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领导真的接见了我，在一个幽暗的招待室里，他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带着草绿色的军帽，红色的肩章红色的套袖显得紫暗了些。是一个黑头发夹杂着白发的老军人。我看到了他，一个老革命者，梅花姐叙述的权利和权威的象征者。就是他，就是梅花姐的亲人。我可以断定。我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让他看。他认真地看了，问：
“我姓梅，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梅花姐的好姐妹好同志好战友，梅花姐让我来找您的，您是梅花姐的……”
我在老人的面前大胆猜测，我希望在我的话的启发下，他会急着追问梅花姐的情况。我猜错了，他听出了我的来历，摇头说：
“同志，对不起，我们家没有叫梅花的，更没有在煤矿的，你认错人了。”
我着急地哭了，怎么会没有梅花这个人呢？难道梅花姐说的不是这个红色的城市，或者是这个红色的城市还有姓梅的人家，也是高官。那个姓梅的高官却是充满了革命热情，迟疑地离开，当着我的面，对手下的人吩咐道：
“都是革命同志，她需要什么尽可能的帮助。”
姓梅的高官走了。我傻愣在那个幽暗的屋子里。工作人员过来劝我，领我去食堂吃饭。我也饿了。吃饭是不要钱的，我还吃上了猪肉。我问陪我的同志，打听这个红色的城市还有一家姓梅的革命干部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家不认梅花姐，说明我找错了人家。当我吃饱饭离开市委的时刻，过来了几个军人着装的女士兵，簇拥着一个女领导。她到了我的跟前，追问我来干什么的？那个年月，斗争是翻云覆雨，谁也不知道是好是歹在等待着我，要是把我当敌人对待呢，我的麻烦就大了。我更不能把我背上的梅花姐轻易抖搂出来，这样我更对不起我的梅花姐。面对女领导的追问，我的回答是：
“是来找人的，找一个叫梅花的战友。”
女领导仔细审视着我，像审判奸诈狡猾的特务一样，她打量了我的肚子一会，没有看出什么破绽，问：
“你认识梅花？”
我点头，即刻想到了什么，反问这个女领导：
“同志，你也认识梅花姐？”
没想到女领导泛滥着庄严的表情，瞪着眼睛看着我，不住地摇头。我是经过烈火考验的，我已经成熟了，不再轻易上当受骗。我有意装着无知地说着，不对啊，梅花姐说到这能够找到她的，她人呢。我就离开了这群女军人。
其实，我是逃跑。我发现了这伙女军人的不友善，要是我再多说什么，她们一定会把我拉到黑屋子里，让我交代何时认识梅花的，跟梅花到底是什么关系，要是在我背包里看到了梅花姐的白骨，我就成了彻底的陷害她的敌人。可怕啊。
我很快钻进了小胡同里，我也生怕那个女领导暗中派人追来，将我干掉。我还真的猜想对了，在我刚到火车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火车站前，那个女领导从军用吉普车上下来，带着女兵直扑火车站。很显然，就是要抓住我。
我趁着人多人乱之际，买了条农村妇女戴的红头巾，盖住了头，钻进了小胡同，到了公共汽车站。我猜想，我得赶快离开这儿，那个女领导找不到我，一定得来搜查汽车站。我就像机敏的特务，搭乘一辆公交汽车离开红色的城市，也不问去哪儿也没有买票。我有意挺着肚子，上了车，冒充是军人家属来城市看病的。我成功逃脱了红色的城市。汽车开出了城市，我一问到达的地方，就是梅花姐生前说的，她的那个人的老家。啊，我又聪明起来，我何不去他家问问呢，也许人家能够知道梅花姐家庭的情况。
在一个原野里长着荒草的尘埃啸起的人民公社，我问到了梅花姐的那个他的家庭住址。他也算是这个小地方的名人。在那个年代，他不是英雄就是敌人，不像现在的大款，钱再多，没有地位没有名声，只能偷偷摸摸鬼混。我走了十几里的土路，到达了一个长着蒿草和草屋的村庄，在乌鸦的鸣叫声中问到了那个人的还活着的父母，并且他们陪着去看了那个人的土坟。他是反动派，他的坟墓被掘开过，尸体被多次批斗。他的父母不怪那些红卫兵，而是责怪姓梅的人家，是梅家来报仇的，梅家的人认为是他们的儿子害了他们的闺女，梅晓婷。姓梅的人是他们家的仇人啊。
在这儿我才知道，梅花姐不叫梅花，原名叫梅晓婷，在她的他死难之后，她自动和她的家人断绝关系，改了名字，离开了红色的城市。梅花姐在亲人们的心里，死了。
我才突然想到了梅花姐的嘱托。她说的都是不容更改的，都是对的，即使她想安葬她的他身边，他的父母和亲人能容忍她吗？ 我又想到，我绕了一大圈子，浪费了宝贵的时光走了那么多路，带着我的飞鹏，都是多余啊。我真傻啊！
我要回家，回到那个纯真的白色小城去。此时，我才觉得我流落在荒山野外，像迷途的羔羊，没有水没有草得不到舒服的休息。我赶忙往回走时，才觉得道路是那么遥远，我当初来的力气忽然没有了。我回来的时候又迷失了道路，没有找到当初来的那个人民公社。我见人就问，走哪条路更容易更快到达车站。我几乎是乞讨为生，才觉得身上的重负越来越重。我害怕了，万一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啊。
世界上还有好人，我碰到了到车站拉粮食的一辆四轮牛车。在红色夕阳的残照下，嚎叫的老牛和好心的农民大爷给了我温暖，把我拉到了津浦铁路的一个小站。
谢天谢地，小站的人不多。我顺利地买了南下的车票，在一个寒风肆虐的夜晚，车站亮着手提的昏黄的灯光，我上了列车。我出示了知青的证件，要求照顾我这个怀孕的女同志。列车长把我安排到了后头的几节车厢里，对我说，后面都是回城探亲的知青，他们觉悟高。都是知青。
我到了知青的专用车厢，许多知青纷纷站起来让我位置。我坐了下来，开始喝水，开始吃在车站买来的东西。
烧炭的火车头鸣响了。火车启动了，开始南行，看着从车窗滑过的黑糊糊的景色，我又想起当初北上支队离开白色小城的激动场面，如今，北上支队完了，只有我一个回来。我们战败了！窗外疾风呼啸我的心情就是苍茫大地起起落落的尘土。
回家的路好远啊。我是从窑桥煤矿北上，然后再南下，活像一个善于运动战的专家，迂回、曲折前进。车速太慢，走走停停。车外寒冷车内却暖和如春，车上大多数是战败逃回城来的知青。从面孔和衣布上再也看不出当初城里留下的痕迹，个个饱经风霜，岁月的皱纹坚硬地生长着，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谈话中得知他们在农村安了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有了土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大有作为。有的人拖儿带小一家人回城探亲，还不忘带些土特产看望家人。
我才猛醒，快过年了。时间真快啊。车厢的知青来自各地，他们不觉得苦也没人诉苦，尽兴谈着当地的风俗与逸闻趣事，常常引得满车厢哄然大笑，他们交换着土特产在车厢里抽着用纸卷的烟叶吐着浓浓的烟篆，喝着浓度很高的烧酒。真像凯旋归来的野战部队。要是我没有怀孕，我很想加入其中谋得一份快乐冲淡一些哀伤。
可是我的肚子开始阵痛了，我想回车站颠簸的原因吧！我靠在车窗前努力保持平静，慢慢调息使躁动的飞鹏听话。火车咣当咣当的在黑夜中运行，火车内昏暗的灯光摇摆着。我忽然捂着肚子叫了起来，阵痛加剧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过来两个年岁稍大的女知青，问了情况对我说：你要生孩子了！我没有分娩的经验摇头说不是，才七个月呢？女知青笑了，说我不懂七活八不活的道理，七个月生孩子没什么稀奇的。只是在车上生，让人担忧。我难过地哭了，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妈妈的责任，飞鹏生下没有尿布没有包被怎么能行呢？要是我不折腾这一周，我早就回家了，躺在床上了。我好后悔啊。
“知青要生孩子啦！”
刚进入睡眠状态的车厢又欢腾了，好似我们作战的前线传来了胜利的捷报。几个女知青叫来列车长商量对策，结果把我架到列车医务室。我生孩子成了一项战时任务，专门成立了保安小组后勤小组，列车长任大组长。医务员是个赤脚医生出身的外科大夫，接生得要妇产科的医生，起码得有一个内科医生。赤脚医生不行就开始找人。列车长回到办公室让播音员对着话筒讲话，各车厢响起了同样的声音：
“各车厢注意了、各车厢注意了，现在有紧急任务，凡是医生的同志速到八号车厢医务室报到为一名知青接生，凡是多带棉花棉纱奶瓶的同志伸出革命友情之手……”
整个列车欢腾了，许多知青叫嚷着拥来被几个女知青推开，他们高叫是知青代表看望我们的后代。那时我没生下飞鹏，肚子疼痛的时间越来越快，我痛苦地叫着额头泌出了汗。医生们来了，没有妇产科医生只有二名内科医生。她们用知青的被子围成了接生台，由乘警和知青代表组成的保安小组在外阻挡着探望的知青们。外面的乱嚷声平静了，他们在为我们母子担忧祈祷。二位内科医生对我进行了全面检查，说胎位不正，对列车长说最好和前面的车站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车联系好医院。
“还有多长时间孩子能生下来？”
“一个小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