由主义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在此我详细考察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我的核心论点是，在一个国家能够采取自由主义霸权立场的极少数情况下，它通常会导致失败的外交和失败的战争。我还解释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如何在建立一个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最后，我评估了世界国家的可能性，如果它成为现实，将深刻改变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相关性。
第六章的核心论点是，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不只会招致失败，而且这么做会付出惨重代价。这样的国家总是会打无休止的战争，而这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国际冲突。我还描述了这种自由军国主义通常如何给对象国带来巨大代价，同时危及国内的自由主义。
我在第七章中提到，即使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想要实现其主要目标——广泛传播自由民主、建立开放的世界经济、创设许多令人瞩目的国际制度，这也不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安全竞争仍然存在，很有可能会导致战争。原因在于，为自由主义霸权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预期作支撑的三种理论——民主和平理论、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都存在根本缺陷。我在第八章总结了对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发展轨迹的一些看法。我评估了美国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并采取基于现实主义的克制外交政策的前景，同时强调了民族主义严重限制了大国直接干预其他国家政治的能力这一事实。我还对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任职期间对美国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一些谨慎的看法。
总而言之，第二章关于人性的讨论侧重于个体特征，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分析集中于它与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到第八章的讨论涉及这种主义与国际政治如何联系起来。当然，这个基本模板反映了所有国际关系学者都关注的三个分析层次——个人、单位和体系。[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