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死则国生
导致宜昌沦陷的枣宜会战之败，败在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统帅部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中国军队主动对日军发动的冬季攻势和攻取南宁昆仑关之役，给予日军极大打击，使骄狂的日军猛然意识到在淞沪、武汉大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的中国，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
日军大本营认为，必须给予中国以更加沉重的军事打击，才能尽快从中国拔出脚来，对强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作出有力反应。四月七日，继冈村宁次担任华中方面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原关东军第七师团长圆部和一郎中将，拿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大纲。圆部认为，中国第五战区包围着武汉的部队共有五十个师，其主力部署于鄂西北的汉水两岸地区，进攻宜昌，可给第五战区以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仅有四百八十公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克宜昌，可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
但是，对于是否长期占领宜昌，直到本次战役打响，大本营的意见也并未达成一致。
圆部为隐蔽其战役企图，牵制迷惑对手，各师团在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前，均大肆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后即返回原防地，使中国军队放松第二阶段作战的准备，并制造假命令，故意使中国军队视为重要情报，落入其圈套。为达成此次作战任务，第十一军所属七个师团、四个旅团仅留小部兵力留置防地担任守备，尽可能多地抽出主力投入到本次进攻作战。中国派遣军也从长江下游第十三军所属的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各抽调一个支队（相当于联队）共七个大队配属给第十一军。此外，还有第三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一遣华舰队及第二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参战兵力达到二十万人。
这样，枣宜会战就成了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二十万日军兵分数路，杀气腾腾向着由李宗仁将军挂帅的第五战区防线扑来。
日本人的谋略奏效了，蒋介石主掌的军事委员会果然中计，如敌所愿地判断日军大举西进的战略目的并不在于占领宜昌和襄、樊，而是要寻歼我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然后即行回撤，恢复战前态势，如同一年前的随枣会战一样。
就像中国军队打的诸多战役一样，战役的指导方针均不由前线指挥员作出，而是出自远离前线的蒋介石与其幕僚之手。这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在此后的战役中，这种重大弊端还会层出不穷，接二连三。
蒋介石在对敌情进行一番分析后，运筹帷幄，果断命令李宗仁等将领不要消极待敌，而应以一部兵力积极展开进攻行动，争取先机，袭扰日军后方，牵制与破坏日军西进。并将主力置于汉水以东至大洪山一带，伺机歼击西进和东退之敌。
一场激战，就此展开。
鄂西北大地上，炮声隆隆，战车轰鸣，杀声震天动地。
双方激战至第五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指出各路日军“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布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可以推见。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
中国最高统帅的命令，真不知建立在何方情报之上。
此时战场形势，恰与蒋之想象，截然相反。
五月十二日，全面激战爆发，日军以两个师团猛击张自忠指挥的右兵团留在河东的五个师，张部立即陷入苦战……
每年五月十六日，已成中华英烈张自忠将军的祭日。
贵为国军上将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原本完全可以不死。
“七七”事变，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兵败北平南苑，佟麟阁、赵登禹血色千秋。蒋介石急派孙连仲将军挥兵驰援，却遭宋哲元坚决拒之。为何如此？原来，宋哲元竟然害怕蒋介石乘火打劫，借机吃掉他，宁愿独自和日军硬扛，也绝不同意中央军进入他控制的平津地区救他。宋在高级军事会议上的一句大实话，便让所有部属哑口无语：“中央军要趁这个好机会进了平津，等到把日本人打跑了，他们赖在这里不走，这平津、华北，还是我们的吗？”
姓宋的到底是个打着抗日旗帜的小军阀，关键时刻，小集团利益一叶障目，什么国家、民族大义全抛到了九霄云外。结果，害得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孤军作战，抡着大刀片与坦克装甲车血拼，士兵们勇则勇矣，当官的自私、愚蠢也达至极点！
南苑终于在激战两天两夜后，陷于日军之手。
这时心急如焚的蒋介石再次频频来电，催促宋哲元尽快移军保定，宋仍然置之不理。蒋无奈，旋派熊斌、高传珠前往北平充当说客，宋仍抗命不遵。
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在他北平武衣库私宅，再次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宋对众将领说：“不去保定，看来是不行了，草字头也在不断逼我。走，我决定了。可是，离开北平之前，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和日本人周旋，能把局势缓和一下更好。我知道，这个任务必须忍辱负重，还要遭国民的误会，是相当艰巨的，请大家考虑，谁来挑这副千斤重担？”
众人谁也不吭声。
宋哲元只好点将，他先点副军长秦德纯的名。和日本人打过太多交道的秦德纯，深知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宋哲元白了秦德纯一眼，于是将眼睛移到了张自忠脸上，说：“还有个方案，那就是荩忱（张自忠字）留下。”张自忠一听点着自己了，也表示不干。宋哲元火了，摘下帽子往桌上重重一挞：“你们平时要求下面官兵令出必行，为啥我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在你们面前说话就只当放屁！”他说这话时也没来得及想想，他是如何对待蒋介石这位最高统帅的命令的。
秦德纯苦笑了一下，把脸移向一边。
张自忠脸上挂不住了，赶紧说：“若从本意讲，我是绝对不愿意留下来的。不过，既然军座这么决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留下就是。但是，当下是战是和都成问题，你们全都带着部队走了，唯独留下我和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都懂，可关乎气节名誉，恐怕一时不能为国人所理解，还请委员长以后为我剖白。”
宋哲元怒道：“什么气节名誉！牛胯扯马胯。北平能打吗？这城里有多少宝贝？把紫禁城、颐和园统统打烂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毁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就算我们能把日本人撵跑，也是个千古罪人，祖宗八代都会被国人骂死。若是为了保护这些宝贝不受破坏，就这样把北平拱手让给日本人，等将来全面把日本人打败后再收回这座古都，现在我们就会被国人骂死。”
秦德纯说：“明白了吧？留下，就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宋哲元说：“我请你张自忠留下来，就是和日本人谈判，尽量争取北平不受大的破坏。”
张说：“我尽力而为吧。”
散会后，宋又单独把张留下来，研究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事安排，并决定把独立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三十九旅阮玄武部留下来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
张自忠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最后，他提出：“你把这么大个摊子交给我，总得给我留下几个字吧。”
宋明白张的意思，马上提笔写下手谕：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
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
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末尾，当然得留下自己的大名——他明白张自忠要的也是这个。
“七七”事变爆发后，惧蒋远甚于惧日的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上层对日本政府仍然抱有幻想，企图利用日军的行动来巩固自己在河北平津地区的军阀统治，于是断然拒绝蒋介石派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保存实力，主动向保定、张家口、南口一带退却。
当夜十时，宋哲元从武文库私邸乘车出西直门，悄然前往保定。
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临别时张自忠握着秦德纯的手，百感交织地说：“卢沟桥枪炮一响，你和宋长官成了民族英雄，我怕得成汉奸了。”
秦德纯安慰他：“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变数大得很。俗话说，盖棺才能定论嘛。”
北平的老百姓见中国军队一窝蜂跑了，只留下个张自忠和日本人打交道，而这个姓张的一上任，就把北平城里的大汉奸江朝宗、潘毓桂、陈觉生等全请进了政务委员会，于是对张自忠痛加辱骂，怒斥他是当代的张邦昌、吴三桂。
本来，两国交兵，吃了亏那就换个地方再接着打，没啥了不起！可从没听说咱自己的军队打了败仗，还留下个高级将领和日本强盗交涉如何交接北平政权的事。
报上把这内幕一披露，全国顿时舆论哗然，躲在后台摇鹅毛扇的宋哲元一点事没有，所有的屎盆子，全扣在了在前台粉墨登场唱主角的张自忠头上。
不消多时，张自忠便成了全国民众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张自忠能被宋哲元委以重任，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也真心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消解这场双方已经迸出火星的战争。他刚去日本考察回来不久，他比一般中国将领更清楚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军队的实力，倘若战火一开，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必将生灵涂炭，毁于战火！
因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代表冈村宁次前去芷江洽降而名扬中国的三井武夫，那时担任北平武官，直接与张自忠谈判。
作为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怎么样看待张自忠的呢？
温厚而目光远大的张自忠在冀察军内很有威望，曾于当年春天偕同张允荣由天津军部冢田中佐做向导去日本考察，这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实力。故传说他和冀察军内的其他要人不同，能认识到与日军合作的必要。因此他虽在病中，还一致选他为日华谈判中的主要代表。[10]
今井武夫这样的评价对张自忠可不怎么样。
这个大特务头子还一针见血地谈到了宋哲元为何坚持和日本军队谈判的深层原因。
冀察军曾是拥戴冯玉祥为军长的旧西北军的残部，自从冯反蒋战争失败屈服于国民政府后，被编入国民政府军的，一向被当作杂牌军看待，被安置守备热河、察哈尔等边境，长期不受重视，心怀不满。
然而，这次想不到，根据《何梅协定》，时来运转，开到平津繁华地区，掌握了军政大权，部队也享受到从未有过的经济上的宽裕。是值得讴歌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幸运。因此，万一在这时候日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他们深深懂得马上就会被赶到其他地区，从幸运的宝座上滑下来。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本身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11]
宋哲元撤离北平时，给张自忠留下了两支武装，一支是独立三十九旅，一支是独立二十七旅。
谁知宋哲元前脚刚走，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后脚马上和日军勾结，突然来了个里应外合，于七月三十一日解除了独立三十九旅的武装。
单是一个三十九旅就有五千多条步枪，两百多挺轻重机枪，八门山炮和迫击炮，六千多人，一枪未发，就乖乖交给了日本人。
张自忠闻报，急火攻心，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甩碗撂碟拍桌子，却又无力回天。
难受的日子这才刚刚开始，紧跟着，日本人就整天上门逼着张自忠通电反蒋，共同反共。
张自忠的态度是：让我和你们日本人一起通电反蒋，还不如一刀砍了我！
八月六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这就是撂挑子了，公开向日本人表明态度：这事就到此为止吧，咱二十九军和你们没啥可谈的了，都去战场上见高低吧！
八月八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
五千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
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这时候，撤到保定的宋哲元和留守北平的张自忠才意识到和谈是着了日本人的招儿，他们全都上了日本人的当！他们和日本人所签的《香月和谈》，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空白纸片。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打算兑现，日本人不但没有撤军，而且大批的军队已经赶到了北平。
华北上空，现在飘扬的已经是日军的膏药旗了。
张自忠将军的痛苦、悲愤无法言表，他甘愿冒着被全国人民唾骂，甘愿冒着被戴笠的军统特务刺杀的危险，留下来与日本人寻求和谈，没想到不但没有争取到和谈的结果，而且名义上归他指挥的独立三十九旅还整个儿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让不知内情的人看上去，确实也就和阮玄武那样货真价实的汉奸，没啥区别了。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派副官周宝衡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周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以产阿胶出名的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师下辖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一一四旅旅长董长堂等将领得知师长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领弟兄们抗战。
黄维纲更是急切地向周宝衡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四百便衣到北平城外迎接他。”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九月三日凌晨，张自忠一身工人装束，在美国友人福开森、爱国商人赵子青和部属的帮助下，终于成功地避开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逃出北平，潜往天津。
张自忠随即通过二十九军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向宋哲元报告了留平情况和抵津经过。
晚八时许，他回到英租界六十六号家中，与家人告别。
夫人李敏慧是在七月二十号之前携子女到天津的。张家是个大家庭，张自忠的弟弟张自明一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张自忠脱险归来，家人见面却相对无言，气氛十分凝重。
两个钟头后，张自忠即与家人告别，踏上了南下之路。
自小在张自忠家长大的亲侄女张廉云回忆说：“十点钟左右，伯父要动身走了，我们怕被人发觉，只送到楼下，没敢出大门，伯父高瘦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里。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伯父这一走，同全家竟成永诀！”
一路上均有部下和友人接应，张自忠离开天津后，经青岛、烟台辗转前往济南。
十三日路经潍县时，当地驻军首领为韩复榘部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
李早年曾在张自忠的学兵大队受训，后分至韩复榘部任职，连获擢升，成为韩部最年轻的师长。
老长官驾到，他自然得尽地主之谊。
然而在酒宴上，李汉章敬酒时一脸痛惜，以讥讽的口吻说道：“以前你来学兵大队训话，要我们多读圣贤之书，你自己都学了些什么呢？”
一位部下竟然敢当众羞辱自己，这大大地伤害了张自忠的自尊心，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来日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于天下！”
随即拂袖而去，弄得接风宴不欢而散。
午后时分，张自忠抵达济南，连老袍泽韩复榘也一反常态，没有派人到车站迎接。
当张自忠来到韩复榘的私邸，副官跑进屋去向韩报告时，韩却故意扯着嗓子大声呵斥：“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来见我干啥？”
张自忠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大步进屋，对韩说：“向方（韩复榘字）休要动怒，我给你看个东西。”说着，掏出了宋哲元写给他的手令。
韩复榘一看，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感慨万端地说道：“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满天下人都错怪你了，明轩（宋哲元字）怎么弄了这么大一口黑锅让你背啊？”
同情归同情，不过，韩复榘清楚当下已成全国焦点人物的张自忠的去留不是他这个山东省主席能够决定的，他当即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办法。
蒋下令将张押送南京。
韩复榘将电话记录出示于张，说：“事情麻烦了，草字头令我把你押送南京，你说怎么办？”
张自忠气极怒极却又无可奈何，说：“那你就看着办吧。”
韩复榘沉吟片刻，豪爽说道：“我不尿草字头那一壶，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弟兄。这样吧，我就在草字头面前先替你请个假，就说你身体不适，暂留在济南治病，过两天冯先生要来济南，怎么办，由他来拿主意。”
话说得好听，不过，韩复榘暗地里也对张用了点心思，他知道张的老部队三十八师此时就驻扎在济定、平阴一带，稍不小心，有可能弄出点麻烦来。为此，他让省府委员张钺与张自忠同吃同住，名曰陪同，实为监视张的动作。
张自忠自然懂得个中奥妙，但韩复榘能这样对待自己这样一个“通天钦犯”，已足以让他感激涕零了。
此时的媒体上，张自忠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如九月二十八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就登出一篇《勉北方军人》，点名对张自忠进行严厉谴责。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沪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被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南京的《国闻周报》四十三期上也刊文挖苦张自忠：
使当局和战不决的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笔注：指张自忠代理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的瘾，却拘束地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而在此期间，第二十九军撤到保定后不久，又奉军委会之命开往唐官屯—马厂一线，担任津浦线防务。
这时，宋哲元因平津丢在自己手中，担心南京方面怪罪，心情恶劣，常发脾气。
可宋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非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对他来了个加官晋爵，将第二十九军扩编为国军第一集团军，任命宋为总司令。
蒋介石对宋的宽容和优渥，引起二十九军内部的种种猜测。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对宋的信任和重用，恰恰相反，蒋这么做，是因为宋哲元手中此时仍握有数万大军，若是惹恼了他，难免发生意外。
等到蒋介石腾过手来，宋哲元的厄运也就临头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老蒋一纸命令，首先裁掉了第一集团军，失去军权的宋哲元立即被悬在了空中，只给他留下个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空名头。该六战区司令长官始而由蒋介石自兼，继而交给了程潜。
由于受到蒋如此直截了当的排挤、打击，再加上对于平津失守、华北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担心蒋不会就此放过自己。
做了三个月的空头副司令，宋哲元终日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挨到这年七月，索性辞去副司令长官一职，从此解甲归田。
蒋介石连装模作样的挽留也不曾有，可见对宋积怨之深，让这年不过五十稍出头，正值年富力强的宋哲元在后方安心养病。
宋时而衡山，时而阳朔，时而重庆南温泉，巡游江湖，寒居深山，最终落脚于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且远离战火的九里三分锦官城。
像宋哲元这类军阀出身的高级将领，大都有个规律，只要手握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便豪气干云，气吞山河如虎，一旦被摘掉兵权，便犹如丢掉了三魂六魄，没病也会怄出病来。
何况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一身零件都磨损得差不多了，还能没点儿三病两痛的？
在成都过了一段郁郁寡欢、清汤寡水的冷清日子，宋哲元果真忧郁成疾，直觉得周身上下都不对头了。中医西医联翩上门，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银子花得像泼水，病却是愈发地沉重了。
被尊为成都“五老七贤”之列的四川过气大军阀熊克武，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为四川省最高统治者。一九二五年四五月间，雄心勃勃，率三万川军万里长征奔向革命圣地广州城，原以为众望所归，会由他来统帅北伐军出征，却不料着了蒋介石的阴招，蒋设下鸿门宴，夺去熊的兵权，并将熊关押于虎门炮台，最终靠着孙中山逝世前给他的一封信函，才大难不死，逃出生天。
回川后，熊便归隐林下，跳出三界，烧香礼佛，含饴弄孙。
一日，熊克武登门探望宋哲元，直言老友杀生太多，即便灵丹妙药，也是枉然，唯求菩萨禳解，方可得己超度。
老军阀的劝导果真起了作用，早已万念俱灰看破红尘的宋军阀，经熊老军阀引荐，很快成了成都著名古刹昭觉寺的一名挂单居士，整日里磕头烧香，诵经礼佛。
宋哲元此时的病，只有蒋介石能治，可蒋偏偏又舍不得给他看病开药。整日里佛卷青灯，哪能灭得了老将军的勃勃雄心？
中医说怄气伤肝，日子一久，宋哲元的肝上果真出了问题。继而又患上了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弄得他半身麻痹。
在风景如画，百食精致的锦官城颐养天年一段时间后，宋哲元的思乡之情却不可遏止地汹涌澎湃，竟有了叶落归根的想法。
可这时他的家乡山东全省落入日本人手中，桑梓之地乐陵是没法回了，于是他决定去西安继续养病。
他是北方人，过去多年在陕西征战，天府之国甲天下的青山绿水，哪能及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大漠烟云？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安的水土较之成都，更适合他。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宋哲元启程赴陕。
同样的季节，成都还是花团锦簇，鸟语花香，一过秦岭便不得了，雪压荒原，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虽说有汽车代步，却难敌山中风寒。一行人车马劳顿，还未到得宝鸡，便端地觉得冷不可挡。
夫人长淑青整日耳边聒噪，把那陕西，糟蹋得如同十八层地狱一般，天府之国，自然在她口中就成了天上人间。
长淑青是四川绵阳人，顺带把自己家乡，也渲染得如同世外桃源。
宋哲元禁不住枕边攻势，只好遵照夫人意思，退回绵阳，待到天气暖和些再重越秦岭。
宋哲元岭上岭下，来回折腾，一回到绵阳，就没法走了。四月五日，大将军竟借得绵阳一方宝地，抱恨而终，驾鹤西去矣！
宋将军死前不得志，死后倒倍极哀荣，着实风光了一把。
国民政府追升他为一级上将，遗体安葬于绵阳富乐山顶，并为其立一座高大的“神道碑”。
蒋介石赠“天地正气”挽幛，又送挽联：“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
军队和枪杆子不能给，一副挽联，蒋还是给得起的。
何况此类事情有陈布雷代劳，又不需要他动脑子。
说罢宋哲元在人生大舞台上的凄凉谢幕，回头再说同样正在走麦城的张自忠。
在这次扩军中，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也被扩编为国军第五十九军，下辖第三十八、第一八〇两个师，由老部下黄维纲和刘振三分任师长，军长则暂由宋哲元兼，实则是把军长的位置给张自忠留着。
九月十五日，冯玉祥抵达济南，张自忠与韩复榘一同前去火车站迎接。
当他看到冯玉祥从专列上下来，便快步迎上，与冯紧紧握手。
冯玉祥见他面容憔悴，开门见山地说：“荩忱，你的情况我已知道，你先在向方这里住着。”
一旁的韩复榘赶紧说：“求先生为张自忠写一封信给蒋先生，先把荩忱头上的罪名洗脱才是紧要之事。”
冯玉祥说：“很好，你们的事，凡我能做的，我一定当仁不让。”说罢，当场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冯和蒋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要蒋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心胸辽阔，尽量赦免人的罪过，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最好还是让他回去带兵打仗，他一定能恪尽本分。
冯玉祥的这封致蒋介石的信让张自忠的心情踏实了许多。
从车站归来，他立即提笔给旧部将领李致远写了一封信：
致远我弟如晤：此次战事发生，我全体患难手足均以国家民族观念为重，奋勇杀敌，不惜牺牲，此中艰难困苦情形不言而喻。诸弟兄忠诚报国，无日不在念中。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即刻赴南京谒委员长面禀一切。在此期间，务望诸弟兄努力抗战，毋庸悬念。抑有言者，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亦颇有不能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抱爱国热忱，际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不以忠言为河汉也。务望服从命令，拼命杀敌为盼，此颂戎祺，并祝胜利！
小兄自忠拜启 九·一五[12]
第五十九军将领得知张自忠此时正在济南，纷纷派人前来请他归队，率领全军参加抗战。
但宋哲元通过秦德纯嘱张自忠“万不可先到部队，招致物议”。
张本人也认为，奉命留平与敌周旋一事，早已闹得天下沸沸扬扬，不向中央报告就贸然回军带兵，也的确不妥。
再说，既然代人受过，就要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因而决计赴宁请示一切。
张自忠内心非常清楚，在舆论汹汹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凶多吉少，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甚至还有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可能。
许多朋友都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冒险南下。
一位挚友送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是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张自忠自然明白其中含意，但还是坦然表示：“纵然是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刑，我也决心要去。”
为了探寻南京方面对张自忠的态度，动身之前，张自忠的上司秦德纯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我奉宋总司令命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唯各方谣诼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
旋得何之复电：“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一切负责。”
十月七日，在秦德纯、张钺的陪同下，张自忠启程前往南京。
列车在徐州停车时，有三十多名青年学生涌到头等车厢门前，嚷嚷着要上车抓大汉奸张自忠。
秦德纯不慌不忙地请四名学生代表上车谈话，并允许他们搜查。
学生代表们遂在头等车厢里四处搜寻，却终未见张自忠身影，只好悻悻下车而去。
原来，秦德纯十分小心老到，为防途中出现不测，他与张钺坐头等车厢，却将张自忠和两名便衣卫士安排到拥挤嘈杂的三等车厢里，张因此躲过一劫。
张自忠千里迢迢来到南京，两次晋谒蒋介石。
蒋面对汹汹舆情，一会儿当面对张自忠说：“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一会儿又对前来替张打探消息的秦德纯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我看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让他先在南京安心保养一段时间，避免与外人往来为好。”
此时淞沪战事正酣，中日双方一百多万大军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厮杀。
张自忠作为职业军人，与战场近在咫尺，却不能披甲上阵，为国效力，却被最高领袖冷落一旁，其心之苦，可以想见。
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量，立即以宋哲元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批准张自忠归队。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蒋不给任何音信。
而此时京沪舆论，仍然一边倒地指责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中央严予惩办，以儆效尤。
南京街头，甚至出现多幅公开点名骂张自忠为大汉奸的标语。
群情汹汹，张氏百喙莫辩。
就连军委会中，也有人主张对张进行军法会审。
更有不逞之徒，想趁机收编张的部队，而在中央推波助澜。
张自忠万念俱灰，竟自暴自弃，整日靠鸦片来减轻压力。
张克侠到南京办事，前去看望张自忠，对老友表示了真诚的关心。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往见荩忱师长，其貌憔悴，心绪不佳，闻已染嗜好，诚为可叹，宴安鸩毒真不虚矣。余勉以自重自珍，来日方长，是非可明，彼有惜别之意。良将难求，余当助之。[13]
张自忠几经周折从北京逃跑出来却四处碰壁谁也不给他好脸色。就在他即将沉沦下去的时候，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出现，顷刻间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时李宗仁刚抵南京，听说了张自忠的事后，便向西北军中张的旧同事了解张之为人，听到的却几乎都是为张鸣不平的。特别是第五战区执法分监，张自忠的老袍泽黄建平，更是竭力替张辩护，说张素重民族大义，为人有古之侠士之风，治军严明，指挥作战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猛将，断不会当汉奸。李宗仁听到这些话后，颇为张氏惋惜。
一次，他特地派人去请张自忠前来一叙。
孰知张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
后经李诚恳邀请，他才前来。
在李宗仁面前，张简直不敢抬头。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是说：“个人冒险来京，待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立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效国家。”[14]
李宗仁深为张自忠那种燕赵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所感动，决心帮他一下，始而找何应钦，继而找蒋介石面谈张自忠事，竭力替张剖白，说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决不是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当让他回去带兵。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张部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
蒋沉思片刻，遂说：“好罢，那就让他回去好了。”
说毕，立即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到河南，带好自己的部队。
张自忠离京返任前，特意去向李宗仁致谢道别，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之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报效国家，以报知遇。”言出至诚，激动而凄婉。言毕，彼此互道珍重而别。
时任第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四团团长的张宗衡晚年回忆说：“有一天，大家刚刚吃晚饭，突然吹号集合部队，宋哲元带着张自忠回来了。大家突然看到老师长，激动万分。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五十九军军长未派人，就是专门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做你们的军长。’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先总理说，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一听这话，都哭了。自打这以后，就经常从张自忠口中听到‘死’字，而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
张自忠能返战场，死，成了他最好的归宿——生命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简直轻如鸿毛，他急欲向全国军民证明他的气节、他的尊严和一个中国军人的荣誉！
张自忠复出后打的第一个“正名仗”是在临沂。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意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守卫滕县的是川军将领王铭章的一二二师，最终全师官兵跟随王师长血战成仁。而风头被滕县压过而鲜为人知的临沂之战，不仅极为惨烈，而且还打出了一段极其感人的铁血佳话。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
庞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崇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实际上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远不及中央军的一个军。
庞年逾花甲，多历戎行，经验丰富。抗战前的内战时期，便以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人极圆滑，为一典型的“不倒翁”人物。凡和庞打交道或并肩作战的友军，对其莫不存有戒心。
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庞氏的优点也很突出，他能与士卒共甘苦，廉洁爱民，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对他忠心耿耿，能与他生死与共，官兵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会潜返归队。所以庞部能在这么多年的军阀混战中起伏颠簸，遭人歧视而不坠。
庞的军团刚一编入第五战区序列，他就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赶到徐州长官司令部“拜码头”，对李长官执礼甚恭到了唯唯诺诺的地步。
李宗仁久闻其名，因庞氏年长资深，所以于百忙之中破格优礼以待。
二人的谈话，颇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李宗仁：“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老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而言，我是司令长官，以私交而言，你我实是如兄弟般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庞炳勋：“说得对，说得对！李长官能拿我当老大哥看待，庞某只有一句话，李长官指向哪里，庞某就打向哪里，绝无懈怠。”
李宗仁：“我们都是丘八出身，在内战里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势逼人，都被迫在内战这个大旋涡里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段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庞炳勋：“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是一辈子的荣幸。天日在上，万死不辞。请长官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鬼子血拼到底！”
军人靠的就是一股气，有了这股气，绵羊也可以变成老虎。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板垣师团在炮兵和骑兵的配合下，向临沂县城守军发起进攻。在临沂城墙上挡住被誉为“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去路的，正是庞炳勋率领的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杂牌军部队。
日军接连数天数夜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国家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象不到一支最为精锐的日军，竟然受重挫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军”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喝彩之声四起。
板垣征四郎大失颜面，恼羞成怒，督战尤急。
由于实力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抄起电话，命令刚刚从河南赶到的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火速驰援。张自忠一听电话便愣住了，因为军令部命五十九军加入第五战区序列，急驰淮河前线，是增援于学忠部的。接到命令，张自忠大喜过望，急欲在李宗仁手下表现一番，从大处讲保土卫国，从个人感情而言则是以此来报答李的大恩大德。不料风尘仆仆赶到，李宗仁却命他去增援庞炳勋。而李宗仁恰恰不知，他与庞之间过去结下的仇恨有多深！
说起来，他二人都还是冯玉祥手下排得上号的大将，袍泽之谊，亲如兄弟。不料后来在中原大战中，庞氏受蒋介石的暗中收买而在战场上倒戈反冯，且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部，连张也差点儿命丧黄泉。所以张自忠认为庞不仁不义，发誓此仇不报，决不罢休。这次他接到命令加入第五战区序列时，便打电话告诉六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诉此苦衷，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决死一拼，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分在同一战场。
因庞资望比张还高，若二人在同一战场，张必然受庞指挥，故张先打招呼，以免到时候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李宗仁不明就里，见庞炳勋势危，遂命令张自忠火速救援。等他打完电话，徐参谋长才将实情告之于他。
李一听，马上派车将张自忠接到长官部，诚恳对张言道：“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已经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往的内战，无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眼下正在临沂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能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前嫌。我今天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必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张自忠闻言，不假思索回道：“自忠绝对服从庞军团长命令，请长官放心！”
一对老冤家，竟然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摈弃个人恩怨，携起手来，同心协力，里应外合，在临沂城下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胜仗！
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
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
庞军团长得知张自忠为救自己不惜血本，感动得眼泪鼻涕一大把，哭得都没人样了。
经过三天鏖战，日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张自忠不仅解了庞军团之围，而且和庞炳勋连起手来，相继收复了蒙阴、莒县。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张自忠和庞炳勋两部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与敌血战十日，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周旋。
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四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敌不下四千人。其中二月的京山之役战绩尤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张自忠统一指挥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编成的右兵团参加冬季攻势。十二日，随着张自忠一声令下，右兵团数万大军一齐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势，枪炮在呼号的寒风中轰鸣，声震山河。经过八昼夜血战，黄维纲的三十八师终于攻克罗家陡坡北面的曾家大包。随后，又在王家台子一带杀伤日军一千五百多人。
在指挥部队展开正面进攻的同时，张自忠还策划了一次奇袭行动。命一三二师三九五团（团长任廷材）并配属三九四团一个营，对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三旅团旅团部实施夜袭。此战，张部以伤亡三百八十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才运完。但这时日军第十三师团却向汉宜公路突然发起了反攻，郭忏之江北兵团伤亡惨重，于二十二日撤回汉水西岸。这样一来，右兵团马上陷入了孤军苦战时境地。
日军得以将兵力集中，攻击我右兵团。我军各路出击部队纷纷告急，要求后撤。
但张自忠不为所动，他在电话中对要求撤退的部将说：“来电总说牺牲惨重，营长以上的官长阵亡了几个？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至。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机，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的弟兄。希望你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斩！”
官兵们咬牙坚持，在长寿店南北之线与敌鏖战。张自忠适时将总预备队第八十四军投入战斗，基本稳定了战线。此后应援右兵团的第七十五军和第五十五师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到达前线。
二月十四日，张自忠下令反攻，日军抵挡不住，向东南溃退，国军跟踪追杀，斩获甚众。这次全国性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军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据统计，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歼敌三万零八千零四人，俘敌三十六名，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张自忠之右兵团战绩居首，歼敌一万余人。
在后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堪为各战场之模范。”
仅一个月后，日军又发起了春季攻势，日军攻击的重点是襄樊，由于攻势猛烈，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难以招架，纷纷后撤，很快丢失了襄樊。这时守备汉水西岸的张自忠看到日军主力到了襄樊，后方空虚，有机可乘，决心转移攻势，果断命令所指挥的两个集团军全线出击，并亲自率领三十三集团军主力跨过汉水东岸，向日军侧背猛攻。日军后方感到重大威胁，出乎其意料之外，不得已放弃襄樊，退守随县一带。
这次战役能迅速扭转败局，张自忠立下头功。但是在日军方面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目的在于摸清地形和李宗仁第五战区的作战部署。
经此连番血战，创下累累战功，不久前还是千夫所指的张自忠的大名又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成为了人人敬仰的中国军人的正面形象。
连番血战，创下累累战功的张自忠面对媒体赞颂未感到丝毫安慰，相反，他却陷入到更深沉的痛苦之中。自复出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带兵作战，太知道中国军队的弊端在什么地方，却又无能力解决。自“七七”事变到现在，中国军队除了前一年的冬季攻势系主动的战略性进攻作战，其余均是防守反击，日军的胜利已经成为常态，而我军极难得的胜利也无一不是惨胜。
我军的胜利不在于歼灭了多少敌人，牺牲了多少自家官兵，而在于敌人的战役目的是否达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血战不退，守住了阵地与城池，杀敌八百自损三千亦算胜利！几乎在每一次战役中，日军的突击部队都会以虎入羊群般的气势攻城略地，随心所欲地把中国军队在战前吹嘘得固若金汤的防线犹如砍瓜切菜般剁成碎块。
在战场上，国军官兵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凄惨场面早已是常演常新，屡见不鲜！而往往这样的场面出现在重庆的报纸上，就变成了“我军连日血战，已成功突破敌军包围，正大踏步向某地转进”，或“我军果断跳出外线，集结力量，将于近期对敌发起反攻”。
张自忠出任右兵团总司令后，表面看来，兵多将广，队伍庞大。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一者防区辽阔，各军分散布防，联络不畅，多数情况下都是各自为战；二者他出自杂牌军，临时编入右兵团的中央嫡系部队的将领们他指挥起来心存顾忌，甚至还有黄埔出身的将领认为张如今能坐到这个位置上，不过是委员长心胸宽厚，让他军前赎罪，戴罪立功罢了。
所以张的命令，很难贯彻下去。
这样一来，他所能依靠的基本力量，只有由老西北军打底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可在集团军内部，张自忠对冯治安的七十七军的指挥也出现了困难。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后，鄂北漫天大雪，张自忠携带刚刚从重庆送来的慰问物资，顶风冒雪前去孙家洲前线慰劳七十七军官兵。此时，年前发起的冬季攻势仍在进行中。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说由于粮草不济，衣履无着，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在雪地中与敌人拼杀，入夜则卧盖稻草以御寒，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不少弟兄被活活冻死，景况惨不忍睹。说到弟兄们的苦状，泪如雨下，说到中央军与杂牌军在待遇上的差别，更是怒发冲冠，公开点着蒋介石的名字大骂，说蒋简直是假全国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的美名，阴图将所有非他嫡系的杂牌军将领悉数消灭。
张自忠作为右兵团总司令，要命令官兵们拼死杀敌，可却无力保障麾下官兵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听着与自己有着生死情谊的冯治安大发牢骚，除了心中焦虑、内疚、犹如刀绞外，却无任何解决办法。冯治安甚至对他说：“苦了我们这些杂牌军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的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武器弹药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就像老长官（宋哲元）一样，成为光杆一根，流寓异乡。”
张自忠在七十七军慰劳的几天时间里，四处巡视，了解官兵疾苦，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当他看到官兵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目击心伤，对冯治安叹道：“若无改善办法，只好个人早死，以谢官兵！”正因为如此，张自忠后来对冯治安在作战时有意保存实力的做法，也能理解。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自然就难以避免了。而所有的矛盾，最终都集中到了张自忠身上。哀莫大于心死，大敌当前，张自忠的鸦片越抽越凶。毒品，成为唯一能替他减轻压力的灵丹妙药。
四月十二、十三日两天，军委会军训部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莅临第五战区视察，邀孙连仲、黄琪翔、孙震、张自忠等高级将领在老河口开会。
会下，白崇禧单独找张自忠长谈，对张奋勇抗敌的卓著功勋高度肯定，但同时也对他抽鸦片的不良嗜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劝诫。白崇禧说：“我是回族，可兰经中有‘劝人为善，止人好恶’的戒条，兼有消极积极两种意义。所以我今天必须推心置腹地与你谈一谈，希望你能在半年内戒绝嗜好，否则半年后中央将轮番调训，届时恐有不便之处。”
在此之前，李宗仁赴荆门检阅三十三集团军时，也就张自忠抽鸦片一事当面批评过他。
李白二位长官的谆谆劝导使张自忠深感惭愧，会后他找到也染有烟癖的老友黄建平，劝他一同戒烟。他以出游为名，以自己的座车把黄拉到公路旁边一处悬崖顶端。张携黄之手，站立在悬崖峭绝处。黄大惊：“老兄，你把我拉到这里来干什么？”张一本正经地说：“你我二人过去都染上了不良嗜好，白长官、李长官都当面批评我了，我真是无地自容！你是执掌军法的，我拉你到这里来，就是要你这军法官陪我一起把烟瘾戒了。你要不答应戒，我就拉着你一起从这里跳下去！”黄建平既惊诧又感动，郑重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自己戒不掉，要我监督你……好，我和你一起戒！”
战区军法官说到做到，从那一天开始，黄将军果真彻底戒掉了毒瘾。
张自忠返回驻地，马上集合司令部人员训话。
先讲了一番革除抽大烟这一恶习的必要性，然后说道：“我们要彻彻底底地戒烟，首先就得从我这个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开始。从今往后，你们都可以监督我！”说罢，命副官把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同时宣布：“从现在起，军中官兵有烟癖者，若不自动戒除，即依法严惩！”
戒烟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张自忠从当众宣布让全军官兵监督自己戒烟始，到为国捐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硬是咬紧牙关，再没抽过一口。这件事，不仅在全五战区传为美谈，也在老百姓当中流传开去。
有诗云：
集团三十三
官兵抽大烟。
昨天来了李长官，
下令禁鸦片。
将军张自忠，
是个血性汉。
听了长官戒烟令，
说办就要办。
先缴自己枪（烟枪），
后搜师和团，
三天之内全禁绝，
硬是不简单。
有人注意到，在张自忠殉国以前的这一段时间，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一个“死”字。
言为心声，面对强敌与内部矛盾双重压力而无力回天的张自忠，决意求死！
何基沣将军在《为应故张总司令纪念集征文作》中写道：“他（张自忠）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五十左右，事业之成就与否亦唯五十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之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直追，则必遗恨终生，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于国家，复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致信冯治安：“佟、赵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石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一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愧怍。”
2.巨星陨落
武汉失守后，宜昌成为中国军队（简称国军）第一、三、五、六、九各战区后勤交通枢纽，确保宜昌对前方之军需补给特别是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安全至关重要。日军亦深知宜昌“联结华北、华南，控制最西端的交通要冲”，既“可以切断和武汉周围与中原及长江南北的交通”，又可“作为海军航空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由是发动了著名的宜昌作战（中方战史称枣宜会战）。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二十万日军兵分三路，向汉水西岸第五战区部队突然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国最高统帅部早在两月前便已获悉日军有从信阳、武汉向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也立即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李宗仁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以一部坚持正面防御，以多路挺进日军后方，积极施行袭扰，将主力集结后方，等到日军疲软后再与之决战。他将所属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分为左中右三个兵团迎敌，左兵团总司令孙连仲，中央兵团总司令黄琪翔，五十九军军长兼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则任右兵团总司令。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与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则集中后方等待时机。
大战乍起，张自忠立即亲率总部与军直各部前往快活铺，抵近战场指挥，一面下令戍守在汉水西岸各部分头迎敌，一面指示集结在东岸的部队做好出击准备。
大战前夜，张自忠辗转反侧，飞笔疾书，告谕第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勉励他们奋勇杀敌，为国尽忠：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去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无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15]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一
战斗打响不久，日军仗恃强大火力很快将中国军队的防线突破。
三路日军进展迅速，连下唐河、王集、随县，赓即对枣阳形成了包围之势。
五月五日，前线杀声震天，张自忠却来到荆门中学，给刚刚从重庆赶来，即将分配到他右兵团中的三千名新兵训话。
张总司令一身戎装，腰悬中正剑，将星闪耀，浓眉大眼，相貌堂堂，极具英雄气概。他的讲话，也给初上战场难免有些忐忑不安的川军新兵心中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
他充满感情地说道：“我听说你们都是优秀的天府儿女，我很高兴。过去有不少人看不起川军，说川军都是双枪兵，肩上一支步枪，腰里一杆烟枪。我张自忠，对川军是充满敬佩的。”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总司令有力挥动手臂，提高声调继续说道：“前年在台儿庄，就有幸指挥过川军作战。王铭章将军率部血战滕县，至死不退，你们四川金钱板也唱道：‘台儿庄，打胜仗，四川出了个王铭章，王铭章，守滕县，五千子弟英雄汉。’可以说，台儿庄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是川军的胜利，因为从此以后，川军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光荣，再也不容任何人小视。”
同日，张自忠在荆门接受了国新社记者高泳和《大刚报》记者王淮冰的采访。采访结束后，张自忠设便宴请二记者。王淮冰据此写出《张自忠将军殉国前的一席话》：
一张方桌，一主两客，主人张自忠有话难言，客人欲问不便，只好喝闷酒。可能他看到访问他的记者，《大刚报》的我和国新社的高泳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比较纯洁，终于在三杯酒下肚后，猛然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知道，我为什么取字‘荩忱’？”
我们两人对视一眼，放下正在夹菜的筷子，两双眼睛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他，等待他作出回答。
张自忠说：“荩忱即忠臣，如今民国，没有皇帝，我们当兵的，就要精忠报国，竭尽微忱，故名‘荩忱’。”
接着，他不无慨叹地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一死以报国。记者先生，西北军出了一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言罢，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五月六日深夜，已经转移到快活铺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大院里发电机仍然轰轰作响，一间间屋子里灯火通明。张自忠将军正与幕僚们运筹帷幄，商量战事。李宗仁鉴于战局吃紧，不顾蒋介石不准动用江防军一兵一卒的禁令，果断下令将郭忏下辖的七十五军与九十四军调至江北，归张自忠指挥。七十五军军长周嵒与九十四军军长李及兰也赶来列席了会议。
此刻，张自忠正在主持的，是一个决定自己生死的会议。
张自忠郑重宣布：“我决定明天亲自过河去督战！”
众将领大为惊诧，主帅不在后方坐镇反而深入绝地，实在不妥。
部属们纷纷劝阻：
“总司令必须坐镇中军帐，要去河东也应该由冯副总司令去！”
“河东太危险，总司令万万不能去！”
苏联顾问也忍不住开口：“将军自重，统帅深入险地，如此靠前，闻所未闻。”
张自忠正色道：“身为军人，就是要看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我已经在致全军师团主官的信中明确表示，‘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去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军中无戏言，自忠岂能言而无信？你们赶紧回去，按我今晚布置的办就行了。”
站在门外的手枪营营长杜兰喆再也按捺不住，一步蹿入，含泪哭谏：“设官分职，各有专责。一个指挥十几万军队的总司令，应该运筹帷幄，掌控全盘，决不应该带领少数部队到第一线去和敌人拼命！”
张自忠动情说道：“杜营长，你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有我的想法，日本人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我们中国人太怕死。如果我们不怕死，他们就不敢为所欲为了。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死了总司令有人当，怕什么？不要哭了，也不要再说了，你的心意我领了。”
众人见张一意孤行，便催请集团军参谋长李文田赶紧给冯治安打电话。
冯治安当时正率七十七军军部转移到普门冲。
冯治安回话说：“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变化，我离不开身，张总司令也不要过河，应顾全面，以免有失。”
见张自忠执意要率右兵团唯一的预备队七十四师（师长马贯一）亲赴火线，任何人也不可阻拦，参谋长李文田少将，高参张敬少将，参谋处长吴光辽上校，顾问徐惟烈，参军李致远和苏联军事顾问格里多诺夫上校、拉赫曼尼申科中校自告奋勇，愿意随同总司令出征。
在总司令部闲住的洪进田上校，也主动要求参战。
洪本系三十九集团军骑九师师长，因与军长闹意见，于一月前愤而辞职，暂在总部闲住。
张自忠说：“你一个光杆师长，手里一个兵也没有，去干什么，和小鬼子打架呀？”
洪说：“打鬼子是所有中国人都有份的事，人多固然好，一个人也要干！再说总司令亲自到前线去和鬼子拼命，我还能待在后方吃闲饭么？不行，我非跟你去不可！”
张自忠连声说：“好，好，咱们一起去！”
张自忠并未说第二天随他过河的是一支敢死队，可那情景，那气氛，弄得来人人都有强烈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儿了。
散会后，寒月清辉，洒遍营地。
张自忠仍无睡意，提笔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派人连夜送去普门冲。
信中说：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六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汉水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16]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六于快活铺
这实际是张自忠给并肩战斗了大半辈子，有着深厚袍泽之谊的冯治安将军的绝命书，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跃然纸上。
七日拂晓前，张自忠率三十三集团军军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四四〇团从快活铺出发，行军三十公里，来到了宜城窑湾渡口，准备等七十四师主力到达后一同渡河。七十四师下辖四个团，师长马贯一与几位团长全是张自忠办的学兵大队培养起来的军官，对张忠心耿耿，唯命是从。
这时突然接到前方飞马送来的敌情通报：北路日军已攻下河南唐河；中路之敌攻抵枣阳城下；南路日军进至襄阳以东之双沟镇，迫使我中央兵团八十四军从枣阳向河南邓县紧急转进。
前线的战局已进一步恶化，怎么办？
一心想上火线与日本人拼命的张自忠毫不犹豫，立即改变主意，不等马师主力赶到，队伍马上过河。
一队队的士兵——许多还是两天前刚刚赶到的新兵——立即登船过河，跟随着他们的总司令，义无反顾地进入到这片杀机四伏的土地上。
自从头一年的四月攻势、随枣会战、冬季攻势到现在，张自忠已经是第四次过河督战了。
不过，此次河东局势较之前三次更为严重，一七九师师长因故暂由副师长吴振声指挥。因吴威望不够，师团级军官们谁也不服谁，队伍四分五裂，战斗力大减。
三十八师系全军绝对主力，师长黄维纲又是张自忠最为倚重的战将，可该师渡河后立足未稳，即被日军包围，陷于苦战。奉命驰援三十八师的二十九集团军一二二师，在田家集遭到日军打援部队的阻截，顶了一夜便败下阵来，眼下已是自身难保……
张自忠一意孤行坚持过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东各部已呈彼此失去联络，各自为战之颓势，只有自己亲临第一线，方能起到鼓舞士气，统一指挥的作用。
八日拂晓前，突然下起了雨。张自忠率部冒雨前行，在南瓜店活捉了一名掉队的日兵，得知三天以来日军不停地向北进攻，一支大部队在半个小时以前刚刚从这里往北开拔。
大家草草吃过早饭，张自忠即率部冒雨向北追击。第二天黎明时分，担任前锋的四四〇团与敌接触，双方打成一片。
七十四师主力很快赶到，合力将敌击退。
中午过后，黄维纲率三十八师也与张自忠会合了。
张自忠向营以上干部训话，说：“过河以来，打了几次仗，都是小接触。今天夜里我带领弟兄们摸到敌人后方去伏击敌人，让鬼子尝尝我们的厉害。我军来到河东，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尽快把五战区的形势稳定下来。”
训完话后，部队连夜冒雨出发，踏着泥泞的田埂向东北方前进。三十八师在前，张自忠率总部居中，七十四师殿后。
这天夜里天黑得来伸手不见五指，队伍只能借着日军焚烧老百姓房屋的火光来辨别地形和方位。
同一天，随县、枣阳方面的中国军队遭到重挫，不少部队被打垮，相互失去联络。整个防线被日本人冲得七零八落，纷纷“转进”。连战斗力明显强人一头的桂系第八十四军也被日军打垮。第八十四军的三个师，当时隶属于黄琪翔将军的第十一集团军，奉命担任守备襄花线上的随县、枣阳一线阵地。
五月二日起，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疯狂的日军在飞机、大炮及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国军阵地发起集团冲锋，国军将士拼死抗击。钟毅将军指挥一七三师将士浴血奋战，给强敌以重大杀伤。
战至五月五日，日军突破一七三师左邻部队的防线，企图迂回包抄国军主力。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黄琪翔指示一七三师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撤至唐县镇一线，向枣阳集中。
危急关头，钟将军坚决执行命令。激烈的战斗中，军、师及长官部的无线电通讯失灵，一七三师与上级失去联系。
钟毅遂兵分两路，向吕堰驿以北集结。
九日，他自率左翼纵队及师直属部队，通过清凉寺约二十华里处，其后尾随之五一八团，因左翼被敌威胁，靠入桐柏山南麓小道行进，与师脱离联络，致使左纵队减少一个团的战斗力量。
左纵队通过太平镇到达苍台北十余里唐河东岸处，被敌大批骑兵拦头迎击，双方短兵相接，杀成一团。
日军骑兵突入国军士兵群中，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最后，钟毅将军身边只剩下一个卫士排，有三四十名手枪兵，向唐河西岸南行，企图向西突围。不料刚到苍台镇以北五六里处河曲中，即遭大队骑兵围攻。因所率士兵均系手枪，敌闻此手枪声音，知悉高级指挥官所在，围攻更加猛烈。在平坦空旷之地，骑兵与步兵作战无异于屠杀，官兵很快伤亡殆尽，只有两名卫士逃生。
钟毅将军右胸负重伤，在敌人骑兵冲上来之前，烧毁机要物品，然后从容举枪自戕殉国，时年四十一岁。
十日晨，张自忠率三十八师、七十四师追抵峪山、黄龙垱一带，又马不停蹄地向双沟、吕堰驿之敌攻击前进。途中，在新街、方家集与日军发生激战，毙敌甚众。三十八师也伤亡团附邓文光等官兵三百余人，七十四师伤亡一百余人。
此时除张自忠的右兵团五个师外，黄琪翔的中央兵团与孙连仲的左兵团均遭败绩，各部纷纷“转进”。
可是，重庆城里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却习惯性地越过五战区司令部和集团军总部，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对军长师长们进行遥控指挥，凭着这些来自火线的报告——这些报告通常是报喜不报忧，包括张自忠也不能免俗地发电给蒋介石报告战况：“据统计，梅家高庙一仗，我三十八师毙敌一千四百人，内有重要指挥官一名，并缴获大批战利品。”——再加之受日军假情报所迷惑，对前线战况盲目乐观，故于五月十一日向第五战区将帅发出训令：
查鄂北之敌自佳日进至唐白河畔，似已完成其作战计划，开始撤退矣。倘纵敌悠然退回原阵地，则我军决不能自矜为战胜，而且将为敌所蔑视。仰即督率所部，克服一切困难，不眠不休，向任务迈进，乘敌脱离据点态势不利，及补给缺乏之好机，努力一举将其歼灭。并仰各将士深体追击为完成战果最有效手段之明训，以坚强意志与卓越统帅相配合，完成光荣之使命，勿得逗留不进，坐失战机为要。关于此次作战出力及不力人员，着李长官切实考核，以凭奖惩，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17]
当日晚六时正，蒋介石再向第五战区发出训令：
敌人已完成作战计划开始撤退，如果让敌人撤退到原来阵地，再要捕捉将不可能。望我军克服一切困难，乘此绝好机会，竭尽全力完成光荣使命。[18]
蒋介石之不切实际，好大喜功，由此可见。
仅仅过了两天，被“胜利捷报”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再次迫不急待地致电第五战区将帅，强调：
第五战区应当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之敌主力，获得伟大胜利。仰转饬各总司令亲到前线指挥，以励士气，其逗留后方者，决予惩处。[19]
可以想见，张自忠接到这样两份来自最高统帅的电报，心情是何等振奋，何等自豪！自己怀着必死之念，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地深入到火线上与敌死拼，没想竟与此时此刻蒋介石所渴望、所要求的高级将领的行为标准不谋而合，并且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所有在前线作战的高级将领们效法的楷模。
而此时他指挥的右兵团，处境又的确比中央兵团与左兵团好了许多，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那是因为圆部和一郎正集中兵力向五战区中央兵团和左兵团进攻，暂时腾不出手来对付他们罢了。
与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求胜心切，连出昏招不同的是，敌十一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却从始至终保持着极其清醒的头脑。
五月十五日，他向全军发出命令，将摆出反攻态势志在必得的重庆军歼灭在白河河畔。
训示
襄东之敌妄自判为我军将返回原驻地，因而将搜罗的残兵和招募的新兵集中在白河下游地区，企图进行全面反攻，突进枣阳。
各兵团作战半月，纵横驰骋于襄东原野，未得一日安宁，英勇奋战，功劳殊大。今更面临利用敌军之冲劲，将其诱至唐河以东予以消灭之良机。
各兵团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广用虚实战术，加深敌人的骄傲情绪，然后转用轻装兵力，做好隐蔽态势，待时机到来以闪电般速度，一举将敌歼灭在白河河畔。
集团司令官圆部和一郎[20]
经过两三天的努力，张自忠已经与河东各师取得联系，逐步控制了局势，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火线督战，欢欣鼓舞，士气振奋。在三十八师与七十四师连续歼敌的同时，一八〇师已越过梁家集、熊家集，向西北方向追击敌人，沿途颇有斩获。
一七九师、骑九师则在马家集、田家集一带断敌交通，二十九师、三十七师渡河部队已将京钟公路完全切断。右兵团五个师在河东的主动进攻，给日军后路造成了重大威胁。
经过和张自忠部的多次较量，圆部也不敢小视张自忠指挥的右兵团的战斗力，等到随枣一线的中国军队被击退，即将手中四个师团中的两个师团，专门用来对付张自忠的右兵团。
从这以后，激烈的战斗就日复一日，无休止地等待着张自忠。
五月十一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和三十九师团突然反转南下，向着张自忠部气势汹汹扑来。
此时张自忠手中虽握有五个师的编制，但因连日激战，各师均有不小伤亡，所剩兵力加起来不过两万余人，还不及日军一个甲种师团的兵力，武器装备则远逊之。
最糟糕的是渡河前张自忠要求官兵轻装上阵，经数日鏖战后，粮弹均已告急，且各部已呈疲劳之状。一七九、一八〇师几天来因被日军分割阻隔，一直各自为战。骑九师名为骑兵，实则三分之二无马，士兵多系新招，只能担任协同作战和执行警戒任务。三十八师能打能冲，却要独当一面。跟在张自忠身边的，只有七十四师三个团和军部手枪营，加起来不过五千人。
以如此薄弱之师对付日军两个师团，犹如飞蛾扑火，以卵击石。
此时中国统帅部最明智的作法应当是令张部暂入大洪山中，避敌锋芒，使日军扑空。同时命令汤恩伯、孙连仲部全力对孤处鄂北之日军第三师团进行围歼，而后再会同张自忠、黄琪翔等部合力解决南下之敌。
偏偏蒋介石却不顾战场实际情况，断然命令将帅们“亲到前线指挥，以励士气，其逗留后方者，决予惩处”。
尤其是张自忠此时已成全军楷模，更是精神亢奋，雄心万丈，断不可辜负蒋委员长之殷切希望。
张自忠接到蒋要求“身先士卒”围歼敌人的命令后，不仅不避其锋芒，反而立即调整部署，二话不说，以疲弱之兵，主动寻找强敌作战。
十一日，三十八师由黄龙垱附近，七十四师由峪山以北向土桥铺及兴隆寺方面追击，恰与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迎头相撞，双方立即在峪山东北及黄龙档东南发生激烈战斗。
战至次日凌晨，这股日军扭头东窜，张自忠即率三十八师、七十四师和骑九师星夜追击。
骑九师在居家湾追上截住逃敌一部一千余人，激战半日，毙敌甚众，缴获战马四十三匹和大批战利品，余敌继续向东南溃退。
十三日凌晨，三十八师先头部队进至居家湾以南，探知附近曹家大湾一带，昨夜有大批日军从北面赶来宿营。
张自忠大喜，即令黄维纲师长抓住良机，立即发起攻击，令七十四师主力火速南下耿家集，截断日军退路。
正当三十八师向敌发起攻击时，梅家庙高坡上的敌轻重机枪阻住了中国军队的去路。
同时日军还超常规地将火炮置以散兵线上向中国军队实施近距离轰击。
黄维纲见日军占据了这一带唯一的制高点，部队攻击受挫，立即下令撤回到梅家大湾与敌对峙。
稍顷，上千日军猛呼乱叫着涌出阵地向黄师反扑。
黄维纲不慌不忙，一面指挥抗击，并派一支疑兵向北运动，吸引敌之注意力，一面派张文海团长率一一二团冒雨向南运动，沿麦田沟垅隐蔽接敌。
不一会儿，一一二团突然出现在日军左翼，出其不意地攻上了梅家高庙，打得日军溃不成军，夺路东窜。
黄维纲下令全师乘胜追击，一路斩杀，直到熊家集方罢。战后，梅家庙一带敌尸遍野，半年之内仍然臭气熏天，以致来往路人尽皆绕道而行。
在黄维纲大战梅家高庙时，张自忠亲自指挥七十四师向南进抵耿家集，截断日军退路。上千日军从梅家高庙溃退下来，七十四师立即给予迎头痛击。张自忠在散兵线上来回督战，大声高呼：“弟兄们，立功报国，就在此时！给我狠狠地杀呀！”
战斗结束后，张自忠喜不自禁，立即发电，直接向双眼紧盯着鄂北战场，盼望胜利如同大旱之盼云霓的蒋介石告捷报喜。
不料，当日晚，情况陡变，一七九师虽在欧集袭击日军辎重颇有斩获，但师部在田家集遭敌阻击，伤亡甚大。一八〇师也来电报告，各团在黄龙垱附近被敌围攻，阵地多处被敌突破。
转瞬之间，两师皆危！
张自忠正面同样不容乐观，正当三十八师、七十四师和骑九师在居家湾与梅家高庙和日军激战时，敌三十九师团主力五千多人，乘隙由峪山东侧南下，反而截断了张部的后路。
张自忠当即决定将所部分为左右两个梯队，左路由黄维纲指挥，先带领三十八师接应一七九师，然后向新街、田家集一带追击，他则亲率右梯队，先命七十四师接应一八〇师到方家集集中，然后沿汉水东岸向南追击。
不幸的是，张自忠总部所用的无线电密码此时已被日第十一军通讯部队破译，三十三集团军所有的作战计划，日本人一清二楚。
日军的通信部队将截获张自忠司令部所发的无线电讯，随时通报给师团，以掌握敌人的动向。五月十六日晨，第三十九师团在扫荡沟圆（宜城东北约十公里）附近山地时，九时接到通信部队的通报说：“敌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在沟圆。”第三十九师团接到这一情报，顿时紧张起来。[21]
圆部立即命令第三十九师团与第十三师团兵分数路，向方家集和新街一带狂奔而来，合力夹击张自忠部。为增加攻击力量，圆部还急令第四十四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亲率四个大队赶来助战。
十三日深夜，张自忠总部宿营于方家集附近一个小村庄。
张自忠将军——这位震烁古今，以鲜血写出抗战史篇伟大、悲壮一页的英雄，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时间不能涂抹我的记忆，也不能冲淡我的哀思和怀念。
我参加到将军的部队是在一九三九年初冬。这年十月，我奉总政治部命令调往三十八师。
行前，一位同志告诉我：“呵哈，三十八师！好的，张自忠的队伍。”接着又恐吓又开玩笑似的：“要小心呢，张自忠可是厉害，打得只剩一个人也不准退下来的！”
于是我就到鄂中前线去了。
这段极其宝贵的文字是早已成为中国画坛巍巍乎大家的潘挈兹老先生写下的。
那时的潘挈兹尚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军官，被分配到张自忠手下担任一名政治部的文化干事。
潘老用《张自忠将军最后的日子》一文，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张将军殉国之前鲜活生动，充满人情味的一幕：
……雨落着，脚踩着稀烂的泥浆，跌倒了又爬起，以急行的姿态追击北窜的敌人。这一日，我们到达南瓜店，那是五月八日的下午。
雨一直在落，这是一个很小的破败的庄子，只有几间草屋，我们分到了一间发着霉烂谷草和牛粪气味的草棚，拥挤着勉强容下二十多个人。总司令在我们隔壁，也一样是破烂不堪的草棚。多数的人却只能在雨地里淋雨，有人用稻草扎着棚子，也有在土坡边缘挖起洞子来的。
总司令出来了，他对用稻草扎起棚子来的弟兄们说：“用人家的稻草，要给钱的！”他想起了这稻草的主人。
“老百姓呢？”
是的，庄子里没有一个老百姓，在数度敌骑的滋扰下，老百姓成了惊弓之鸟，只要一发现远远有队伍的影子，便带着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跑到高高的山寨去了。
总司令蹙起了浓黑的眉，对政治部陶主任说：“派政治部的同志去找他们回来吧！军队是离不开老百姓的。”想了想，又说：“不过要和气地向他们解释，不要吓着他们，最好也换上便衣。”
我们又冒着雨，踩着稀烂的泥浆出去了，傍晚我们从附近山上带回几个浑身淋得水鸡样的草屋的主人。
总司令又出现在门口了，他亲热地对这几个狼狈不堪的人说：“打扰你们了，老乡，对不起呀！请你们回去检点一下，弟兄们有烧了你柴火，打坏了你盆子罐子，吃了你豆子没给钱的，都到我这里来，找我。现在，”他放高嗓子喊着那胖胖的矮子副官，“彭树林，每家给他二十元，算是我们住了他的房子，用了他的东西。”
“唉唉，官长！不消的，不消的，……”老乡们鼓着腮帮，嗫嚅地嚷着。
第二天，我们又冒雨出发，耳畔响着机枪和炮弹的声音，走在我们前面的七十四师已经和敌人接触了……[22]
老百姓全都跑光了。
李文田参谋长、张敬高参、徐惟烈顾问、李致远参军、参谋处主任吴光辽、政治部主任陶心畲及两名苏军顾问、翻译等人与张自忠挤住在一间茅草屋子里。
屋外雨声滴答，屋里地上铺着稻草，所有人都席地而坐，靠墙或者背靠背作短暂休息。
张自忠等将领们东冲西杀跑了一整天，没吃一点儿东西。
卫士们摸着黑冒着雨去地里摘来嫩胡豆，连壳煮了一大锅，长官们一人吃了几大把，聊以果腹。
天亮后，张自忠率右梯队到达方家集附近，与先一步赶到方家集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遭遇。国军抢先发起攻击，但多次冲锋均被打回。
张自忠登上方家集东北面高地，亲自指挥炮兵猛轰日军火力点，然后令四四〇团再次冲锋，一举将方家集拿下。
日军很快发起反攻，六架飞机也从武汉赶来助战，还有十余门大炮向着方家集狂轰滥炸，掩护步兵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方家集的土围子全部被炸塌，成为一片废墟。
战况危急时，张自忠令手枪营也参加了战斗。双方竟日血战，异常激烈。
当夜，黄维纲师长来电报告：日军左翼仍有向西南撤退迹象。张自忠与几个幕僚商量后认为，既然奉命截击敌人，就决不能让敌人逃跑，所以决定连夜向西南进发，赶到日军前面将他们截住。
半道上，张自忠又根据敌情，决定将骑九师留在罐子口以南山地，向西警戒，如发现日军渡河，就从背后袭击。
十五日，张自忠率部一路血战到了南瓜店。
潘契兹先生晚年回忆说：途中“在山坡上看到四面多处起火，知道已陷入了重围，但是有总司令在，大家仍很安心。三四点钟，我们到达沟圆的一个破山寨停歇下来，在炮弹射程之外我们看到有队伍在移动，但分不出是自己的，还是敌人。大家在山石上坐着，心变得沉重而忧郁，正如这夕阳将要沉落的黄昏。总司令对我们训话了，他说：‘我们已陷入敌人的重围，情况相当吃紧了，不过只要不离开队伍，总有办法。大家无论如何，务必镇定，不要紧的，我张自忠，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离开队伍！’像一阵风，大家都肃默起来，这天晚上，我们就在山坡下一个庄子里度过了漫长的不眠的一夜”。
就在南瓜店附近一个叫作沟圆的破山寨里，张自忠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即到。渝。委员长蒋：影密。报告：
一、职昨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手枪营与南窜之敌约五千余名血战竟日，创敌甚重，晚间敌我相互夜袭，复激战终夜。我各部经继续六七次之血战，牺牲均亟重大，但士气仍颇旺盛，现仍在方家集附近激战中。
二、我三十八师、一七九师昨已将新街敌数百名击溃，当将新街克复，现仍向南追击中。
三、据报，残敌一部千余人因被我各处截击，现企图沿襄河（笔者注：汉水）东岸南窜，已饬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努力截击中。
谨闻。
职张自忠叩。删申。[23]
天黑不久，马贯一率七十四师主力到达南瓜店。
警卫团团长郑万良对马贯一说：“妈的，看情况我们要吃日本人的包子了。”
马着急地说：“你怎么不赶快向总司令报告呀？”
郑一伸舌头，说：“总司令眼睛瞪得那副样子……谁敢跟他说呀！”
其实，当前情况，张自忠又何尝不知？只是身为主帅，不动声色罢了。
就在马师到达不一会儿，张自忠把主要干部集合起来，说道：“我们已经陷入敌人的重围，不过大家不要紧张，只要不离开队伍，一定会有办法。无论如何，我张自忠也会和弟兄们在一起！”接着又下令，“今后凡夜间行军，打手电筒的、吸烟的，杀！不守秩序，吵闹的，杀！掉队的，杀！”
经各部清点，此时，张自忠手中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包围他们的敌军，则有五六千人。
明知已深陷绝境的张自忠，竟然又萌发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一面严令官兵利用山势地形抢修工事，死守待援，将日军吸引过来。一面急电黄维纲师长与中央兵团总司令黄琪翔，要他们立即赶来，对围攻自己的日军形成反包围，争取全歼这股日军。
但是，两路兵马在赶往南瓜店的途中不断遭到日军阻击，没能及时赶到。
一千五百名中国军人在南瓜店的山坡上度过了一个笼罩在凄风苦雨中的夜晚。
终于，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日军在加强东西两面进攻的同时，又开始从南面发起猛攻，企图将中国军队压迫到山脚下的开阔地带加以围歼。
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国军守卫的山头上。机枪步枪的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然，一发炮弹在总部附近爆炸，溅起的碎片将正在专注指挥作战的张自忠右肩炸伤。
紧接着又是一颗子弹将他的左肩击穿，鲜血很快浸透了军装。
护士长史全胜一见总司令负伤，急忙跑过来替他包扎。
卫士们见张自忠身上满是鲜血，全都惊慌起来。
张自忠却按了按伤口，故作轻松地说：“没伤着骨头，不要大惊小怪的。”
七十四师是沿着山脊走势布防的，战斗打响后，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敌我反复冲杀，阵地数次易手，战况异常惨烈。
还不到中午，七十四师子弹告罄。马贯一打电话向张自忠请求补充。
张自忠对他说：“马师长，总部与兵站已经失去联系，根本无法得到弹药供应。我一颗子弹也没法给你。只有一个办法，子弹打完了上刺刀，刺刀断了用拳头砸，用牙咬！”
放下电话，他不放心，又派七十四师参谋处主任许文庆送去亲笔手谕，上面写着：
马贯一：你当兵就跟着我，我绝不会亏待你。现在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我们军人杀敌报国时。这次对敌作战，你只管拼命打，打好了完全是你的功劳，打不好我负完全责任！[24]
潘絜兹说：“当时无日不战，总司令亲自拿着手枪与日军厮杀。”
中午过后，日军攻势更加凶猛。
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士簇拥着撤到了另外一座山头。
这时，总部虽三面被围，但东北方向尚未合拢，如果翻过这座山，还是可以突围而出，杀出一条生路。
眼看日军越逼越近，顾问徐惟烈小声向张自忠建议：“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
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进吧，重整旗鼓再行决战，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张自忠一听，神色严峻地说：“我奉蒋委员长之命率部追击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当兵的都是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这几句分量极重的话一出口，幕僚们再也不敢开口了。
此时，张自忠分明有了不祥的预感，他看了看身边的幕僚和两名苏军顾问，对李致远说：“李参军，现在情况危急，我们是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牺牲是理所当然的，总不能让苏联朋友也陪着我们送死。你马上带几个卫士，把苏联顾问送下去吧。”接着他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有枪的留下，空手的马上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随后指定参军李致远带领这批人尽快撤下去。
潘契兹属于“空手的”，他掺杂在从火线退下的散乱的队伍中间走着。
这时候，一阵机枪夹着枪榴弹的疾雨又把队伍打散了，敌人从侧面袭了过来。
有人大叫着：“有枪的打呀，不要等死呀！”
可这群人几乎都和潘契兹一样两手空空，还能怎么样？跑啊！队伍七零八落，不断跑散。
老天却在这时候又下起雨来了。
在路上，潘契兹碰到丁国韩、吴宝璞、赵彬生、李祥林，一共五个“空手的”，大家相约不再分散。
他们已经陷入敌人重围，总司令的消息和队伍的去向都无从探询，茫然地在小洪山地区转悠，第二天，他们终于被友军一二七师发现，带他们去见师长陈离。
陈师长留他们暂时住下，对他们说：“你们突围的当晚，收听敌台广播，张总司令已经阵亡了，但我方还不曾证实。”
潘契兹等人都不相信，认为一定是敌人造谣，可心里却默默为总司令祈祷，竭力往好处想。
可是，他们最害怕的噩耗终被证实了。
李致远参军很担心张自忠的安全，走时把洪进田上校拉到一边，悄悄叮嘱说：“我走后，总司令的安全由你和手枪营杜兰喆营长负责。”
李参军带着苏联顾问刚刚撤离战场，日军又从东西两面攻了上来。防守东山口的工兵营弹药用尽，面对凶神恶煞般涌上来的日军，官兵们吓坏了，不少人扔下枪便逃。
刚把张自忠的手谕送给马贯一，欲返总部的许文庆见状大呼工兵营长：“赵德志，总司令就在后头！一定要顶住敌人！”
赵德志答：“许主任，你放心，我——”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打在他脑袋上，当即倒地身亡。
工兵营溃退下来，把后面的七十四师师部人员也冲散了。
渡河之前临时被任命为总部警卫团的七十四师四四〇团，因遭到从西山杀下来的日军猛烈冲击，溃不成军，四散逃去。
混乱中，团长郑万良撇下部队，与苏联顾问等几十人绕道逃往长山以北，活了下来。
张自忠急忙命杜兰喆率手枪营上去阻截敌人。
鏖战中，杜营长腹部被刺穿，倒地不起。
闲官洪进田挺身而出，代杜营长指挥手枪营，继续与敌人厮杀，不久即中弹牺牲。
全营四位连长，三位战死，只剩下一位张连长，士兵伤亡三分之一。
日军的炮弹落了下来，参谋处长吴光辽双腿被炸断，血像喷泉一样射了出来，一会儿工夫就昏过去了。
为了减少伤亡，张自忠让幕僚和卫士们赶快散开。
由于张自忠和李文田等几位将军身着黄色呢子军服，格外显眼，炮弹如雨点一般向着这里飞来。
副官贾玉斌、护士长史全胜被炸成数块，当即身亡。
张自忠右腿也被炸伤，裤腿、袜子被血濡湿。
生死关头，李文田再也忍不住了，对张自忠说：“总司令，我们人太少，三十八师又赶不上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暂避一下，到山那边整顿一下再说吧。”
张自忠一愣：“老李，你也孬了！”
李文田“七七”事变前就和张自忠搭档，张任三十八师师长，李任副师长，友情深过亲兄弟。
此时见张自忠动怒，李文田干脆把心里话全抖了出来：“荩忱，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刀山火海也得往下跳。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现在转移还来得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论如何不能硬拿着脑袋往石头上碰。我再最后劝你一句，马上走，你实在不听，我可要走了。”
张自忠听完李文田这番话，独自转过身去，静静地坐在一个山坡上，目视远方，一言不发，心中倍感苍凉。任凭炮弹在附近爆炸，就连炮弹炸起的泥土掀了他一头一脸，他也像块石碑似的一动不动。
所有人都痴痴地望着他，再没有人说话。
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张自忠才转过脸来，声音极其虚弱地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不能。行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李文田像顿时明白了什么，难过地迟疑了一下，但已深知劝不动他，飞快地跪地一拜，抹着眼泪说声：“总司令保重！”起身带着两名卫士悄然离去。
张自忠又亲点了几名卫士，保护徐惟烈和张敬撤离。
徐惟烈走了。
张敬却坚决要求留下来。
他此时已经完全明白，张自忠是在以身赴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苦涩的泪水，顺着张敬的眼角潸然流下。
张敬理直气壮地向张自忠表白：“身死名垂乃军人殊事，今日愿与张公共存亡！多我一个人，多我一支枪！”
下午两点，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再次发起攻击。
张自忠带伤督战，此刻，他已不再指望任何一支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之前指挥这点仅有的兵力多杀几个敌人。
张敬高参提着手枪紧随张自忠身旁，一面走一面高喊：“总司令在此，谁也不准后退！”
这时，张自忠看到十几个士兵从小山头上狂奔下来，便对张连长喊道：“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临阵脱逃，就地正法！”
张连长还没来得及动，张敬高参已经跳起来大喊：“总司令在此，谁敢临阵脱逃！”
士兵们一听，马上又返身向山头上冲去，结果全都倒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
寡不敌众，很快，这个山头也失守了，日军呐喊着向着张自忠等人涌了过来。
手枪营没有重武器，人人一支驳壳枪，一把磨得雪亮的大片刀。
张连长一面带着弟兄们冲上去抵挡敌人，一面大叫：“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快走！”
这样的喊叫更加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更多的敌人向这边冲过来。
看到日军步兵越来越近，卫士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的山头转移。
张自忠大怒，骂卫兵怕死。
已经带着弟兄们向日军冲上去的张连长返身跑回来，一手提刀一手握枪，用脑袋顶在张自忠胸膛上大吼：“总司令，我们不怕死，我们是怕你死！请你先走一步，我们把这几十个家伙干掉再来见你。”
说完，示意手下将总司令强行带走，自己又举枪挥刀地带着弟兄们向着敌人冲去，果真把这几十个敌人一个不剩地灭了。
战至十六日下午，七十四师死伤大半，少部溃散，残部集中在东山口阻击日军。
马贯一担心张自忠安全，从仅有的几百人中抽出一个实际上只剩下百把人的营跑步到总部支援手枪营。
不料该营在半途上受阻，张自忠反倒把手枪营仅有的三十多个弟兄派去救援。看到东山口吃紧，又将仅有的警卫排也派去增援。
这样一来，在张自忠身边，就只剩下了张敬和兵站科员马孝堂少校，以及几名卫士。
三时许，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中国守军大部战死。
张连长带着派出去救援的手枪营士兵回到张自忠身边，准备作最后的抵抗。
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喊叫的大批日军，张连长带着剩下的几十名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用血肉之躯与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在雨中持续厮杀，直至全营士兵战死。
张自忠目睹张连长也倒在了血泊中，再也按捺不住，抓起一支驳壳枪，一边冲着敌人大步前行，一边接连向敌人射击。
日军机枪向张自忠射来，他全身多处中弹，血如泉涌。
马孝堂见总司令身子一歪，向后倒下，赶紧奔上前去为他包扎，鲜血溅了马孝堂一身。伤口还没有包扎好，日军又冲了上来。
张自忠气喘吁吁对张敬和马孝堂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小鬼子抓不住我，我自有办法。”说着便去腰间拔“中正魂”。
马孝堂大惊，急忙将他紧紧抱住。
就在这一瞬间，日军步兵已经冲到跟前。
多处受伤的张敬举枪击毙两名日军，后面蜂拥而上的日军连捅他数刀，张敬倒在了血泊之中。
另一个鬼子端起刺刀向马孝堂刺来，张自忠眼睛一瞪，怒吼一声，就在鬼子的刺刀扎进马孝堂身体的同时，张自忠手中的枪也将鬼子撂倒。但到底体力不支，他又艰难地倒了下去。鲜血很快将身下的石块、泥土染得通红。
后据日军公布的资料表明，日军第四分队的一等兵藤冈也端着刺刀冲了上来，他看到这个穿着高级黄呢军服的中国军官从离他三四米远近的血泊中又陡然奋力站了起来，喷射着怒火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藤冈突然感到这位中国军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
与此同时，藤冈像是被枪声惊醒，也冲上前去，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着面前的身躯深深捅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这是张自忠梦寐以求的时刻——这个曾经蒙受同胞的猜疑，被国人骂为“汉奸”的血性军人，终于有幸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了世人一个最为明确无误的答案！
“身为军人，就是要看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张自忠用行动对自己的决心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最后倒下的，是跟随张自忠征战多年的坐骑“长虫”。
老马不仅能识途，而且分明通人性，看到主人倒在血泊之中，原来蔫耷耷的头颅突然昂起，双目圆鼓，灼亮如灯，两条前腿时而愤愤然不住刨地，时而随着一声悲怆长嘶，如人一般立起，马鬃飘拂，恰似古稀老人的白发长髯。
日兵呐喊着踊跃上前，争夺缰绳。
“长虫”极有灵性，与它的主人一样拒做俘虏，猛地扬起前腿，凌空一站又是一声长嘶，其声穿云裂帛，响亮无比，直颤得旁边的竹叶簌簌飘落。紧跟着后蹄倏然弹出，疾若闪电，快如飞矢。
鬼子们连爬带滚，方躲过那一双挟风裹雷的马蹄。
“长虫”在空旷的战场上横冲直撞，狂蹦乱踢，接连踢翻了几个想俘获它的日本兵后，终于倒在了一通乱枪之下。
时间仿佛蓦然停止，历史留下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时！
3.泪飞顿作倾盆雨
张自忠战死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硝烟未散，霏霏细雨飘洒在遍地横七竖八的尸体上，血水和着雨水四处流淌，染红了一片片土地。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大官，便上前翻动遗体搜身。
堂野从其身旁的美制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
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了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两名日兵大为震骇，不禁倒退几步，“啪”地一个立正，恭恭敬敬地向中国将军的遗体行了军礼，然后小心翼翼地靠上前去，仔细端详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
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第十三师团二三一联队横山五彦大佐。
横山大佐下令将张自忠的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五里外的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打过交道，“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军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兼任北平市长的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
等到遗体抬上来，专田参谋长一看，对村上启作师团长说了一声：“没错，正是张君！”
随即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遗体细心擦洗干净，用绷带缠裹。嗣后，又派人从附近找来一具现成的棺材，将遗体收殓入棺。
日军将佐们出于军人对真正军人的尊重，列队脱帽向张自忠灵柩敬上军礼，为其举行庄重的军祭，向这位英勇的敌人献上最高的礼遇，然后葬于陈家集祠堂后面的一个小土坡上。
坟头立一木牌，上书：“支那总司令张自忠之墓”。
张自忠将军（一八九〇年生）是一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知日人士，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卢沟桥事件时，以北平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身份，负责与日本方面谈判，为不扩大事态作出了努力。第三十九师团在参谋长专田盛寿大佐（是张将军在陆士时的同期同学，卢沟桥事件时为日方谈判代表）检验后，庄重地将张的遗体装殓入棺，埋葬在司令部后面的土坡上，但当夜即被数百名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25]
黄维纲率三十八师一路血战，赶到南瓜店时已是十六日深夜，日军早已撤离战场，各自返回原防地。
身负重伤的马孝堂少校居然从死尸堆里苏醒过来，当即被送到黄维纲跟前。
黄师长与官兵们闻知总司令力战至死，七十四师全军覆没的噩耗，人人捶胸顿足，号啕痛哭。
黄维纲师长将两块被张自忠鲜血染红的小石头装进了口袋。
从附近的村民口中得知日军已在这天黄昏前将张自忠葬于陈家集的消息后，黄师长当夜派出便衣队夜袭陈家集，将张总司令忠骸起出抬回。并亲率三十八师连夜护送忠骸前往河西。途中多次与敌遭遇，激战闯关，终于十八日拂晓抵达王家集码头。
黄维纲等三十八师官兵就此与他们的总司令告别。
乌云蔽月，风疾水寒，全师官兵肃立汉水东岸，人人泪飞若雨，目送载着总司令忠骸的木船，缓缓向着西岸荡去……
黄维纲在王家集码头将总司令遗骸交与迎灵部队后，即率三十八师返回原阵地抗击日军。又专门派人前往陈家集，在日本人安葬张自忠的地方立一块石碑，上刻：张自忠将军之墓。
由二十名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的担架队轮番上阵，一路上未作片刻停留，于十八日上午将张自忠遗体送到了快活铺集团军总部。
总部将士出镇数里相迎，沿途哭声震天。许多五十九军的老部下更是跪于道旁，哭得死去活来。
冯治安将军、李致远将军、李文田将军和格里多诺夫上校、拉赫曼尼申科中校一同含泪查看了总司令的伤势，发现将军全身共伤八处，颅脑塌陷变形，惨不忍睹，面目难以辨清，只有右腮黑痣仍清晰可见。
冯治安代总司令立命医疗队将张总司令遗体重新用酒精擦洗并作药物处理，着马裤呢将军制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上等楠木棺中，然后举行了庄严的祭奠仪式。
说来有些不可思议，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重庆最高统帅部，竟然是从日本人的广播中获知张自忠将军殉国这一重大消息的。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核定张自忠死讯后，即于五月十六日夜电告武汉第十一军军部，向圆部和一郎报捷。当天深夜，日军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日军大胜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中支那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支那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厚葬于战地。”
巨星陨落，三军折柱，蒋介石震惊悲痛之余，急电李宗仁：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怎样？
李宗仁答称：十五日后即失去联系，现情况不明。
十七日，李宗仁再复电告蒋：三十八师已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并拟于近日运往重庆。
李宗仁是十七日接到冯治安电报才知道张自忠战死的。
据说，李惊闻噩耗，痛哭失声，自言“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十八日，冯治安、李文田联名致电冯玉祥先生，报告了张自忠殉国经过。
这时，冯先生一家住在重庆歌乐山陈家桥。
得知张自忠死讯，冯先生和在场的李德全夫人及随从们，无不痛哭失声。
冯先生说：“我读了这个电报真如晴天霹雳，震我肺腑，我不仅哀痛这位二十五年来共患艰难的老兄弟的死亡，更痛惜在此抗战的重要阶段上牺牲了一员大有作为的猛将，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损失。九月前，雄健勇武的身躯，不料而今闭于一棺，不能重睹了！真是如断我臂，痛彻心胸！”
蒋介石得到李宗仁十七日电报仍不放心，遂于二十二日再电李宗仁：
张荩忱与钟毅两同志遗体究有寻获否？战争胜负，兵家之常，无足为虑，而忠烈遗骸，如不觅得，实为我全军上下终生之遗憾无穷，望特注意。[26]
二十一日清晨，李致远将军奉冯冶安命令，亲率六辆大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经荆门、当阳，在宜昌东山寺停灵三日，供军民瞻仰，后转由民生公司“民风”号轮船送往重庆。
宜昌十万群众自发迎灵，人人臂缠黑纱，满街遍置香案，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
据《宜昌抗战图集·十万军民公祭张上将军》云：“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江防军总司令郭忏、中央军事委员会五战区军风纪巡视团委员王陆一、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宜万要塞指挥官刘翼峰、宜昌行署主任林逸圣、宜昌县县长武长青等军政要员及各界代表三百余人，齐集宜昌市郊杨岔路迎灵。”
在举行迎灵仪式后，“八名身着素服、腰缠白带的‘八大金刚’抬着灵柩，在全体迎灵人员的护送下，缓步向东山寺公园进发”。
十里长路，哀思绵绵，沿途许多群众自动加入到迎灵队伍。
面对三架低空盘旋的日机，迎灵队伍毫不畏惧，沉着镇定地护送灵柩至东山草堂供奉。“第二天为张自忠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先后有数万军民前往东山草堂祭奠。次日晨，张将军的灵柩从东山草堂运至二马路码头登‘民风’轮往重庆。沿途几华里的街道上，自发送灵的群众不期而至，多达十万余人。”
一个中国军人之死，竟然换来无数中国人对于死亡恐惧心理的超越。这一天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时，居然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运送张自忠灵柩的船只在茫茫江面上行驶，从宜昌到重庆数百里，张自忠灵柩所到之处，两岸处处焚香祭奠，白日缕缕青烟，夜间点点纸火。老百姓供上一盘饺子或一碗面，对着江中灵船叩头失声。
二十八日晨，船抵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率文武百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志哀。
蒋介石走到张自忠灵柩前，控制不住，失态泪下，抚棺大恸。
李致远将军正步上前行礼，将从张自忠殉国处拾回的一枚血石双手献给蒋介石，蒋更是呜咽失声。在场的各级将领官员见了，也一个个悲酸不已。
起灵时，蒋介石还亲自扶灵执绋，过栈桥后顺着长长的石阶缓步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和一枚血石。
当日下午，蒋介石率文武百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
蒋亲自主祭，气氛庄严，极尽哀荣。
当天，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
七月七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追授张自忠为陆军上将，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十一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权厝下葬仪式”。所谓“权厝”，即暂时浅葬，以待抗战胜利，再移灵首都南京，举行国葬。
在蒋介石、冯玉祥等军政官员和张自忠亲属的注目下，三十三集团军将领冯治安、黄维纲、刘振三等人挥锹铲土，封闭墓穴。
张自忠殉国后，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公开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公诸报端。
噩耗传出，举国震悼。
各地军政当局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纷纷赋诗题词，以志哀思。甚至有的沦陷区人民得知消息后，也冒着危险暗中举行追悼仪式。举国上下形成一股颂扬张自忠、痛斥投降派的声浪。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
八月六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高度评价张自忠的抗战功勋。
八月十五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齐聚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等殉国将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题写了“尽忠报国”和“为国捐躯”的挽词。
朱德、彭德怀联名题词：“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责在朝野，团结图存。”
会议给张将军的家属拍发了唁电。
此后，全国各界对张自忠将军的纪念活动一直持续不断。
一九四二年，冯玉祥先生仿明朝史可法墓葬扬州梅花岭之意，将雨台山改名梅花山。
过后又用自己的薪水买来梅花树，亲自带人植于陵墓周围。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张自忠殉国三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追念张荩忱上将》的代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