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在死亡和屈辱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我曾经做过总督，管理过一个生性慷慨的民族，但最后我没有留给子女一分遗产，这么做，至少比被大家指指点点要好得多。——虽然我的双手空空如也，但它们却是清白干净的。”匈牙利流亡政治家科苏特如是说。
品格就是力量，就是影响力；因品格可以获得友谊与财富；因品格可以获得支持与帮助；品格可以把我们引向通往财富、荣耀和幸福的康庄大道。
——哈维斯
布道、诗歌、绘画与戏剧的后面，都有品格在支撑；离开了品格，这些东西就一钱不值。
——霍兰德
请保持你的高贵！让它激发出他人身上沉睡着的却并未死去的高贵。——洛威尔虽然我的双手空空如也，但它们却是清白干净的。
——科苏特
“你只是一个平民。”一位贵族对西塞罗说。“不错，我只是一个平民，”这位罗马的伟大演说家回答道，“但我的贵族家世将因我而开始，而你的贵族家世到你就结束了。”
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三世的一位访客阿尼斯塔哥拉心怀鬼胎，所以和国王晤谈的时候，希望国王把女儿高尔戈支使开。阿尼斯塔哥拉心里很清楚，凡一个人子女在身边，要让他做坏事有千难万难。但国王不为所动，说：她不碍事，不用，你只管说。高尔戈就坐在父亲脚边，听着他们的谈话。阿尼斯塔哥拉滔滔不绝地对克里奥米尼三世进行游说，希望他支持自己到邻国夺取王位，并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作为酬谢。小女孩对这些事情懵懵懂懂，但却看很明白，自己的父亲脸上露出了迟疑、苦恼的神情。于是，她伸手抓住了父亲，说道：爸爸，过来，这个人会让你干坏事的。国王于是起身跟着小女孩走了。他自己、他的国家也因此避免了一场灾难。品格就是力量，即便在孩子身上也同样有效。
一天。在英国爱丁堡，一个绅士在街头遇到了一个向他兜售火柴的小男孩。小男孩面黄肌瘦，虽然天气很冷，却还是赤裸着脚，脚趾已经冻得红红的，身上也只是胡乱穿了些破旧衣服。“哦，我不需要。”绅士说。“一盒只要一便士，先生，买一盒吧。”小男孩继续央求道。“可是，我确实不需要。”“那么一便士两盒，行吗？”男孩又说。
“我为了打发他”这位绅士后来把他的经历发表在报纸上，“就答应买一盒，但刚好我身上没有零钱，我就告诉他，我明天再买吧。”
“‘就现在买吧，先生，’小男孩又央求道，‘我去给你换零钱。我已经很饿了。’我想了想，就给了他一先令，小男孩跑开了。我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但他再也没有回来。我猜我的这一先令肯定没了；不过，那个男孩的神情不由得我不相信他，所以我并不愿意往坏处想。”
“当天深夜，我在家里，仆人进来告诉我说有个小男孩要见我。我让他把孩子领进来。进来的是卖给我火柴的那个男孩的弟弟，他身上穿得更少更破。他站在那里，努力把手往衣服里伸，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然后他说：‘您是那位向桑迪买火柴的先生吗？’是的。‘我回答。’这是找给您的钱。‘他把钱递了过来，’桑迪不来了，他被一辆马车撞了，帽子、火柴、还有您的十一便士，都丢了，腿也折了，受了重伤，医生说救不活了。他来不了，所以我来了。他把钱放在桌上，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我让他在我这里吃了晚饭，然后和他一起去看桑迪。”
“到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原来是和他们的继母住在一起。他们的亲生父母都已经去世了，继母常常酗酒。对他们非常凶狠。桑迪躺在一堆木屑上，我一进门，他就认出来了，对我说：先生，我换开了零钱，正往回赶，不巧被马车撞倒，腿也摔断了。…鲁比，我的鲁比啊，我是要死了。可是，我死了谁来照顾你啊？你会怎么样，鲁比？”
“我把他的手握在手里，告诉他我会照看鲁比的。他听懂了我的话，用最后的力气看了我一眼，要表达对我的感谢。然后。他的眼睛失去了光彩——他躺在了神的光照中，犹如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一切邪恶再与他无缘，一切烦恼都离他远去。”
对于这个卖火柴的小男孩，这个全身是伤、奄奄一息的小男孩，天堂就意味着他必须恪守道德原则。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然而，对于正直、高贵、诚信这些品质，他是知道的要远比那些驾着马车把他撞倒的人还多——而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使人进入天堂。
在1857年的美国货币危机中，银行界的大巨头一起聚会纽约，商量应对的办法。会上有人问起当天各银行的提款比率，有的回答百分之五十，有的是百分之七十五，只有花旗银行摩西·泰勒的回答出乎大家的意料：“我们银行早上是四十万美元，到夜里有四十七万。”这里正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其他银行出现困境的时候，花旗银行却由于泰勒先生管理有方信誉卓著而表现得非常自信，甚至到了人们把钱从其他银行取出来又存人花旗银行的地步。而这种自信正源于领导者的个性。
在一次黄热病大流行的时期中，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小城孟菲斯，救护委员会的人员正忙得焦头烂额，苦于找不到足够的护理人员。这时，有一个人直接走到护理的医生那里，对护理师说：“让我来做护理吧！”
医生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他。这人样子非常邋遢，脸上很多痘点，头发齐根剪光，走路也是拖着步子，医生认定他绝对不适合这项工作，于是拒绝了他的申请：“用不着你。”
“我希望能做护理，”陌生男子坚持道，“先试用一星期。到时候如果不满意，再打发我走。如果觉得我干得不错，就付我工资，让我干下去。”
“那好”，医生说道，“我可以收下你，但老实说，我心里可不认为你能做好。”医生又加了一句，“我会注意你的工作的。”
但很快，这个陌生男子的表现说明，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就能出色地胜任这一工作。仅仅几周的时间，他就在这拨勇敢的人当中成为了一名最出色的护理人员。他从不感到疲倦，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哪里病情最严重，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就能看到他在哪里辛勤地工作。患者病人没有一个不喜爱他的；他那张粗糙的脸，在那些被命运遗弃的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一张天使的脸。
随后，他开始领取工资。然而，他的工作太突出了，所以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于是有人暗地里跟踪他。结果发现，每次他都把领到的工资投到为黄热病人而设立的募捐箱中。但不久之后，他自己也染上了黄热病，很快就离开了人世。由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所以只好把他的尸体运到无名墓地安葬。也就在这时候，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一个青黑色的标记，原来他叫约翰，是个重罪犯。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狂热追逐金钱的时代。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虽然身处这样的时代，那些衣衫褴楼、身无分文的作家、艺术家，衣着朴素的大学校长，他们在社会上反而更有声望，报纸也更愿意不惜篇幅来报导他们的行踪或活动。之所以有这种反差，也许要归因于追求知识和追求财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前者有很多积极的影响，而后者存在着很大的负面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以金钱为标准的世界里，凡是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就必定是以成百上千竞争者的失败为代价的；而在知识和品格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个性是我们刻在事物上的标记，正是这种无法涂抹的标记，决定了所有人、所有劳动的全部价值。我们都相信个性成熟的人。一个伟大的名字意味着怎样的一种魔力啊！西奥多·帕克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苏格拉底的价值远远要超过像南卡罗来纳这样一个州的价值。
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政治家约翰·罗素说：“在英国，所有的政党都有一种天然的倾向，他们都试图寻求天才人物的帮助，但他们只会接受那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作指导。”
“通过培养品格与个性，最后我获得了真正的力量，”英国著名政治家坎宁在1801年写道，“我并没有尝试过其他的途径。我也相信，这条路也许不是最便捷的，却是最稳妥的，对这点我十分乐观。”
对一台机器，我们可以根据它所能够承受的最大压力来检测它的性能，但房间的温度也许就会决定它的性能。然而，对于一种伟大的品格与个性来说，谁又能估价得出其内在的力量呢？谁又能够料到，一两个孩子可能会对一所学校品性产生影响呢？一所学校的传统、风俗和行为方式，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几个具有非凡个性的学生，再经过几届学生的变动，就完全得以改变。这些学生就像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种力量，作用有些类似于拖拽着一长列货车的火车头，而他们正是以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却和那些风俗传统同样重要的——方式，改造了这一切，成为了校园英雄。几乎每一个学校的老师都可以告诉你一些诸如此类的故事：几个具有巨大感染力的学生，如何带动了学校的进步，或是破坏了它的发展。
曾经有一个德国亲王，他那纯正的品格使他深受士兵的爱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严冬，他带着士兵逃离了莫斯科。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他们一行来到一间原本是给家畜用的小棚屋，进了屋子，大家又累又饿，全都躺倒睡着了。黎明的时候，亲王苏醒过来，觉得身子暖和多了，体力也恢复了。屋外依然寒风咆哮，亲王呼喊他的士兵起来，但没有一声回答。他往周围一看，才发现那些士兵都已经冻死了，身上覆盖着积雪，而这些人的外衣都脱下来盖在了他的身上。正是这些士兵，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自己爱戴的亲王。
在神话故事中，菲利吉亚国王迈达斯请求神赐予自己点石成金的力量，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幸福。神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以后，凡是他触摸过的，无论是衣服、食品、饮料还是花草，甚至他吻过的女儿，都马上变成黄金。他急忙恳求神将他的这种魔力驱除。正是从这件事情中，国王懂得了。这世界上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更为宝贵，其价值甚至把地球上所有的黄金都堆积起来也不能比拟。
一次。坎帕尼亚地区的一位贵妇拜访了科妮利娅。这位科妮利娅就是后来著名的罗马改革家格拉古兄弟的母亲。贵妇向科妮利娅提出想看看她家里的珠宝，这时候恰好孩子从学校放学归来，科妮利娅指着格拉克兄弟，微笑着对贵妇说：“这就是我的珠宝。”真不愧是西皮奥·阿菲里加努斯的女儿，提比略·格拉古的妻子。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它最有价值的产出正应该是它所培养的人民。
“据我所知，”伏尔泰说，“没有一个伟人不是为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所做的贡献，而不在于他拥有的财富。
“教育，这是今天的人们对未来的人们所承担的责任。”这句祝词写在一个信封上。在马萨诸塞州丹佛斯市举行的一个典礼上，人们打开了这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为兴建一座市立图书馆而捐赠的两万美元的支票。其捐赠人乔治·皮博迪先生是当时美国一位最杰出的商业人士，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家财万贯的银行家。若干年后，在为他举行的一个答谢宴会上，皮博迪先生又向图书馆捐赠了二十五万美元。席问，皮博迪先生说道：
“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财富，而要看他是否坚信真理，是否正直无畏，看他是否有过与其荣誉不相称的言行。只有在这些方面无可挑剔，他才称得上真正的伟大。”
斯图尔特先生正是凭着自己的诚实正直，为自己赢得了美好的名声。他早先在纽约做中学老师，一天的收入不过一美元。但最后他的财富总量超过了四千万；而且更为宝贵的是，在他的千万家财中，没有一个美分是肮脏的。
1792年9月2日法国革命期间，愤怒的人们冲进了巴黎的监狱，单单这股汹涌的人流，就足以把那些贵族、神甫挤死。这些人成了人们狂热的复仇情绪的牺牲品。就在一片血腥之中，一个名叫毛诺的平民突然发现了西卡尔神甫。毛诺以前见过西卡尔神甫，知道他的为人与声望，知道他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残疾人的教育事业，于是拦住众人说道：“这是西卡尔神甫，一个正直的公民。你们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我们这里最仁慈、最有贡献的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爱都献给了那些残疾人。”众人听了他的话，马上停止了攻击，而且一拥而上，争相与他拥抱，要抬他起来把他送回家。可见，即使在这样满怀仇恨的暴民心中，一种高贵的品格仍然可以表现出至高无上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有一副非常自得的表情，一遍一遍地向你说着他的发家史，说着他只有索取、没有给予的经历，你会认为他获得了成功吗？从他那冷酷无情的脸上，你难道读不出无数孤儿寡女的悲惨经历？他算不算是牺牲了别人来成就自己，用别人的眼泪作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呢？对别人巧取豪夺的人，能不能算真正的富有呢？他的面孔上，难道看不出贪婪的烙印，犹如豺狼的脸上永远留着饥饿的痕迹？这样的人，他拥有真正的幸福吗？用世俗标准来衡量的那些成功人士，在他们的脸上，哪里能看到什么安宁、甜美的神情？他们的神情、他们的举止，流露出的分明是那种主宰他们内心的不良心态。
一个生命中的失败者，不值得为他戴上王冠；但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只懂得敛聚钱财的人，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者。人类的福利并没有因为他的一生而有任何的改善。一张无助哀告的脸不能使他落一滴泪，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家庭也不能让他软一软心。他有心而无情，他膜拜的，不是救助之神，而是财富之神。
在废奴运动方兴未艾的那些日子里，由反对派人士组成的“拯救联邦委员会”一次在纽约的城堡公园集会，会上决定，把那些凡是不反对激进废奴派的商人都列入黑名单，并采取经济上的联合抵制。然而，有一家名叫“博迈”的丝织品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卖出去，但不希望出卖自己的原则。他们独立的立场轰动了全国，生意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人们当然希望从那些不会出卖自己原则的商家手里购买商品。
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些不会把自己标价出卖的人。他诚实无欺，表里如一；他坚持自己的良知不动摇，犹如磁铁吸住了金针，哪怕天翻地覆，他也毫不犹豫地捍卫应有的权利；他能明辨真理，对邪恶也有恰如其分的认识；他既不夸耀，也不逃避，他勇敢却不叫嚣，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总是尽心尽力；他凡事不撒谎、不退缩；他不怕大声拒绝别人，也敢于直截了当地对别人说：“我不能……”
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在朱特芬战役中受了致命伤，因为失血过多，他感到口渴得厉害。于是，士兵端来一杯水，爵士正要喝，忽然发现附近干草垛上躺着一个受伤的士兵，他充满渴求的眼神紧紧地落在爵士手里的水杯上。将军把端到嘴边的杯子又放下，坚持把水让给那位士兵，他说：“他比我更需要这杯水。”然而不幸的是，爵士死了。但单单这一件事，足以使他名垂千古。人们或许会忘记了他所效力的国王是谁，却不会忘记这位爵士的壮举。
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曾经见过一些身染痢疾的士兵，他们为了不给自己已经劳累过度的战友增加负担，不把自己的活推给他们，就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一直坚持在战壕里劳动，最终那里成了他们的安息之地。
如果一个人愿意为某种不是自己欲望的东西而奉献全部的时间、精力，必要时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那么，无论他为之献身的东西是什么，国王也好，国家也好，肤色也好，或者同胞也好，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比人们所做的一切斋戒和祷告都体现出更多的基督精神。
爱默生写道：“我曾经在书上看到，凡是听查塔姆勋爵讲过话的人都认为，勋爵所说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如他本身所具有的某种东西更有吸引力。”卡莱尔也曾抱怨说，虽然他把与米拉波有关的全部事实都已讲述得很清楚了，但还是无法表明他对米拉波所怀有的信念：他认为米拉波是个非凡的天才。
普鲁塔克笔下的那些英雄人物，包括格拉古、阿吉斯、克里奥米尼三世等等，他们的事迹好像也无法与他们的名声相提并论。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以及沃尔特·拉雷爵士，都是声名卓著、却很少有事迹流传的天才人物。华盛顿也是如此，无论怎样讲述他的功绩，也不能让人完全地领略到他个人内在的力量；席勒的作品本身好像也有负于他的盛名。这种种名声和著作或事迹不相匹配的现象，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伟人身上都有某种特殊的品质，从而使人们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远远高于其实际表现的期望。他们具有的那种力量，多数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品格与个性的东西；这种力量是无声的、内蕴的，它借助自己的存在就能产生许多直接的影响，而无须通过其他媒介。人们借助能力、口才也可以对他人产生影响，但具有非凡品格的人却是凭借他的某种魔力来影响别人的。他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本身就超出别人之上，而不是靠着某些外力的作用；他一出现，一切就因此而改变，所以他能够无坚不摧。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甚至不用发号施令，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影响力，和他们自身的能力几乎不成比例；人们也难免感到诧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这么容易就听命于他们？其实这不奇怪，所有阶级的人们都会敬仰并追随那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因为品格就是力量。
曾经有人这么评价谢里丹将军：“如果他确立了某些原则，他就可以统治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成功与否其实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本身是什么，而不是我们知道什么。可惜的是。现在明白这一点的年轻人真是太少了。华盛顿、林肯之所以会当选美国总统，不是因为其能力，而是因为其品格。在政治生活中，韦伯斯特曾经开出高价作为交易，结果他把自己的名望都输了个干净，一个农夫听到韦伯斯特在竞选中失利的消息，评论道：“南方人对他们的服从者从来不讨价还价。”
那么，拿破仑和韦伯斯特缺少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则？难道不就是那种对人类迄今所产生那些最高理念的忠贞不渝？而这一点，却正是伟大人物身上最让我们崇拜、最让我们敬佩的东西。伟大人物的根深深地扎在地下，但他们的品格却让他们能够傲然独立——虽然周围的一切都在变来变去，但他们犹如高大的橡树岿然不动。
匈牙利政治家科苏特常年流亡在外。土耳其曾答应，如果他肯皈依穆斯林，就可以为其提供避难所。但科苏特回答道：“如果让我在死亡和屈辱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我曾经做过总督，管理过一个生性慷慨的民族，但最后我没有留给子女一分遗产；这么做，至少比被大家指指点点要好得多。神的意愿总会完成，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又有一次，他说：“虽然我的双手空空如也，但它们却是清白干净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彼特拉克一次要上法庭做证，本来他要像一般人那样履行宣誓程序，但法庭却告诉他，他们相信他的正直，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证词进行宣誓；同时，法庭将以他的证词为准。
休·米勒曾经在一家大银行得到了出纳员的职位，但他婉言谢绝了，表示自己对账目簿记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人为他担保。“我们不需要你有什么担保。”银行总裁罗斯先生语气很坚决。而在此之前，米勒甚至不知道罗斯先生认识他。可以说，任何时候，我们的品格总是处于众人有意无意的观察之下，这点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都是如此。
维多利亚。柯罗娜的丈夫曾经宣誓效忠西班牙王室，所以，当意大利诸王侯劝说他离开西班牙时，他非常犹豫，毕竟，他要受到自己誓言的约束。这时，他的妻子写信给他，“牢记你的荣誉，信中写道：正因为有了它，你才高过了国王。只要有这种荣誉，便是拥有了真正的辉煌，而完全无需任何头衔的点缀。如果这种辉煌能够不受任何玷污地传给子孙后代，你会真正引为幸福和光荣。”
在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梭罗临终前，一位加尔文派教友急切地询问他说：“亨利，你和上帝和解了吗？”“约翰，”面对死亡，这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轻轻说道，“我不知道我和上帝之间发生过争吵。”
林肯虽然贵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但在欧洲上流社会的时尚圈子里，他却常常是人们的笑料。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报纸都用漫画来讽刺这位出自边远地区的穷学生，挖苦他的笨拙，嘲笑他的风范。他所颁发的政府文件行文过于简单明了，这一点也让政客们感到震惊，他们希望这些文件能够更正式一些。对于他们所有的这些反对意见，林肯仅仅简单地答复道：“人们看得懂就行了。”
甚至在华盛顿，他也遭到了嘲弄，人们给他取了各种绰号，叫他“猿人”、“木头脑瓜”、“人兽怪物”。后来，他知道了别人对他的这些嘲弄和讽刺，他对自己说道：“喂，亚伯拉罕·林肯，有些人这样对你，到底你是个人，还是一条狗？”他在弗雷德里克堡对这种种嘲弄和讽刺作了反击之后，又说道：“如果一个从地狱里跑出来的人受到的攻击谩骂比我要甚，那么，我都会同情他的。”
然而，普通民众的心却是和林肯站在一起的。当时有很多人在欧洲人开办的制棉厂里做工人，生活十分拮据。由于棉花禁运，有的人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没有一次起来抗议林肯的禁运政策。各地的劳工组织都信任他、同情他。
“在林肯身上，一切都配合得如此完美，甚至造物主也会指着他对全世界说，这就是我要造的人！”从古到今，还没有谁能比林肯更配得上这句话。
林肯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品格的完善，他的合作者说他“诚实到了顽固的地步”。他可以拒绝一切诱惑，绝不与有错误的一方为伍；或者，即使一开始不小心站错了立场，一旦发现，他也马上改弦更张，绝不助纣为虐。有一次，一位太太付给了他两百美元的律师费，他考虑了很久，还是把钱退了回去，并对这位太太解释道：“你的案子还没有开审呢。”“可是这钱是你应该挣的啊。”那位太太说。“不，不，”林肯回答，“这不对。我只是在尽义务，这不应该收钱。”
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有一些比他的成就更伟大、比他的财富更耀眼、比他的才华更高贵、比他的名声更持久的东西。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们都相信教育和文化，相信文明生活对人的修饰与培养，然而，单单有这些还不能保证使人得到提高，获得拯救。从古到今，文明的发展往往是和奢华、堕落结伴而行的。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的话，那一定就是品格的力量。在社会上，一个人可以没文化，没能力，没有财产和地位，然而，只要他具有纯正而卓越的品格，他就一定会产生影响，一定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直对一个问题感到很困惑：自己身为国王，能够统治一个像法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为什么却连荷兰这样的小国都征服不了？于是，他就拿这个问题问大臣柯尔贝尔。他的大臣回答道：“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伟大并不取决于地域是否辽阔，而是取决于其人民的品格。”
伟人的品格是一国的无价之宝。一位英国制革工人承认，他的皮革制品所以能够制作得那么精美，能够为他赢来很高的声誉，都要归功于卡莱尔的著作带给他的影响。据说，富兰克林也曾经使伦敦一家工厂的风气整个改变一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和阿里奥斯托两人一直互相激励着，互相推动着，最后都赢得了巨大的名望。
“告诉我谁是你崇拜的偶像，我就可以告诉你，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考察一个人，我们只要通过他的文字或者艺术作品，就可以深入他的灵魂，探知他的思想。米开朗基罗离开我们了吗？最好拿这个问题去问曾经在罗马观赏过他的不朽之作、灵魂为此而震颤的那数以万计的观众。谁能说得清楚，他曾经在多少人的生命中留下了烙印？同样，华盛顿、格兰特、林肯离开我们了吗？难道不可以说，与以前相比，今天他们更贴近我们？今天有哪一个美国人、哪一户人家，不是把他们的品格奉为学习的偶像？
你不妨想象一下，埃及没有了摩西，巴比伦没有了丹尼尔，雅典没有了德谟斯提尼、菲迪亚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了汉尼拔，公元前二世纪的迦太基又将是何等模样？同样，如果罗马没有了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利乌斯，巴黎没有了拿破仑、雨果，英国没有了牛顿、莎士比亚、弥尔顿、皮特、柏克和格莱斯顿，那又会是什么样子？
意大利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浮，然而但丁这个名字始终是意大利仍然存在的标志，甚至许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的头脑里，也时时会激荡起西塞罗、西皮奥和格拉古那些激动人心的话语。拜伦曾经说：“今天的意大利人，无时无刻不在说着但丁，写着但丁，做梦也梦着但丁，如果但丁不是一个那么值得他们崇拜的天才，这一切真是要让人觉得荒唐可笑了。”希腊即使在走了下坡路之后，也依然能够感受到黄金时代那些知识精英和道德天才的影响，他们仍然在一切的精神和情感方面主宰着当今的人们，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比他们生前要更为强大而有力。
我们的心灵，一方面受着同时代人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处在众多已故者的心灵的多重影响之下；而我们的信念，也正是凭借了众多我们为之动容、并引以为傲的先驱者的赴汤蹈火，才拥有了今天的神圣地位；最后，我们的行为，也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表现的。
那些低贱庸俗、毫无志向的生命也会在自己的品格上留下烙印，就像造物主在该隐身上留下了罪恶的烙印一样。另一方面，这世上也不乏一些只有无赖恶棍才会膜拜的偶像。
我们人类和昆虫在一个方面是很相像的。昆虫很容易就带上它所食的各种叶子、草木的颜色，而我们或早或晚，也会因为我们心灵的食物而受到影响。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的每句话，每个行为，每一种联想，无不受到我们生存环境的制约的。我们要走多少弯路，才会懂得龙生龙凤生凤的道理。橡树匕结不出别的果子，而橡果也不可能长成别的东西，同类必定相吸，万物都以类聚，这是必然的道理。由此，他们也就必然会发展出共同的特性，表现出共同的行为方式。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论这种联系多么隐秘，无论它是否在暗地里进行，总有一天，这些事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脸上，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中。那时候，从我们的眼睛里，从我们的举止中，没有一处不能看到我们偶像的痕迹。我们曾经有过的交往，曾经发生的爱憎、成败，过去曾经表现过的渴望、计谋，诚实或者失信，都会在我们灵魂的窗户上留下烙印，世人会对此一览无余。罪恶的心灵只能在脸上留下罪恶的痕迹，即使有超人的意志力量也无法将其抹去。我们不妨看一看，那种荒淫无度、游手好闲的生活在脸庞上会留下怎样一幅全景图：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酒吧间和游乐场的气息，看到他那些诱人堕落的伙伴，看到他过去令人作呕的作乐场景，看到他曾经的志向、动摇的决心和最后的投降。作为对比，再看看那些抵御了各种诱惑后能自我克制、不断进步和提高的人们，看看他们的面庞上又有怎样的神采。
如果一个人能使我摆脱环境中的各种束缚，不再封闭自己，为我打开各种机会的大门；如果一个人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的缺点，让我观察与分析问题时能做到视野更开阔、考虑更全面；如果一个人能够让我感到自己的力量更强大，精神也更振作；如果因为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因为他那难以抗拒的魅力，从而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至少在我眼里，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一个最伟大的人。
怒气会带来怒气，而仇恨会引起仇恨，每一种情绪都容易感染、扩散到别人身上。按照舞台演员的经验，每次他们扮演一些欢快角色时，往往在上台之初免不了会处在原先沉重忧郁的心境中，一点都不能融到剧中人的感情里去。然而，一旦演出开始，他们就要表现所扮演角色的喜怒哀乐，自觉不自觉地，他们就会沾染上那个角色的情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情绪关联法则的强大力量。
“我们的个性总瞒不过别人的眼睛，”爱默生说，“偷盗不能发家，施舍付出也不会让我们破产，隐藏再好的凶手最终总会露出马脚。其实，只要有一丝的做假，不管是故意要博得人的好感，还是有意做出讨人喜欢的姿态，都马上会让人嗅出其中的做作。只有完全的坦白，你在内心才会获得坚定的支持，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果实。”
为了准备《路易十四》一书的写作，伏尔泰曾四处搜集资料，他曾经对他访谈的对象说：“我打听那个时代的许多趣闻逸事，主要的倒不是关心国王本人，而是关心那一时期繁荣起来的艺术生活。我想知道的是有关拉辛、莫里哀、笛卡儿这些人活动的资料，而不是什么斯特恩克战役的细节。指挥那场战役的军官的名字或许会流传后世，但是，哪怕他打一百次胜仗，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毫无影响。而我所关注的这些伟大人物，即使将来的人们也可以从他们这里得到纯粹的、永恒的欢乐。比起宫廷里那些琐碎无聊的逸闻，比起战斗细节的描写，一幅绘画、一出悲剧、一个科学的法则和一条跨海连接两地的沟渠，其作用显然要更重要、更宝贵。你知道，对我来说，伟人是第一位的，后面才有英雄的位置。而我所谓的伟人，是那些在对人类生活有重大裨益的领域、为人类所珍爱的领域具备卓越才能的人物。而能够攻城掠寨的，充其量只能算是英雄。”
有一位埃及法老生活在四千年前，那个时代还没有产生基督教，但在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没有伤害过一个孤儿寡女，没有虐待过一个牧民。我统治的时候国内没有乞丐，没有人饥饿至死。在荒年，我把全国的土地都用来耕种，让我的臣民能够得到食物，没有一个人挨饿。寡妇也得到很好的照顾。她们的生活和她们丈夫在的时候没有太大区别。”今天生活在文明时代的统治者，又有谁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样的话？
一个人只有把诚实作为灵魂的伴侣，并且在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中身体力行这种品质，言谈中遵循这种品质，生在其中以它为立身的根本，对它敬若神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样的人才真正算得上是正直、高贵、勇敢和伟大的人。
正如菲利普。布鲁克斯所说：“一个人的心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属于造就他的同类群体的，并且把上帝赐予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人类，那么，他还算不上真正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