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年代是个特别的年代。
春秋历史就在这个时代结束了，春秋经书的编纂者孔子，伟大的先哲也在这个年代去世了。
而历史并没有因为“春秋”的结束和孔子的离世而陷于停顿，反而在“春秋时期”所酝酿的各种矛盾中，开始成熟、发酵和爆发。
以晋国的赵、魏、韩、三家分晋为标志，以新兴的南方强国吴国的灭亡为节点，春秋社会出现的新的形态，一直在“春秋”时期默默无闻老秦人的秦国，却明显的显示出东进的意图，就像是一直独秀的花朵，绽然开放，最终成为了统一六国独领风骚的帝国，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始皇帝。
《春秋》本书的经书，到鲁哀公十六年时，孔子去世的那一刻，便戛然而止。之后以《左传》的记录，单独的开始叙事，一直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全书结束。
所以说，这个年代的特色就是由两部分组成：
前一个阶段（哀公十六年前），我们仍然继续可以“捧着《左传》品《春秋》”，但是到了后一个阶段（哀公十六年后），就只能是捧着《左传》读“左传”了，好在这段时间仅有11年而已。
当然，在介绍“三家分晋”的故事前，留在上个时代结尾的“吴越争霸”的故事还需要有个结尾，我们就先把这个结尾介绍完毕，然后再着重从“三家分晋”的故事开始说起，直到本书的结束为止。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春天。
时刻不忘父仇，闭关苦练三年的吴王夫差，在“夫椒”一举击败了越王勾践的部队，这个“夫椒”大约就在绍兴地区。于是吴国军队开始深入越国境内，越王勾践只好带着五千个披着战甲，拿着盾牌的精锐士兵，坚守的现在绍兴的会稽山上，继续抵抗着吴国的进攻。
可见，针对越国来说，能够“披着战甲、拿着盾牌”的士兵，已经是越国装备最优良的部队了，越国当时的经济和实力状况的囧魄，显而易见。越国继续战斗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精锐已经被围困在山区，早晚都是失败。摆在越国面前的是：到底是抵抗至死，还是暂时委曲求全，以图后报，这也是越王勾践开始考虑的生存大问题了。
此时，越国的大夫文种向越王勾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越国不能主动迎战。因为吴国的实力，远远的高于我们。人家还有伍子胥、孙武那样的著名人物，他们多年和楚军征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很少打过败仗。
我听说，吴国士兵，只要有一个人善于射箭，就会有一百个士兵，套上射箭的扳指和护具，去效仿他，我们现在没有战胜吴国的必胜把握。
如果我们要进攻吴国，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十足的把握，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是白白的牺牲士兵的生命。
我们现在有个有利的态势，就是这五千个士兵作为底牌，吴军即便是要战胜我们，恐怕也要耗费一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王牌。
所以，不如我们用谦卑的言辞向吴国求和，让吴国欢喜，让刚上任的吴王夫差，称霸的心态膨胀。如果是老天爷帮助我们，吴国肯定会答应越国的求和，等到吴国想要称霸而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被拖的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越国就可以很轻松的收拾残局，到那个时候，吴国就是我们的盘中餐了。
即便是，吴国就是不答应我们的和平建议，到那个时候在拼命也来得及。”
文中的意思就是有一点的希望，也要尝试，不要冲动的拼命，隐忍下去，才能有翻盘的机会。
越王勾践感到这个建议很对，就派了文种通过吴国的大夫伯嚭的关系，向吴王传递信息，并请求求和罢战。
当然，越国的话说的很漂亮：
“吴国的大王：
我们越王，一直是对吴国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想法，上次因为两国的边境小冲突，给吴国造成的损失，这是我们一直不安心的事情，之后，越国就严肃的处理当时的参与的人员。
现在，吴国没有体察到越王的这个忠心，盛怒之下，发兵准备消灭越国。可是我们越国，本来就是一个向吴国进贡朝拜的，类似于吴国一个城邑一样的附庸国家，有了错误和问题，吴王完全可以用鞭子教训我们。
但是现在，吴国却像是对付仇敌一样的来讨伐消灭我们，这是吴国的屈尊，也是很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有损于吴王的威风。
因此，我们越往勾践，坚决要求给你他一个机会，来真诚的服侍吴王，我们决定送上一个嫡亲的女儿，为吴王铺床叠被，打扫卫生；再送上一个嫡亲的儿子，让他给吴王端茶倒水，跟班听令，服侍吴王；我们越国还准备每年向吴国奉献贡品，用不懈的努力，来充实吴国的仓库。
俗话说的好：狐狸埋的好东西，只能是狐狸才能挖出来，如果杀掉了狐狸，只是得到一张好皮子而已。
越国就是吴国豢养的狐狸，天下人都知道，现在吴国却要消灭越国，这难道不是没有更大的功效吗？也会让天下人都不信服。”
这个话说的太漂亮了。
吴王夫差听到这一番话，真的很是受用，浑身舒服，就准备要同意。
但是，他身边的大臣伍子胥却说：
“不行，我听说“建立好的德行，需要不断的培植才行，去除毒害的东西，最好的就是斩草除根”。
如果现在不趁着这个机会消灭越国，等着他慢慢的壮大，吴国就很难在轻易的制服他了，这个勾践很厉害，能够亲善爱民，善于施舍，越国和吴国同时居住在一块土地上，却是世代的仇敌，在这种情况下，仅是攻克，而不去占有，这就是让他继续生存下去，老天爷既然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不去加以利用，这就是违背的天意，而让敌人不断的壮大，如果是这个样子干革命，肯定是不行的。”
吴王夫差也觉着伍子胥说的很对，两下都对，听谁的？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单独的找来伯嚭询问意见，这个伯嚭早已经接受了越国文种的贿赂，想帮着越国说好话，于是就对吴王说：
“伍子胥这个人，是明于一时之计，不通于安邦定国之道，还是希望大王能够扣押勾践，不要拘谨于众位小臣的瞎搀和，你就定了。”
之前我们已经说了，当时春秋的环境主要还是王霸为主，灭国为辅，提倡的是镇抚诸侯，成为霸主，而不是一个个的灭国，所以，吴王夫差决定不听伍子胥的建议，同意越国的和平建议。
吴国同意越国投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