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24日素有“鬼才”之称的日本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在自己的寝室里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自尽，年仅35岁。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日本文坛和社会，作家们对这位为艺术呕心沥血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夭折表示万分的惋惜。芥川之死，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结束和现代文学的开始。他的文学创作倾向，他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创作思想，以及他对人物人性深层次的揭示及人性的剖析，对于“新感觉派”，乃至整个日本现代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又有谁知道芥川其实不过是在地狱里苦吟的一颗痛苦和不安的灵魂呢？
芥川被他的传记作家形容为“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的人，此前恐怕没有一个日本作家像芥川那样终生处于紧张不安的心境。1892年3月1日芥川生于东京，因恰逢辰年辰月辰时，故名龙之介。芥川出生刚八个月，他的母亲因身体孱弱突然发疯了，此后终生为狂人。精神病已被认为与遗传有关，因此在芥川幼小的心灵里，从小就笼罩着这层一个他终生都没有摆脱的阴影并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和巨大的压力。他在《点鬼簿》的开头就这样说：“我母亲是个疯子。我从未在我母亲那里感受过一个母亲特有的温情”，这句话里包含着芥川多少凄凉和痛苦之情！芥川被过继给舅父做养子，在养父家是由终身未嫁的大姨娘佛姬用牛奶喂养大的。养母对芥川的管教非常严格，几近苛刻。自幼寄人篱下木偶般的生活经历，造成了芥川自幼性格懦弱孤僻，正如他描述自己幼年时的情景所言：一个缺乏魄力，懦弱得像女人的小孩，经常被欺负，只有哭的份儿。当芥川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之后，现实的苦恼又接二连三的向他袭来，一是因为他的生父家和养父家的事业遭到了挫折，他就这样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这造成了他身体的衰弱。另一件事就是他的初恋的夭折，他爱上了生父家的小保姆吉村千代。但遭到了养父母的坚决反对。经历了几番苦恼的他不得不慨叹“不能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不能愈合落在人身上的生存的苦恼和寂寞”。他坦言自己的命运是“值得憎恨”的。而好友宇野浩二的发狂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精神病遗传的不安，姐夫的自杀不仅增添了他的经济负担，更加重了他精神的负担，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此不幸的人生使芥川觉得这“人生比地狱还像地狱”，（《侏儒的话》）生存本身就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痛苦，他认为“为了使人生幸福，也必须为日常琐事所苦。云的光辉，竹子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受到坠入地狱的痛苦。”（同前）
而神经敏感和脆弱的芥川偏偏又生活在一个苦厄的时代，一个动荡不安、孕育着新时代风暴的时代，十月革命后，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冲击着资本主义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波及到了日本，使日本国内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得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在思想领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越来越显露出来，人与人之间的自私与冷酷、与人为恶的社会心理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问题，资本主义的虚伪本质和社会弊端暴露无疑。芥川目睹了这个现实社会的种种丑恶：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当局镇压人民及革命组织的血腥罪行；1927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芥川对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感到绝望，对前途深感不安。大正四年尚在大学学习的芥川在给挚友恒藤恭的信中就曾写道：“社会是丑恶的，自己也是丑恶的。而目睹这样的现实去生活更是痛苦的……”在芥川看来社会和人生都是地狱，在这地狱里活着实在没有多大意思。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芥川在失望中又怀着一线希望呢？芥川在大正二年7月22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或许我们是为了失望而生存，然而，失望之极，自然又会萌发新的希望。不是拔除杂草后的土地，风信子是不会开花的。不是经过幻灭后的心里产生的希望，不能算是强有力的希望。我们是寂寞的，但比起没那么寂寞的人，我们还是强些。”这表明芥川不是一个简单的厌世主义者，他仍然期望着别被令人烦恼的“人生的杂草”覆盖、淹没，从而开出美丽的“理想的花朵”。对于芥川来说他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创作了，这对别人或许有些快乐，但对芥川却是折磨他灵魂的苦吟。
芥川觉得在地狱里活着，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将艺术奉为至高无上的位置，但是这条道路本身就是自欺欺人的，势必要为此做出巨大的精神牺牲。他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委曲求全地向否定人性的社会妥协，哪怕是权宜之计，也要将个性和良心扭曲。芥川的文学创作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5年至1919年，主要以历史题材为主进行创作，这一方面是芥川自幼受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其时日本社会是在军国主义思想的严密统治下，日本极权主义者以社会主义者想暗杀天皇为借口，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杀害了以幸德秋水为首的社会主义者，严密地控制了舆论，在这种形势下，作家欲言不能，只好避开敏感的话题，以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芥川以历史故事和传说为题材进行创作显然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罗生门》（1915）是芥川步入文坛第一部成功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灵魂深处与“恶”的搏斗时瞬间的转变和抉择，批判了为了生存便抛弃道德铤而走险的极端利己主义，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性异化，以及由残酷的社会现实得出的生活逻辑。以此为发端，揭露和批判利己主义及其滋生的社会，成了芥川后来一系列小说的基本主题。读芥川的作品，你不能不惊讶他凭借自己敏感脆弱的心灵、纤柔细腻的体悟对人，对人性有那样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竟能将人性挖掘剥脱得那样透彻！在《鼻子》（1916）中作者一方面揭示出自我的软弱，自尊心的可悲，一方面更揭露了人们那种旁观的利己主义的矛盾心理：人们往往能对不幸者表示同情和关爱，但当不幸者一旦摆脱不幸时，则不是为之庆幸，而是嫉妒、讽刺，甚至攻击。这正是等级制度社会积淀在人的潜意识中的病态心理。芥川在探讨人生，考察人性的过程中，对现实的丑恶，不能不深感失望。所以小说，“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不安时之心情。”（鲁迅语）这种矛盾惶遽状态，也正是作者本人心情的写照，反映出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幻灭感。“非凡的作品，有时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芥川的代表作之一《地狱变》，集中反映了他的这种痛苦而矛盾的创作态度。虽然艺术家追求艺术至上，但是在艺术与强权的对立中，在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中，艺术家注定只有悲剧的结局。芥川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20年至1927年，创作基本上从前期的历史题材转向现实题材，作品主题由揭露和批判利己主义转向解剖自己的灵魂，从解释人生转向批判现实，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前途的迷惘。这一时期的作品如《疑惑》、《桔子》、《秋》、《一块地》描写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苦恼，同时也反映了芥川本人的困惑和苦闷；在自传体小说《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作者进一步表达了自己那种随影随行的苦闷，“然而恶梦未必就是不幸的。至少他由于这个原因养成了忍受孤独的性情。不然的话他前半生的道路会比今天更苦啊！他像作梦似地也成了几本书的作者。但是带给他的东西，毕竟还是落寞的孤独。”而在《水虎》（原名《河童》，1927）这部脍炙人口的寓言体小说，芥川的晚期代表作中，作者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描述自己在水虎国的见闻，抒发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看法，作品整个色调晦暗，反映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芥川借水虎国讽刺和抨击了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宗教一致风俗习惯。可以说是芥川对社会的总批判，是他最后对人生进行的哲理的探讨。作者借水虎国哲学家马咯的口说：“我们的生活归根结蒂是不能脱离这样的循环论法的——也就是说，自始至终是不合理的。”芥川的厌世思想其实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以水虎国自杀诗人托咯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绝望：
在耶子花和竹丛里，
佛陀老早就安息了。
路旁的无花果已枯萎，
基督似乎也随着咽了气。
我们也必须休息，
尽管置身于舞台布景前。
芥川越到后期，他和现实的矛盾就越加剧，他已经无法安于对未来那种模模糊糊的不安，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芥川的创作太痛苦了，虽然他一路艰难走来，奋力在人生的杂草丛中开辟园地，开出了几朵美丽的花儿，但最终他还是无法避免被人生的杂草覆盖、淹没。对此他早就预感到，但他并不回避，甚至一直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人们说芥川的作品充满“鬼”气，其实就是充满死亡的气息，作者在作品中传达着自己对死亡的体验与感觉。早在1916年写下的《孤独地狱》中，芥川就通过主人公的口沉痛地说：“我在两三年前，就坠落到这个地狱里了。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持久的兴趣，因此我总是从一个境界转到另一个境界，不安地生活着。当然喽，就是这样我也没能逃脱地狱的苦难。……日复一日过着似乎在忘记痛苦的生活。可是，到最终仍不免陷入痛苦，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过去虽然痛苦，但却不愿意死，那么今天怎么样呢……”在次年写下的《戏作三昧》里芥川在描述马琴老人苦于生活和几十年来不间断创作的艰辛而在一瞬间想到死亡时，这样写道：“这时‘死亡’在老人心里投下了阴影。但是这个‘死亡’却不像过去威胁过他的那样有恐怖的因素；犹如映现在桶里的天空，它是那么宁静亲切，有一种解脱了一切烦恼的寂灭之感。倘若他能够摆脱尘世间所有的劳苦，在‘死亡’中永眠，像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似的连梦也不做，那他将会多么高兴啊。”芥川在作品中曾多次表现出对一种虚幻迷离的转瞬即逝的光辉的憧憬，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刹那间的感动”，如《地狱图》、《奉教人之死》等作品便表现了他超越平常生的“刹那间的感动”的向往。在《傻子的一生》中芥川用警句式的语言说道：“人生还不如波特莱尔的一行诗。”这种转瞬即逝的人生观深藏在芥川的灵魂中，因此他才觉得“拥有美丽的瞬间的事物，也就具有无限的生命。”对于芥川而言，死恐怕就是“美丽的瞬间”，这样一种以死为美的倾向在《地狱图》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尽管《地狱图》描绘的死亡的惨景，地狱的苦难，读来让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但主人公良秀在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女儿活活被烧死时，竟然没有呼喊，没有眼泪，随着火焰愈烧愈烈，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光辉，仿佛是出神销魂般的禅悦一样的光辉。”艺术高于一切的痴迷，压倒了父爱之心，竟然沉浸于“地狱之火的喜悦之中”。这是只有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才能观察和体验的死亡！
芥川的精神太紧张太痛苦了，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不是发疯就是自杀，他悲哀地叹道：“我想死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呀！”（《侏儒的话》）1926年3月，芥川的好友室贺文武送《圣经》给他，希望以此来缓解芥川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但芥川在熟读《圣经》后发现对自己无济于事，就访问了小穴隆一，将打算自杀的念头告诉了他。这种意念一旦形成，便在芥川的头脑里牢牢地生了根。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悄悄地为此做着准备。他曾趁着独自睡觉的机会把腰带挂在窗棂子上做过几次自缢的试验，发现痛苦的过程为一分20几秒。他在《水虎》里借和自杀诗人托咯魂灵的对话透露了他的自杀念头：“我们魂灵界马上就进入黄昏了。我将于诸位诀别。再见，诸位。再见，善良的诸位。”不久他便写好了给菊池宽和小穴隆一的遗书，并将自己所保存的一些东西偷偷地分给了密友们。此时他的好友宇野浩二发狂，这使得芥川倍感绝望和恐惧，他仿佛从浩二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芥川将写完的《某傻子的一生》托付给久米正雄，并在稿件的前面写了一个序文，“我目前生活在最不幸的幸福当中，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懊悔”。1927年7月24日凌晨，芥川终于永远结束了自己心头的不安，值得注意的是，他离去的时，枕边放着《圣经》。这是怎样一个隐喻呢？在芥川的遗稿《西方的人》和《续西方的人》里，芥川详尽的描述了基督的一生，他企图通过基督教来得以解脱的想法却被世俗生活击得粉碎。因此他对一切都已绝望。这时芥川笔下的歌德、斯特林堡等这些“圣灵之子”的“基督们”却更具有了人性色彩，他们“‘纤细的神经’和‘软弱的心脏’以及孤独的天才的性格”，这不正是芥川自身的生动写照吗？芥川在这里以基督来反观自己那富有悲剧性的一生，以期和他一样从容的走向“十字架”。但现实人生却迫使他将其放弃。他已精疲力竭，“他想对他的迷信和感伤主义作斗争。可是从肉体上来说，他已经不可能进行任何斗争了。‘世纪末的恶魔’无疑正在摧残他。他对虔信神的中世纪的人们感到羡慕。可是他终究不可能信神——信仰神的爱。”芥川在《某傻子的一生》中这样剖析自己。可见他自杀时枕边所放的那本《圣经》不过是表现了他在带着绝望离开人世之前的最后一丝哀伤而已。但向往“刹那间的感动”的芥川终于以“美丽的瞬间”走向了永恒，因为这颗柔弱的灵魂是痛苦的，也是真诚的，他说过，“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侏儒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