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接外地朋友来函，备述其工作之烦恼，谓昔日悉心全力于专业，虽紧张忙累不堪，而亦自得其乐；今则纱帽当头，事权增长，人际关系也因之而渐形复杂，稍有不慎即会跌入是非坑中，颇感穷于应付。
作为“过来人”，我对于这一点是有深刻体验的：工作好做，关系难缠。久矣夫，非一日了。
论其原因，“也许是由于文明的早熟，社会又长期封闭，逼得人们在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互相摩擦；也许还因为我们从来就太关心社会现实，视野太狭隘，老是盯住现实的人情世态不放。总之，我们对大千世界的丰富感受，最后几乎都要归结到对人情世态的洞察上面。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简直成了世界上最老于世故的民族。”著名学者王晓明的这番剖析，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
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文化传统总是在整体上时隐时现地发挥其影响力。“关系学”之盛行，种因于我国悠久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学传统的深重濡染。儒家过分看重人际关系、等级地位与协调适应，习惯以共性为前提，却忽视个体存在，不承认个性乃人生之依据。此类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传因子，已潜存于国人头脑之中，时刻发挥着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西哲有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如从人性层面剖析，可知其与忌妒心理不无干系。“才高于人，众必非之。”嫉妒之最深层面为利益冲突。有现实功利在，则嫉妒者滋生。欧阳永叔[3]有言：“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纱帽当头，事权增长”，自会成为众矢之的。
上述诸端，关乎国民素质、社会痼疾，以至文明传统非一时一术所能治理者。就个人而言，应付之道，古人多从心态调适入手。且看苏东坡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东坡先生有黄冈沙湖之行，途中遇雨，因未备雨具，同行者遑遽万状，唯先生步履从容，泰然自若。此词即抒写其雨中独特体验和素常处世规则，其事固小而哲理颇深。三年前，先生愠于群小，以所作诗文“语涉谤讪”而遭逮捕下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后被流放黄州。虽历经磨难，而其心境仍如此宁静、超拔，且吟且啸，缓步徐行，显现出内外宇宙之和谐统一：人事既“一蓑烟雨任平生”，大自然便“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四百二十五年过去，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以仗义执言，忤犯权阉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南下途中，刘瑾派爪牙尾随其后，蓄意暗中谋害。阳明先生察知后，遗衫履于钱塘江岸，并附绝命诗一首，迅即搭乘商船急驶舟山。不料，海上遭遇风暴，生命危在旦夕。先生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就《泛海》七绝：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孤舟一叶，闯荡汪洋，险则险矣；他却视同浮云掠过太空，安危、祸福早已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游僧，月明之夜，手执锡杖，足踏罡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遨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充满禅机理趣。
一诗一词，都可化烦恼为菩提，洵为祛病良方。每当心境窒塞、愁闷难堪之时，吟诵一过，细加涵咏，未始不能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人立身天地间，总需坚守一种“自性”。“自性”原为佛禅词语，见宋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切以诸佛说法，不离自性，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意为诸法各自具有不变不灭之本性。听来似觉神秘，实即个性，或曰本性。
鲁迅先生曾说：“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坟·文化偏至论》）守住自性，具备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方能超乎现实功利，而使精神有所引领、有所归依，不受外界环境侵扰，摆“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在纷繁万变中保持相对独立之内在品格，在世俗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净土。
烦恼源于心态失衡。纠结种种事端无法摆脱，自难心安理得。想得开方能放得下。解脱与否，不独关乎修养，尤其体现一种人生境界。有些智者，素常却予人以“痴愚”错觉，这倒不是故意装憨，而是人生智慧的映现，一般人是学不来的。
古人有“愚不可及”之说，源出《论语·公冶长》篇：孔子十分欣赏宁武子，赞曰：“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清人郑板桥亦云：“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当下心安”亦即内心平衡，此为“放得下”之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