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知府，糖商们今天又来了。我还是像之前一样答复的，可这样下去终非长久之计啊。”雷州府吏官吴明晋禀报道。
吴明晋原本是雷州府下属徐闻县的知县，他是南直隶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没什么财产，也没什么人口，只有一妻一子，都随在任所。闯军到来之际，他死又不敢死，逃又不敢逃，于是便稀里糊涂地投降了，被晋升为雷州吏官。
奉天倡义营的六科并不是六个实体部门，而是几个小部门组成一科，由科官统摄。因此，一个府的科官更类似于分管某一块的副知府。其下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等部门的主官才是实际上的部门负责人。
和他一起来的是雷州府户官萧占风，此人本是个不第书生，闯军新开科举之后才考上来。不管是哪朝的科举，反正都是科举上来的儒生，他和吴明晋的立场还是很接近的。萧占风说：“我等上任之前，王巡抚特意嘱咐过雷州糖业之事，以不生民变为底线，这……”
最近这几天，雷州的糖商上门不是一两回了。制糖业是雷州府境内规模最大的一项产业，糖商势力很大，历任知府都不得不对糖商有所敷衍，吴明晋没想到，这个新知府居然每次都把来求见的糖商拒之门外，软硬不吃。
糖商上门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就要破产了。闯军占领雷州之后，并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组织田兵，但是雷州的农民因为种植甘蔗，经常需要资金周转，在农忙季节还要雇工，比一般的农民更有见识。趁着闯军杀掉了几个大糖商和一批放印子钱的，雷州的农民和赣南的农民一样，自己组建了自己的田兵。
这样的现象在闯军治下的各地并不罕见，王瑾想出田兵这个制度，原本就是照抄了另一时空瑞金农民的智慧。这本来就不是某个青天大老爷的奇思妙想，而是南方农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自发总结出来的斗争经验。既然瑞金的农民想得出，在闯军的启发下，雷州的农民想得出也没什么稀奇的。
种植甘蔗再榨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投入也很大。农业生产的规律就是，一项产业需要的资金越多，中间的环节越复杂，就越容易让豪势之家找到剥削农民的机会。由于蔗糖的销路把持在与官府、海盗都有勾结的糖商手中，既有做贩运的行商，也有做榨糖的糖寮主，因此种植甘蔗的蔗农实际上就成了糖商的农奴。
对于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农民来说，种植甘蔗的利润很低，远不如直接种水稻，就算卖不出去，全家守着这点粮食也饿不死。但由于他们都欠着糖商的高利贷，想不种甘蔗也不行。
闯军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首先是严格执行法律，打击高利贷，一大批债务被宣布为非法，让农民解放了不少。其次是有了田兵组织，农民有了与糖商对抗的手段。最后是闯军实行实物税和货币税并征的制度，不收丁银，不收辽饷，农民如果没有银子，可以用粮食交纳租税。
以往秋收一过，农产品价格就会被商人压得极低，农民为了搞到银子交税，不得不忍痛贱卖自己的收获物。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税率不高农民负担却大的原因之一。农民的劳动果实交给朝廷的少，交给商人的多。而商人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扰乱物价，离不开官府的默许，商人们也是自己挣得少，孝敬给官老爷的多。
虽然大的历史潮流是货币税取代实物税，但是对于农民起义者来说，收实物税才是他们的理想。农民要进行的步骤越少，被剥削的可能性就越低。
农民既免除了阎王债，又不必再担心农产品变现的问题，就很难受糖商们挟制了。当他们有了自由选择农作物的权利，第一选择自然是种水稻，种不了水稻的地方，就种植番薯、芋头等杂粮。
以粮为纲是历朝历代的传统，朝廷是这样的思维，农民也是这样的思维。除非能看到特别高的利润，他们是不会愿意种植其他作物的。另一时空李定国收复雷州的时候，向当地百姓分发耕牛和种子，因此赢得了拥戴，他显然也是组织农民种粮食，而不是种甘蔗。
王瑾认真考虑过要不要由闯军入股组建公司改革蔗糖贸易，提高蔗农待遇，但仔细想来，还是不现实。原来的糖商道德败坏，闯军的制糖企业就能有道德了？最后还不是要以利润为导向。闯军兄弟又大多不懂商贸，真要是这么搞，只怕蔗农的生活会更坏。
而且，此时的国际环境对于雷州蔗糖的出口相当不利。日本爆发了岛原之乱，紧接着就是禁教运动，驱逐葡萄牙人，对日本的蔗糖出口肯定要萎靡一段时间。欧洲在打三十年战争，就不用提了。奥斯曼的穆拉德四世马上要大举进攻巴格达，和波斯萨非王朝进行一次大会战，波斯市场也要完。
再加上拜塔尔摩和努勒所赐，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基本上报废了，印度莫卧儿帝国要镇压孟加拉农民起义。王瑾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的情报，已经确认了塔尔摩和努勒的存在。虽然说这二位干得的确漂亮，但对于中国的外贸出口来说，却是不利的。
整个亚欧大陆从东到西都陷入了战火，蔗糖的出口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而且根据葡萄牙人的情报显示，最近几年，欧洲那些没有打仗的地区对加勒比蔗糖的进口增加了，不用说也知道，这是阿贾伊的手笔。加勒比大量产糖之后，中国糖想抢占欧洲市场肯定是没戏了，距离上差得太远，成本肯定比人家高。荷兰东印度公司趁着中国爆发战争的机会，也在巴达维亚扩大甘蔗园面积，准备抢占市场。
在这样的环境下，雷州糖业的处境十分尴尬，不继续像榨甘蔗一样压榨蔗农，就没有价格优势，难免亏损。要是继续压榨蔗农，那就成了挖自己的墙脚了。
农民起义者该依靠糖商还是蔗农？这个问题显然不需要讨论。如果像明朝的官府一样继续支持糖商，闯军能获得一大笔税收，但那就意味着否定田兵组织。如果继续鼓励田兵，那么出口创收肯定就别指望了。何况闯军有三年免征的政策，自耕农在三年内压根一粒粮食都不用交。
可是，因为糖业衰败利益受损的不仅仅是糖商，还有榨糖作坊中的工人，甘蔗减产，作坊就要裁员，这些人如果没有生计，你李自成被裁员了能反，他们被裁员了就不能反吗？
这一系列的严峻问题，摆在了新任的雷州知府孙可望面前，现在他可以确定，王瑾就是故意把情况最复杂的一个府分给了他。王瑾只是给孙可望写了一本册子，讲了雷州的大致情况和国际蔗糖市场的变化，至于具体的政策该如何安排，他并没有指示。只要不搞出民变，怎么都行。
孙可望以为是父亲要考验自己，殊不知王瑾的想法是：要是孙可望都处理不了雷州糖业的问题，那我也没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