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九
选自《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五号，1925年5月20日，本文为节选。沈仲九，教育学家，曾任《教育潮》杂志编辑。
一
人们总是不知足的，对于任何事业常常不满足于他的现状。因此，要求进步，要求革新。当进步和革新的要求萌芽的时代，一定有以什么状态去替代现状这种思想随之而生。而这种思想，就是求进步和革新时候的指针，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理想。所以理想和进步与革新是相伴不离的。
留心教育的人们，对于中国的教育现状，常常感着不满足；甚有觉得他已将破产，前途很少希望而抱无限的悲观的。我想，中国的现状，无论任何方面，都难使人满意，教育界自然不能独在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因而失望，因而悲观。我们如果从此及求现在教育主要的弊病和改善的方针，以先产生一种理想，然后以决心毅力趋赴他，那末，今日的不满足，倒反促成未来的改进了，有什么失望和悲观可言！
中国教育现状的缺陷，分析地说起来，不止一端。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教育经费被猛兽似的军阀们抢劫去，所谓国立省立的学校，几乎无时不以向政府索欠薪为一件大事。论到学校的数量，现有的尚且不能维持，扩充又何必说。但这是受政治的影响的。至就学校本身而言，如学潮的常常发生，如优良师资的缺乏，也都是不好的现象。我不是教育者，也不是教育学者，但是平时所接触的人物、所闻见的事实，似乎属于教育界的较多，而一方面又颇认识教育的重要。所以对于怎样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问题，略有点门外汉的意见。怎样才能使政治不致如现在的中国为教育之破坏者，在将来再说。我现在所愿说而要就正于当世的教育家、教育学家的，是关于学校自身的问题。我的观察虽然浅陋，我的思考虽然欠精密，但我的意见却敢大胆地叫他是理想教育观；因为我是相信他总有几分胜过现实的教育的。不过不曾经过试验的理想，理想的价值，未必能得真实的估定。实地试验理想教育的人们，如果以为我的浅陋的理想尚有采取万一的价值，而试验起来，使他得一真实的估价——无论是高价是低价——使我对于理想得着事实的证明，那是空谈理想的我所十二分的希求的。
我在陈说我的理想以前，有两件事不得不先说明。思想是公共的。当他发表了以后，发表者固然没法据为己有；在未发表以前，他的所以产生，也一定受别的影响。这几年来，我常常听点关于教育的谈话，看点关于教育的文章，观察点关于教育的事实，于是发生零零碎碎的教育上的意见。把他略略整理一下，综合一下，就成为这《我的理想教育观》一篇文章。其实这文章中，大约总含有别人的意见，不过我记不出是谁某的罢了。这是要先说明的一种。其次要说明的，我平时所注意的，是中学以上的教育。所以这篇文的立论，也可说是关于中学以上的教育的。
二
近来很有人主张中国教育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宗旨。这似乎很有点理由。近几年来，国内教育界所讨论的问题，如教育独立，如新学制，如学科制，如设计教学，如道尔顿制，如测验，如改良计分，如废止考试，如男女同学，如学生自治等等，可说都是关于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的问题。关于教育宗旨的，虽有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的意见，《新教育》封面上的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的揭示，教育部教育调查会的养成健全人格、发挥共和精神的议决，一部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国家主义的鼓吹，但差不多都是文字上的教育宗旨，和实际的关系都很少很少，实施教育的人们确定一种宗旨的能有几人？我们如果问一问当校长、教员的人，“你的教育宗旨怎样？”恐怕有多数人是不知所对的。固然，宗旨不是万能；但是徒有方法而没有宗旨，却和尊重宗旨而没有方法，是一样的不对的。其实，仔细考察中国的教育，并不是没有宗旨，不过他是习惯的、潜在的，而且是有的人所不愿明说的。他是什么，就是“势力”。他几乎支配着大多数的中国人，使他们以他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甘心为他奋斗，为他牺牲；社会上也就以他为量人尺。在没有学校教育以前，凡是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妻望其夫的，不外富贵，不外升官发财，不外功名利禄，就是不外势利。而私塾教育就以他为宗旨。不过那时社会上的势利，“势”似乎比“利”更大，既得了势，利就在其中。所以读书人们的宗旨，不免偏在势的一方面。至于不能受私塾教育的大多数的农人、工人等，没有得势利的机会了，可是他们的家庭教育的宗旨仍然不离势利。他们不是希望自己来世投胎到富贵人家，就是希望他们的子孙有翻身而升官发财的一日。废科举、设学校以后，政府仍以举人、秀才等名目奖励毕业生，于是教员、学生和社会仍以学校为得势的途径。后来那种名目改废了，但由学生而做官的颇不乏人。教员学生等受事实的暗示，仍有脱离不掉以学校为得势的阶梯的观念的。民国成立，一时“官”的势力比前清略减，而利的势力稍增。于是学校教育的宗旨渐偏向于利的一途。前清时一般人对于学生见面时的问语是：“你毕业后可做什么官？”民国时的问语是：“你毕业后能赚多少钱？”总之中国自设学校以来，教育的宗旨仍然不外势利。教员遵守他，学生遵守他，社会也重视他。他是潜伏于各人的脑中，有很久的历史，使大家在无形中认他为天经地义而愿受他的支配的。他虽没有人提出过教育会议，他虽没有人登载过学校章程，他虽没有人在文字上讨论过，但他的潜势利却远过于在会议中所提议的、章程中所登载的、文字上所讨论的。几十年来，教育制度怎样改革，教育方法怎样变更，但是这势利的宗旨依然如故，所以学校中所造就的人才多半是求势利的人才。他所以和科举时代人才的不同，只是所以求的工具有点差别。考察中国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的改变，大半受外国的影响，而以日本、美国为尤甚。在日本化的教育时代，学校有些官僚化。“学校重地，闲人莫入”的门牌，在十余年前的学校，几乎无校不有。这虽然是很小的事，也可以略略知道学校是很在那边模仿官厅。在美国化的时代，学校有些商业气。办学者常利用广告，利用义务的广告的新闻政策。在日本化的时代，学生入校，不但不纳学费，且有由学校津贴膳杂的，那时的学生多是贵家子弟。在美国化的时代，学生入校，需很多的费用。所以求学几成为富家子弟的特权了。论到这两时代的教育宗旨，日本化的时代偏重势，美国化的时代偏重利。但这是专指中国而言。至于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宗旨是否也重势利，那是别一问题。又这种时代的区分，不过根据大略的趋势；很明确的界限是没有的。从以上种种话看起来，“中国以前的教育多以势利为宗旨”这一种观察，也许有点正确罢。
中国实际的教育宗旨——势利主义——并不是教育家、教育学家所主张、所鼓吹而成立的，乃是受普通社会的习惯的影响；他是很普遍的中国人的人生观。但是教育家、教育学家应该盲从社会的习惯吗？教育的真价值在于改造社会、改造习惯；所以现在教育家、教育学家的责任，第一在于改造习惯的教育宗旨，使他影响到社会方面，即以所以改造教育的改造社会。有志教育的人们，对于教育宗旨，首先须选定一比较合理的，其次须笃信而固守，其次须身体而力行。后两者在乎“人”，我不必有所讨论，我现在只讨论什么是较合理的教育宗旨。
我想教育的宗旨，并不在于怎样的高深远大，仅可从切近处找寻。实在，只要能够使受教育者都做一“像人的人”，教育的目的已可算达到了。所谓像人的人，就是不是像兽的人，也不是像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的人。如果以通行的话语来解说，所谓培养健全的人格，已经包含一切了。不过人格两字，含义颇多，有关于生理的，有关于心理的，有关于伦理的，有关于社会的，有关于哲学的，有关于法律的。中国人近来所提倡的人格教育的人格两字，多指伦理的意义而言。我以为人格的内容，应包含各种意义。现在把他分析起。
“全”的人格是怎样的呢？就是要具备上列各种要素。一般人往往把一个人的全生活，分成了若干部分，而以一部分为全生活：有的偏重肉体，有的偏重精神，有的偏重个人，有的偏重社会，有的偏重现实，有的偏重理想；其实，人格的各种要素，都是人的生活，但都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完备各部分人的生活，才能算一完全的人。不完全的生活，可说是病的生活，可说是残废的生活；总之，不是圆满的生活。
“健”的人格是怎样的呢？“自强不息”可当做健字的一种解释。所谓健的人格，就是在继续不断的发展中的人格。人格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健全的人格，只是一种理想，也可说是人格的理想化，我们的现实生活是难得和他一致的。但我们如果以他为鹄的，现实的生活可以逐渐改进，对于他也可以逐渐接近。而且各种欲求，往往同时发生，或相冲突，或相分歧，我们应得有一最高的理想以统一他们，以制御他们。健全的人格就可以作我们的最高理想。
中国有许多谈教育的人，往往执一偏以对付一切。谈职业教育的，以职业教育为万能而轻视其他的教育，谈艺术教育的也是如此，谈道德教育的也是如此。于是大家都自以为是，而非议他人，甚至有互相攻击的。我以为健全的人格的主张正可以救济这一类的偏隘的教育者。
人格要发展到健全，一定需要积极的创造的活动，而保守和静止，是他的障碍。所以人格主义的教育又可说是活动的教育。而且教育不宜以一种主张拘束人的。如果把人生的各种欲求都认为人格的内容，而任他发展，任他活动，那末，各人的个性自然少受拘束了。
三
教育宗旨既然改变了，于是学校的性质、学校的组织、教员和学生的关系也须随之改变。
有人把现在的学校看做商店，以为校主或校长是股东，教职员是伙计，学生是顾主。这是很有点理由的。就上海论，很有以办学而发财的人。近来以营利的目的而办学的人，比以前增加起来了。他们也要整顿功课，也要聘请好教员，但这都是在做招来生意的手段。什么研究高深艺术，什么研究学术，什么养成专门人才，什么发展文化，都是他们的新式广告中的资料。他们又善用义务的广告，今天登一新闻，说聘到什么国什么“士”做教员；明天登一新闻，说新聘的教员某在什么国研究什么学十余年，是中国什么学的唯一研究者。其实，所谓什么“士”，什么“研究者”，往往说说而已；他原来是广告，广告不带几分虚伪性，就不成为广告了。至于国立、省立、乡立的以及资本家私立的学校、校主，确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但是把校长当做三四等的统捐局长缺、县知事缺看，不惜百计钻营的，也大有其人。他们达到了目的以后，什么薪膳的尅扣，什么买物的回扣等等，凡是可以获利的舞弊手段，不问他正常不正常，都会一一试验。我亲耳听见过一位当校长的人，绝无愧色的告诉我过：“我月薪仅八十元，加以‘外款’也不过一百五十元。”说罢以后，还有很觉得那个数目太少的样子。这也不是和商店的纯以营利为目的一样的吗？因为校长既以营利为目的，财政不得不秘密，“经济公开”于是成为学校中的大问题了。校长对于学生所提出的这类要求，好像比满清政府的答应人民立宪还难，有经过许多回交涉而不肯许可的。假使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那末，所谓经济公开，不过多劳书记，从会计处抄一纸账单，在揭示处揭示而已；否则，让学生翻阅账簿而已，否则，让学生于会议预算，决算时发表点意见而已。这些都是何等容易的事，为什么他们宁可因此闹大风潮，甚至于不惜以去就争，而终不肯实行呢？凡是这一类的学校，校长为自己的营利而请教员，教员也多为得利而受聘，学生也为预备将来得利而入校。校长、教员、学生三者，相互的看做金钱化的人，彼此都立在金钱的关系上，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要革新学校，须先把学校的性质从商业的而变为教育的。教育的宗旨既然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所以也可说教育就是做人。教育的学校，凡是校长、教员、学生，应该是人格化的人，不是金钱化的人。彼此的关系应从“利”的方面而变为“人”的方面。他们虽然年龄有大小，学业有浅深，德行有高低，但是向做人的路上走是共同的。不过德行高的、学业深的、年龄大的对于德行低的、学业浅的、年龄小的多尽点辅助指导的责任罢了。教员为维持生活计，不能不支点薪水，但他却以教育为主要目的而统御其他的欲求，决不肯为薪水而牺牲他的教育上的主张的。他只认定实施教育就是他的做人，就是增高他的人格。做学生的也是以受教育为做人的一种途径，以学校为学习做人的场所。教员学生的结合，纯粹为了做人，并不是在于营利。这样，彼此的关系自然深切了。这可说是学校的性质从营利的而变为做人的。
现在学校教育的一种大弊，是在没有教育上的主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做校长的既由钻营而来，自然没有什么教育上的志愿和意见。他只知照例办事，人家怎样做，他也怎样做，并不自己反省一反省“我为什么要做这校长？我将怎样做校长？”因此，他聘请教员，也只以能够使学生不反对他，他自己可以安于其位为标准。他聘教员时所要探听的，是教员是什么“士”，或是什么毕业生；认真一点的，探问一声学业成绩怎样；再认真一点，探问有否嫖赌等的嗜好。至于教员的教育上的意见怎样，品格怎样，责任心怎样，那是极少注意的。这样聘来的教员，彼此的学业性情，本来都没有什么了解，隔膜自然难免，而意见又未能一致，怎样能够联合而谋校务的发展？中学时代的青年，判断力不很充足；如果教员没有大同的主张、一致的精神，他们都会游移而无所适从。这在教育上是要减少效力的。我想，学校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学校都是根据法令而组织的。那种学校是先有学校而后有教员，为学校而请教员；学校是主，教员是客；教员是附属于学校的。我的偏见觉得学校和官厅、商店、工厂有些不同。他们都是先产生组织法而后有行法的人。如要组织一新官厅，先制定官厅的组织，而后委任某某为官吏。开设商店，开设工场，也差不多如是。他们的所以如此，因为他们虽然也靠人来办事，但是所以治人的，在官厅是权力。在商店、工场是财力。学校是在乎培养人格的。人格的养成，在乎自觉自动；而要使学生自觉自动，必先教员能自觉自动。如果教员的做事要为权力或财力所驱使、所督责，那末，离人格的本质已经很远了。教育的有效无效，几乎全在教育者的“人”，而不是权力或财力所能擅自操纵。因此，要办好的学校，必先要有好的教员，就是要先有教员而后有学校，教员是学校的主人，学校是因教员而产生的。理想的学校，须由教育上旨趣相同的人们，集合起来创办，丝毫不受法律的束缚。他们应把办学当做自己的事，当做试验自己的主张的事。每个学校都是这样的自由组织而成，事实上一时似乎不可能；但是这样组织的学校，我是相信她是较之于根据法律而组织的学校是有优越些的。一国中欲求教育的“质”的进步，也只有希望教育的同志所自由组织的学校发达。这是说学校的组织该由法定的而变为自由的。
至于教员学生的关系应有下列三种改变。
（一）由智识的关系而变为全人格的关系
现在的教员和学生，除在教室中相见以外，简直没有接近的机会。学生对于教员，只知他对于所教的功课是否热心、是否使学生容易明了，除此以外，他的思想、品格、性情、学术等，全无所知。而教员对于学生，也仅仅知道他在教室中是否守规则，考试时成绩是否优良；至于个性怎样，行为怎样，不但毫不明白，而且绝不注意。有人比近来教员和学生的关系完全是智识卖买的关系，和商店中伙计之对于顾客一样，这实在是很不错的。在这样的关系上面，彼此那里能够互相了解发生情感。所以教员、学生彼此相视如路人，甚有相视如仇敌的。理想的学校，教员应该常常注意学生的全生活。凡是他平时的起居饮食、一切言行都要有相当的注意。而学生对于教员、也要有同样的了解。我以为以后教员、学生间能够做到近于母子关系一样，教育没有不发生效力的。慈母之对于子女，注意无所不至，感情异常浓厚；而子女的对于母亲，也是特别的亲切。所以彼此间相互的影响很大。教员如以慈母般的精神对付学生，学生那有不受着影响的？所以学校应该由智识的交易所而变为新式的家庭。
（二）由阶级的关系而变为共同的关系
现在学校中很奇怪的现象，是教员和学生隐隐中分成两阶级。做教员的，总自以为我是“教”的，学生是“学”的，学生应该事事服从教员，学校的事，应该完全由他们主持。而学生们有时因不满意于教员所为，又联合起来以一致的态度对付教员。教员学生间，不但隔膜很深，而且好像都站在利害不同的两方面；一方非取压迫态度不可，而一面须取反抗态度。近来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好用“阶级斗争”四字，不料他的应用竟推广到学校中了。这种现象的发生，由于教员学生都把自己的责任看错了，教员以为只是“教”，学生以为只是“学”。其实，“学”是应该和人生相终始的。自出生以至于死，应该无时不学，那可以说做了教员就可不学之理。至于教，又不是仅仅是教员的责；无论谁都该教人的。教员固然可以教学生，但是学生也何尝没有教教员的机会？教员不是全知全能的，如果学生和教员很接近，能够知道教员的缺陷而与以忠告，那就是“教”了。我以为教员和学生，应该打破“教”“学”的界限。大家在学校，各自修养人格，不过互相辅助就是了。做教员的，一方面自己学习，一方面教学生；做学生的，一方面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己学习，一方面也何妨教教员。最好把教员学生的界限都泯灭掉，而变为朋友的关系。朋友间的智识程度也有相差很远的；但是他们的切磋规劝的效力，较之于现在的教员给与学生的，恐怕是大得多呢！现在教员学生间的情感，我觉得实在太坏了。做教员的只知怎样自夸其博，怎样对付学生的质问，总之，是怎样的使学生不反对。做学生的，常注意到教员的缺陷，常注意到怎样揭发教员的缺陷，甚至于有以能够攻击教员使他不安于位为能事的。近来的学校，真好比一剧场。教员是演员，学生是看客。教员的上课，好像演员的出台；只要那时候能够博得学生叫几声好，或者没有倒好声，他对于学校的责任，总算已经完了了。学生的上课，也如看戏一样。对于他认以为好的演员，就叫几声好；不然，就喊倒好。那时他所注意的，只是演员的好不好；至于他自己，毫不费力地听一听而已。学问的学习本来在乎自己；别人所可辅助的只是指示点门径，解释点疑义。知识不是和金钱物品可以自己不费力而完全从别人承受来而使用的。但是现在有些学生，却毫不了解这种意义，他们以为知识可以完全由教员授与的。所以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以为只要听戏一般的听。上课的时候，除听以外，竟有绝不用心的。教员讲得好听，就多听一点；讲得不好听，不是要赶走他，就是不听。学生对于教员的优劣，以讲得好听不好听为标准，对于自己在上课的责任以为只在乎听。其实，讲得好听不好听，可以判别教员的优劣吗？尽有学问道德很好的人而不善于“讲”的。仅仅听讲，可以得学问吗？这真可谓谬误的思想了。教员演戏似的开讲，学生听戏似的听讲；一戏演完，演员和看客毫无关系；一课上完，教员和学生也不相闻问。学校如戏场，也许是很确切的譬喻罢。我以为教员学生的关系，如果拿演戏来比，应该是略像戏子中的师父和徒弟的关系，决不是演员和看客的关系。旧式的戏子，凡是师父教徒弟，教法虽然很专制、很野蛮，但是负责却很重。他不仅自己教一教他就算了，必要教他“会”，教他“好”。他不仅教他演戏，而且注意他的生活。他不仅教他，而且自己也仍旧学。而徒弟对于师父，在学习的时候，自己的全生活也都受他指导。我的话说得太拉杂了，总结一句话，学校应该是一学习做人的场所，教员学生都在那里共同学习，共同做人，不要分出什么阶级和界限来。学校应该像一种团体，教员学生都是团体中一员，完全平等，不过职务责任有点分别罢了。
（三）由短时的关系而变为长久的关系
教员和学生发生关系的时间，可说是很短的。如果一星期教一点钟课，一年中彼此有关系的，不过三十余小时或四十小时。教员离开了课堂或离开了学校，就和学生没有关系；学生对教员，也是一样。这样短时间的关系，彼此很难互相了解。我想将来师生有关系的时间，总是愈久愈好。教员学生，尽管因故离开学校，但彼此间的感情仍旧存在，常常通讯，常常访问。这样，教育的效力比较的大。
四
学校中有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科问题。我略说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如下：
（一）科目的类别
中学科目可分必修、选修两种。必修科的标准有三：（1）促进学生对于人生的自觉，使他略略了解人生；（2）略示以各科学问的门径，试探各个人对于学问的兴趣，以为将来修学择业的预备；（3）预备研究各科学问的工具。根据这三标准，假定必修科目如下。
人的研究，又可叫做人的进化。他的内容，可综合各科初步的知识而成，由各科教员联合起来编辑细目和教材。这科目有几种优点：（1）能系统的了解人生，决定对于人生的态度；（2）得到人生必要的常识，可以应付人生；（3）知道各学科和人生的关系，以及他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容易引起以后专攻某一科的兴趣。
（乙）国文
以能用国语文发表情思，阅看国语文的书报为主。
（丙）外国文
无论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都可以，以能阅览普通书报为主。我以为一般学生学习外国文，应以看书为最大目的；而教授外国文的也该偏重在养成学生读解能力一方面。我们未必人人要以外国文字语言和外国人来往，但是阅读外国文的书籍，在出版界、学术界很幼稚的现代的中国，可说是人人所必要的。
（丁）伦理
（戊）数学
算术、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
以上五科（甲）是直接关于人生的；（乙）（丙）是关于研究学问的工具，也是日常生活所必需；（丁）（戊）是可以锻炼思考力；可说都是人生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了。至于人的研究，如果精深地从事，其中的一个小节目，可以修身研究不尽。中学所需要的人的研究的程度，当然是最初步的、最粗浅的。
选修科科目可依教员的人才或学生的需要随意设立。凡是一切学问，都可作为选修科的。
一个人对于学问，当有一种专攻的学科，作精深的研究；但却不可不备具其他各科的普通知识。我以为学校中一面要有选修科以备学生专门的研究；一方面要常常举行通俗学术讲演，以供给学生各科的常识。
（二）各科内容的分量
现在学校各科内容的分量，都以时间为标准。如某科每周教多少小时，教几学期等。至于科目的内容，却不很注意。实则不先确定教科的内容，很难精确的规定教科的时间。我以为教科的分配，只须注意内容。所必须规定的，是中学生关于某科知识，应学习到如何程度。至于那种知识要需若干时间教授完了，学习完了，可以任教员学生的自由，不必预先规定。同一科目，有时教授快一点，有时教授慢一点；学生学习的快慢，也因智愚而有差别，何必限定一定呆板的时间呢！照这样的办法，毕业年限自然也可废止。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规定若干年某种学问可以毕业，本是近乎笑话。我想只须规定设立多少科目，每科分多少学程。每一学程，内容如何，应看若干书，也须有详细的规定。以时间为标准的单位制，可以完全打破。同一学程，或者一个月教完学完，或者二个月教完、学完，都没有什么不可。学生为升学或就职业时有需要学力的证明书的，可由各科教员予以各该科学力的证明书。
（三）各科教授时间的分配
现行教授时间的分配，往往求各科的平均。如每一星期中，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博物、艺术等，都必须教授一点。据我的经验，学生注意集中于一科的时候，容易引起兴趣而且较有进步。在一时期中，对于一科学习时间加多，就是使他集中注意的一种方法。有许多学生对于英文、国文、数学比较用力而轻视史地、博物等科，这也是一种原因。在某一时期内，与其多习许多学科而各科内容不能多学习，毋宁少习数科而对于某一二科学习较精。譬如每周教二小时历史而教至四年之久，不如以四十天工夫、每天以八小时来读他，或以八十天工夫、每天以四小时来读他。因为照后面的教法，前后的观念容易联络，而且记忆也较易。如果甲星期教授一二小时，乙星期又教授一二小时，有类于一曝十寒。学生在学校所规定的科目和学程以内，凡是学习的先后，学习的时间，只要得教员的许可，都可自由。是甲学生对于数学较有兴趣，在某一时期可以多学数学；乙学生对于艺术较有兴趣，在某一时期不妨多学艺术。学校一方面只希望学生能够勤学，能够勤学而得进步就是了，学习的次第不妨让他自由。
（四）教授方法的改革
教授方法的缺陷，在于教员照书讲解，学生照书硬记。学生除书本以外，不用别的工夫。他自己不常去思考，不常去观察，不常去问难，不常去试验；因此，研究力毫不能增进，而所得的知识也是只供受试验以博取文凭之用，和人生实际不发生什么关系。教授方法所亟宜改革的，第一是怎样引起学生的好学心，第二是怎样增进学生的研究力。要使学生为求知而读书，为自己的兴趣而读书，不是专靠教员读书。教员关于智识上对于学生的责任，我以为只能使学生了解各科学问和人生的关系以及他的价值、他的门径。至于研究在于学生自己。教员可以辅助学生的，是怎样走路的问题；走路只有学生自己。一个人受了饥寒，别人所可给与的，只是衣食；他自己如果不能吃、不能穿，还是依然不能温饱。知识也是一样。无论别人怎样讲解给我听，如果不经过我自己的研究，仍是别人的智识，仍是不合用的。所以我觉得教授方法，教室的讲授虽然不能废，但决不要以他为唯一的、最重要的方法。关于自然科学，宜使学生自己多去实验。关于社会科学，宜使学生自己多看书、多调查。考查成绩，决不要专以上课为标准。各科学程由教员详细规定内容怎样；应看什么书报，如何试验。学生能够照样学习，即使他不上课，也可承认他有某学程的程度。
我以上所说的要旨在使学生能够发生求学的兴趣，能够自由的、自助的研究，能够发展个性。但是以上种种，须在下列两种条件之下才能实行的。第一，教员对于学问，须有很深的兴趣和研究，他不但能解释学生的疑问，指示学生的门径，能使学生为他的好学的精神所感动。第二，教员能注意学生的全生活，凡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够随机指导，使他不致于藉自由研究之名，行懒惰放逸之实。如果以不好学、不负责的教员来实施以上方法，那末，他的效果恐怕是不会比旧的好的。
五
除教科以外，学校中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谓训育问题了。中国自设学校以来，学校中关于对付学生行为的制度，可分管理制、训育制两种。在行管理制的时代，负对付学生行为的专责的是舍监；在训育制的时代，负专责的是训育主任。就名义论，训育是近于积极，管理是近于消极。由管理而变为训育，似乎是教育上一种进步。但是观察一观察实际，有多少学校能实行训育呢？现在的训育当真异于以前的管理吗？恐怕是名异而实同呢！中国学校管理制、训育制的弊病，第一是以管理训育的责任完全付托于所谓舍监，训育主任的一人身上，其余教员完全不问不闻，使一个人去担负管理训育数百人的责任，原是不可能的事，第二是做教员的不懂人性和教育的意义。人性是不能有善无恶的。人之所要努力的，就是逐渐去恶而向善。所以人偶尔作恶，并不足以断定他终于为恶，他的人绝无希望的。只要他能反省，能改过，一时的恶，在他不算了不得的事。而且判断人的善恶的标准，决不在于他能否服从我。我不是全知全能，何尝没有错误。人家服从我，未必就可算服从善，我可以武断凡是反对我的都是不好吗？至于教育的价值，在于能使恶的成为善，善的成为更善。所以教育家所教的学生，是应该不分善恶的。善的当教育，不善的也当教育。现在有许多教员，不知不觉的自以为一做了教员，就是万能的，所以遇着学生有不满意于他、不服从他的情事，不问他的理由怎样，总以为学生太嚣张、太无理，非由学校惩讨他不可。一方面如遇有他认以为不好的学生，并不想法怎样去教导他，只是想怎样能够驱出他于学校之外。他们以理想的学生，只是盲守规则、盲从命令的学生。凡是学生有合理的反抗的，他们就嫌恶他。因此，教员和学生的隔阂就日积日深了。第三只以规则命令消极的制裁学生，不以人格的感化积极的诱导学生。现在学校所谓训育，所谓管理，只是规定几条不准什么等许多条完全带命令口气的呆板规则，一面教学生遵守，一面由训育主任、舍监等注意学生是否遵守。在责任心较重的训育主任或舍监，平时的注意较严密而学生的防备他也较仔细。但是学生的要作恶仍依然如故，不过不敢在他们面前公然作恶而已。至于责任心较轻的人，即使明知学生有犯规抗令的事，只要他认为不是很重大的，总是模模糊糊的掩饰过去；甚至有以酒食联络有力的学生以求学生不闹事的。如果碰着动摇教员地位的事，即使学生的理由很充足，但是教员们基于兔死狐悲的感想，不是说教员的威信不可不维持，就是说此风不可长，其结果非袒护教员而压迫学生不可。
就教科一方面论，学校很有点像商店；就训育论，学校很有点像政府。凡是政府所以对付人民的，是权力，是法令，是威信；什么道德，什么理由，都所不注意的。现在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对付学生，也是一样。什么纪纲，什么威信，是他们所认为维持学校的基本；所以学生可以全体开除，学校可以解散，而教职员的威信不可不维持。有时明知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为维持威信计，不肯允许他们，终于因此而闹大风潮。因此，学生对于教职员，也和人民对于政府一样，有时怨恨他，有时轻视他，有时甚至于想推倒他。近几年来，学校风潮层见叠出，发生的近因虽然不止一端，但是教职员学生间不能亲和总是主因之一。凡是师生很亲爱的学校，无论如何，是闹不起风潮的。现在教育界又有一件不可通的事，就是平时对于学生的行为绝不注意，一遇到学生有违反规则的事，事情稍大的，就开除他，以为杀一儆百之计。这种动作，真是不教而诛的动作，决不是教育上应有的态度。他们并不自己反省，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作恶，是他没有忠告他、注意他吗？他们并不共同设法怎样使他有自新之路，他们只是直接了当的用开除一法。开除，诚然痛快简单，但是开离教育未免太远了。
如果要改革训育问题，第一，凡是当教员的都负训育的责任。平日须和学生共同生活，注意到他的全生活了解他的个性，随时的应机予以指导。学生也可以了解教员的德行性情，无所怀疑。第二，须确信教育的责任在于使人改过迁善，所以决不嫌恶有过失的人，只是多方面的费尽心力的使人改过寡过。第三，完全抛弃了什么规则、命令、威信等等所谓治国的方段，而专注重于修养自己的人格，培养对于学生的感情。“以身教者从”“其身正，不令而行”可说是训育上的最好方法。总之训育一事，几乎全靠教员的人格，单靠“法”是不中用的。大抵一个人的善行为，必须根据于自觉和自动，才是真实，才能持久。如果因一时的外面的制裁而有所不敢为，恐怕他所不敢为的，仅仅是外界制裁存在的时候而已，有什么价值？
六
除以上几件事以外，再很简单的说述我的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
（一）放假问题
求学做事，本来是应时时继续而无所间断的，凡是勤学的教员，决不是因为放假而中断他的研究。如工人、农人等，也不闻因天热而停止不做的。教员等既然可以这样，学生也何尝不可以如此。现在各校放寒暑假以及其他的假，几乎占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把这些时间空耗费掉，实在是很可惜的。如果说因为天气太热不能上课，所以暑假不能不放。实则照事实看来，现在的放暑假，并不以温度为标准；尽有未放假时，有几天天气比放假间更热的，但是仍旧一样可以上课。我以为如果天气太热，临时暂停上课就是，不必预定规定暑假放假若干天，从某日起某日止。至于寒假纯粹为迁就阴历过年的习惯使然。教育界有改良社会的责任，为废除阴历计，为打破无意义的习惯计，学校宜先废止寒假。至于春夏秋冬四节，是袁世凯预备做皇帝时所规定，是没有如何理由的。如果为纪念人而放假如孔子诞日等，那末世界上如孔子一般的可以纪念的岂仅孔子，放假将不胜其烦。我想为勤学计，以上各种假日，都该废止。
（二）设备问题
学校的设备，向来只注重于教室。理想的学校，除教室宿舍外，应该有五馆——图书馆、科学馆、博物馆、术艺馆、体育馆——一厅——演讲厅——二场——农场、工场。
（三）教员待遇问题
关于教员的待遇，第一，宜使他由学校的客位而变为主人，由被雇佣的而变为主持者。第二，宜有很好的图书馆、科学馆等以作教员研究的工具。第三，教员的家族可以住在学校中。第四，教员的薪水，不以科目或钟点为标准，而以他的相当的生活费为标准。
（四）体育问题
所谓体育，决不是体操操字可以赅括。如劳动，如性教育，如卫生，如体格检查等，都是和体育很有关系的。
其他各种问题，我一时想不起来，只好将来再谈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