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最大的真实就是全面揭示了人的不健全，它使文学似乎变成了一场集体的心理治疗。20世纪焦虑和绝望折磨着每一颗敏感的心灵，这不像中世纪末期那种出自对道德的焦虑，也不是古代末期如罗马帝国时人们对死亡或命运的焦虑，而是一种对普遍的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这种焦虑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正如萨特在《无出路》（No Exit）所暗喻的那样。在这种境况下，存在主义成为这个世纪艺术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世界的荒谬感、冰冷感，人的异化导致人更加迫切地询问自己的身份，人究竟因何而在，以及如何获得自由，这些哲学命题反复在艺术中出现，从荒诞派戏剧到垮掉派、自白派诗歌，到新浪潮电影，甚至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存在主义实在获得了最深刻而宽广的表现，而焦虑和绝望蛰伏在诗人的一切思考之下，你敲开每一颗诗的核桃发现的总是它！焦虑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人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自我的异化和丧失。面对这种弥漫于美国整个社会的普遍的失落感，一部分人通过正常人格下的正常的自我肯定克服了它，然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们通常为避免极端绝望而陷入病态和加倍的焦虑中。这种病态焦虑下的人对存在和虚无有着比常人更深的体悟，于是也往往更具创造力。因此，当某颗敏感的心灵把这种加倍焦虑以艺术方式成功表达出来时，人们就会在普遍性的体验上，获得更加强烈的震撼。垮掉派总是让人们神经紧张、目瞪口呆，自白派总是被评论家们形容为“疯狂”，皆缘于此。
但对于现代诗歌，“疯狂”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它反映了诗人情绪表达的强度和深度。二战以后美国政坛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而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新批评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又正与之契合。因而从四十到五十年代的二十年里，美国文坛沉寂冷落，学院暮气沉沉，青年们“在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余波里无声无息”，被形容为“沉默的一代”。然而从沉默中爆发的喧嚣那么惊人！1955年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六号画廊当众脱光衣服，跳上桌子朗诵他的长诗《嚎叫》。
我看见被疯狂毁坏的我这一代人的最好的头脑饥饿歇斯底里的袒露，
拖着身躯在凌晨穿过黑人街巷寻找愤怒的注射，
长着天使头脑的希比们在夜的机械中为了古老而神圣的交合在向星光闪耀的发电机燃烧……（《嚎叫》）
《嚎叫》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是关于它是否淫秽的道德讨论，更重要的是它以革命性的暴力姿态直接冲撞了学院派的陈腐诗风。随着战后美国科技和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诗人们逐渐丧失了个性，为大工业的整齐和一律所吞没，对像机器一般刻板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满，但又苦于找不到崇高的理想和解脱的途径。于是他们只有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转向自我，进行自我发泄，自我揭露，并恨不得与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同归于尽。1959年，学院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出版他的诗文集《生活研究》，一反T·S·艾略特的学院派诗风及其“非个性化”的创作原则，以惊人的袒露描述他的个人体验和家庭生活，更多地注重了对个人生命、病态时代的深刻与坦率的探究，“将文化的矛盾转入个人矛盾”，一时间，美国年轻诗人们趋之若鹜，自白派风靡全国。在这本诗集中，洛威尔用交响乐式的排山倒海般的诗句回顾了“西方文明的堕落、美国的堕落、洛威尔家族的堕落、洛威尔本人的变化”。其坦率与深刻让人触目惊心。以第一人称写作，采取一种所谓“自白”的形式，把传统诗人羞于启齿的心灵阴暗面：诸如酗酒、精神病、性变态、嗜死等以激烈的方式展示于众人——自白派“辉煌的痛苦与神圣的嚎叫”，由此发端。自白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特殊的情感气候里，以自己的“语言力场”（艾伦·金斯堡语）同传统势力和不公正的社会进行着引人注目的却又是力量悬殊的抗衡，以写自杀而且付诸行动而著称，整个儿的名副其实的一个“自杀派”。
一般说来，美国的自白派即指洛威尔及其学生W。D。斯诺德格拉斯、安妮·塞克斯顿、西尔维亚·普拉斯，以及另一位诗人约翰·伯里曼。（考虑到诗歌中的“自白”色彩，有些评论家也把西奥多·雷特基和艾伦·金斯堡归其名下。）自白派诗人有意地抛弃艾略特传统，以第一人称写作，采取一种所谓“自白”的形式，把传统诗人羞于启齿的心灵阴暗面：诸如酗酒、精神病、性变态、嗜死等以激烈的方式展示于众人。比如艾略特在《荒原》里也描写过性行为，但他并没有让自己作为叙述者，他让梯雷西亚斯这位半男半女的神话人物去观察一切，唯独避开了自己，这是他“非个性化”的方式，然而安妮·塞克斯顿就可以大胆地写下诸如以下的诗句：“你的火焰至今咬在我的腿上/你的轮子转动，我的肋骨压碎/这样的女人不会羞于死亡/我一向就是她那一类。”自白派对诗歌的这种开拓与存在主义的先驱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脉相承的，陀氏描写的永远是人性背面的病态、犯罪与心灵的骚乱，他在《地下室手记》的第一句就写到：“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如果说这是隐藏在这些作品深处的一条线索，那么我们可以发觉这些诗人思想深处关心的是置身现代生活中个体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抽象的人性，他们努力表现的是此时此刻的“自我”，而不再是历史、传统，或者宗教的教义。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世纪病——焦虑和绝望使他们痛不欲生，陀氏的精神状况自不必说，自白派五位诗人也都患过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且其中三位：西尔维亚·普拉斯、约翰·贝里曼和安妮·塞克斯顿，均以戏剧性的方式自杀身亡。由于他们的诗篇看起来充满那么强烈的自传色彩，这多少给对诗歌阅读、分析带来困难，人们总不自主地陷入对作家生平的猜测里。比如普拉斯——她是其中个性最奇特的一位——她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短促的婚姻，她对死亡超乎常人的热情以及她的自杀，一直吸引着人们尤其是传记作者们的热情和好奇心。“自白派”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即使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也许你从来不知道这个流派，但你无意之中却会走上它的黑地毯！
自白派诗歌特别注重个人感受、心性的流露（或者隐露），强调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内心生活、内心世界，诗歌中处处流露着痛苦、迷茫、悲观、隐晦、死亡的气氛，而自白派诗人又特别执著于自杀。罗伯特·洛威尔1917年生于波士顿一个名门世家，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获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波林根诗歌翻译奖、哥白尼文学奖、国家图书文学评论奖，被公认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人和自白派诗歌的创始人。
这季节出了毛病/我们丧失了夏天的百万富翁/他仿佛从一个货物单上逃走了/……/我听到每个细胞中都有恶神在啜泣/好像我被卡住了喉咙/……/我自己就是座地狱；
这是多次想自杀而自杀未遂的洛威尔的最后一首诗《黄鼠狼的时辰》中的诗句。在诗中，他毅然断言：“我的头脑不正常。”一方面，世界以及人类如此凄然、孤寂和堕落，另一方面，又时刻呈现着理智、超然的戏剧性结果，而他也把自己放在堕落的生活中一起加以谴责，痛感人性的衰微破败。安妮·塞克斯顿以及西尔维娅·普拉斯，都是洛威尔在波士顿大学诗歌研究班的学生。安妮·塞克斯顿生于1928年，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接受过模特职业的培训，并偶尔当过模特。1960年出版处女诗集《去疯人院又半途而返》，曾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福特基金会奖等多种奖项，1967年因诗集《生或死》获得普利策奖。安妮·塞克斯顿一生多次因精神病住院，并数次试图自杀，但均未成功。1974年10月4日她在自己的车库里以一氧化碳中毒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自杀的夙愿。安妮·塞克斯顿的诗句，以深刻泰然、几乎是令人难为情的直率、对人生的经历作着比同时代人更多的自白：
“我走了，一个迷幻的女巫/黑夜的勇士，出没在漆黑的天空/我排除了这些简陋房舍的障碍/梦想着罪恶；光，一束接着一束/孤独的东西，十二根刺破灵魂的手指/一个喜欢完全不是女人的女人/我已是她的本质。”（安妮·塞克斯顿《她的本质》）
“我生来就和罪恶打交道/生来就在忏悔罪过。”这是安妮·塞克斯顿《对贪婪的仁慈》中的诗句，更是她的自白。她认为自杀是对生活最有力的指责。她把意象说成“诗歌的心脏，意象从无意识中来。想象和无意识合二为一。”塞克斯顿的诗歌，全部主题都与精神错乱、性裸露、堕胎、死亡、家庭解体、信仰矛盾有关。她是20世纪中期的唐吉珂德，总是与个人的梦魇而不是风车反复格杀、抗争。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自白派诗人中最声名卓著的，她的诗取法洛威尔，但又超乎其上，她着意挣脱逻辑和文法的束缚，以简略的口语和怪诞的象征，坦率地将个人隐私、内心创痛、犯罪心理自杀情绪甚至性冲动等融入诗歌里，把艺术与疯狂柔和在了一起，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难能可贵的是，普拉斯对宗教、道德、战争以及法拉斯主义等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辨和尖锐的批判精神，使读者从诗里感受着诗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堕落、污秽、混乱而真实的罪恶世界。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歇斯底里的极端狂热者，普拉斯将自身的一切都融入了诗的世界，她的海妖般的阴冷、女巫般的感觉与体验、极端的顶峰造极般的敏感，让后人不由得感叹诗歌的残忍与冷酷。当生命与个体发生分裂、时代与自身发生悖离的时候，诗人尤其是自白派诗人，也许，别无选择。1963年2月11日，在极度的心理压抑和精神错乱中，曾几次自杀未遂的普拉斯吸煤气自杀而死。
“阴郁的舌头，是守护冥府的三条肥狗/趴在门口呼哧呼哧地喘气/但想舔掉邪恶的跟腱是徒劳的/罪恶。罪恶/火绒呼叫着/一支掐灭的蜡烛”（西尔维娅·普拉斯《高烧103°》）
在自白派中约翰·伯里曼是和洛威尔几乎齐名的著名诗人，评论家们甚至将他的诗作的深度、光度、大胆与技巧与荷马、但丁、惠特曼相提并论。约翰·伯里曼于1914年10月25日出生，家庭对他不是一个温暖的象征，父母不和经常争吵，12岁时其父竟当着他的面用手枪自杀，其惨景深深地印在诗人幼小的心灵里，使他的一生都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但他将绝望作为自己的艺术负担，面对绝望并与之搏斗，用毕生的精力寻找一种解脱巨大的心理负担的方式和风格，英雄般的告诉我们怎样在这个充满恐惧的世界里生活。诗人的感伤和痛苦不仅仅是个人的灾难，同时更证明了时代的感情气候对诗人的压迫。1972年1月7日诗人终于精神崩溃，从100米高的密西西比河岸以任何一个优秀的跳水运动员都无法比拟的勇气跳入封冻的河中，永远停止了他的歌唱。
生活，朋友都使人腻味。我们不能这样说，毕竟天空在闪闪发亮，大海在思慕渴望，我们自己也闪闪发亮，思慕渴望……那宁静的群山和杜松子酒，看来都讨厌，不知怎地，一只狗把自己的尾巴一古脑儿带走，带进群山、海洋、天空。留在身后的只是我，小丑。人们使我厌烦，文学使我厌烦，尤其是伟大的作品……（约翰·伯里曼《梦歌》）
悖离，就是这样发生了。而死亡，不过是悲剧的必然结局。
在这个喧嚣的令人恐惧的世界的阴影里，我们看到了诗的阴影，而在诗的阴影里我们的诗人——追逐死亡的诗人是那样的决绝和果敢，却又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哀：念宇宙之浩淼，而人间天堂何在？心惶然而无泪！其实，有泪又如何？故去的已经故去，故去的将永远沉默，自白，并不为着那惨淡的理解和掌声。
5.无望的悲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它无情地席卷着一切，人们或欣然或无奈地为金钱和物质而忙得不亦乐乎，欲望就像大雨中的伞一样无所不在地绽放着。在这个尘世间，欲望好似黑洞一样，贪婪地吞噬着巨量的天体与光线。围困我们的浮躁与喧嚣，仿佛无数在我们心灵和耳畔不断煽动的翅膀。文学方舟从狂热过火的巅峰跌入冰冷的低谷，一切都翻了一个格，“文学贵族”的精神支柱轰然倒下，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久的历史，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灵魂冲突的双重夹击下，少数诗人只好以生命的代价凄凉地吟唱出一曲无望的悲歌。
中国自孔孟以来，便在知识阶层中倡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魏灵公》），“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正是由于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死亡观的染濡，数千年来中国知识精英才甘于“生与忧患而死于安乐”。在中国知识阶层长期所崇仰的生命观中，作为理想人格来显示的死亡方式不外乎是四种：一是面对侵略，战死疆场。所谓“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陆游《夜读兵书》）、“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二是身逢乱世昏君，直谏至死。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见过即谏，不用则死”（《臣执·匡谏》）；三是直面强暴，可杀而不可辱，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忠臣宁死而不辱”；四是国破乱世，自杀殉道。所谓“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屈原《离骚》）。不可否认，这样的死亡观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使他们直面强横，寸步不让地坚持真理，留下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民间流传的“好死不如赖活的”庸俗生命观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中国自古像屈原那样以生命的终结发出没有答案的“天问”的诗人实在是罕见的。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才迫使诗人们以生命的代价进行了一次集体的“政治大逃亡”，无论是迫害至死还是被迫走上绝路，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都是空前的。在那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无情毁灭，对知识、对人格、对精神肆意践踏的年代里，诗人的斯文彻底扫地，诗人的尊严和精神自由被彻底剥夺。而要摆脱这专制的压迫，维护自己的尊严，那就只有以死抗争。当代作家史铁生道出了这一时期中国诗人自杀密集的原由：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但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当代作家戴厚英曾在《诗人之死》中描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诗人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到的可怕的摧残，著名诗人闻捷最终开煤气自杀，对思想专制表示了无声的抗议。文革中像闻捷一样以生命的终结以示抗议的诗人可以开出一大长串的名单来，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会记住他们？其实在文革中自杀的又何止是诗人？在法西斯文化专制下，知识分子的厄运是注定的，他们想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时，我们能对沉睡的诗人说些什么？
180年前法国诗人雨果如是说：
你走过去了！——的确，这石碑与你有什么关系？
在你忧愁的眼中坟墓里能藏什么呢？
几根脱落的骨头，一些遗骸而已，
也许一无所有，——但永恒就在这里！
但假如文革中那些自杀的诗人没有自杀，而又活到80年代、90年代甚至今天的话，他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自杀呢？这个问题也许有些荒唐，因为历史是没有假设的。1996年12月12日午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的中国文坛诗人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这个19岁便在《现代》杂志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63岁写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诗人留下了文坛的一个世纪猜想。而在这之前已有好几位年轻诗人飘逝而去，在平静而又喧嚣的文坛激起了阵阵的涟漪。中国诗人怎么了？为什么在法西斯文化专制被彻底冲破以后，诗人还会自杀？倘若按学院派的说法：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了19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未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即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对人类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评论》·《诗人之死》吴晓东谢凌）当世界进入夜半时分，沉没于黑暗之中，人类似乎走到了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诗人无法忍受这种黑暗的存在，于是便让自己的个体生命走向毁灭。这确实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但事实上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人而言是如此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诗人是何等的风光！刚刚不久从文化废墟中抖落一身灰尘，还未来得及医治自己心灵创伤的诗人，只要写出一篇引起人们共鸣的作品，便会赢得莫大的荣誉，他们是拥有世界上读者最多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又算得了什么？中国诗人是最有历史责任感的诗人，10多亿人民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欢乐共悲哀。而他们确实也成了时代的宠儿。然而曾几何时，一场改革开放的大潮便迅速改变了“文学贵族”的命运，“文学贵族”瞬间成为“文学贫民”。诗人精神支柱不幸倒塌，心理天平向一边倾斜，世界对他们而言似乎进入了夜半时分，于是孤独、忧郁、沮丧、感伤、愤慨将他们笼罩在世纪末的黑暗中，使他们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这是时代使然，也是社会使然。中国的诗人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辉煌的时光毕竟太短，而他们从峰巅跌入低谷的速度又是那样的快！以至还未来得及好好地品尝自己作为诗人的光荣就失去了诗人的辉煌。岂不哀哉！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文化的发展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西学和国学、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启蒙和务实改良，此起彼伏，各领风骚，那一个接着一个的热浪：股票热、出国热、白领热、学车热、购房热、健身热、减肥热、时装热、人体艺术热，甚至有行为艺术热、“黑厚学热”、养宠物热……使你弄不清当代人的热点所在，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体广告、地动山摇的摇滚音乐、愈打愈多的假冒伪劣、“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以及愈来愈恶化的生态环境。诗人感到精神越来越轻，自己越来越被时代和社会“边缘化”，而自己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沉重。当金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唯一目标，金钱主宰着社会的一切时，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已日渐远离诗人而去，是甘于寂寞和清贫、固守文学清灯，还是审时度势让文学具有“金钱神话”的再造功能？诗人不能不作出选择。无论何种选择，对于诗人都是痛苦的。人文精神日益被金钱、物质的大潮稀释得成为不合时尚的对象时，诗人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生活和创作，他们的存在似乎变成了多余，至少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一样不过是无根之浮。诗人何处安身立命？在这个精神匮乏的时代诗人不能不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于是大多数把原先深切的价值诉求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在走向平庸中适应和改变了游戏规则。只有少数也只能是少数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以自己独特的体验方式，把浑浑噩噩的现实生活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承接古贤人安贫乐道的思想，甚至像坚守城堡的铁骨铮铮的战士一样誓与文学古城共存亡。在牺牲于物质与落伍于时代进程的很大可能性中，他们在某个时候不禁从内心深处喷涌出了强烈的悲壮感和某种勇士情怀：文学与世俗的碰撞如果注定要使心灵流血，那就流吧，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托举远远超重的信念。于是在灯红酒绿的枪林弹雨中，在信息轰炸与诱惑地雷的弹坑间，他们身手敏捷地跃过壕堑和路障，以大于肉体速度的精神速度奋然冲锋，他们以心灵的花朵当作子弹击发，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朵神圣地发向了物化的世界。这样的图景是美丽的，也是悲壮的，因为花朵的力量实在是微乎其微。但在日益物化的社会生活中，花朵的抒情却是这多极世界中不容忽视的甚至是有力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失落感与文人的悲壮感正是出于这样的社会心理：从受人瞩目的辉煌中退出所引发的失衡，以及古往今来传承于文人骨血中的使命感、济世感与巨大而激烈的社会转型的碰撞造成的困惑。诗人为文学与自身的遭遇而慨叹是必然的——在不被关注的角落里歌唱。诗人举起的灵魂的斧子砍在物欲坚硬的岩壁上，也许留给后世的，将是思想者的化石。
在悲壮地固守文学清灯的诗人中却有极少数在举起灵魂的斧子时，不仅砍在了物欲坚硬的岩壁上，同时也砍向了自己，把毁灭自己作为最后的诗之思。无论是年轻的海子及其追随者，还是已是暮年的徐迟，似乎更敏锐地感觉到末世感的压迫：在这个“金钱神话”的时代，大众心灵日渐虚脱，无所寄托，时代中的精神品质已然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诗国的沉沦成为无可挽救的事实，诗之思只能在人类精神的边缘最终被喧嚣的大众窒息。因此诗人是多余的，诗是多余的，甚至诗人的自杀和议论诗人的自杀都是多余的。而诗人只有带着他的诗心走向永远的沉默，才能彻底摆脱难以忍受的心灵失重和绝望感。如今当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那些已经永远沉默的诗人时，我们依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难以解开的心结。因而我们才对至今仍然于“金钱神话”的重围中苦苦挣扎而将诗意的光辉撒向欲望燃烧的大地的诗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19世纪30年代雨果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怎么不痛苦地/叫喊：‘灾难！灾难！’/人们会看到诗人蒙住脸/痛惜消逝的白昼/看到他站立在门口/在快要降临的黑夜前/悲戚地，让黑夜把灰儿洒向东西南北的天边！”
诗人自杀无疑是人类的悲剧，文学的悲剧。诗人自杀尽管因个人境界、学养、动机、背景不同而各各不同，但都与外部的压力有关，特别与诗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心理有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诗人总有可能面临着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的压迫，当他们遭遇这种压迫时，本来就存在的内在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因而内外交困，人生之苦和精神之累使他们难以承载，沉没自己的生命之舟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