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
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而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能够实现了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如今一些人不知道处刚柔之间为得道根本的启发，看到柔弱懦怯会被人侵凌，就追求起刚毅凶猛来；看到刚毅凶猛导致灭亡，就强调起柔弱懦怯来。这实际上是这些人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处刚柔之间为道之根本的观念，让外界的所见所闻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辈子都摇摆不定，无固定的归宿。这就好比不懂乐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时沉浊滞凝而不婉转悠扬，唱高音时脆弱枯涩而不圆润激亮。但像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歌手，他们无论是随便的哼吟，还是合乐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积聚着感情，这种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和谐动人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主宰来确定音调的高低清浊，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能自成标准法度。现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让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况好些的话，碰到君子引路会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况不好的话，碰到小人引路会引他走进深沟陷阱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国两用楼瞙、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土地，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这些都在于没有权术来驾驭下属大臣；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天下，这些都在于有权术驾御下属大臣。
以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算作“乐”，用回旋周转作揖谦让来讲“礼”，用丰厚陪葬长期服丧来送别死者，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对的；互相亲爱、推崇贤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杨子是反对的；保全本性的真纯，不以外物拖累形体，这些都是杨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对的。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确定是与非是离不开一定条件和环境的，处在一定条件和环境里是对的，离开了一定条件和环境就变得错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国家，他们的是非观念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礼节相处、支使。在这里是正确的，到那里就可能是错误的；在这里是错误的，到那里就不一定是错误的。这就好像斧刀椎凿各有各的用处一样。
夏禹的时代，依据五音来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之士，并发布命令说：“拿道来指教我的请击鼓，用义来教诲我的请敲钟，有事情要告诉我的请摇铎，有忧愁事想告诉我的请击磬，有官司诉讼的请摇鞀鼓。”在那时，夏禹吃一顿饭有可能被打断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拧干头发起来处理事务，他就是这样劳累、忧虑为人民服务；这样做还不足以为人民行善效忠的话，那就是才能不足的问题了。秦始皇时代，垒筑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驰道通向四方远道，铸造金属铜像，调派囚徒戍守边疆，强行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征收人头税来搜刮民财，运进皇帝私库以供享用。被征调服役、守边防的青壮年，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壮年多得可以填满沟壑。当时，尽忠进谏的人被看成扫帚星，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疯子。而到汉高帝起兵时，使将衰败的东西得以保存，使将绝嗣的族种得以延续，发扬了天下正义，手执兵器，振臂高呼，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英雄豪杰，风餐露宿于荒原野外，冲杀时冒着迎面而来的利箭和飞石，撤下后退时冒跌落深沟的危险，这真是经历了百次的死亡才换得一次生存的机会，以争取夺得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情，豁出生命以决一死战。在这样的时代，那些穿着丰衣博带，谈论儒、墨的人，是被认为无能之辈的。等到暴虐的秦朝灭亡后，天下安定下来后，汉高帝继承文治的事业，建立了雄伟勇武的功绩，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委貌冠以“刘氏冠”而风靡天下，聚集起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古代圣人的遗教，树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车，建置九旒旗，撞击大钟，敲响鸣鼓，演奏《咸池》乐曲，举着盾牌大斧起舞。在这个时候，谁要是继续提倡武力，会被人怀疑居心叵测。这期间，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时局，这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而现在的尚武派非议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议尚武派，他们之间的文武互相指责非议，实在是不懂文与武各适宜于一定时局。这些人只看到一个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极之天下广大。所以是朝东看，就不知西墙；朝南望，就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知。
国家之所以能长存，是在于得道；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在于悖理。尧原先都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原先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后来却拥有了天下；禹原先连十个人的势力都没有，汤原先也没有哪怕是七里大的封地，但后来还是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原先处在的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也不过百里，可是最终立为天子。诸如此类都是因为“得道”和实施“王道”。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强盛，凡是人的踪迹所到之处、车舟所通之地，没有不成为他们的郡县属地的。但是最终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还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因为他们行不仁而造成的后果。所以圣人是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来知道事物变化的徵兆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败，最先的变化苗子是从社会风气中显露出来的。因此，实施王道德政的尽管开始弱小，但最终会强大起来；有灭亡迹象的尽管暂时成功，但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终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灭亡。所以圣人总是能在存亡、成败转变之际就能发现衰败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样，非得等到出现了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时才知道身处绝境、大祸临头。现在有人认为强大的就必定会胜利，于是就一门心思盘算着怎样扩地增人；认为富有的必定会获利，于是就醉心于积粮聚钱；如按这样的逻辑来说，那么千乘小国将永远无法称王称霸了；万乘大国则永远不会灭亡了；国家的存亡启发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社会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为理论家了。
赵襄子只是凭借着晋阳小城就称霸于天下，而智伯拥有三晋却被俘虏消灭；齐湣王并不因为有偌大的齐国而不死于非命，田单并不因为只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说，一个国家要灭亡，即使国家再大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反之一个国家实施王道，即使国家再小也不可轻视它的变化发展。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广大；国家的灭亡取决于失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狭窄。《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岐山，这里周人居住最适宜。”这是说连上天也要将气数已尽的殷王朝抛弃而转向周朝。所以乱国的国君只追求对领土的扩张而不谋求施行仁义，只追逐提高自己的权位而不谋求实施道德，这就是抛弃了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据而制造了国家走向灭亡的条件。所以到夏桀被关押在南巢时，还不能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将汤杀死；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过去所做的坏事，而只是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死在羑里。假如这两位君王能处在势力强大之时，实施或遵循仁义之道，那么商汤、周武弥补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还有功夫图谋什么！反之，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众之心，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个不能夺取天下呢？现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审察自己身上的责任，还反而防备别人夺取天下。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商汤和周武王，还必有人接踵而起，继承他们的事业。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处在弱下地位而最终称王于天下，是在于他们手中有道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势地位而最终天下被人夺取，是在于他们无道。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纳前人之所以称王于天下的经验，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可能导致自己灭亡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走向灭亡。
武王消灭殷王朝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马上说：“不可。这太行山区是固塞险阻之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进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施暴政，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根本原因。而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处理盈满而不覆的人。
以前，《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启发；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启发。”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启发。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子失约，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水淹死。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种。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经过东周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军，于是弦高假托郑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道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撤退，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殖民地”。所以说，当紧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道权变，忠厚老实，反而会酿成大错，而像弦高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交战，被晋将吕瞡射伤眼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入敌军中将恭王抢出；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瘫在地上失去威仪，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让给了兄长哥哥。这种“爱兄”方法和上进“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道权变的圣人就能根据事情实际情况，能随之伸缩俯仰，没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而当应该刚强猛毅时，他就刚强猛毅得能气冲云天，但他这刚强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他的这两种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君臣相见，臣屈膝下拜，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礼；而到特殊情况下（如恭王面临祸患时），黄衰微抬腿踢君王的身体，天下人就不必非议他了。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孝子侍奉父亲，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悦，体态谦卑，为父亲穿衣系带、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亲溺水的时候，他为了救父亲性命，顾不了这么多，就直接揪住父亲的头发将其拉上岸来，这种揪发硬拉就不能算骄横侮辱父亲，他实在是为了救父亲性命。所以这种将溺水父亲揪发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时称父为“君”是一样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这也就是“权变”的地方。所以孔子说：“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获得真理；可以一同获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不一定可以一样知道通达权变。”通达、运用权变，只有圣人才具有的独到胆识。所以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权变；反之先是一切顺利而后接连不断的倒霉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知权变的，好事也会被他做坏。所以礼仪形式就像果实之花一样，是人为的修饰，当人们处在紧急困窘的情况下，这礼仪形式是一点都没用的。所以圣人只是将礼仪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而以实际的态度来做该怎样就怎样的事，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不凝固呆板，所以是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议。
猩猩知道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干鹄能预见未来而无法记起过去的事，这是它们的长短优劣的区别。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苌弘他无所不知，然而他却就是不能预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终还是死于非命，被人斩于刀下。苏秦原是一个出门只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经常是脚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游说在诸大国之间，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国采纳他的合纵策略，但最终还是难免车裂的祸害。徐偃王亲自推行实施仁义慈爱，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最终还是身死国亡、子孙灭绝。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报仇雪耻，还生擒吴王夫差，使越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千里，但最终还是死在属镂利剑之下。应当讲，这些人都是通晓国家治乱的计谋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懂怎样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样讲，苌弘是只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苏秦是只懂权谋而不知避祸，徐偃王是只懂仁义而不知时宜，文种是只知尽忠而不知谋退、留生路。而圣人就不是这样，他能分析世上各种事情，权衡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决定权谋计策，所以能做到施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而不显得空旷，紧缩起来可以身处窄狭而不显得壅塞。假若到天下荒乱、礼义弃绝、纲纪废弛、以强凌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贵贱无序、甲胄生虱、燕雀处帷幄而兵卒无休息之时才想起实施恭谨俭朴的儒家学说，那么必定会被压抑消灭而不得兴盛。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王相亲善，在这时你如果显露骄横气焰、展示蛮横暴力，那么也必定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此，所谓圣人是既能阴又能阳，既能弱又能强，顺随时势而动静，根据资源而行事；同时圣人还能在事物一运动起来就能知道事物的转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觉事物的变化；变化了的事物，圣人能知道它的变化形象，运动了的事物，圣人有办法应对它。因此圣人是终生顺利而无困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