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烟云几曾漫卷库布其沙漠，
在自然与文化的基因中交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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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是蒙古语的音译，意指“弓上的弦”，这也恰当描述了它的地理方位。它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北部，东西长400公里，横卧在黄河的“几”字湾里。其模样像把勺子，头大尾小，“几”字肚子里的西部宽约60公里，接下来骤然紧缩，中部与东部的平均宽度仅有10公里。如果勺子头和勺子柄的接合处不曾斜斜地探出一条来，那么它真就是一把活灵活现的勺子了。
勺头和勺柄的边缘，也就是库布其的西、北、东三面，均妥帖地依偎着黄河，南面则近乎一条略带优美起伏的直线，且始终与黄河保持着十里八里的距离。恰恰在此打了个“几”字湾的黄河，宛若一张天然的“弓臂”，库布其也就妥妥地成了它的“弓弦”。
更妙的是，库布其中东段的沙漠里，还排布着10条孔兑（蒙语，意指“季节性河流”），条条都有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名字，从西往东分别是毛布拉格、布日嘎斯太沟、黑赖沟、西柳沟、罕台川、壕庆河、哈什拉川、母花沟、东柳沟、呼斯太河。也条条都是黄河的一级支流，由南往北直灌黄河，这使它们也像极了一支支灵动的箭羽，搭在“弓弦”上，直指“弓臂”之北的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
这一切，显然都是大自然奇绝的部署，并激发了世人美妙的想象。
不过，对于“库布其”的含义也还存在另一种说法，说那意指“深绿茂密的森林”。这也并非空穴来风，迄今仍可在业已消逝的漫漫时光中找到足够的依凭。
实际上，经过一代代专家与学者的共同考证，目前已能确定库布其沙漠在古代曾是一处美好的膏腴之地，气候湿润，水草丰美，鸟兽群集。它后来的每一粒黄沙都并非胎带，而是历史上的气候干燥期和近代人类频繁活动所共同作用，致使地表植被和覆盖层遭到破坏，终致砂石层被风激活，导致地表生态失衡的结果，存在一个逐步沙化的漫长过程。
“河套人”的发现，已证明库布其沙漠地带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库布其沙漠南侧乌审旗河南乡境内，有一条名叫“萨拉乌苏”的河流，它起源于陕北，是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支流。1922年秋冬的一天，两位幸运的法国人，即地质及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在这条河的岸畔沙层中，拣拾到了一枚人类的牙齿化石，确切说是左侧门齿的一枚，其大小与现代人相似，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
接下来，人们又在这一带陆续发现了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椎骨等人类化石。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河套人”，并研究认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晚期智人。
在“河套人”发现之前，中国是否拥有旧石器时代遗存都一直是一件让人不敢叫准的事。“河套人”的发现，隆重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空白。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河套人”生存于距今3.5万年左右的全末次冰期中的某一个暖期。2007年，随着测定年代技术的重大突破，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已经认为，“河套人”的生存年代在距今14万—7万年之间。
那也就意味着，“河套人”是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而非晚期智人。也同时说明“河套人”所栖居的这片土地，亦是一处孕育了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截至目前，这一区域已总共发现人类化石、生产及生活用石器等380多件，并发现了大量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鸟类化石。这表明库布其沙漠地带早在14万—7万年之前，就已有了人类的栖居，更折射着远古时期的这片区域，当是如何的宜于人居，它无疑既有河流、湖泊，又有草原、森林，鸟儿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鄂尔多斯大角鹿、王氏水牛、披毛犀等，在广阔的原野上纵情飞奔。
然后，西伯利亚寒风掠过鄂尔多斯，大地进入了末次冰期中最寒冷的阶段，绿洲消失了，湖泊干涸了，动物和人类都迁徙了。
再然后，冰后期气温趋暖，大地万物生长，动物们回来了，人类也回来了。人类在湖边搭起用兽皮围起的帐篷，以抵御烈日、风雨和严寒的侵袭，并在帐篷周围燃起火堆，用来烧烤食物和防止猛兽袭击，从河滩或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工具。有一天，远古先民们认识到了植物年复一年不间断生长的根源，便把采集到的果实埋在土里，原始种植农业就产生了。
接下来，鄂尔多斯进入新石器时代，阳湾居民开始使用陶器，以从事原始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和渔捞业。20世纪60年代，发现于托克托县海生不浪村的喇叭口尖底瓶，为单一的汲水用具，其形态颇似一个硕大的乳房，取之于生命对乳汁的依赖情结。1974年发现的伊金霍洛旗那林陶亥乡朱开沟遗址，约相当于商代。一些用动物骨骼制作而成的骨器，就是人类最早期使用的缝纫工具骨针，在商周时期普遍使用，直到战国秦汉时期铁针的出现才被淘汰。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农牧业生产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境地。
古代鄂尔多斯人的生活资源，除种植外主要是放牧的牛羊及猎物，从宰杀、切割、食用等都离不开锋利的带刃工具，便形成了使用短刀的传统。青铜刀，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发现数量最多的器物。短剑，则是鄂尔多斯成年男子必备之物，既是马上近距离进攻的利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具有一个勇士的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短剑小于中原农耕民族青铜剑的长度，可能是冶铸技术上的差异，也可能缘于马背民族善于近身肉搏。
鄂尔多斯岩画，分布于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苦菜沟、摩尔沟、乌兰布拉格，内容主要有人面像即太阳神，以及星云、动物、牧人、骑者、狩猎等，是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及自然环境变迁的佐证。
总之，远古时期的库布其沙漠地带，不仅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宜居之居，还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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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库布其沙漠的每一粒黄沙，都并非胎带。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郁郁葱葱的森林演变成了散散漫漫的黄沙？为什么？
地球上任何一块沙漠的形成，都是自然与人为的双方面因素所致，库布其也不例外。人类的不知适可而止的作法，一度闯下了大祸，并遭到了大自然狠狠地报复。
追究其自然因素，其沙漠来源可能有来自古代黄河冲积物、狼山前洪积物、就地起沙三种原因。库布其沙漠的沙丘，几乎全部是覆盖在第四纪河流淤积物上，因此，沙源来自古代黄河冲积物的可能更大些。不管是哪一种沙源，都为这里形成沙漠准备了物质基础。
自商代后期至战国，气候干冷多风，使沙源裸露，在此期间形成了库布其沙漠。这个时期的生态环境异常恶劣，以至古文化遗址和遗物十分罕见。
关于库布其沙漠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据《魏书》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刁雍在呈交魏廷的奏书中论及薄骨律镇赴沃野镇的粮运通道状况，谈及库布其的流沙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需粮饷的运输。这意味着库布其沙漠在此时就已形成，更意味着在此之前，人们对这片土地的利用已经很充分了。
当时，薄骨律镇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北古城湾附近、古黄河的河心洲上，沃野镇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北部的乌梁素海北侧、苏独伦乡根子场村之正南，两座镇城间的陆路交通线呈现自西南往东北方向。刁雍在奏书中写道：“臣镇去沃野镇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今载谷二十五斛，每至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
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三》中写道：“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阳县以南，悉沙阜耳，无佗异山。故《广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无山以拟之’，是《音义》之僻也”。所记录的流动沙丘，就是公元6世纪初期的库布其沙漠状况及位置。所谓“南河”，即指今黄河河道之南，安阳县故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南侧，流沙地貌分布在今杭锦旗北半部的库布其沙漠区。
北魏末年，库布其沙漠被称作“沙塞”。《周书·文帝纪》载：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宇文泰与贺拔岳讨论关西灵州、夏州形势时说：“公若引军近陇，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复魏室，此桓文之举也。”贺拔岳驻在平凉，节制灵、夏、泾、秦等关西诸州，所谓“沙塞”系指灵、夏两州北缘的流沙地带，即今杭锦旗北部的库布其沙漠。
到了唐代，这一区域已出现了被称为“普纳沙”“库结沙”的沙丘地带。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在《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写道：“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铲、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渡乌那水，经胡洛盐池、纥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库结沙，一曰普纳沙。二十八里过横水，五十九里至什贲城，又十里至宁远镇，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乐戍。戍在河西堧，其东堧有古大同城。”
这段文字记述了库结沙的南部边缘位置局部分布宽度及其与黄河与湖泉的关系，提供了库布其沙漠分布范围之线索。文中提及的乌那水，即今杭锦旗驻地附近的陶勒沟下游河道；胡洛盐池，即今杭锦旗巴彦乌素盐海，亦称哈日芒乃淖尔，清代称锅底池；宁远镇，即今杭锦旗独贵塔拉镇西北的沙圪堵淖尔村西南。
有学者据此推测，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的“库结沙”，即库布其沙漠的南北宽度，当约为97唐里，即今52.38公里。横亘于纥伏干泉和宁远镇之间，即今乌顶布拉村、门根村之北与今沙圪堵淖尔村西南。
杭锦旗文物工作者曾在赛音乌素村北方、那林霍拉霍村以东的沙漠中，发现一处两汉时期的遗址，恰好处在沙日召西南方位。那林霍拉霍汉代遗址，很可能就是唐代文献记载的什贲故城，即汉代朔方郡城。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诗人李益在《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中，对库结沙即库布其沙漠边缘地貌景观作了描写：“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幂幂，半没胡儿磨剑石。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我因扣石问以言，水流呜咽幽草根。为之弹剑作哀吟，风沙四起云沈沈。满营战马嘶欲尽，毕昴不见胡天阴。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韩公三城断胡路，汉甲百万屯边秋。我今抽刀勒剑石，告尔万世为唐休。又闻招魂有美酒，为我浇酒祝东流。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兮。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诗中记载的“饮马磨剑石”，地处今鄂托克旗北境与杭锦旗南境的亚斯图之间，有一条自西往东流向的内陆小泉溪，成为南来北往的行人停息饮马之处。当时这里的地表已出现风吹沙移的沙漠化趋势，人口稀少，几无定居人口。库布其沙漠的沙粒物质呈现为红黄色，与文中“至今草与沙皆赤”相符合。
尽管如此，汉唐之际的库布其地区也尚未全面沙化，因为时至清代，区域内还陆续构建了多处被称为“召”的寺庙，这表明大部分地区仍是宜于人居的。也正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布“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等“新政”，继而大肆砍伐森林，弃草耕田。这种掠夺式的农垦，致使原本已经脆弱的生态又遭进一步地破坏，终至黄沙蔓延而难育五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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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是中国人口地理史上著名的大迁徙事件，起自明代中期，延至民国初年，在长达4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大量人口的迁入，把脚下的土地当作生存的资源，开创垦田务农和商品交易的生活环境，草木受到侵害，土地也随之趋向了荒漠化。
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是晋、陕、冀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之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北的神木口，河北张家口以及归化、库伦、多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新疆地区。
经清代康雍朝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达到了3亿。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下南洋、赴金山，形成五股大移民浪潮，以求新的谋生地。农耕民族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离家走西口去闯荡，是需要勇气和意志力的。走西口，极大改变了蒙古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农耕文化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
晋陕北部是中国传统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主动招募内地人垦种，而清政府也考虑到移民实边，鼓励放垦蒙地以发展农业。晋陕民众遂呼朋唤友，越过长城线，朝北去谋生发展，将传统的农耕界线一步步向北推移。走西口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行为，其移民活动呈现出无序的流动状态。他们初到异地，其农耕活动带有一些盲目性，导致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失衡。
陕北北部的府谷，其历史也是一部移民史。建县千年，走西口跨越600年。府谷人走西口，是因为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仍，被迫逃荒谋生。走西口移民在方向上都选择了长城黄河西北的蒙古地区，而不是以南的太原或延安，进而到肥沃的关中平原或以东富庶的华北平原。在形式上不是个别移民，而是群体性甚至是举家或整村迁移。
从明代到清初的长城沿线地域，除了驻军鲜有生产活动和固定居民，在客观上为以后的西口移民提供了地理空间和集聚流动的凹地。而处于这一地区突出位置的府谷，自然成为走西口的前沿，借地养民政策的推行，成为府谷人走西口的契机和推动力。
自此，走西口的序幕拉开，府谷人成为大移民的先行者。由春去秋归的雁行客变为盖房定居，由结伴而行到举家迁移，呼朋唤友，情牵义拽，互相援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在鄂尔多斯东部与南部毗连的晋陕处，则有河曲、神木、府谷等县农民沿套边开垦，渐成村落。乾隆至嘉庆年间，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
《府谷县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全县总人口204357人。宣统元年（1909），总人口151708人。70年间，人口减少52649人。显然，走西口移民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移民实边和新政标志着放垦走向了合法化，千年的游牧故地逐渐向农耕时代转化，在农牧业携手发展的同时，良好的自然生态难免受到影响。
清朝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废止以前实行250多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在内蒙古实施的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的门户。光绪29年（1903年），清王朝同意在杭锦旗开垦约1000公顷土地。在达拉特旗开垦约2000公顷土地。凡开垦处，一切树木都被砍光伐尽。
民国时间，沿袭了清朝放垦内蒙古草原的“蒙地汉化”政策，并为此制定了许多奖励开垦的办法，伴随着沿海各省通往内蒙古铁路的修筑，移民大量涌入，使草原地区开垦规模近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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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漫长的沙漠演化史中，库布其人无时不再呼唤着绿色，渴望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昔日美景重现。然而事与愿违，到新中国成立之际，库布其已成了一块举世公认的沙漠，且沙患日趋严重。它大约每年向黄河岸边推进数十米，流入泥沙最多时高达1.6亿吨，不仅直接蚕蚀着素有“塞外粮仓”之称的河套平原，使沙区百姓的生存和生命安全深受其扰，也还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安澜。
黄河素有“一碗水，半碗沙”之称，这里的沙子就多是库布其的贡献。库布其沙漠里排布着的10条孔兑，除了2条在流径途中就消失在冲击平原之外，余下的8条全部注入黄河。这8条孔兑均以暴雨产流为主，届时上游丘陵沟壑区的风沙残土砾岩等尽情顺流而下，由南往北地直直灌入黄河。
就这么拖沙带泥地灌啊灌，时至1972年，黄河已出现了断流。这亘古未有之患曾令举世震惊，更令中国人难以承受，自然方面似乎还在其次，文化上的自信和心理上的打击是更加让人不能消受的。
然而，大自然对此不加理会，似乎狠着心地要让人类反思自己曾经的鲁莽。
于是到1979年以及2000年，中国北部地区受到了沙尘暴的袭击，北京也在其中。尽管后来科学表明北京沙尘暴的源起有多种因素，库布其还是被指为首当其冲的重要沙源。
库布其人更是蒙受沙患之苦好多年。凡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库布其人，对于童年的忆记都是一股沙子味。沙子是啥味呢？虽并没谁能描述精当，却仍个个认定那沙子是有味道的。他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见或感觉到沙子，炕上，灶上，饭碗里，汤盆里，父母的头发上，自己的嘴巴里，甚至鸡蛋里，煮熟的鸡蛋磕碎了，皮子里头都是沙子……他们的房子常常在一夜之间就被沙子埋了半截，他们往往因流沙漫天而无法上学和出行。他们家家户户都很穷，孩子们大多都是吃着丁香籽长大的，甚至去掏吃过如今鄂尔多斯市的市花马兰花的生在地下的白芽子。他们吃过羊的胎盘，也吃过甜菜渣子。他们从未去过远方，连这样的尝试都没有，因为爹娘早就告诉过他们，那漫漫的黄沙是走不透的。
就是这样的一块沙漠，如今成了世界的生态焦点，国际的治沙典范——
2012年6月，库布其沙漠生态文明已被列为联合国“里约+20”峰会的重要成果，隆重向全世界推广。
2013年9月23日，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库布其治沙案例”被选定为大会官方宣传片，向来自19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与会代表循环播放，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库布其的治沙实践成果和重现“绿水青山”的奇迹。
2014年4月9日，在第45个“世界地球日”里，“库布其沙漠治理区”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球首个“生态经济示范区”。
早在2007年，库布其沙漠中的七星湖即被确定为“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永久会址，并于当年8月25日隆重举办了第一届。此后两年一届，迄今已成功举办了6届。
事实是，总面积1.863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截至目前的治理面积已达600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5.3%，治理范围内的植被覆盖度达到50%以上，纵横穿越库布其沙漠的公路、铁路，也已达到18条之多。沙漠已全面趋于稳定。甚至已有人在笑呵呵地说：沙子再不能治了，再治娃娃们连耍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样的成果也是可见的。据统计，原来泛滥无度的沙尘天气，在2005—2012年间就减少到了年均只发生2次，最近这几年，扬沙天气则已是罕见的了。
鄂尔多斯人并不否认库布其沙漠曾经是西北风的主要沙源地，然而，他们也同时确定那只是“曾经”了，且将永远是“曾经”。今天以及将来，库布其沙漠都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存于世间，且再也不会令其逆转，那就是“中国西北的一道宏伟的绿色屏障”。
从1949年到2019年，刚好70年。
在这70度春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造就了今日的成功逆袭？
治沙。治沙。再治沙。
然后，与沙漠言和，与大自然言和。
如果说是人类的无知导致了库布其的昔日沙化，那么也正是人类的觉悟成就了它的今日辉煌。当人类撂下傲慢，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过错，大自然还是恳于屈尊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