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二、三大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的训令》（1947年10月10日）
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新中国成立后，该训令被编入《毛泽东选集》，其中清楚地告诉人们：
“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
实行了多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尽管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有之，而且这句名言从名称到内容，都那么简简单单、朗朗上口。自它诞生、演变并确定以来，不仅人民军队的官兵“个个要记牢”，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制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铁的准则。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由来及流传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展厅里，陈列着一幅写着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包袱皮。由于年月已久，白布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这是一件很有纪念价值的文物，因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是有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之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伊始，就极其重视加强革命纪律，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
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大事纪实》书中记载：
“1927年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抵达荆竹山，王佐派侦探队长朱持柳前往迎接。由于战士们长途跋涉，饥饿难忍，刨了老百姓的红薯吃，违反了群众纪律。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于次日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召开大会。要求部队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山上的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同时提出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三项纪律。”
这里提到的三项纪律分别是：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分别是：
一、捆铺草；
二、上门板；
三、买卖公平；
四、言语和气；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要赔偿，不准乱翻东西。
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项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对于六项注意，有人提议要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毛泽东完全同意。这就变成了八项注意。
这就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版本。
特别是纪律问题，一是由这支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二是因为当时军队里存在着一些错误思想和纪律松懈现象。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专门指出：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加强纪律宣传和纪律教育，成为红军的要务。推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宣传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
不仅在中央苏区，而且在当时的各苏区根据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的纪律原则都广为传播。鄂豫皖苏区传唱的《红军纪律歌》，歌词这样写道：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得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尽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从这首《红军纪律歌》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鄂豫皖等苏区，并且被编成歌谣，在红军指战员中间流传开来。
1931年9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上海汇报工作时，还特意详细列举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内容，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肯定。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成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明确遵循。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当中，作了这样的评价：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此起草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要求各地各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同时也指出“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这份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内容为：
三大纪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一）说话和气；
（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打人骂人；
（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
（八）不虐待俘虏。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正式确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9月，在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这份训令被收录其中，成为全党全社会普遍学习的纪律教材，教育提高了一批又一批的党员群众。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熏陶下的人民军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期教育熏陶下的人民军队，对敌斗争英勇坚决，无往而不胜，对群众则始终展现出作为人民子弟兵的立场本色、精神风范和纪律严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物与事迹。
早在红军时期，古田会议就提出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的威武之师形象。革命初期，靠着坚定的理想和铁的纪律，红军和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坚持了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纪律极为严明。广大红军指战员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挨饿，但他们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红军领导机关反复强调严明纪律的重要性，强调在加强红军纪律检查时，还要加强对红军纪律的教育，提高红军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长征初始，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
要耐心教育每个战士，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布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
由于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的纪律教育检查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切实可行的纪律原则，红军在长征途中显现出革命军队的优良作风和杰出风范。
1935年2月，红军长征途经四川古蔺县境时，朱德向毛泽东讲起两件红军遵守纪律的事例，一个是红军路过该地橘林时秋毫无犯，另一个是红军战士挖了群众萝卜后塞进铜元作为酬金。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他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四川家乡也是这样。”
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军队。对这一点，人民群众看得也非常清楚。
红军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也正是靠着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及严明的纪律，处理好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顺利实现了战略转移。为尊重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宗教信仰，红军总政治部作出军队不得进入喇嘛寺、清真寺，禁止索取寺庙僧侣、群众的财物等规定。但1935年7月，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红军某部负责人贺敏仁（贺子珍之弟）违反红军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寺，并拿走藏民若干银圆。红军师部获知情况后，为严肃军纪，下令将贺枪毙。贺子珍后来说：“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虽然这件事的原委有着不同的说法。据有人报告称，贺敏仁从喇嘛庙拿了1000块银圆，可是以他当时那么小的年龄，能否拿得动那么多的银圆（贺当时就否认拿钱之说，只承认肚子太饿，偷吃了供品；何况在他死后，随身的物品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事情是否严重到要被枪毙的地步？这些问题都已无从考证。但通过这件事以及贺子珍后来的回忆，我们也可以看到长征时红军领导机关的执法如山和共产党员不徇私情的可贵精神。
当时还有不少穷苦的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目睹了红军和旧军队纪律的截然不同，并且由此认定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世袭羌族土司安登榜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当时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后，执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而当安登榜在遭到国民党追捕走投无路时，恰遇刚刚进入羌族地区的红军。安登榜看见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少数民族，提倡“回番汉各民族平等”，和国民党“汉官”完全不同，便率领随从毅然参加红军，并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在羌族地区为红军做了大量工作。后来，红军战士安登榜在长征路上为各民族的解放英勇捐躯。
这样的故事在长征时还有很多。正像古田会议《决议》里指出的那样，“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靠着坚定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我们党和红军号召起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去争取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
广为流传的解放战争时期“锦州苹果”和“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
1948年11月8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负责人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里，详细汇报了所属部队的纪律执行情况，其中特别提到了部队在某地发现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的情况。此后，“锦州苹果”的故事广为流传。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回忆到听说这件事后的心情，他说：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不仅是在锦州，攻入天津时，解放军战士不起火，只吃自备的干粮，多数人连咸菜也吃不上，对群众所送饭菜一概谢绝！广大群众深受感动，有的热泪盈眶，连声说：解放军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这些都显示出人民军队的纪律风范。
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当时解放军打进上海后，模范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不惊扰市民，在蒙蒙细雨中，部队悄然无声地睡在潮湿的路边。早上市民们醒来，开门看到这一感人的场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由衷赞佩。人民解放军用严明的纪律令无数上海市民为之动容，并深深震撼着这座旧中国最大的城市。
时居上海的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感人的一幕，他说：
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近半个世纪后的1993年，荣毅仁仍然难以忘记这件事带给他内心的冲击，他回忆说：
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
就连当时在上海的国外报纸也报道说：
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虽然有许多大厦是打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这些只是体现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代表人民军队形象千千万万事例中的几个普通事例。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这就是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期教育熏陶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 一首广为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为深入人心的形式，是以它的内容为基础谱写而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歌词全文是：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这首为人们熟悉、广为传唱的经典革命歌曲，最早是由红军老战士程坦创作的。程坦曾参加黄麻暴动，后来参加红军，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于当时纪律教育的需要，程坦根据中央红军先期带到陕北的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件内容，使用曾在鄂豫皖苏区流传的《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音调，填写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红旗报》上刊登。这首歌曲从此在人民军队中开始广泛传唱。这以后，歌词的内容又几经调整补充。195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再次组织人修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此稿经批准后作为定稿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前面列举的这首歌的歌词。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还专门就纪律问题提出了这样一条要求：
“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在党和军队里面进行这方面教育的一个有效形式。
1959年9月30日，李志民上将曾指挥由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在国庆10周年庆典上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受到全场热烈鼓掌！
这首携着辉煌和荣誉一路走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间凝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年锤炼而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不仅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军队自身的纪律建设，在关键历史时刻还屡屡发挥出深远而重大的政治作用。
20世纪70年代，面对国际复杂局势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毛泽东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通过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向党内军内传递明确的政治信号。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多次与随行人员和有关座谈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表达出反对和防止党内分裂、维护团结的鲜明立场。8月27日和28日，毛泽东在长沙分别同华国锋、卜占亚以及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谈过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后，都带领全体在场同志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包括在武昌见刘丰，在杭州见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时，毛泽东也都同他们合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泽东强调部队在整风中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军阀作风，他还谈道：“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所有这些举措，对于挫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73年底，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为了顺利达成这一目标，12月12日晚八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为执行好这一决定，毛泽东特别强调：“第一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此时，他又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1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他在谈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会上，毛泽东再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会见开始时，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一大批军队领导同志，共同回忆了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回忆了和朱德同志的深情厚谊，他还饶有兴致地同许世友讨论了读《红楼梦》的有关情况。会议最后，周恩来也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项注意，第五项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22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草稿）。命令说：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了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习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此件于本日发出。
命令下达后，八大军区司令员不带随员，迅即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体现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精神。
这样重大的政治决定，毛泽东谈笑间便做通了工作，并且三次和大家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中的智慧、气魄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久久不能让人平静。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人民军队精神风范的伟大象征，深深扎根于历史，深深扎根于人民，它必将带着既往的辉煌和荣誉，不断在新时期绽放出更加耀眼的思想光芒。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毛泽东：《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948年11月11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关于党和军队纪律问题的二十字口号。为什么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还要强调“加强纪律性”呢？毛泽东认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任何时候都不可少。
据记载，这二十字完整口号最早提出的时间是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夕。会前的9月5日，邓小平在一份电报里提到：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
两个月后的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等及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里向全党全军正式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战略决战之际中国共产党全部战略部署之精练概括。
毛泽东当时还特别强调“加强纪律性”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所以，这二十字口号又被简称为十个字：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这个口号如此鲜明响亮，如此朗朗上口、深入人心，一提出就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成为后人理解那段历史的标志性概念。
★ 毛泽东为什么要以建立报告制度为抓手狠抓纪律建设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的前提，是人民军队凯歌向前，但它反映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为什么会选择在一个决战的年头狠抓纪律建设？那是1948年客观形势发展使然。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有余，随着各根据地军民的奋勇斗争，到1947年底时国共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改变。当时，毛泽东作出过一个重要的判断，他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解放战争后来的推进，充分证明1947年底毛泽东作出的这一战略判断是极其精准的。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解放战争就进入了关键性的下半场。人民解放军在相继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及“重点进攻”后，此刻终于赢得了战争主动权，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在这一背景下，革命局面也开始由老区向新区、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迅速铺开，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然而这一胜利形势的快速推进也给党的工作转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主要是：解放区的人口面积大幅增长，党和人民手中接管的城市越来越多，战争的规模化日益扩展。于是，过去长期在农村分散环境中形成的许多思维和做法，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当时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违反政策和纪律的“左”的错误倾向，干扰了党和人民夺取全面胜利的战略部署，而这其中有不少是有些地方或组织不请示不报告、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及擅自处理问题而引起的。
为了有效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发展，同时实现党和军队各方面工作的科学化正规化，顺应形势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毛泽东经过深入考虑，敏锐地找到了一把解决以上棘手问题的钥匙，那就是纪律建设。纪律建设，在毛泽东抓党和军队建设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在毛泽东心目中，这个时候，纪律是一个中心环节，这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怎么解？毛泽东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抓手：建立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也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子虞电”，开启了解放战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征程。
除继续以往临时性事务性请示报告外，这份指示最大的新意是要求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侧重于政策性——汇报该地各项活动动态，各类问题、倾向及解决办法。指示这样解释设计这项制度的原因：七大以后，仍有一些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中央“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一些难以挽救的损失，现在必须改变这种“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同时，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各地各机关必须要和上级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
从子虞电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了一系列补充完善报告制度的规定和指示，大力推进这项工作。
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这份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前敌委员会，“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还要执行另外三项制度：
（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这份指示，将对下指示与对上报告归为一件事，将上级与下级紧紧地连接起来。这就进一步拓展了报告制度的深度和广度。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专门在宣传工作中强化了纪律要求。
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稿上，专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上述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切实强化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执行。该决议对请示报告的内容、方式作出规范，系统地梳理了党和军队在方方面面的工作。
报告制度的建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顺应了新的形势特点对党提出的迫切要求，为全党上下加强联系沟通、及时纠正各类错误倾向、积极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策略，奠定了关键制度基础。
正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的题解中所说：
“这个问题在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种情况，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党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 以批评东北局为例：毛泽东狠抓纪律建设的决心和魄力
毛泽东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不抓则已，一抓到底。为让报告制度在党内扎根，他付出巨大艰辛，一面极其繁忙地指挥解放战争，一面自始至终地亲自抓这项工作。1948年8月以后，他着重强化了报告制度的落实，批评东北局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东北解放区是当时我党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一块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毛泽东也发现，当时东北局在一些问题上，未按要求作综合报告，他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1948年3月25日和8月9日，毛泽东两次电催东北局，指出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分局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三月，五月，七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前已电催一次，你们亦承认应当作报告，但仍未实行，是何原因，究竟你们何时间开始作第一次综合性的报告，望复”。
8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电，语气相当严厉，对东北局8月13日复电中的“敷衍态度”提出批评，质疑电报所提之理由：东北局“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深陷具体事务，“故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他还拿关内和东北局作比较，指出“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我们认为“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如此严厉的批评督促下，东北局立即开会进行检讨。林彪和东北局分别于8月15日和19日向中央提交了综合报告和检讨报告，深刻剖析错误原因在于“对于按期给中央作报告，没有提到政治的组织的原则高度去认识”，“没有完全自觉地意识到不按期向中央作报告，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与组织上的违犯纪律的行为，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今后保证定期向中央作报告”，“与各种无纪律观念继续作斗争”。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表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才能“取得主动”。在这次电报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纪律建设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他强调，“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毛泽东决定趁热打铁，借批评东北局一事推动全党纪律落实再进一步。8月23日，他为中央起草指示向全党转发了同东北局的这些往来电报，要求关内各局不能自满，“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要求他们在“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方面，也要“依照东北局办法”，在“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对其他未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单位和个人，毛泽东也同样严加批评督促。
为巩固纪律落实成效，批评东北局的同时，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强调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不仅自己要执行好报告制度，还要严格督促所属执行，并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学习讨论，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党内斗争，切实避免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倾向。再经过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和夯实，加强纪律性的意识得以深入人心。
对东北局的严厉批评，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9月5日，在西柏坡准备参加9月会议的邓小平，向刘伯承、陈毅等通报有关情况时，就说过：毛主席几次谈到加强纪律性系目前工作之中心环节。此种精神，从最近中央对东北局的批评和几个电示可以看到。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对此应迅速检讨，成立一个正式的决议报告中央，同时发给各区委、各纵队。第二天，中原局即讨论通过《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其中谈道：“中央一月七日规定报告制度后，于八月五日、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电系统地说明克服无纪律和反无政府状态及报告制度的重要，又连续将各中央局讨论中央对报告制度的指示转给各地。此种严格的、有系统的、坚持原则的领导作风，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毛泽东借批评东北局所表达出的加强纪律落实的决心和魄力，给各级领导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抓住典型事例，再加上环环相扣的严格要求，换来了全党全军对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
★ 为让华野开好纪律会议，毛泽东下令推迟淮海战役发起时间
加强纪律性不仅大大促进了全党在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同时对当时解放战争的决战决胜也起到关键保障作用。
前面提及的毛泽东严格督促东北局作综合报告，这件事就发生在辽沈战役决胜的前夜。而不久后，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强调全党加强纪律性和统一集中问题。也正是这次会议召开期间，9月12日辽沈战役在北宁路打响。一个个时间点的环环相扣，不是历史的巧合，它充分反映出“加强纪律性”和“革命无不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又一个突出的事例发生在华东战场。
1948年9月24日，当时济南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处于收尾阶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在批准同意这一建议的复电中，毛泽东要求华野所部“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电报在这里所指的“上月曲阜会议”，即是指8月25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纵队以上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那次会议不仅制定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还开展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统一了华野内部的思想认识，对于济南战役取得胜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淮海战役发起前夜，毛泽东决定如法炮制推动华野再开一次像上个月那样成功的会议。这便是淮海战前第二次曲阜会议的由来。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野前委，山东兵团前委，苏北兵团前委均应利用目前两星期时间，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检讨自己及所属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并将结果电告”。次日，毛泽东去电特意作出时间安排：“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到十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10月15日以后。”
10月5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认真开展纪律检讨活动，进一步增进内部团结。纪律讨论一结束，会议即转入研究制订淮海战役具体作战方案的阶段。
就连身处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驻地的陈毅（当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也在9月30日向会议去电，要求“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的结论作两个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的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大革命胜利”。陈毅还介绍了刘邓、陈谢部队开展查整的经验，认为“这与华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纵参考”。他还要求在会上，“各纵委与前委各同志均应有简略发言，作自我批评，以便造成更好的团结”。
10月6日，即华野开会期间，中央再次去电告知饶漱石、粟裕：“此次会议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
不到10天时间，中共中央接连4份指示电，就连身处数百里外的陈毅也专门去电，共同指导督促一个野战军前委开会检讨纪律问题、增进内部团结一致。为让华野做好这场纪律大检讨，毛泽东甚至还推迟了涉及上百万人生死命运的战略大决战，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都充分反映出决战前夜，革命营垒内部团结统一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问题，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高的位置。而这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崩溃，一个突出的标志就反映在纪律问题上。看看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有多少次在关键时刻的起义投诚，及其对战争失败的一方国民党反动派所产生的毁灭性冲击。我们便可以得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绝对不是虚话。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督促指导下，此次曲阜会议上，华野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增进了内部的团结统一。随后淮海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以及战役期间华野所属各部紧密无间的配合支援，充分反映出第二次曲阜会议的巨大成效。
淮海战役还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执行作战任务的一场大决战。毛泽东当时说过：“二野三野（二野即中原野战军，三野即华东野战军——引者注）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为配合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迅速切割徐州、蚌埠线，占领宿县，既堵住了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又制止了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了黄维兵团北上，为华野最终歼灭黄百韬兵团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淮海战役最为紧张的第二阶段，为配合中原野战军的南线作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华东野战军主动改变了在北线歼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既定方针，会同中原野战军集中力量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再回头歼灭徐州守敌，确保了战役全局取得胜利。
关于配合作战可能付出的巨大牺牲及其必要性，邓小平当时在给中原野战军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上作动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
两大野战军之间，野战军各纵队之间，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纪律严明、团结如一人，共同克敌制胜，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在淮海战场上不断地上演着。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牺牲和不朽功勋，印证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一光辉论断的无比正确。
★ 蒋介石最终与毛泽东有了“共识”：胜与败，要害在纪律
1948年底，毛泽东在西柏坡为复刊后的《中国青年》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幅著名的题词今天仍然静静地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展室中。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岁月已将这段历史尘封，然而透过题词之意境神韵，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毛泽东当年在题写这些文字时的欣慰喜悦。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概括了28年革命斗争战胜敌人的三件武器，其中第一件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他把纪律放在最前面，是总结了党的整个历史，而最直接的背景应该就是1948年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性的成功实践。
1949年，即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总结，他是这样对比国共两党的：“感知国军失败，不是因为外敌，而是因为内乱”，“共匪之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方式。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执行纪律、主义第一”。而国军“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漠不关心……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蒋介石的这段话，当然难脱推卸责任之嫌，但在大局砥定之际，作为这场战争最大的失败者蒋介石的上述评价耐人寻味。
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为这场战争胜利一方和失败一方的主要代表，他们在回顾总结斗争过程的成败得失时，竟然在中国共产党的纪律问题上取得了共同的认识，都认为这是事关双方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确是发人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