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第一次独立蒸包谷饭是在8岁的时候,那天父母上坡干活去了,我和妹妹在家做午饭。那天学着蒸包谷饭,竟然水分掌握的很好,一次成功。吃饭时,得到了母亲大大的表扬,心里美美滋滋的。
今天吃饭的人多,用的是大甑子,饭蒸好了,我去锅里将甑子抬起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双手抬起甑子,脚下的凳子被登翻了,整个人靠在灶台上,脚在空中。甑子是不能放,因为锅里是开水,很危险,只能大声求救。母亲听到,赶紧跑来帮我,最后是有惊无险。原来呀,因为灶台高,我个子矮,做饭时在灶台后面放了一张小凳子,我是站在凳子上做饭的。后来父亲帮我换了一张面比较宽的凳子,更加稳当,这样的事也就没有再次发生。
进入初三,学校在原有大楼前面新建了一幢两层楼的瓦房,外墙是白色的。一楼为教室,二楼的楼板上做了我们男生的宿舍,晚上睡觉总算是告别了教室里亲爱的桌子。
每班的男生就住本班教室的楼上,方便管理。因为人数有点多,规定每个人只能睡一尺五寸宽,也就是50厘米。冬天嘛倒是舒服,大家挤在一起很暖和。夏天就惨了,瓦背下,温度高,很热,还有蚊虫叮咬,因为这栋房子的旁边就是厕所。
最老火的是几十双鞋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几乎都是解放牌的帆布胶鞋。住校的几乎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家庭环境都不太好,所以也就没人计较了。
将席子铺在楼板上睡觉,比起教室里桌子上已经是一种进步,至少早晨起来背上少了横七竖八的印痕,也不会担心滚下“床”去了。
早晨起床铃一响,负责早操的老师就会到楼上来,顺着楼道大声地喊:起床了,集合跑早操了!你们真是晚上叫不睡,早晨叫不醒。这个时候整个楼的二楼是最热闹的,也是最繁忙的。
初中的最后一年,是我学习生涯中最得劲的一年。
教我们班的各位老师都非常给力,算是初中部最好的组合。班主任胡明翠老师年轻漂亮,她的化学课总能带给我们很多惊喜,我们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叶邦强老师人很帅,还总把语文课上得富有诗意,让人回肠荡气、浮想联翩;张相奎老师的数学课则很有条理,深入浅出,更关键的是,他是老班的男朋友,这就让我们的课余生活多了许多美妙的谈资;教物理的胡先聪老师,声音洪亮,很压堂,上他的课想睡觉都不容易的;英语老师姓王,又是一大美女,但因为中考不考英语,大家也就懒得去读背那些永远也读不清楚的单词和句子乃至课文;徐银德老师教体育,身体确实很壮实,还是篮球场上的一员猛将,那会对体育并没有那么多的考核要求,于是他常组织我们打比赛什么的,体育课嘛,也就当仁不让成了我们难得的自由天地。于我而言,让我最愉快的,是那些我总也理不清的历史、地理等,成了所谓的副科,都不用再上了。
初三的我,几乎成了班上的另外一个老师。或许是找我比较方便吧,同学们遇到难题都喜欢来问我,而我也一定会耐心地给他们讲解,让他们听懂为止。说实在的,我很占便宜,同学找我讲题时,都是拿着纸笔来的。那个年头,草稿本可稀罕了,都是因为穷!我占便宜的还不只是草稿本,而是讲题对我的学习帮助特别大。好多题目,尤其是难题,我也不知道讲了多少遍,都烂熟于心了。所以我的成绩也就稳定在了第一的位置,没有旁落过。在老师那也成了小助手,放学后常被老师叫去办公室帮忙批改作业,批完后再将作业出现的主要问题给老师汇报。
我成了教师办公室的常客,蹲在藤椅里,不一会儿就可以将同学们的作业批完。所以全校师生几乎都认识我,初五班成绩第一的“潘冬子”、小蚂蚁。
春节前,我们终于又一次搬新家了,虽然房顶盖的又是草,不是瓦房,但是一次性弄好墙壁的石墙房子,觉得比以前那种串架房子保暖多了。
年三十的时候,吃完年夜饭,父亲拿出记账本,把记的账一笔一笔讲给我们听。具体欠账的数目记不清了,但父亲告诉我们家里还有多少欠款、欠粮,明年、后年,甚至未来好多年都必须要挣钱还债。父亲说这些话时的那份沉重,却一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父亲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表态,在新的一年里将怎样去为自己为这个家努力。我是大哥,正读初三,所以我明确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在升学考试中考出好成绩,考上高中;三妹表示,一定在家听父母的话,做好家务,带好弟弟;五弟光明在读小学了,也表示一定好好读书,争取拿到“三好生”;六弟光亮和七弟光元还小,就表示一定听大人的话,听三姐的话。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我们家每一年的除夕,在年夜饭过后,都要召开一个家庭总结会,每个人都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即将开始的一年制定一个总体目标。这个“年终总结会”的习惯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只是现在的年终总结会,已经是由我来主持了,因为父母年事渐高,我是家里的长子,是弟弟妹妹的长兄,侄子辈的大伯伯,孙子辈的大爷爷,说话相对有分量些。
一开春,进入初三的下学期了。
周末,虽然只有一天半时间,却成了我们最幸福的日子。要好的同学会约在一起,轮流去同学家干活,享受一起劳动的快乐。只要提前和父母说好,他们一般都不会反对的。我们常去的是段家坝袁里荣和袁开华家,底坪坝的谢佐奎家,最远的恐怕是落雁的蔡贵荣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