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尽管从小信佛，但是有进取性格，寄望入宫“见天子庸知非福”，而又知道太子对她有情意，因此她是不会甘心在先帝死后，终其余生在寺为尼的。原已互有深情的新皇帝，利用国忌行香之便私下会见她，并且表现了激动，没有始乱终弃之意，对她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也是莫大的希望！不过，如何能再度进宫，则是困扰着他们的一个问题。
现在，幸运之神终于来临，她就是大唐的新皇后王氏。
王皇后是武氏邻县——并州祁县人，系出山东郡姓太原王氏高门，她的父亲王仁佑当到县令，后因女儿成为太子妃才升为陈州刺史。由于她的从祖母是高祖皇帝之妹同安长公主，长公主“以后有美色，言于太宗，遂纳为晋王妃”。李治在贞观五年四岁时封晋王，贞观十七年十六岁时册立为太子，大概王氏也如文德皇后长孙氏和武氏一般，十三四岁就因有美色而被选为王妃。及至李治为太子，王氏顺理成章成为太子妃，至永徽元年正月立为皇后。年轻美丽的王皇后，既出身高门，又是今上的表妹，前途似锦，为何引纳武氏入宫？根据《唐会要》的记述，“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乃召入宫，潜令长发，以间良娣之宠”。诸史所述大体相同。只是王皇后以她的身份、地位和美色，为什么要与萧良娣争宠而又争不过她？良娣是东宫嫔御之职，也就表示萧氏在李治为太子之时，已经成为东宫的嫔御。唐朝帝王选妃嫔以门第和美色为优先条件，因此太子妃王氏可能仅是东宫美女之一罢了，加上萧良娣出身的门第也不比太子妃差，所以太子妃在东宫未必独占美色和门第的优势。萧良娣出身南朝的侨姓——兰陵萧氏齐梁房昭明太子支，是后梁帝室的后裔。此枝在隋朝出了一个隋炀帝萧皇后，在大唐开国出了一个宰相萧瑀，也是今上当太子时的太子太保，家势显赫。更令太子妃感到不幸的是，萧良娣为太子生了一子二女，而自己却不育。
就子胤而言，太子在即位之前即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分在永徽元年正月和二月间封王：李忠、李孝、李上金分由三个地位不高的“后宫”所生，第四子李素节和两位公主则为萧良娣所生。在封建宗法之下，无子构成“七出”的首项，是
为人妻者最严重的问题。王皇后无子，乃是她一再败于情敌——萧、武二氏，导致最后被废的关键所在。由此看来，原就获宠的萧良娣，在太子即位后又因子而贵，升为淑妃，威胁到王皇后的夫爱与地位，因此才想到利用他人以使新皇帝疏离萧淑妃。《新唐书·武后传》所述，“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引（武氏）纳后宫，以挠妃宠”，应该得其情实。值得注意的是，萧淑妃的次女生于贞观二十三年，此年正是李治嗣位登基之年。也就表示新皇帝即位前后，正是萧淑妃最获宠之时。
如果新皇帝去寺庙行香，遇见曾为先帝嫔妾的女尼武氏，互道问候，谈起当年宫中之事而至互相感泣，这也应是正常的反应，而且也是极平常的事情，不足以大惊小怪。但是，宫中何事竟令今上如此失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王皇后知道二人相见互泣，知道内有不可为人知的秘密，故决定加以利用，以疏离皇上对萧淑妃之爱，此事此举显然极不寻常。大凡不寻常之事必有不寻常之因——那就是王皇后知道夫皇与武氏此会，其实是不寻常的男女之会，内有不可告人的不寻常之情，所以才想顺水推舟加以利用；否则她为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怎么会想到要利用一个过气的先帝嫔妾、也算是夫皇的庶母，来对付自己的情敌——皇上的妃嫔？我们由此可推算当年太子爱慕武才人的说法应是真实的。
不仅如此，武媚娘是先帝嫔妾，是皇帝的庶母，王皇后无论直接或者间接地都劝丈夫召她再入宫，其目的都是为了利用二人之情，以离间丈夫对情敌之宠。
这说明什么呢？这表示了王皇后不但深知夫皇心中对武媚有情义，而且也容忍他们的关系继续存在与发展，甚至单纯的相信接纳武媚也不至于对自己有危害，否则她绝不会做出这个决定。她的决定犯了两个严重的大错：
第一，她触犯了大唐律例，她不但使丈夫犯了“和奸父祖妾”之罪，也同时犯了“和奸女冠尼”之罪，前罪依《杂律》第二十五条应判处绞刑；后罪依《杂律》第二十七和二十八条则李治应徒一年六个月，女尼武氏徒两年零六月，王氏是“媒合奸通者”徒二年。而“和奸父祖妾”据《名例律》属于十恶罪之“内乱”
罪，由于十恶罪是“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的大罪，罪在不赦之列。这样看来，新皇帝与女尼武氏可谓犯下滔天大罪，不过王皇后也是共犯，纵使可以瞒人于一时，久而久之，纸终究包不住火，后来成为宰相反对立武氏为皇后的重要理由，也是《讨武氏檄》严加指控的依据。
第二，王皇后此举无异是前门拒狼，后门放虎。不知虎比狼还要凶狠恶毒，不但将狼吃了，连带也将开门迎纳者一并给吞了。由于王皇后犯不赦之罪，因此纵使她后来被废被杀，史官对她遭到的恶报一点儿都不给予同情，可谓自贻伊戚。
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从不谈如果。但是在这里却也不妨试着做一个假设：
假如王皇后不提出接武氏入宫，她的夫皇会不会自行召其入宫？依笔者的看法，这答案应是肯定的，而且王皇后不可能不引武氏入宫，而武氏则不可能因有顾虑遂不入宫。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北朝以来，家中女主人有相当高的地位，社会活动也十分活跃。她们不容许别的女性有威胁此地位身份的机会，因此妇女妒忌成风，隋唐尤盛。在王皇后之前，历史上著名的妒皇后厥以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为最。她不仅严厉掌控丈夫，使他不敢碰别的女人，甚至连正眼也不敢一看，尽管文帝五子都是同母所生；更有甚者，她的妒性推及太子杨勇和其他将相大臣，使他们最后因男女关系而被废被杀。至于王皇后之后，武后则是另外一个历史之最。在这种妇女风气之下，王皇后对萧淑妃“阴不悦”，实际上就是妒忌的表现。
她自己不能换留夫皇的宠爱，又不能雍容宽厚如婆婆文德皇后当年，主动访求美女以备文皇嫔御，在妒火中烧的情况下，假如不是恰巧利用武氏，也将可能培养或利用其他适当的人选。
其次，如果《如意娘》所示是真的，则新皇帝的心应该早已寄托于武氏这个情人的身上，可能格于公论、国丧或皇后等因素，故迟迟没有行动罢了。如今皇后要让武氏入宫，真是正合心意，乐得顺水推舟。
再次，《如意娘》已显示了武氏正向情人作大胆的倾诉和情挑，故这事对武氏而言，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论新皇帝是否是可居的奇货，至少王皇后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笨贾，真是要善加利用！所以后来《讨武氏檄》骂武氏狐媚阴险和晚节秽乱，应该都是实情；至于骂她“践元后于晕翟，陷吾君于聚唐”——就是说将王皇后践作徒有美丽羽毛的野鸡，陷新皇帝为聚淫母鹿的公鹿，则其实与她无关，那是帝后伉俪自作孽之事。隋唐原就是性开放的社会，妇女贞节观念淡薄，而成就需要则相当强烈，对幸福婚姻尤敢大胆追求。作为寡妇的女尼武氏，本来已无前景可言，谁料此时峰回路转，若不切实掌握这机会，则更待何时？武氏的善于创造和掌握机会，表现了她的聪明果断、城府甚深和反社会价值的人格特点，正与前面的分析相一致。
现在，要进一步揭开武氏再次入宫的真相，则必须要确定女尼武氏被准召入，何时被召入，及如何解决比丘尼身份的问题？关于武氏被谁召入宫，史书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被王皇后召入，如上引的《唐会要·武皇后》和《新唐书·武后传》即是其例。第二种说法是王皇后提议新皇帝召人，《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和《通鉴》皆主此说。第一种说法是新皇帝至寺见武氏，乃召她入宫，两《唐书·武后纪》都主张此说。
我们知道，大唐入宫须经皇帝的许可，再由有关机关出旨宣命，新皇帝是内向懦弱的人，即位不久，且在长孙无忌等人辅佐之下，个人是否胆敢于寺径召先朝妃嫔入宫，应值怀疑；假若他有此胆量，早就不让武氏出宫或者先前就主动召她入宫了。他后来宠爱武氏，却因宰相反对而不敢强硬地升她为宸妃，册她为皇后时也是犹豫不定，可见他的胆量和态度。所以，第三种说法比较不可信。不过入宫既须皇帝的许可宣召，是则必然出于皇帝的敕旨，故以第二种说法比较符合官方的制度。然而根据前面的分析，事情因王皇后而起，是则应是由王皇后以某个理由主动提出，建议夫皇将武氏召入；而皇帝则顺水推舟，以皇后此要求宣下有司，令其奉命施行。如果所推无错，真相确实应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她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被召入宫的？论者怀疑武才人未曾随例入寺为尼，她只是在先帝死后短暂出宫，等八月埋葬先帝以后，即于同年晚些时候被复召入宫；而入寺为尼之说，是出于武后时代史臣的瞎编乱造。有人则反对武氏未曾入寺为尼之说，但却主张人入尼寺，而其实并未削发。他们的主要证据，都是以《新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为主。
其实武氏何时再入宫，两《唐书·则天纪》均无记载。《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说“初，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是追记为尼时间之词；然而这段文字在《新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里，则变换成“武才人贞观末以先帝宫入召为昭仪”，说成是太宗死后还没改元，也无为尼，即以先帝宫人被召入宫中，与同书《武后传》所述先为尼，后被王皇后引入之说，有自我矛盾之疑。
笔者在前面曾经依据当时惯例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武氏应曾入寺为尼，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武氏再次入宫后，于永徽二年（651）十月以后为皇上怀了第一胎，翌年——永徽三年（652）——七月以后，长子李弘降生，这年武氏是二十八岁，皇上
是二十五岁。因此推测武氏二度入宫，大抵不晚于永徽二年（651）十月，此前未发生性关系。因为此前女尼武氏尚未入宫，二人若在寺里约会，以至于怀孕生子，实为骇人听闻之事！尽管此寺或在禁中，禁中事秘多不外传，然而一寺之内仍有众多女尼，且是先朝妃嫔或宫人，他俩有此胆量如此妄为吗？太宗文皇帝葬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昭陵葬礼完毕的前后，也应即是先帝妃嫔出宫，而原东宫妃嫔搬入宫中之时。第二年正旦，新皇帝依法令应当举行大朝会，不过今上却不接受朝贺，仅下旨改元为“永徽”；直至三日，今上才临御太极殿，受朝而不会。正月六日以后，太子妃王氏被立为皇后，接着又陆续分封李忠等四子为王。新皇后甫立之初，当不至于立即建议召武氏入宫。此年五月是先帝的忌月，今上遣使献于昭陵，次年从四月讫于五月，也诏令有司不要进肉食。表示天子居丧虽然以日易月，但今上在遵守遗诏眼丧之后，却仍然不能免于守丧三年的习惯。
所以上述活动，都应与太宗文皇帝的国丧和忌月有关。根据民间习俗，父母三年之丧其实只须守制二十七个月，所以从永徽三年以后即较少再见到这类活动的举行。
李弘既然生于永徽三年七月以后，则武氏怀他则应在永徽二年十月之后，此时新皇帝三年守丧已满，王皇后建议正式立武氏为嫔妾——昭仪，将不至于另外招来非议。是则新皇帝忌日赴寺行香、会见武氏之事，应该发生于永徽元年或二年的五月二十六日，而她的再入宫则不会早于二年八月今上守丧已满之时。
皇后若要召一个比丘尼入宫礼佛讲道，是不需要她长头发的，长发之事两《唐书》各本纪和列传都不见有所记载，但见于《唐会要》和《通鉴》。《唐会要》说王皇后听说二人相见，乃将女尼武氏“召入宫，潜令长发”——即先以女尼身份入宫，然后才令她秘密长发；不过《通鉴》则相反，说皇后“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即先令她秘密长发，然后才建议夫皇召她入宫。两者哪个是对的？笔者以为，王氏才新立为皇后不久，她会如此明目张胆，不怕被人控告，干冒被废的危险，径行将现为女尼的先帝嫔妾“召入宫，潜令长发”，要她长住宫里，以便日后让她和丈夫乱伦，和情敌争宠吗？这种事情恐怕连新皇帝也不敢为，不然就不会“潜令长发”了；相对的，武氏即使以比丘尼奉皇后之命入宫论道，却能以何身份长期留在宫中，并且暗中长发？所以我想《唐会要》之说是不可靠的，应以《通鉴》的记载为是。也就是说王皇后先密令女尼武氏长发，然后才建
议夫皇召她入宫。皇后为夫纳妾，文德皇后当年即有先例，只要掩饰好武氏当年的身份，一下子是难以被识破的。
头发生长的疏密和速度因人而异，长至可以梳髻或者着假髻，估计需要一两年时间。早先在北魏时，妇女受西域的影响，衣髻流行危侧；等到北齐末，从宫内开始，妇人皆剪剃以着假髻，而危斜之状如飞鸟，于是此发式流广于全国。隋朝名文人薛道衡——薛婕妤之父——曾经有一首诗《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描绘京城佳丽去看戏时的衣着，说“高高城里髻，峨峨楼上妆；罗裙飞孔雀，绮带垂鸳鸯”，可见一时风行。降至唐初，其风犹未更改，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用以防风防尘的帽子，但是也与流行高髻有关；至于皇后乘车随皇帝谒陵时，则更规定必须“改服假髻”。既有着假髻之风，故也未必需要等头发成长至能梳髻，武氏才会被召入宫。因此，假如身为女尼的武氏，于永徽元年五月忌日以后，奉皇后密令长发，则至永徽二年的下半年，头发应已长到能够梳髻或者着假髻了。
一个女尼无论在大内或者尼寺里暗中长发，除非隔绝保护戒严，否则终究是不便或是易暴露之事。武氏在哪里长发，史未明言，或许太宗别庙崇圣宫是一个好归宿。此宫供奉太宗文皇帝，可能也随例安放了一些先帝内人。女尼武氏是先帝嫔妾，由尼寺迁入此宫不易引人注目；等到发长之后离开，也不必给仍留于此处的人说明去处。根据《通鉴》的记载，今上在永徽五年三月加赠武士彟等十三人官，并说此次加赠是因为武昭仪得宠之故。但是这事却被《攀龙台碑》说成是在永徽元年举行，实有冒伪之嫌，目的是为了说明女皇早在此年已经是皇上的昭仪。不过，根据上面的分析，武氏顶多在此年的太宗文皇帝忌日与新皇帝相见，然后奉王皇后密令暗中长发而已，并未再入宫成为今上的昭仪。因此，若不是女皇年老健忘，则是另有蹊跷，故意说错给撰碑人知，误导他将再入宫的时间记于此年。笔者认为女皇这时仍精力过人，所以以后一种可能比较大。
现在不妨来作一次综合与重建吧。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先帝葬礼前后，武才人随例入寺为尼，此感业寺可能即在禁中。这年萧良娣生了后来被封为宣城公主的幺女，正深得嗣皇帝今上之宠爱。
永徽元年正月六日，太子妃王氏立为皇后，第二个月萧良娣之子李素节被封为雍王，萧良娣大约也在此前后升为淑妃。雍州是京城所在之地，按照大唐惯例，雍
王常是封给太子以外皇后其他的皇子当的，较少封给妃嫔所生的儿子。如今王皇后无子，雍王封给了素节，而其母近又生女，升为位次于皇后的淑妃，与其他皇子之母身份地位不能比，所以王皇后感到极大的威胁，日益引起她的妒忌之心。
及至这年的先帝忌月，新皇帝遣使献于昭陵，而自己没有亲赴陵寝行礼，但是却也按照惯例在忌日就近至感业寺行香，并且会见了为尼的武氏，互诉衷肠而且相对感泣。这时王皇后正强烈妒忌威胁她地位的萧淑妃，因此得悉此情此事之后，遂不顾后果地想加以利用，密令女尼暗中重新长发。这转机对女尼武氏极为重要，立即予以掌握，并暗中长发，因此后来遂被她说成是再入宫为昭仪之年。大约到了第二年——永徽二年下半年，新皇帝心丧期满之后，武氏的头发也已长得可以梳髻或者着假髻，王皇后乃提议夫皇召她入宫，以疏离夫皇对萧淑妃的宠爱。三年之丧为期二十七个月，是则新皇帝的心丧最晚应在永徽二年七月左右期满，假若上面所推成立，则武氏应是在此年七月以后再度入宫的，并且十月以后就怀了她的长子李弘。
武氏二度入宫之时，由于已长头发，因此不会以比丘尼的姿态入宫，而应在王皇后夫妇的掩饰下，另以其他身份入宫。有些记载说她再次入宫后即为昭仪，当是概略之说，颇不可信。因为一个具有先帝妃嫔身份的女人，一入宫即成为今上的昭仪——位次于妃的九嫔之首，实在过于骇人听闻，不仅是皇后所不敢为，恐怕连皇上也不敢为，否则就不会“潜令长发”了。所以，《新唐书·武后传》
和《通鉴》说纳她入“后宫”之言，比较可信。宫中分为内职（即内官）和宫人（即宫官）两种，前者是皇帝的妃嫔，后者是宫中的工作服务人员，这里所谓的“后宫”，应指前者而言。“后宫”除了皇帝的妃嫔之外，恐怕还有一些没有官品或者官品很低，不列于八级一百二十一员妃嫔之内的女人。皇上前三子皆为“后宫”所生，她们似乎不是妃嫔，没有名分，地位低贱，故史书不写她们的职衔，仅谓“后宫”而已，可以为例。即是说，武氏复入宫之初，为掩人耳目，故仅纳入后宫，并未正式成为皇上的一百二十一员妃嫔之一，更不是立即成为昭仪，《唐会要》说武氏“既入宫，宠待踰于良娣，立为昭仪”只是大概的陈述。然则武氏何时被立为昭仪？对于此事，《新唐书·武后纪》仅说“久之，立为昭仪”，而同书《武后传》则说“才人有权数，诡变不穷。始，下辞降礼事后，后喜，数誉于帝，故进为昭仪”，至于《通鉴》，则在永徽五年三月庚申条追记武氏入宫后，“未
几大幸，拜为昭仪”。是则武氏入宫之初，的确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妃嫔身份；但以武氏的聪明改变，深知自己的处境，因此下辞降礼以事王皇后，很明显成为皇后派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她虏取了皇后的信任和欢心，并且让皇后一再给她美言于皇上，所以未几即获大幸，直接升为正二品的九嫔之首——昭仪，地位直逼淑妃。武氏既在永徽二年七月以后再次入宫，并在十月以后即怀了身孕，而在三年七月以后生子，是则这一段所谓“未几”或者“久之”的时间其实并不久，约在怀孕之时她应已获“大幸”，并且在怀孕生子之时，应已升为昭仪。
武则天第二次入宫后不久，其子李弘也被册封为代王。这样，她就在妃嫔中拥有了较高的地位。但她并不骄傲自大，相反，总是彬彬有礼，显得和蔼可亲。
对于王皇后更是“卑辞屈体”，伺候得格外殷勤。王皇后大喜，以为自己选对了人，便在高宗面前屡次说武昭仪是怎样怎样的好。
唐高宗本来就喜欢武则天，武则天立为昭仪后的表现又十分适宜，经王皇后这么一说，越发觉得武则天可爱。这样，就逐渐冷落了萧淑妃。王皇后见萧氏终于败下阵来，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她哪里知道，她的“计划”正潜伏着破灭的危机。
萧淑妃是被冷落了，但唐高宗专宠武则天，这是王氏意料之外的。王皇后看到萧氏失宠之后得宠的不是自己，而是武昭仪时，才恍然大悟。她感到自己有些愚蠢，同时，又对武昭仪产生了仇恨的心理。
萧淑妃也许还不了解王皇后的计划。她眼睁睁地看到，打破自己美梦的是武昭仪这个“不速之客”。她不曾想到，这个从感业寺中迎回的美人，如此得宠，如此富有魅力，竟然轻而易举地取代了自己的地位。因此，发疯般地忌恨武则天，决心除掉这颗眼中钉。
在这种情况下，王皇后和萧淑妃之间的矛盾缓和了。她们不再彼此攻击，而都将矛头指向了武昭仪，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武则天对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用心非常清楚。以往的经历告诉她：要保住既得利益，就决不能退让。她必须同王萧二人进行一番较量，并获得成功。
这不仅仅是寻常的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还显示了当时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所以显得十分尖锐。
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三人各有优劣：
王皇后出自名门，姿色秀丽，又是太宗亲自挑选的儿媳，已为皇后，有许多达官贵人撑腰。但她与唐高宗感情很浅，又无子女，且喜妄自尊大，在后宫中比较孤单。
萧淑妃长得漂亮，与高宗感情较深，又育有一男二女。但在朝廷中势力单薄，在后宫中没有威信。
武昭仪不仅生得俏丽，聪明巧慧，与高宗感情很深，而且在后宫中威信较高，朝廷中也有一部分支持者。但出身卑微，曾经当过唐太宗的才人。
与王皇后、萧淑妃相比，武则天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是与唐高宗有深厚的感情。但是，王皇后有很大势力。萧淑妃也不好对付。所以，谁胜谁负，就要看谁的手段高明。
王皇后和萧淑妃反对武则天的劲头很足。但她们不能友好地合作，只是各自为战，捏造事实，给武昭仪脸上抹黑。而武昭仪则不然。她一方面无微不至地体贴唐高宗，另一方面，在后宫中拉拢势力，特别是拉拢被王皇后排挤的那些人，“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通过她们掌控王皇后、萧淑妃的一言一行，“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之后加油添醋，报告给高宗。
这样，高宗便不信王皇后和萧淑妃而独信武昭仪。史书记载：“帝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
虽然如此，唐高宗还没有马上废掉王皇后的意思。武则天认为，有王皇后在，她自己就不得安宁，更不可能当上皇后。这一劲敌必须扫除。
永徽四年（653）末，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唐高宗很喜爱，视为掌上明珠；王皇后无儿无女，也很喜欢。永徽五年初春的一天，王皇后来到武则天的住处，探视胖乎乎的小公主。王皇后刚走，武则天就偷偷扼杀了自己的女儿，并给她盖上了被子。
一会儿，唐高宗来了，武则天假装高兴，走到床前，去抱公主。一揭被子，便惊慌失措，大哭起来。高宗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皇后刚来过。高宗大怒，说道：肯定是皇后干的。武昭仪见阴谋得逞，又哭泣着诉说了一遍王皇后的罪状，从而激怒高宗，使他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此事未必完全可靠。但事实上，此事的确已经拉开了废立皇后的序幕。
永徽六年（655），唐朝最高统治集团围绕着皇后废立问题之争形成两大派别。
争论的一方是贞观老臣，以宰相为主，其代表人物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柳臾、韩瑗和来济。
长孙无忌，河南洛阳（今洛阳市）人。祖上本是鲜卑贵族，姓拓跋氏。北魏时战绩最多，又为宗室之长，所以改姓长孙。高祖稚，西魏太保、冯翊文宣王。
曾祖子裕，西魏卫尉卿、平原郡公。祖兕，北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袭平原公。父晟，隋右骁卫将军。妹即太宗之长孙皇后。家世异常高贵。
无忌幼时，与秦王李世民关系亲密。后参预“玄武门之变”，功居第一，进封齐国公。贞观年间，屡见宠遇，位至宰辅。在宰相马周等相继病故后，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事，独揽相权，深得太宗器重。曾力主以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太宗死后，他以国舅、太尉、顾命大臣的身份辅助高宗，地位十分尊崇。
褚遂良，杭州钱塘（今浙江伉州市）人。其先祖居住在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后渡江在南朝为官。高祖湮，梁御史中丞。曾沮蒙，太子中舍人。祖玠，陈秘书监。父亮，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历任通直散骑常侍等职。褚遂良广猎文史，尤工隶书。贞观时日渐重用，官至中书令。太宗临终之际，命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共同辅佐太子，并令遂良草录遗诏。高宗即位，奉遗诏辅政，颇有权势。
于志宁，雍州高陵（今陕西高陵）人。出自鲜卑贵族。曾祖谨，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时任太师，封燕国公。祖义，隋潼州总管，建平郡公。父宣道，隋内史舍人。家世相当显赫。于志宁初从太宗征讨，后又兼辅太子李承乾，为太宗所重，官至侍中、太子左庶子。永徽元年（650），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继续出任宰相。
柳臾，蒲州（今山西永济一带）人。祖庆，西魏宰相，封平齐景公。祖旦，隋太常少卿，封新城县公。父则，隋左卫骑曹。门望较高，且与隋、唐皇室也有一定姻缘关系。高宗登基后，柳臾因是王皇后的舅父，渐被重用。永徽三年，官至中书令。
韩瑗，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曾祖褒，西魏、北周要臣，以少保致仕，封三水县公。祖绍，隋太仆少卿，封金崖县公。父仲良，唐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封颍川县公。韩瑗袭父爵，与长孙无忌及李唐皇室有间接的姻戚关系。永徽三年（652），拜黄门侍郎。四年参与朝政。五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六
年，又迁升侍中，兼太子宾客。
来济，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其先世并不显耀，但父亲来护儿是隋代名将，官至左翊卫大将军，封荣国公。贞观时，来济拜太子司仪郎兼崇贤馆直学士。永徽二年，拜中书侍郎。四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五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县男。六年，迁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
从家世和身份来看，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士族的后裔，身为宰相，权倾内外，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拥有丰厚的资本。
争论的另一方是所谓庶族官僚，寒门士子。其代表是李勋、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
李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原来姓徐，隋末参加瓦岗军，降唐后赐姓为李。祖上是山东土豪，没有名人。本人屡经战阵，在维护唐朝版图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封英国公，出将入相，地位颇高。但不是“元从将领”，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也不是拥立晋王的功臣。因此，多少受到太宗猜疑。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太宗病危，曾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泽，估计不能驾驭。我现在打算将他贬出朝去。如果他马上动身走，我死后，你就把他用作宰相，当成亲信；如果他徘徊观望，那么我就把他处死，给你除掉后患。
于是将李勣贬往千里之外的叠州（治所合川，在今甘肃迭部县一带）。李勣明白太宗的心事旨后没有回家就前往贬所。高宗即位后，按照太宗的遗旨，任命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左仆射。但李勣知相权掌握在长孙无忌等人手中，固求解职。高宗于是解除李勣的左仆射，只留下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当于宰相的空名号。因此，实际地位远远比不上长孙无忌。
许敬宗，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人。其先祖自高阳南渡，世世代代在南朝作官。祖亨，陈卫尉卿。父善心，陈通直散骑常侍，隋礼部侍郎，在江都被宇文化诛杀。门第虽不很高，但仍属于士族。其人颇有学问。初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后在太宗之世一度掌执枢密，又尝为太子右庶子。高宗即位后，他资格很老，却未能再登相位。又因嫁女于少数民族首领冯盎，多收财贿，一度被贬为郑州刺史。后虽拜礼部尚书，但总觉得自己才高位卑，不甚得意。
李义府，瀛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先世曾居四川，家境寒酸。有辞学，善属文。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荐于太宗。据说太宗令其作诗，立成，有“上林许
多树，不借一枝楼”之语。太宗大悦，言“吾将全树与汝，岂惟一枝”。后在刘洎、马周等人的著举下当了监察御史、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刘洎被杀，马周因病去世后，李义府久不得志。及长孙无忌辅政，李义府更加感到自己随时都有被罢官的危险。
崔义玄，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人。出自清河崔氏南祖房。但自五代祖以下，皆无名位。因此，已算不上士族。据两《唐书》本传，崔义玄隋末投奔李密，未得一官半职，后笼络大将黄君汉降唐。永徽初，任婺州刺史。以镇压陈硕真起义之功，拜御史大夫。
王德俭，幽州（北京市）人。曾祖清，梁安南将军。祖孟，陈东衡州刺史。
父纩，楚州刺史。德俭永徽年间官至中书舍人，是许敬宗的外甥，多智谋，时人号曰智囊。
袁公瑜，陈州（今河南周口市一带）人，曾祖虬，魏车骑大将军、行台大都督、汝阳郡开国公。祖钦。北周昌城太守，汝阳郡开国公。父弘，唐雍州万年县令、舒州刺史。公瑜年十九，调补长孙皇后挽郎。历任大理司直、晋阳县令、大理寺丞、兵刑二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等职。
这些人的出身较为复杂。有的是士族，但更多的是庶族。当时，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政治地位较低，受到宰相集团的排挤。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派，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原因是：其一，假若立武则天，势必要废王皇后。王皇后是唐太宗委托给他们的。若同意废除，别人会说有负遗旨。其二，武则天曾当过太宗的才人。若拥立武氏，会有损于他们的体面，违背传统观念，给他人留下离经叛道的口实。其三，王皇后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王皇后的地位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废王立武，必定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一点最为重要。
以李勣为首的一派，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主要原因是：他们对长孙无忌等人独揽相权、把持仕途的局面深恶痛绝。他们不满现状，要求改变现状，欲图通过废立皇后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因此，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士庶之争，因为一派全是士族，一派以庶族为主；但从斗争的具体内容上看，并非纯粹的士庶之争，而主要是维护或夺取相权的权利之争。
永徽六年（655）初，唐高宗开始策划皇后废立之事。袁公瑜、许敬宗揣摩圣意，暗中表示支持。唐高宗和武则天认为，要实现皇后废立，长孙无忌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既是国舅，又是顾命大臣。如果他同意了，就会减少许多阻力。
因此，他们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酒酣，破格提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给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绵十车，试探这位国舅的态度。然后趁无忌高兴之时，高宗叹息一声说：王皇后无子。其意是暗示无忌，希望他感恩戴德，同意废王后而立武氏。长孙无忌心里明白，但不顺从高宗的旨意，故意岔开话题，说些别的事。二人碰了钉子，感到极为扫兴，愤然回宫。后来武则天又派母亲杨氏和许敬宗前去说情。长孙无忌更不客气，干脆顶了回去。
唐高宗本欲长孙无忌回心转意，没想到他竟如此顽固，心中有说不出的愤怒。
但无忌既是舅舅，有拥立之功，又是顾命大臣，权势很盛，不便随意处置。他只好忍气吞声，暂时搁下自己的心事。可武则天却咽不下这口气，她是不肯屈居王皇后之下的。她相信，凭着高宗的宠幸和自己的机智，总有一天，她会如愿以偿的。因此，一点也不灰心。这年三月里，她写了一篇《内训》，俨然以皇后的身份自处。
王皇后看到武昭仪宠遇日隆，自己这般冷落，心急如焚，妒火中烧。无奈之下，想出一条奇策，与其母柳氏找来巫师施“厌胜”之术。但她不曾想到，她身边就有武则天的心腹，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向高宗作了汇报，说王皇后诅咒圣上，罪不容诛。高宗闻言大怒，下令把柳氏赶出宫门，不许再进，并免除柳臾的宰相职务，贬为遂州刺史。这件事更坚定了高宗废王立武的决心。
武则天当时的职位是昭仪，在她之上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她直接立为皇后，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有鉴于此，高宗下诏特封武则天为“宸妃”，以提升她的地位。但宰相韩瑗和来济拚命反对，说后宫内职古有定制，从来没有什么宸妃；以武昭仪为宸妃，会破坏大唐帝国的礼节。
高宗不想因此招来更多的麻烦，就取消了宸妃之号，武则天仍做她的昭仪。反对派又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长孙无忌乘胜进攻，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削减武则天的支持者，便利用手中的大权，草拟敕书，准备贬李义府为壁州司马，把他赶往剑南。可是，敕书还没有传到门下省，就走漏了风声。李义府得知后，忙找好友中书舍人王德俭商议
对策。王见李处境危险，恐唇亡齿寒，便献计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早就想把她立为皇后，之所以到现在还不下诏书，是害怕宰相们反对。你如果能挺身而出，公然主张立武昭仪为皇后，就可以转祸为福，坐取富贵。李义府听了连连称是。
次日，他代王德俭值班，即叩阁上奏，请立武昭仪，废王皇后。高宗大喜，立即召见，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武则天又派人前去慰劳。不久，李义府被擢升为中书侍郎。崔义玄等见李升迁，也前来“申劝”，与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等互为表里，逐渐成为武昭仪的心腹。
唐高宗见武昭仪有了一些支持者，就再次提及废立之事。九月某日，高宗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褚遂良进入内殿。他们都知道，一定是为皇后的事，各自盘算着如何表态。
李勣担心与长孙无忌发生正面冲突，心生一计，说他病了，去不了。所以来到内殿的只有三人。高宗对长孙无忌说：莫大之罪，无过于绝嗣。王皇后无子，而武昭仪有子。我想废王立武，你的意见怎样？无忌非常狡猾，首先推出褚遂良，说：“先帝以遂良为顾命大臣，请陛下问他。”
未等高宗开口，褚遂良就说：“皇后出自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媳妇。先帝临终时，曾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言犹在耳，陛下还记得吧。这些年来没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能轻易废掉！我不敢屈从陛下而违抗先帝的遗命。”高宗很不高兴，挥手让他们退下，回去再仔细考虑一番。
第二天，唐高宗询问考虑结果。于志宁既怕违旨得罪，又不肯赞成，看看高宗，再看一看长孙无忌，不言一语。褚遂良只好再次出阵。他的态度很坚定，声色俱厉地说：陛下假如一定要换易皇后，天下名门闺秀哪里没有，为何非要找武氏不可！武氏曾经当过先帝的才人，这是众人皆知的。若立她为皇后，世人将谓陛下为何如！愿陛下三思！臣违背陛下旨意，罪该万死。但只要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完，把笏朝殿阶上一放，又说：还陛下此笏。接着解下头巾，叩头流血。
用解职和生命威胁高宗。高宗见褚遂良态度如此顽固，勃然大怒，喝令来人，将他拉了出来。坐在帘后的武昭仪喊道：“何不扑杀此僚！”长孙无忌随即站出来为褚遂良辩护：“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这样，才算稳住了阵脚。
褚遂良被赶下宫殿之后，长孙无忌又推出了韩瑗和来济。韩瑗对高宗说：王
皇后是陛下为太子时先帝亲自选定的，至今并没有过错，而陛下却要加以废黜。
这件事要是让后人知道，谁都会感到困惑不解。愿陛下以社稷为重，不要轻举妄动。说完呜咽流涕。高宗强压怒火，一言不发。
翌日，韩瑗又谏，内容与昨日略同，但感情更加悲切，几乎不能自已。高宗让人把他送回家去。可他还不甘心，又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这样说道：匹夫匹妇，犹相选择，何况天子！皇后是用来母仪一国的，天下的善恶都由她来决定。嫫母虽丑，但能辅佐黄帝；妲己虽美，终于倾覆殷商。《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见女在德而不在色。我以前看到古代这类事情，常常废书兴叹，没想到会发生在今天。愿陛下悬崖勒马，不要给后人留下笑柄。过去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结果麋鹿游于姑苏之台。如果陛下不听我的话，恐怕海内失望，宗社为虚的日子就不远了。其中把武昭仪比作妲己、褒姒，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高宗的恫吓。
来济也上奏谏阻，他说：“王者立后，只有选择名家闺秀，才能孚四海之望。”
高宗感到这些都是陈词滥调，均不采纳。
但皇后废立之事已牵联这么多大臣，他们的态度如此顽固，高宗感到阻力太大了。他在烦闷之际想到了李绩，就秘密地来到李绩的住宅，用试探性的口气征询他的意见：朕欲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褚遂良等人都坚决反对。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你看这事是不是就算了？李绩与长孙无忌等有着较深的矛盾。他从心底里是赞成高宗此举的。但这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又不愿十分直白地说出自己的立场，便说：“此乃陛下家事，何必要问外人！”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意思十分清楚：
不要理睬褚遂良等人，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高宗听后觉得很痛快，精神为之一振，因而更加坚定了废立之志。
此时，许敬宗也在朝中大发议论，说什么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准备换掉旧妇，何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这事和我们这些人有何相干而竟妄生异议！武则天知后十分得意，让人把这件事又向高宗作了汇报。于是，高宗决定排除一切干扰，立武则天为皇后。
七月，唐高宗开始行动，任命李义府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九月，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这么一来，拥立者日益得势，反对者节节败退。武则天当皇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永徽六年（655）十月，皇后废立之争到了尾声，废谁立谁，大局已定。因此，唐高宗决定用诏书的形式，向众人公布结果。
十月十三日，是王皇后和萧淑妃最痛苦的日子。这一天，唐高宗下了道诏书：
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贬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
其实，王皇后和萧淑妃并无谋害高宗之举。所谓“谋行鸩毒”，完全是欲加之罪。王皇后和萧淑妃接到诏书，相对而泣，随即被置于别院。其亲戚原来跟着沾了光，如今也跟着倒了霉。王皇后被废后，文武百官，特别是皇后废立的支持者，纷纷上奏，请立武昭仪为皇后。于是，十月十九日，唐高宗又下了一道诏书，云：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散。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武则天出自新贵家庭，与太子治私密结合已如前述。唐高宗在这里有意抬升武氏门第，并把他们的结合冠冕堂皇地说成太宗恩赐，显然是为了说明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合理性。武则天接到诏书，忘记了争宠以来的疲惫。她所感受到的，是由衷的欣慰。
《立武昭仪为皇后诏》颁发之后，太极宫和武氏宅院张灯结彩。唐高宗根据传统习惯，开始举办隆重的“纳后”仪式。
首先是“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徵”，以司空李绩、左仆射于志宁为正副使者，备礼“求婚”、“定婚”。
跟着进行最重要的册封之礼：李绩、于志宁乘辂，持节，备仪仗，到了武家大门，于西侧就位。武家主人穿着崭新的朝服立于东阶西侧。傧者出门，问有何事，李绩说道：“某奉制，授皇后备物典册。”傧者禀告主人，主人出门迎接李绩等，向北再拜。李绩等并不答礼，入大门，立于左侧。主人入，立于右侧。这时，奉册宝案者将册宝交给于志宁。于志宁交内侍。内侍西向受之，转向交给内谒者监。内谒者监持人，立于武则天所处阁外之西，朝东，下跪，置之于案。尚宫以下入阁，帮助武则天戴首饰，穿皇后祎衣。打扮就绪，尚宫引导，武则天在傅姆的陪伴下立于庭中，面朝北方。尚宫跪取制册，尚服跪取宝绶，立于武则天之右，面向西方。司言、司宝各一，立于武则天之左，面向东方。这时，尚宫说道：“有
制。”尚仪赶紧说“再拜”。武则天闻言再拜。拜罢，尚宫宣布：
维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皇帝使持节司空英国公李绩等授命前荆州都督武士彟女武氏为皇后。咨尔易基乾坤，《诗》首关睢。王化之本，实由内辅。是故皇英嫔虞，帝道以光。任姒妃周，胤嗣克昌。皇后其祗勐厥德，以肃承宗庙，虔恭中馈，尽敬妇道，帅导六宫，作范仪于四海。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可不慎欤。
宣布刚毕，尚仪又令再拜。然后，尚宫将册文授于武则天，武则天再授于司言。尚服把宝绶授于武则天，武则天复授之司宝。武则天升坐，内官以下均贺。
礼毕，皇后入室，李绩等回宫复命。“册后”礼结束后，又举行了“奉迎”、“同牢”之仪。武则天在浩浩荡荡的仪仗引导下，被迎入宫里，与高宗“会餐”，然后进入“洞房”。
这是戴凤冠的时刻。尽管这些仪式异常繁杂，冬季的长安寒风刺骨。然而，武则天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她回想起随父南北奔波的岁月，回想起第一次进宫前母亲的眼泪，回想起感业寺的青灯，而如今，眼前就是辉煌的前程。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喜悦之外，她还有一种感激之情。她感激失意官僚、寒门仕子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人，因长孙无忌等人一手遮天，那么，即使高宗再怎么宠爱她，恐怕也是很难当上皇后的。
她感激高宗对她的深厚情爱。如果高宗不爱她，或者说爱得不是那么深，而宠信王皇后，那么，即使李绩等人有通天的本领，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在感激之外，她还颇有一点自恃，那就是她的美貌和才智。如果不是相貌出众，富有魅力，高宗怎会看上她？如果不是聪明智慧，通文史、晓音律、懂书法，与高宗有共同的语言，高宗怎能对她有如此深厚的情爱？不管怎么说，披上凤冠之后，武则天就成了大唐高宗的皇后。这时刻，对武则天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永徽六年（655）十月十二日王皇后与萧淑妃被贬为庶人，六天之后——十月十八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皇上下《立武昭仪为皇后诏》说：“武氏门着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闲，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至十一月一日，司空李绩赍送玺绶，正式删封三十一岁的武昭仪为皇后。当天，百官朝新皇后于肃义门。百官朝皇后，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新创的大典，
后来遂被引为惯例。尽管宰相反对声言：“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怎么称传此事？陛下傥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然而皇上和新后的态度是说归你说，做归我做，毫不在意此事；甚至向全国臣民公然撒谎，说先帝生前即“以武氏赐朕”，并且大张旗鼓接受百官朝拜，看你怎样！
就在宣布立武昭仪为皇后的第三天——十月二十日，也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这时武昭仪尚未被正式册立，却意外地上奏说：“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皇上将此表出示给二相看，二相不看便罢，看了更加恐惧。古语说“无功不受禄”，他们当日反对立武昭仪为宸妃，如今不但未见责备，反而蒙受褒赏，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怎令不怀疑忧惧，于是屡请去位，皇上不准。
武后这时葫芦里卖什么药，如今已经不易考知。不过，接下来的五年中，以下几件事情明显地与她有关，葫芦里的药似乎将逐个倒出：
一、宫中有两匹狮子骢——王皇后和萧淑妃——等着她调驯。
二、她要安排儿子成为太子和提高本家的政治地位，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三、她要安排腹心进入宰相团，以便插手朝政，建立自己的势力。
四、外朝也有四匹狮子骢——韩瑗、来济、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等她进一步调教。
这四件事都急需处置，而以第一和第二件最为优先。
对武后来说，巩固后座不能单靠夫皇之爱，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夫皇个性优柔懦弱，耳根也软，会有一时的感情冲动。今天他爱自己，说不准哪天他对废后和废妃又旧情复燃，或者爱上了别的女人。届时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废立皇后之事将会重演。因此，对斗争失败的情敌必须作最后的处理，儿子必须为太子，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又能母以子贵，巩固后座。因为这样做既能使夫皇对前妻死心，而且又让他日后即使要“出妻”也不容易，后座之稳固莫甚于此。
武后怎样处置情敌？根据史书记载，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后，被囚于别院。武昭仪已为皇后。某日，皇上想念她们，闲行至此处，但见囚室封闭极密，暗无天日。惟开一孔以通食器的出入，不禁恻然，呼叫：“皇后、淑妃安在？”
“妾等得罪，废为宫婢，何得更有皇后尊称？”王庶人哭泣着：“至尊若思念昔日恩情，使妾等能再见天日，出入院中，希望将此院改名为‘回心院’，则是妾等再生之幸！”
“朕即有处置。”皇上答应说。
后宫左右本已被武后收编，故有人将此事告知武后。武后知道后，大怒，令人前去各杖二人一百下，截去她们手足，投于酿瓮中，扬言要让此二妪骨醉！二人如是者历经数日才死，武后又令斩其尸。稍后，武后又用谐音改废后姓为“蟒”
氏，废妃为“枭”氏，以发泄她的忌恨。
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说恐怕是出于史家对武后的歧视，故将她所为比作汉朝吕太后之虐杀戚夫人，并且怀疑她们之死是皇上下诏令她们自缢的。
笔者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妒忌是人类天性，女性因妒忌残杀情敌而放过另一半，有时更甚于男性，尤以宫闱之中为然，吕后残杀戚夫人只是一个著名之例。
上文指出南北朝以至唐朝妇女妒忌之风盛行，史谓宋世诸公主莫不严妒，明帝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孝武帝曾使人为尚主者作《让婚表》云云；又谓北魏刘辉尚兰陵长公主，而刘辉曾私幸公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割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以示辉。辉忿憾疏公主。”太后亲治其事，判两人离婚。唐世，武后孙女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刵耳劓鼻，且断巽发。帝怒，斥为县主，巽左迁”。而且，在这事之后，武后后来也因妒忌皇上宠幸其甥女贺兰氏，乃有将她毒死之举；不但因妒忌而毒杀贺兰氏，而且在非妒忌的情况下残杀她的媳妇们，甚至死后不知葬身之地。因此，对着意图勾起皇上旧情的王、萧二人，前仇今妒，且对她有莫大的威胁，焉能不残忍地将之置于死地？诸书都说武后命人杀死王、萧二人。的确，即使假诏敕的方式为之，也应是武后向优柔懦弱的今上“促诏”而成。王、萧二人深知夫皇的性格，知道非其所愿为，所以才会在宫人宣旨之后，王庶人再拜说：“愿大家（宫中称皇帝为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萧庶人则咒骂说：“阿武狐媚，翻覆至此，愿我来生为猫，阿武为鼠，吾扼其喉以报今日，于愿足矣！”她们都没有咒骂皇上，情况与吴王恪被赐死时只咒骂长孙无忌差不多。据说武后闻言，就禁止宫中养猫，也常常见到二人披发沥血如死时之状来作祟，遂开始事巫祝以解谢。甚至传说她后来迁居东内蓬莱宫和终身多在东都，也是因祟作不解之故。其实这些都只是传说，因为武后
当了皇帝之后，史载她有次训练猫，让它与鹦鹉共处，然后自鸣得意地出示给百官看，不料传观未遍，猫就将鹦鹉搏食了，害她为之大惭，可见她后来也曾亲自养猫。至于迁居东内，则与皇上避暑养病有关。
王、萧二人被揭发“谋行鸩毒”而坐废。如果“鸩毒”指“厌胜”而言，则仅有王皇后涉嫌其罪，对萧淑妃而言则是莫须有，何况“鸩毒”毕竟与“厌胜”
不同。二人涉嫌莫须有之罪，未经审判而被废，群臣不能阻拦，已是一奇。如今二人又在无罪情况之下被杀，甚至累及两人亲属均被配流岭南，宰相和两省官员对诏敕也未见任何封驳或谏诤，更是一奇。至于皇上，当年在无忌专权之下，泣求侍臣宽免叔父和兄长一死而不能得；如今在武后掌握之下，欲让二人重获一些自由，却反而害其速死，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副优柔懦弱的性格。仅此而言，说他既懦且昏实不为过——他的昏其实因于懦。这时，武后干政、威权统治已初见端倪；不过，她的地位尚需要经过太子的废立，才能彻底稳固无虞。
太子李忠生于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永徽三年（652）七月十岁时，由废后和宰相柳臾商议，通过柳臾联同褚遂良、韩瑗说服长孙无忌和于志宁，遂被糊里糊涂地拥立为太子，以图巩固废后的地位。他们此举的目的，是冲着新得宠的武昭仪而来，因此使他成了对付武昭仪的第一个棋子。为此，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武后初立，寻即部署废立太子。李弘若应谶当为皇帝，则必须先扶正为太子，这是必须的步骤，也是新后对无忌等人反攻的先声。就在同月三日，礼部尚书许敬宗希新后之旨，首先发难上表，奏文说：
臣闻元储以贵，立嫡之义犹彰……既而皇后生子，合处少阳……乃复为孽夺宗，降居藩邸。臣以愚诚，窃所末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起，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安可以滥兹皇统，叼据大器……臣既分职文昌，典司嘉礼；位陪宗伯，不敢旷言。
大意是说新皇后已经产生，新后有子，其子就是正胤；太子是国本，须依立嫡以贵的原则成为太子。现在的太子是后宫所生，身份是庶孽之子，当时只是因太子未生，故从权而立，现在应退位让还给正嫡。他的说辞是正面的，符合封建的情理法。于是皇上召见他问话，皇上问：“卿，朕之伯夷！立嫡之义，在礼如何？”
“正国本则万事理。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以系心。东宫者，
所出甚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疑，恐非宗庙之福也。愿陛下熟计之。”敬宗回答。
“阿忠已表示自让。”皇上告诉敬宗说。
“太子明智，能为太伯（比喻吴太伯让国之事），愿速从之！”敬宗建议皇上。
此事遂定。
永徽七年（656）正月六日——亦即武后立后第二个月，《降太子忠为梁王诏》
正式颁布：“昔泰伯（即太伯）高让，载昌姬宗；东海之藩，克隆汉祚……皇太子忠……屡陈伪挹，论嫡庶之分，辨贵贱之礼；以贵则皇后有子，以贤则不敢当仁。前后数四，情辞恳恻。义高旷古，道迈前修。宜遂雅怀，以成厥美。可封梁王”，出为梁州都督。
同日另下诏说：“代王弘道居嫡胤……思隆正绪，宜升上嗣。”并即日册封李弘为太子，册文复强调“固本垂统，允归正绪”云云。第二天，下旨大赦天下，改元“显庆”，以示公开的庆祝。到了二十三日，皇上因为新皇后笃信佛教，遂就玄奘法师主持译经的大慈恩寺——皇上当太子时为母后追福所建——举行无遮大会，为新太子设五千僧斋，每人施舍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
这年李忠才十四岁，他是否能有如此灵锐的政治触觉，而首先自我表示让位；抑或有人教他，或是敬宗后来窜改国史实录，以图推卸希旨逼宫之事？真相不易考察。总之，当太子忠被降之日，以前的太子少师宰相于志宁，以及当日拥护他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此时皆未见表示支持他的态度；相反的诏书颁布时，宫寮不等李忠回来，都惧罪逃亡躲藏，可见气氛之严峻，哪有大赦显庆之意！显示东宫的宫寮们，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易换太子事件，而是一件在表面理由之中，别有严重政治隐隋的事件。
对废太子李忠而言，当王皇后被废之时，无忌等人既然保不住她，自然也就无力帮他。他似乎已经知道地位不稳，故曾经向父皇表示过让位。显庆元年正月，当他降为梁州都督·梁王之时，宫寮既然害怕到逃匿不敢相见，十四岁的他自然也就感觉到这种严峻的气氛。他既是废后和无忌等人利用来阻拦武后的第一着棋子，所以也就成为武后的眼中钉，故同年稍后，就被转迁为房州刺史，真是名符其实的落难太子。后来李忠年渐长大，日渐懂事，于是常因此事而内心恐惧，有时恐惧到穿着妇人之服，以防备刺客行刺；有时又多次拥有帝王或菩萨等梦想，
故常自占卜，也派人到京城打探消息。这些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日后就成为武后使人进一步诬告他的口实，终被赐死。
封建礼教妻以夫为贵，夫死以子为贵。大唐的命妇制度，除非有特别封诰，否则是以该妇人之夫或子的爵位来决定其品位的。武后之夫是当今皇上，嫡子是储君太子，从此地位稳固。不仅如此，而且又在同年的第二个月——即显庆元年（656）二月，皇上追赠她的父亲为司徒，赐爵“周国公”，后来武后推行“大周革命”，其国号始建于此。所以今年对她而言，是当年“见天子庸知非福”理想的实现，真是值得大大“显庆”的一年！
武后巩固了母子在宫廷中的地位后，现在可以进一步向外看，看看如何调教反对她为后的那几匹外朝狮子骢。
这时她惟一进到宰相团的心腹——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已在外朝恃宠用事。他的恃宠枉法可以从发生于显庆元年八月的一件事情看出：他看上了一个坐牢的美妇人，于是无视章法将她他从大理狱中放出，想纳以为妾。事情被大理卿奏闻。义府恐怕事泄，逼死帮他枉法放人的大理寺丞，以图灭口。皇上知悉而原谅了他，原本也不打算追究。侍御史王义方认为不能就此不了了之，坚持要提起弹劾。皇上不能阻止弹劾，当殿听完弹文之后，仍然舍义府而不问，反责义方毁辱大臣，出言不逊，将他贬出为莱州司户。这种事情比当年褚遂良被告赃罪还要严重，却如此舍义府而不问，反过来责罪于可以风闻弹劾的侍御史，甚至在半年之后又让他升为正宰相——中书令。可见皇上因武后的缘故，对此翊赞功臣极为纵容，这是义府敢在外朝恃宠用事的原因。他的恃宠不法，甚至已经到公然蔑视今上规劝的地步。一叶知秋，皇上对其他的翊赞功臣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史谓早在永徽六年十二月，皇上已遣礼部尚书许敬宗“每日待诏于武德殿西门”，这是后来以北门学士分宰相权的先声。帝后如此纵容他们，因此他们才敢恃宠用事，放手一搏；相对的，他们既非帝后期功强近之亲，又非元勋重臣，以其人之聪明，必知帝后纵容他们的缘由，富贵所趋，所以也心甘情愿为之效命。
宰相为灭口而逼死一个帮他枉法的六品官，皇帝不但不将他依法审判，且又贬黜依法进行弹劾的御史，这绝非政府的小事！此时，长孙无忌等对此案也不见有力争的言行，稍后且由韩瑗出面为褚遂良申理，希望皇上原谅他，并将他召回朝廷。这表示君相都有私心，都不能奉公守法！先帝曾在贞观六年任命宰相侍臣：
“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关）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无忌等身为宰相，虽不能阻止武氏为皇后，也无法理阻止新后之嫡子为太子，但是对此关乎朝廷纲纪的大事，应该是要执言的；如今对此不争，将来更重要的事情就更难以争，甚至不可争。这种不幸终于降临，事情发生于第二年——即显庆二年（657）的八月。
这年的闰正月，不知是否真的为了带武后避祟，皇上一行首次离开京师，行幸洛阳。二月抵达洛阳宫，并在十二月提高洛阳的政治地位为东都。就在三月，一道诏令将已贬为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都督的褚遂良改贬得更偏远，为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都督。九天以后，即升李义府为中书令。这是一个警告，武后似乎已着手布下陷阱，开始要鞭挞这几匹师子骢！
稍后，许敬宗和李义府希武后之旨，诬奏侍中韩瑗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是用武之地，故改授遂良为桂州都督，企图引为外援；中书令来济则与遂良“朋党构扇”。遂在八月将韩瑗贬为振州（治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治今浙江临海市）刺史，终身不准上朝；原已贬为荣州刺史的柳臾则坐韩瑗改贬象州（治今广西象州县），褚遂良则改贬爱州（治今越南清化），均为刺史。
韩、来两相罪名不同，可能是因韩瑗当日公然反对废立皇后，而来济则是用密奏的方式，所以分开处理。
遂良之贬，内心忧祸，于是上奏自与求怜，大意说他当日坚决反对立濮王李泰为太子，卒与无忌等四人定策立陛下。及至先帝临终，独与无忌二人受遗旨，陛下当时哀恸，臣加以宽慰，而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处分众事，奉陛下返京即位，内外宁谧。臣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余齿，乞陛下可怜！表奏，今上不省，当与“牵于武后”有关。遂良经此一再打击，第二年遂死于贬所。
许敬宗因立此功，故于四天之后升为侍中正宰相，代替了韩瑗的位子。至此，武后已在门下省安置了许敬宗，于中书省安置了李义府，旨意可经中书、门下顺利发出，阻力已小。时人认为李义府和许敬宗居中用事，连起大狱，诛锄将相，入则谄谀，出则奸宄，卖官鬻狱，海内嚣然，均因武后之故，而百官畏惮二人也一如畏武后云云。
这次皇上和武后东行，事有蹊跷。惯例皇帝巡狩，除了在京留守官员之外，其他文武百官依例要从行。这次行幸洛阳，并将它升为东都，至翌年二月才回京师。在这段时期，帝后对现任两相和前任两相进行了有效的诬告整肃，却不见首相无忌加以挽救，因此说事有蹊跷。或许是无忌因不能阻止皇后的废立，故灰心于朝政，转而全心投入国家的撰述大业，这三年间他率先后完成了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和《显庆新礼》
一百三十卷，所以无意或不敢力争；或许是他当时在京留守，因未从行，所以未能就近挽救。无论如何，帝后此次还京，是武后最后以匕首断师子骢之喉的开始，不因李义府因案贬出而稍止。显庆四年（659）四月，结局终于打开。这时的宰相团是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太子太师于志宁、侍中辛茂将、中书令许敬宗和此月新拜的宰相黄门侍郎·参知政事许圉师。志宁、茂将、圉师都不是无忌的人，无忌显然已经孤立。先帝死前担心无忌日后会被谗人所间的忧虑，而无忌从武氏为皇后以来一直内心不安的梦魇，此刻终于到来。
该月，有李奉节者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贵，有“朋党”
之事。皇上敕令敬宗和辛茂将鞫按此案。敬宗按问甚急，季方自杀未遂。敬宗素怨废立皇后之时无忌曾面折于己，又知武后也对他受贿而不相助有怨，且恶其掌权，遂借此案诬告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俟隙“谋反”，如今事发，所以自杀。于是案情急转直下，直指无忌。
“岂有此邪！”这是皇上闻奏后的第一反应，接着惊质：“阿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接着表示不相信。
“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敬宗答道。
“吾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皇上泣，又问道，“此事若实，如之何？”表示已经开始相信了。
“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岂得成事。无忌与先帝夺得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惧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季方自杀不果，事情败露，即为急计，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痛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跟着举隋末炀帝姻亲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隋室因此灭亡之例，催促皇上说：“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
立即收捕。”但是皇上没有同意，仍命敬宗更加审察。
明日，敬宗复奏：“昨夜又审韦季方，季方已承认与无忌同反，并谓韩瑗曾与无忌语，言柳臾、褚遂良劝公（无忌）立梁王（李忠）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所以贬出高履行（无忌舅父高士廉之子，原为太常卿），于是无忌不安，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原为刑部尚书）又被贬出，韩瑗（无忌堂侄媳之父）也得罪，故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若符合，请准许收捕！”
皇上闻奏，又泣说：“阿舅若果如此，朕决不忍处分与罪，不然天下、后世道朕不能和睦亲戚，使至于此！”
然而敬宗举汉文帝为例，说文帝因其舅薄昭杀人，依据国法，故令朝臣丧服就舅宅哭而杀之，天下至今以为明主。所以促请说：“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亲，听受邪谋，谋移社稷，若比薄昭罪恶未可同日而语，案诸刑典，合诛五族。今幸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陛下若少迟延，恐即生变，悔无及矣！”
到目前为止，皇上已经完全相信敬宗之言，所以同意他的意见，竟不引问无忌谋反所由，下诏削其太尉官爵，流放至黔州（治今四川彭水县）安置，仍准一品官的待遇供给。
接着敬宗又奏，说此次无忌谋反，是由褚遂良、柳夷、韩瑗构煽而成，柳臾且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结附无忌，表示连中立派的于志宁——因为他曾拥立太子李忠——也不放过。于是再下令追削遂良官爵，除柳臾、韩瑗之名，免志宁之官，沿途发兵援送无忌至黔州。连带的无忌子弟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均除名，配流岭南，高履行累贬洪州都督；遂良二子则于流配途中被杀。第二个月，驸马都尉长孙铨的外甥、韩瑗的姨甥凉州刺史赵持满也获罪，敬宗惧其武勇作难，将他驿召至京师，诬与无忌同反，屈狱拷讯，持满不服，狱吏竟代为承认结奏而杀之；长孙铨则在配流之地为县令希旨所杀。
到了七月，皇上再命李绩、许敬宗、辛茂将与新拜相的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五相共同覆按无忌之事。敬宗却差遣翊赞功臣之一的中书舍人袁公瑜等前赴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令无忌自缢，遂快速地了结此案。武后虽然始终隐身于幕后，但是时人仍认为无忌之死，其实是武后指使人所逼杀的。同月，诏令柳臾、韩瑗所至斩决，因韩瑗已死，故发棺验尸而还，而长孙祥则判处
绞刑；籍没长孙、柳、韩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仆。总结长孙、柳二家贬降者十三人，于志宁贬为荣州刺史，于家被贬者也有九人。至于来济，因当初只被告“与褚遂良朋党扇构”，与无忌案毫无关联，故幸免一死，第二年改徙为庭州刺史，调至西域效力。两年后——龙朔二年（662）——突厥入侵，来济慷慨地对部下说：“我尝挂刑网，蒙赦生命，当以身塞责，特报国恩！于是不释甲胄赴战，阵亡战场，朝廷追赠为楚州刺史，官给灵舆送还故乡，算是最好的下场。
这件大案是皇上即位以来继房遗爱案的第二件大案，其规模牵连则更甚于房遗爱案。许敬宗敢向以无忌为首的现任和前任诸相下此毒手，当然有武后作为后盾，才敢如此为之。他处理本案的手段极似无忌当年处理房遗爱案：首先有一件一般的他案发生，遂利用此案以诬告的方式转移为谋逆大案，又以司法审判为手段牵出一群人，分别坐实其罪，处以死刑、流配、贬降不等的惩罚，把敌对者和不悦者一并连根拔掉。由于本案以六位现任（无忌、志宁、韩瑗、来济）和前任（遂良、柳臾）宰相为目标，兹事体大，故全案前后拖延了五个月之久，不能太快速利落。若从先贬遂良一事开始，再牵诬韩瑗、来济而解除其相职，使无忌孤立；复经一年多的观察，未见无忌或其他朝臣的强烈反应，再以他案诬连最后的目标——长孙无忌，连带把中立而令她不悦的于志宁也一块儿拔掉，则先后经历了两年之久。精心布局，谨慎处理，被唐朝史臣归恶的许敬宗在主动被动间首先发难作出此案，甚至最后假手李绩等五相覆审，其实他们都是武后的打手或棋子，他们也顺势利用此案铲除政敌，以长保富贵权势。
学界一直有将此事解释为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或者说是贵族地主阶级和庶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最终关陇集团或贵族地主集团被武后摧毁的说法。实则大哉此说！笔者不愿追踪。这种概括式的二分法思考和争辩，只愿意就事实及其发展指出，这是先帝忌讳“朋党”的政策之下，皇上即位以来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朋党出现与斗争，原因相当复杂，论其性质是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也是少数权力高层人物之间的内部斗争。失败的一方和成功的一方，都仅是与极少数的高层权力人物有关，与很大一部分的百官无关，更与社会力量无关——纯就此案而言。
因此，成功的一方解决了这六位现任和前任的宰相，就不见再有失败的一方团体性的或阶级性的活动，所以史书说“自是政归中宫矣”——政归一个足不出户、新为皇后而又权谋多智，年龄才三十五岁的少妇。
几个五六十岁的宰相——包括元舅、功臣和首相的长孙无忌，斗不过另外一个宰相（李绩）和一批翊赞功臣，那些成功者的背后支柱是谁，的确不言而喻。
武后在此次权力斗争之中，假借他人排除异己，自己仍能保持良好形象，展现出高度的智能和灵活的技巧，不过只是初试啼声罢了！往后的日子才是大展身手的时候。
在此大案中，皇上的表现耐人寻味。他没有像父皇般亲自过问此类大案——如故太子承乾案和故宰相刘洎案等；反而像对房遗爱案一样，没有引他的贵戚宰相亲自审问，全由无忌一句话作定夺，甚至向侍臣泣求叔父与兄长免死也不果。
他在此案中，也没有引问无忌等相，由许敬宗和李绩等希武后之旨处分了就算。
他在废立皇后一事中被武昭仪所支配，在此两案中则分被无忌和武后、许敬宗牵着走，人格表现始终一致，是昏是懦，或两者俱是，读者自可判断，不须赘述。
李义府和许敬宗如果没有遇到像高宗这种人格的皇帝，是否会因缘际会地当上宰相，不得而知。不过，武媚娘若未遇上这种皇帝，则肯定不可能由其庶母变成其妻，而成为其皇后，也不可能让她轻易铲除异己，为日后干政铺下道路。假如皇上像其父皇太宗文皇帝，还能发生这种事情吗？是的，今上这种人格对她的生活和发展实在太有利了，应该要善加调教利用。自北朝以来，社会上不是教妇女们以善妒御夫、主持家门为能事吗？权谋机智的她，可不会笨到像她的蠢三媳妇——后来的中宗韦皇后——一样，权势未固即害死亲夫，最后也身死他人之手，成为笑话。
除了昏庸之主，自古皇帝谨守刑、赏二柄不可告人的法家教训，否则则是大权蒂落。现在武后还没有站上第一线，就已经能操弄君权，轻易地用赏柄在外朝布下心腹，形成势力；也轻易地铲除了那一小撮内宫与外朝的竞争者、反对者和不悦者，这样配合的夫皇太可爱了，值得珍惜拥护！
武后从显庆四年铲除了长孙无忌等人以后，此下的主要目标不是要乘胜追击，扩大打击面。毕竟她长期生活在宫中，与外朝恩怨关系不深，此时政敌其实不多。聪明机智而又具进取型人格的她，这时以树立“母仪天下”的形象和权威为优先。
例如，她早在被立为皇后的半年前，已效法大唐模范皇后、皇上生母——文德皇后长孙氏——写了一篇《内训》，大约是训诫妇女之类的文章。当了皇后掌
握政权之后，她又陆续召集了一些文学之士，相继以她的名义，为她撰写《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风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书，其性质或属于女训（妻训），或属于教育太子、诸王，乃至天下为人子女、师傅者之书，因此书成后皆分别送给子女乃至有关人等研读。
她要著书立说如此训诫子女和臣民，显示她想扮演一个权威形的母仪角色，这是极为关注的一件事。显庆六年（661）初，因益、绵等州均奏称见龙出现，故改元为龙朔，皇上似因此瑞的呈现而欲亲征高丽，武后乃抗表上谏，请勿亲征，诏从之。稍后又上表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也从之。前者是效仿故贤妃徐惠之谏太宗文皇帝不要穷兵劳民、息民节俭，后者是不让女性再成为他人娱乐戏弄的对象。农业社会男耕女织，国家礼典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帝率身劝农；而作为与皇帝并肩的妻子皇后，礼典也有先蚕之礼，以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武后之前，仅有文德皇后曾行此礼两次。永徽三年三月七日，高宗规定以先蚕为国家中祀，皇后不祭，则派官员享之。出身贵族的王皇后从未亲行此礼。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先后于显庆元年、总章二年、咸亨五年、上元元年及二年，亲行此礼五次。从这个角度看，武后对怎样做好一个母亲和妻子，以及如何母仪天下，始终极为重视而又努力。这时，她想自我定位的角色是：做一个贤妻严母，关心和改善女性形象与地位的皇后。
可是，武后努力想做好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着眼点似乎以树立她的个人形象和拉抬她的个人声誉为主要目标，这是她追求和掌控权威的关键所在。她对权威的追求，在杀掉长孙无忌等人的同年——显庆四年（659）闰十月）以后——即已有较为重要的发展。
她和皇上见政潮已过，局面稳定，于是兴起再赴东都，衣锦还并州故乡之心，乃于是月出发，首次诏令太子监国。太子虽然聪明诚孝，但是毕竟还只是一个八岁的小孩，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皇上于途中闻知，立即召赴行在，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出发至并州，直至六月才回东都。一家快乐旅游回来后，四个月，三十三岁的皇上突然生病，史谓“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皇上首次发病，太子年龄亦小，所以才在病情不佳时“或使”
皇后决百司奏事，“由是始委以政事”。此年因今上首次发病短暂不能视事，而实行“君权部分委托”——即部分政务委托；委托对象不是太子或亲王，而是妻子武皇后，使她有机会正式“代行部分君权”，这才是武后“权与人主侔”的契机，是她权威发展的重要关键。
中风是唐人常见的血管疾病，也是他父皇致死的病因。皇上死年五十六岁，根据《大帝（今上）遗诏》说：“往属先圣（先帝唐太宗）初崩，于是以哀毁染疾。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表示他认为此病是因哀恸先帝之丧而染得。在中国医学里，风是风，常指中风而言；瘵是瘵，常指肺病，也是诸病的统称。《大帝遗诏》之言似乎告诉臣民说，他早年不仅染上风病，而且还可能同时染上了肺病，绵延二十余年，日益沉重。真相是否如此，不易考察。
风病和瘵病都是慢性病，以现代医学看来，此二病迄今仍为中国人十大死因之病，当年则更是无药可治。病人需要长期服药和调养休息，不能过度劳累，故也是“富贵病”。根据史书记载，皇上从此以后经常服药，例如皇上后来仍多次往来两京之间，崔融就曾上《代皇太子请停幸东都表》加以劝谏，说明东都固然是“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枢会，百物阜殷”。但是此时东幸，实则不宜。
因为此时仍属亢阳，天气炙热，“天皇（今上）昔常服饵”，近因勤政，更是憔悴，所以不应暴露于旅途蒸熏之下。甚至，皇上一度效法先帝，要延请东天竺胡僧合金丹而饵之。宰相郝处俊为此上谏，以当年太宗文皇帝也曾令婆罗门僧合长生神药而服之，不但没效，而且病笃，名医不知所为作例子，请皇上察之。该年皇上四十一岁，接受其谏，乃不服其药。那种不耐炎热、劳累憔悴、常常服药，以至寻求金丹的病情状况，跃然于言。
皇上因为染上风疾，可能也同时染上了肺病，所以除了经常服药之外，还要搬离低湿的宫城大内，扩建新宫和离宫。
皇上首次发病时在东都，这次在东都前后住了两年半，因病情略好，故于龙朔二年（662）四月打道回京，同月遂下旨作蓬莱宫。史谓“高宗（今上）染风痹，以宫（太极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
此宫本是太宗文皇帝修建给太上皇（高祖皇帝）的暑宫，位于宫城东北隅禁苑内的龙首原上，地势高而能俯瞰京城，后面且有一个大湖名蓬莱池。全宫面积广大，环境适宜养病居住和听政办公，因此修成之后，皇上乃在三年二月移仗迁入。从
他开始，以后的大唐天子遂常居此宫，当时称之为东内蓬莱宫，而原来的太极宫则改称为西内。
至于离宫的扩建，也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与皇上的休息养病有关。
原来大唐开国之初，高祖皇帝鉴于隋代离宫别馆和游憩所太多而又奢侈。已于武德三年七月八日敕令并废，及至太宗皂帝时才再有所营建，用以养病避暑。
皇上于显庆已后，乃广作凉宫，显然是为了养病避暑之用。例如显庆五年（660）四月八日，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五月二十二日改为合璧宫。干封二年（667）二月十日将万年宫再次改名九成宫，于三年四月命将作大匠阎立德营造新殿。新殿成，皇上对臣民说：“朕性不宜热，所司频上奏造此殿；既作之后，深惧人劳。
今既暑热，朕在屋下尚有流汗，匠工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者，意祗避炎暑耳！”五年三月又因此宫“凉冷宜人”，乃亲制《万年宫铭并序》。仪凤三年（678）正月七日，又于蓝田县新作凉宫，名为万全宫。皇上之病是怕热之病，故上述诸“凉宫”酌修扩建，其为避暑养病之用可想而知。
叙述至此，很多事情就可以得到澄清或者初步的澄清。
第一，武后因为害怕废后废妃厉鬼的作祟，故从此迁居东内大明宫或东都之说是值得存疑的，即使实有其事也不是主因。武后与皇上之所以营建和迁居东内，目的是为了今上的长期避暑养病。他们两次至东都则是另有目的，第一次整肃韩、来诸相有关；第二次则与武后衣锦还乡有关。从此以后，据国史明显的记载，他们还有五次至东都：
第三次是麟德二年（665）二月至干封元年（666）四月，与封禅泰山有关。
第四次是咸亨二年（671）正月至三年十一月，因关中饥困，往东都逐食。
第五次是上元元年（674）十一月至仪凤元年（676）闰三月，应与封禅嵩山有关。
第六次是调露元年（679）正月至永隆元年（680）十月，与封禅嵩山有关，因突厥反，未果。
第七次是永淳元年（682）四月至弘道元年（683）十二月皇上死，因关中饥旱，往东都逐食。
前后大约七次前去东都，占了皇上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所谓因关中饥乏，往东都逐食，其实大都与关中地狭人稠，又时有天灾，京师物资供应不足有关；
相对的，东都位于天下之中，交通便利，物资流通充裕，故当此之时，皇帝常率百官前去就食。民间称呼这种情况为就食天子或逐食天子。比如第六次至东都原订在仪凤三年（678）初，故二年十月下《幸东都诏》说：“咸京（长安）天府，地窄人杂，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洊岁之资。睠言于此，思蠲徭役。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洛阳），职贡所均，水陆辐凑。今兹丰熟，特倍常时。事贵从宜，实惟权道，即以来年正月幸东都。”又如前面提及的崔融《代皇太子请停幸东都表》，应是第七次前往时所上。该年春天关中严重饥旱，一斗米值三百钱，故表中说东都本是“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枢会，百物阜殷”，但是此时不宜东幸。因为扈从队伍程期逼迫，而资粮尚未周办；何况关辅百姓颇多饥馁，朝廷已曾下旨赈济，甚至允许“求转徙者任其逐粮”，故劝以延至秋凉动身为宜，俾百姓较能从容安顿休息云云。皇上不纳，仍仓促东幸，从行之士颇有饿死于途中者；之后两个月，关中天灾更严重，人民或死于疫疠，或因饥饿而相食。据此可见当时逐食的主因和情况。可知武后与皇上常到东都，除了逐食的因素外，亦与其他因素——或政治的，或经济的，或交通的，或典礼的，或天灾的——有关。论者解释后来武后东幸不返，或谓与废后、废妃鬼魂为厉有关；或谓是要离开“关陇集团”地盘以便放手夺权改革；或谓与其负罪意识有关，均为推测之言。
第二，皇上既有此富贵病，则武后势必要陪他迁居或出幸，甚至在发病的必要时期行君权，参决朝政。显庆五年只是首次，代行也不久；不过这种情况若多次发生，情况则会有变。《唐会要》说“显庆五年十月已后，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自此，参与朝政三十几年，当时畏威，称为‘二圣’。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称天后”，当作如是解。换言之，武后即使在显庆五年一度权侔人主，但只是暂代君权而已，不是常态性的。她之所以能常态性的权侔入主，实是此下二十余年皇上不时发病和日益沉重，与武后趁机刻意发展的结果。
然则，显庆五年武后首次参与朝政以后，她如何发展布局，乃能更进一步发展至麟德二年（665）史无前例的“二圣临朝”，和咸亨五年（674）的被尊为“天后”？首先值得注意的事，是皇上得了风瘵之病，不时要武后在内宫帮他参与朝政，而却非要她站上第一线——临朝听政。这时的皇上，考虑的是如何在外朝布局，逐渐训练太子监国或理政。自从显庆四年（659）闰十月那次因赴东都而命
年仅八岁的太子首次监国外，此后又有十次命太子监国或理政。根据《通鉴》所记载，次数和情况如下：
第二次在龙朔二年（662）十月，皇上幸骊山温泉，诏太子监国，年十一岁。
第三次在龙朔三年（663）十月。诏太子弘每五日于东内正殿的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小事皆委太子裁决，年十二岁。翌年武后称“二圣”。
第四次在干封二年（667）九月，皇上因久疾，命太子监国，年十六岁。
第五次在咸亨二年（671）正月，二圣赴东都就食，诏太子监国，年二十岁。
第六次在咸亨三年（672）十月，二圣由东都返京，行前诏太子监国，年二十一岁。
第七次在咸亨四年（673）八月，皇上因久疟疾，令太子弘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年二十二岁。翌年武后称“天后”。
第八次在调露元年（679）五月，命新太子李贤监国。
第九次在开耀元年（681）闰七月，皇上因服饵，命新太子李哲监国。
第十次在永淳元年（682）四月，皇上赴东都前诏太子哲监国。
第十一次在弘道元年（683）十一月，皇上疾甚，诏太子哲监国。第二个月驾崩。
由第一次的显庆四年（659）至第三次的龙朔四年（664，即麟德元年），中间仅五年，也是长孙无忌等被杀后五年，武后即以“二圣”姿态位居临朝听政的第一线，显然太子李弘年小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大唐制度，东宫组织效仿朝廷制度具体而微，总管机关詹事府比照尚书省，左春坊比照门下省，右春坊比照中书省。当太子监国或理政时，例由一府二坊会同朝廷三省宰相共同协助太子处理政事。以武后称“二圣”前的第三次为例，虽然右相（中书令）李义府因恃武后之势非法胡为而在龙朔三年四月下狱配流，但是李绩仍以司空同三品为首相，许敬宗仍以太子少师同三品知西台（中书省）事掌握出旨权和东宫，加上太子李弘年小，所以即使由太子监国理政，对武后也无所妨碍。这时，武后因门第上升、母亲和儿子地位显著提升等因素，故地位日隆；加上处理宰相上官仪案，则更使权威日盛，因此顺利成为“二圣”。上述这些发展，在此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以见武后的安排和发展。
前面提及先帝——太宗文皇帝——曾于贞观十二年（638）因为看不惯魏晋
南北朝以来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指示礼部尚书高士廉等人以“崇我唐朝衣冠人物”为标准，整齐全国士族，修成《氏族志》一百卷颁布天下。这在朝廷修撰固然是一件要事，而事实上对士族的社会观瞻和政治声望影响更大。在废立皇后的争辩中，由于废后系出山东大姓太原王氏，故支持的宰相均以“皇后出自名家”为由，反对废后；相对的，由于武后系出太原邻县之文水，原来属于小姓门第，如今虽为新贵家族，但也不算是第一等门第，故反对的宰相可能仍按传统观念将之视为小姓等级，力争“若必须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气得武氏在帘中大怒骂道“何不扑杀此獠”！由此事例可知门第等级之被社会重视和对其族人发展的重要性。
《氏族志》撰成前武后之父只是已故正三品大臣，所以未叙武后本望，这必然影响文水武氏的社会声望和观瞻。及至武氏成为皇后，已为宰相的许敬宗就以此为理由，加上另一宰相李义府也因出身卑微，耻其家族于书上无名，于是奏请修改。重修的书取名为《姓录》，标准是“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分为九等。
按照原则，皇后与皇帝匹齐，故后族列为第一等；许、李两人是正三品宰相，故得列入第二等；甚至连只因军功而获得五品以上勋者，其族也得列入书中。由于此书所订标准太宽泛，因此不为缙绅士大夫所接受，鄙称为《勋格》；但是对社会上的一般小姓寒素，则未必如此。不论如何，显庆四年（659）诛贬长孙无忌等人之同时所重修的此书，在政府复位士族门第时，可以说替武后出了一口怨气，也使文水武氏成为全国第一等的士族门第。因此，武后就在同年闰十月安排第二次至东都，并在翌年正月由东都还并州故乡。
此时还并州，对武后而言真的是衣锦还乡！史载帝后和五品以上官员一行在二月抵达并州（太原），皇上首先忙着大宴从官、诸亲和并州官属、父老，各赏赐有差，又曲赦并州都督府内人犯。因并州是大唐太原起义的根据地，皇上乃令所司致祭当年的阵亡将佐，普赐功臣子孙及元从僚佐将士官阶或财物，又赐酒会三日；最后祭汜祖父高祖皇帝的旧宅，而仅以武后之父、殷开山、刘政会三位功臣配享。武后则等官方仪式结束后，在三月亲宴亲属、邻里、故旧于朝堂，又会命妇、妇人于她所居的内殿，各赏赐有差，并赏及从行的五品以上官。甚至皇帝因并州是武后故乡，因此特别给并州幕僚长——长史和司马——各加勋级，又颁授八十岁以上城内及诸妇女各为郡君，给足武后面子。如是者扰攘两个月才打道
回东都。此行也，不但文水武氏社会声望大增，连着武后的个人威望也随之水涨船高；只是对皇上则是不幸，因为回都后四个月他就首次发风瘵了。可能他早已有发病因子，而因此行劳累和暴饮暴食，促使其爆发。
在政治场合里，不论个人或近亲，武后都摆着很高的姿态。在她举行皇后册礼那天，她就破例以大唐皇后的身份驾临肃义门，接受文武百官和外国君长的朝见，一点都不以曾被人批评为出身低微或是先帝之妾而自惭自卑。稍后，她让父亲被追赠为司徒周国公，又让母亲杨氏改封为代国夫人。大唐制度，命妇有内、外两种，内命妇指皇帝妃嫔及太子嫔妾，至于公主、王妃以至其他诰命夫人均是外命妇；诰命夫人则或从夫或从子而贵，诰命须与夫、子相配应。现在武后之父追封为周国公而其母却另封为代国夫人，这也是破例之举，无异向全国臣民宣告：
其母不是因其父而贵，而是因她本人而贵。更有甚者，代国夫人从国公之品秩原为从一品，就在皇上首次发病、她首次参决朝政的那个月，她又让母亲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居王公母妻之上。这是有意要让杨氏成为外命妇中的第一夫人，更是破例中的破例。可见武后不怕批评，自我评价，尽量地提升她自己与本家的政治地位。
至于武后的亲生子当然也作了很好的安排。长子（皇五子）李弘在显庆元年（656）正月四岁之时，武后就帮他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次子李贤这年才三岁——他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实则只有一岁半——也已经在同年六月封为潞王，官拜京师所在地的雍州牧。此年十一月第三子李显出生，亦于次年（显庆二年，657）二月封为周王，并在同年年末官拜东都所在地的洛州牧。三个儿子毕年幼，甚至还在襁褓，却已都在她成为皇后后的两年之中分据要职。第四子李旭轮，要晚至龙朔二年（662）六月才出生，同年十月即封为殷王。就在此年十二月，今上又命李贤为扬州大都督，李显为并州大都督，旭轮则遥领冀州大都督，这时兄弟们仍然年在冲幼或在襁褓之中，这是武后首次参与朝政后两年所发生的事。
武后不完全按照传统的“妻从夫贵、母从子贵”方式行事，而是硬扭过来，以“妻从夫贵、子从母贵、父（母）从女贵”的方式来抬高自己，使自己能在极短时间之内，身份日高而位望日隆。她的亲生子既在襁褓之龄分据要津，则他们的庶出兄长们自然要退居次要，此时最惨的是曾经当过太子的庶长兄李忠。李忠的惨事与上官仪案关系亲密。
前面提过李忠曾被利用为阻拦武后的第一着棋子，使他成为武后的眼中钉，让他陷入心理恐惧之中而有异常行为。显庆五年（660）七月，皇上和武后一行游并州回至东都后不久，就有一个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远从房州来控告李忠的罪状，遂被父皇废为庶人。他的罪状和处分隋形，《黜梁王忠为庶人诏》是这样说的：
房州刺史·梁王忠居庶孽之地，在发卯之辰，柳奭、遂良，上结无忌，频繁进说，劝立东朝。朕以副官之位，宜遵周道，苟非其人，不可虚立。正以宗臣之寄，仰在诸公；旦夕勤恳，难为其意！及正嫡升储，退至列屏。乐善之事，早紊于宾僚；窥怨之词，日盈于床第。妇女阿刘，远有陈告；迹其罪状，盖非一途：
乃伪作过所入关，云欲出家逃隐；又令急使数诣京都，觇候两宫，潜问消息；自说妖梦，戴通天冠，喜形于色，以邀非望；每召巫师，祀龙祈福；画千菩萨，愿升本位；每于晨夕着妇人衣，妄有猜疑，云防细作；又嗟柳臾，称其为我；悼伤韩瑗，情发于词。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怀奸匿怨，一至于斯；揭发论罪……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泪，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尤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
显示皇上当年立李忠为太子是格于宗臣“旦夕勤恳，难为其意”之下同意的，如今有人陈告，审问又属实，若非武后在旁求情，则论罪“应从极罚”。李忠步长孙无忌这位“宗臣”后尘被迁居黔州，囚禁于大伯父故废太子李承干的旧宅。
可怜的李忠，虽已逊位而为亲王，但是依然不得安稳。如果这道诏书所述属实，则他在被黜后的生活，已是极度紧张和焦虑，甚至感到极不安全，以至有宗教妄想和迫害妄想的心理状况。陷李忠生活于这般地步，孰令致之？是他个性柔弱的父皇吗，还是嫡母武后？但是武后在这个事件中，起码表面上却是从旁扮演了“情在哀矜，兴言垂泪，再三陈请，特希全宥”的慈母角色，并非“燕啄皇孙”的严母角色！
被逼得精神心理已经发生问题的李忠，事情至此并未完全结束，四年之后——麟德元年（肋）——天降横祸，武后使许敬宗状告上官仪等与他谋反。李忠百口莫辩，于是在囚所被赐死，年仅二十二岁；且因无子，故直到第二年才因五弟太子李弘之请求而被收葬，有关的史书都是这样记载。如此看来，孰令致之的人
已经不言而喻！武后对这个无辜涉入她权力斗争的庶长子，一直记恨而不能忘怀，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揆诸她后来对其他庶子女的情况，益发可以证明此判断是真的。武后作为一个嫡母，她对庶子女们已经展开了家庭暴力的破害。怨恨会使人丧失理智，所以她不顾先前所要扮演的角色，而对庶子女们实施家庭暴力，可以说已从严母变成虐母。
上官仪是武后继长孙无忌之后第二波被迫害的宰相，是另一匹她要杀死的狮子骢，原案本与李忠无关。根据史书说法，此案起因于皇上与武后的感情不和。
原来武后当年不耻委屈地侍奉皇上，目的只是为了争宠夺位。如今目的已达成，她就一改常态，专作威福，不但施施然无惮于皇上，而且反过来实行“御夫”，监视及控制今上的行为。监视配偶的行为，在当时社会不算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但对当代而言，已经构成一种精神虐待，属于婚姻暴力的现象。久了之后，皇上遂忿忿不平。降至麟德元年（664），武后曾经召请道士郭行真进入东内为蛊祝厌胜之事，宦官王伏胜揭发了此事，遂引发事端。
厌胜是严重的案件，是当年王皇后被废的主因，武后肯定会知道。她冒险为此事，是因为夫妻琴瑟违和而请道士巫祝解困，或者是因为废后废妃鬼魂为厉而请道士巫祝解谢，更或是因为姊姊韩国夫人母女这时已被皇上所宠，因怕失宠而事蛊祝厌胜？无论如何，前二者只是作法解困或解谢罢了，不至于咒害别人。如果武后蛊祝厌胜之事是真的，则必有咒害的特定对象。按照常理判断，武后这时仍需皇上支持，应不至于仅为夫妻失和而咒害夫皇，所以为了姊姊和甥女得宠而作蛊，实有极大的可能。史谓韩国夫人母女因武后之故，得以出入宫中，并且皆得宠幸于皇上。不知何时韩国夫人死，其女则被封为魏国夫人，更被宠，皇上且想纳她为嫔，而碍于武后，久未能决，故武后则对此甥女甚为内忌。武后的宠爱有被分或被夺的可能，这恐怕是她请道士入宫蛊祝厌胜的缘由，对象应是其姊和甥女或其中一人。皇上得知此事，大怒，密召宰相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来商议。这时门下省和中书省已改名为东台和西台。
上官仪善为文章，尤工五言诗，成名很早。他早年系出武后堂舅杨恭仁的门下，为杨恭仁所礼遇，举进士出身。先帝闻其名，召他入宫为弘文馆直学士，常与他作文相和，甚至要他批改草稿，由此多次升迁，至今上乃拜他为宰相，仍兼为弘文馆学士，是典型的文学侍臣。不过上官仪也有典型的文人性格，颇恃才任
势，故为当代所嫉。当今上与他商议武后蛊祝厌胜之事时，上官仪附和上意，说皇后专恣，失海内之望云云，与皇上意见相合，于是皇上即令他起草废后诏书。
武后早已在宫中布满眼线，故左右奔告于她。武后闻讯，马上往见皇上自诉。皇上对着武后，羞愧不已，待她如初，还怕武后怨恨他，于是骗她说：“是上官仪教我！”顿时使上官仪成为武后要杀的下一匹师子骢，可说是武后三驯狮子骢。
武后整肃上官仪的方式如同整肃长孙无忌等人一般，执行者也是许敬宗。由于上官仪曾经做过李忠为陈王时的谘议，王伏胜也曾服侍过李忠，于是武后使许敬宗诬奏，说他们三人暗通谋大逆。麟德元年十二月，上官仪被捕入狱，与其子周王府属上官庭芝、王伏胜皆被杀，藉没家族。他的孙女上官婉儿时在襁褓，就是因为此案而没入宫中。两天之后李忠也被赐死，并且牵连宰相刘祥道等朝士多人，皆坐与上官仪交通之罪而被流贬。
武后利用此案除掉对储君有潜在威胁的废太子，又借机再度杀贬对她不利或令她不悦的宰相朝臣，大大增高了她的威权。从此以后，皇上每次上朝，武后都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天下大权悉归中宫，臣民黜陟、生杀决于其口，皇上拱手而已，中外称之为“二圣”。
史书批评皇上如此受武后控制，是他昏懦或惧内的结果；也有近人为此大加反驳，以为武后干政与皇上是否昏懦或惧内无关，也无事实证明皇上的确如此。
笔者以为知子莫如父，先帝早就认为皇上性格懦弱而曾有废立之意。当房遗爱案发生时，今上不敢亲问其叔父、兄长等人的涉案情状，更不敢挽救他们，应该是他不敢拂逆长孙无忌，不敢与无忌冲突的懦弱表现。同样的表现一再重复出现于无忌等相被诬谋反，乃至上官仪和其亲子李忠被诬谋反诸案，这时他不敢拂逆的是武后，甚至当武后来质诉时他表现得“羞缩，待之如初”，而且更怕她怨恨，故骗她说是上官仪教我。在此案中，武后明显地扮演时下“悍妻”的角色，而皇上则是扮演“懦夫”的角色，可见皇上性格懦弱是千真万确之事，不能说没有证据。懦弱是缺乏勇气的表现，这种人容易被人控制支配，却与他是否聪明能干无绝对的关系。懦弱的人可能是聪慧人，也可能是能干者，只是他没有勇气与别人冲突，缺乏向别人大声说“不”的胆量。皇上基本上就是这种人，所以先前受制于舅父无忌，此后受制于妻子武后。
至于惧内，的确是有些男人的特质，也是唐人颇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实惧内
也与懦弱无绝对的关系，因为懦弱的人不一定惧内。不过，武后是强悍而当权的女人，懦弱的皇上在宫中动辄受制，长期不胜其忿，却不敢冲撞武后，甚至还惧怕她，正是懦弱和惧内兼而有之的表现，毋庸置疑。武后不仅在宫中控制皇上，迫害她的庶子女，也同时严厉管教她的亲生子女，以至于支配皇上在外朝所管的朝政。试想若无强力的后台支持，许敬宗敢连诬大案整肃几个元老宰相和其余朝臣吗？敢逼死皇帝的亲舅舅和庶长子吗？这些整肃大案事实上都与幕后的武后有关。皇上面对这些大案连问都不敢问，也不敢赦免他们，任由别人来干，其为懦弱或者昏庸，抑或两者皆是，读者可以自作判断。只是当妨碍拔除后，武后仍不放心，遂以二圣的姿态与皇帝临朝听政。根据上面列举太子监国的状况看，这时与皇上生病无关，因此正是他惧内和受控的公开表现；只是武后从此以后似乎也避免过分刺激皇上，以免废后之事再次发生。帝后共同临朝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大唐历史自此进入了一个新里程。
皇后临朝垂帘与皇帝听政，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在传统的男性社会里称为“牝鸡司晨”，为何没有朝臣反对？大概皇上既因惧内而不阻止此事，臣民的黜陟生杀又决于武后之口，支持她或甘为她打手的宰相如李绩和许敬宗还在，群臣安敢以身试法反对此事。
事实上，当时的政局政风相当微妙。自从长孙无忌等相被整肃之后，相权以李绩和许敬宗最为重，当年与无忌、遂良不合的人或被平反重新任用——如韦思谦和李干佑，或被重用拜相——如李义府和卢承庆，其他公卿已不敢正言，及等到上官仪获罪后情况更糟。例如二圣临朝的第二年——麟德二年（664）二月，皇上曾问侍臣说：“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绩在旁回答说：“陛下所为尽善，故群臣无得而谏！”阿谀人君之情、阻塞他人逆言之意可见。又过了三年——干封二年（肋）二月，皇上责怪臣民不推荐贤才，大家不敢回答，只有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李安期回答道：“天下非无贤才，群臣亦非敢遮蔽贤才。只因近来公卿一有推荐，即被谗言者指为朋党，被荐者未获任用而推荐者先已获罪，所以各务杜口！陛下若真推至诚以待贤，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关键在陛下而非在群臣也！”这种情况大约与无忌和遂良秉政时，皇上怪问百官不言事的情况相当，显示他又被另一批权贵所包围，只是由无忌、遂良朋党换成李绩、敬宗朋党而已。
这种政局政风粉饰了一些太平无事的假象，武后则要更进一步大加粉饰，这就是要举办封禅大典——历代封建王朝最大的典礼。
天子待天下太平而后至泰山封禅，告成功于天，源出于方士之说，自秦汉以来常为好大喜功之主所向往；但也常以天下未臻太平，故历朝帝王很少敢举行此礼。像秦始皇、汉武帝之流先后举行此礼，司马迁于是在其名著《史记》中，特撰《封禅书》一篇，对二帝极尽揶揄讽刺之事事。先帝——太宗文皇帝——平定天下，推行“贞观之治”，早就议论过要举行此礼很多次了，只因他为人谦虚或时机不对，所以一直没有举行。等到皇上继位后的显庆六年二月，益州等地皆言龙见。天示祯祥，龙出太平，故下旨改今年为“龙朔”，群臣又数请封禅，武后也密赞此事，本来已下旨要在龙朔三年（663）正月举行，只因讨伐高丽和百济的军事行动而下诏停止。
同年九月，唐、新罗联军大破百济、倭国（日本）联军于白江口，百济尽平，除了留下刘仁轨部镇守百济之外，主力凯旋班师。这年十月，有司奏称东内正殿含元殿前麟趾见。麒麟是瑞兽，它的出现也具有太平的象征，于是改明年年号为“麟德”。战争的胜利加上麟见，让朝廷再度动起封禅的念头，乃于麟德元年（664）七月一日下旨，宣布将在三年正月至泰山封禅，各州都督、刺史须在明年十二月聚集于山下，诸王十月集合于东都，官方进入筹备状态。
麟德二年（665）正月，皇上一行启程往东都，命司空李绩、太子少师许敬宗等为检校封禅使。十月，武后和司礼太常伯刘祥道相继奏请封禅，于是车驾从东都出发，六宫妃嫔、百官兵士及仪仗法物，浩浩荡荡相继几百里。东自高丽，西到波斯，包括突厥、于阗、天竺、乌苌、昆仑、倭国、新罗和百济等诸国元首酋长，各率部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塞道路。时人以为古来帝王封禅，从未有过如此之旺盛。十二月到达齐州，留住十日，在行宫牙帐朝见随行及来会的群臣，然后再出发进抵泰山之下。
武后一再力赞举行封禅大典，其实她是出自个人的目的：一方面要借此彰显她参与大政以来致天下太平的成就，另一方面则要借此突出她的个人政治地位。
封禅大典主要由两部分典礼构成，即祀昊天上帝的封礼和祭皇地祗的禅礼，均由皇帝首先行初献礼，然后分由公卿行亚献和终献礼。所以她在十月奏请封禅时，曾上奏批评封禅旧仪之中，祭皇地祗典礼部分以太后配享而却以男性的公卿行
礼，至为术当，于礼未安，要求到时要由她率领内外命妇行礼奠献。皇上同意了她的这种做法，下诏在社首山举行禅礼时，由皇后主持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主持终献。检校封禅使当然配合武后之意，拟制皇后亚献的仪注。女性参与国家最高级的祭祀天地大典，实为前所未闻之事，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例，由此可见武后之用意。
三年正月元旦，今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山下的封祀坛，以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配享。第二天登山，又封玉册于山上的登封坛。三日，祭皇地祗于社首山之降禅坛，以太穆皇后（今上祖母）、文德皇后（今上生母）配享。皇上初献完毕，执事者皆驱下，宦官执帷而上，由武后登坛亚献，越国太妃为终献。史官说武后率六宫登山行礼时，歌舞者均用宫人，帷帐皆锦绣为之，群臣瞻望，多窃笑之。
你们的窃笑归你们的窃笑，我自我作古归我自我作古，总之，中国历代举行封禅大典，我是唯一主持亚献的皇后，对我如今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地位，无疑有很大的提升和突破作用！因此，我会在乎群臣的嘲笑吗？大典举行完毕，正月五日，皇上御朝觐坛接受朝贺，改元“乾封”以示庆祝，跟着赐三品以上官员爵升一等，四品以下官员位加一阶，其余奖赏各有差，大赦天下，赐酒会七天，到同月十九日才从泰山回驾。中途经曲阜县，幸孔子庙，追尊为太师；经谷阳县，幸老君庙，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然后经东都，直至四月才返回京师。这年武后四十二岁。
武后参赞封禅，从筹备到还京，降重非凡、热闹异常大约两年。她经此大典而使位望获得空前提高，除了打破女性不参与大祀的禁忌之外，尚且打破了官员须凭考绩进阶的制度，开创了“泛阶”之局面，等到皇上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不但如此，她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借此机会除掉了她的情敌外甥女魏国夫人。
前面说到武后之姊韩国夫人及其女贺兰氏皆得幸于皇上，这时韩国夫人已死，其女则被封为魏国夫人，居于宫中，皇上一直想收她为妃嫔，但难于武后而不敢决。武后是善妒之人，心里厌恶魏国夫人得紧，只是忍隐未发。这次堂兄弟——始州刺史武惟良和淄州刺史武怀运——依例会集泰山封禅，并且随驾来到京师。大唐百官有向帝后献食的习惯，当惟良等在京献食之时，武后密置毒于食中，使魏国夫人食之，因此暴死。武后归罪于惟良兄弟，尽杀之，并将他们的姓改为“蝮”氏。蝮是一种毒蛇，与武字谐音；情形如同改王皇后为“蟒”氏，改萧淑
妃为“枭”氏，皆取其姓氏谐音的毒恶之物以诋毁之，一泄心中之怨恨。
至此，武后已坐稳二圣临朝的格局，内无情敌，外无强争，但是她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威望。权威对权力欲旺盛的人来说，总是永远有强大无比的吸引力！此时的大唐，事实上也进入了兴盛的局面：户口比贞观初曾加了一百万户，物价便宜，文治鼎盛，武功强大，声教远播。因此封禅之后的第二年，二圣命百官商议建造明堂。汉儒传说明堂是上古圣王听政布教之堂，但是一直以来谁也弄不清楚它的制度，以至聚众纷纭，莫衷一是。先帝也想建造明堂，但其结果则仍是因百官久议不决而停止。乾封三年（668）三月，二圣因朝廷议明堂制度略定，下诏大赦天下，改元“总章”。明堂的另一名称为总章，二圣为了显示兴建决心，所以改元，并且将京师所在的长安和万年二县分析，增添为长安、万年、干封和明堂四县。不过，由于明堂的构室应该有几、功能为何依然引起争议，加上京师、山东、江淮等地天灾饥荒，所以兴造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二圣继效法前代圣王封禅泰山，而欲再次效法圣王布政明堂之盛举，这时也就成为遗憾，需待皇上死后，武后才能单独毅然为之。
总章三年（670）初，明堂虽然不能建成，但是国内外情势基本上仍能维持兴盛的局面。不过就在这年中，大唐传来了国防军事上的重大噩耗：先是于四月，吐蕃攻陷大唐西域十八州，安西四镇撤守；后来于七月，大唐西征军在薛仁贵统领之下，又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全军覆没，属国吐谷浑沦陷。这是大唐从开国以来从来有过的丧败！是二圣临朝统治之下国势走下坡的先声。二圣本来已在四月赴九成宫避暑，这时急急回京坐镇。更糟的是，八月回到京师，又适逢关中久旱饥馑，不得不于九月下旨任由百姓往诸州逐食，并且宣布于明年正月出幸东都。
“屋漏偏逢连夜雨”，高龄九十二岁的武后母亲杨氏，此行也陪同至九成宫，却在旅游中间染上疾病，药治无效，于八月二日死于九成宫的山邸。这时二圣已回至京师，凶闻传至，武后因不能请安侍病而悲痛不已，皇上恐怕妻子不胜其悲，安慰有加，改封杨氏为卫国夫人。闰九月二十一日，武后遵照母亲遗嘱，将她葬于咸阳县的洪渎原外祖父旧坟之左。是日之后，皇上废朝三日，下旨追赠杨氏为鲁国太夫人，谥号“忠烈”，仍令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卢承庆监护丧事；又特命宰相戴至德持节吊祭，九品以上文武京官及诸亲命妇并赴宅吊哭，送葬至渭桥，葬礼规格依照王礼，官方所立之碑且由皇上亲笔御书。
闰九月一日是辛丑日，就在三日，武后以久旱请避位，皇上不许。同月十二日，皇上反而下旨追赠武后之父——司徒周忠孝公——为太尉太子太师太原郡王，杨氏为太原郡王妃，并于官方备礼册命时亲御横门开轩悲哭。到了二十一日，皇上遂如上述，极尽隆重其事地举行杨氏的丧礼。这年是二圣统治情况开始下降的一年，对武后来说尤其是内忧外患。因此武后透过母亲的高规格丧礼，不仅转移了臣民的视线，而且也因此再度提高了自己的位望，真是善于利用者可以逢凶化吉！
又过了两三年，皇上因去东都而生病，一再让太子李弘监国视事；而太子则因多病及人侍，力有未逮，其实此时大权已由武后所掌控。降至咸亨五年（674）的上半年，武后从岭南召回哥哥武元爽之子武承嗣，让他袭爵周国公，并且升迁他为宗正卿。宗正卿职掌皇家的属籍，一般由李氏任之，现在由武氏子弟来掌管，是则一叶可以知秋。就在武承嗣出掌宗正卿后的三个月——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二圣追尊皇上祖宗：远祖宣简公李熙为献祖宣皇帝，其子懿王李天赐为懿祖光皇帝，皇上高祖父太祖景皇帝李虎和曾祖父世祖元皇帝李昞不追尊，祖父高祖大武皇帝李渊为高祖神尧皇帝，父亲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他们的妻子都追尊以相应的皇后位号。如此追尊皇上的六代祖宗，名义上是为了避先帝和先后之称，真实目的是为了武后要自我尊大：从此时起，皇上称为“天皇”，武后称为“天后”。皇帝和皇后同时改称为天皇和天后，这似乎与“二圣”的称谓更名副其实。同时为了表示纪念之意，将此年改元为“上元”，并且大赦天下。
武后的威望已经提升到史无前例之高，权力欲至此已经显示得很清楚。这年她五十岁。今后她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掌握权力和如何主导朝政。以后二圣临朝的局面。又将进入新的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