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成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了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却恨之入骨。
张居正的权力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起来，反而闲得没事干，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顿，还叫左右拿出《汉书·霍光传》叫神宗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吗？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饶。
后来，张居正做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
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是人在权力中心待久了，自然变得非常得意，他的相权无形中已经开始侵蚀皇权，万历皇帝虽然怕他，但心里却恨他。平心而论，张居正堪称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封建政治家之一，但他很多专权树党的做法令皇帝觉得很难受，比如，皇上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张居正仍不甘心放权，这就是得意忘形，失去位置感，所以他死后的悲剧也不是偶然的。不过，张居正利用自己的位置和时间，从容地进行了整饬，使本来濒临危局的明朝，又多维持了几十年，这也算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否则，恐怕挺不到天启、崇祯两代，万历皇帝自己恐怕早已成为亡国之君了。
权力落差中乱与治的临界点
朝廷的威令已经不行，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要员们已经蠢蠢欲动，很多独立王国呼之欲出，成尾大不掉之势天下正处于乱与治的临界点上，立志拯黎民于水火或者为自己争富贵的人，将分别走什么样的路呢？
其实，在这样的时候，往往野心家有更大的市场，因为病入膏肓的朝廷，已经没有积极自救的意识，所以即使地方大员终于有了“勤王”的决心与行动，也很可能被朝中朝外的佞臣藩镇中伤为阴怀异志的造反，反而惹火伤身，所以只好自保；而真正想当皇帝的军阀。却不再有各种人臣之道的忠义束缚，顺心遂愿地加入到了逐鹿天下的行列。
这种时候，屯田的曹操、“广积粮，缓称皇”的朱元璋将权力真空成功地填充，成就了大业。
匈奴人称汉帝
十六国割据时代，中国的中原、北方地区没有中央政权，各个部族自立为王，互不统属，常年攻杀。这些不重视提高国力、生产力的政权，并没有吞并他国的实力，导致了大分裂局面的长期延续。
自从西汉末年起，有一部分匈奴人分散居住在北方边远郡县，他们和汉族人相处久了，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匈奴贵族认为上代多次跟汉朝和亲，是汉朝皇室的亲戚，后来就改用汉皇帝的姓刘。曹操统一北方后，把匈奴三万个部落分为五个部，每个部都设部帅，匈奴贵族刘豹是其中一部的部帅。
刘渊是刘豹的儿子，从小读了许多汉族人的书，力气大，武艺高，善于骑射。刘豹死后，刘渊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后来，在西晋的成都王司马颖（八王之一）部下当将军，留在邺城，专管五部匈奴的军队。
八王混战开始后，匈奴部落里一些贵族们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开会商量。有个老年贵族说：“我们匈奴从汉朝开始跟汉人结为兄弟。经过魏、晋两个朝代，匈奴单于后代虽然有封号，却没有自己的尺寸土地，跟一般百姓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晋朝发生内乱，自相残杀。这正是我们匈奴人恢复地位的好时机啊！”
大家都觉得他的主意对，叫谁来带头呢？大家一议论，认为刘渊有才能，威望高，推他当单于挺合适。
贵族们派个使者到邺城，把大伙儿的意思告诉刘渊，请他回来。刘渊很高兴，就借口要回匈奴葬自己的父亲，向司马颖请假。司马颖不同意，刘渊只好让使者先回去，并且要五部匈奴集结兵力，向南移动。
后来，晋朝的并州刺史司马腾、将军王浚联络鲜卑贵族攻打司马颖，司马颖失败了，逃往洛阳。刘渊向司马颖要求回去带匈奴兵马来助战，司马颖这才让他走了。
304年，刘渊回到左国城，贵族集团拥戴他做大单于。他集中了五万人马，亲自率领南下，帮助晋军攻打鲜卑兵。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晋朝灭掉，反倒去帮助晋军呢？
刘渊说：“要灭掉晋朝，还不是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但是晋朝的百姓未必会向着我们。我看汉朝立国的年代最长，在百姓中影响大。我们的上代又是汉朝皇室的兄弟。现在汉朝亡了，我们用继承汉朝的名义，也许可以得民心。”
大家听了，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刘渊就宣布自己是汉王。
刘渊称汉王后，很快攻下了上党、太原、河东、平原等几个郡，势力越来越大。一些势力比较小的各族反晋力量也都来归附刘渊。
308年，刘渊称汉帝。第二年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集中兵力进攻洛阳。洛阳的老百姓虽然恨透了腐朽的西晋王朝，但是也不愿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所以刘渊两次进攻，都遭到洛阳军民的顽强抵抗，不得不退兵。
那时候，八王中最后的一个王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和一批大臣互相仇杀。晋朝留下的一点点兵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后来刘渊死去，他儿子刘聪接替他做了汉国皇帝，又派大将刘曜、石勒进攻洛阳。洛阳的军民奋勇抵抗，但是毕竟寡不敌众。311年，洛阳城终于被攻陷，晋怀帝做了俘虏。刘聪进洛阳后，杀了大批晋朝的官员和百姓。有一次，刘聪举行宴会，让晋怀帝穿着奴仆穿的青衣给大家斟酒。一些晋朝的遗臣看了，禁不住失声痛哭。刘聪看到晋朝遗臣还对怀帝这样有感情，一发狠，就把怀帝杀了。
晋怀帝死后，在长安的晋国官员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承皇位，这就是晋愍帝。
316年，刘聪攻下长安。晋愍帝也遭到了怀帝同样的命运，在受尽侮辱后被杀。西晋王朝维持了五十二年，终于灭亡。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各族人（主要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纷纷起义，他们中间的上层分子乘机起兵，像李雄、刘渊一样建立政权，前前后后一共出现十六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实际上，那时的中原，就像后来的蒙古草原一样，成为酋长们争夺权利、人畜的牧场。所以刘渊想继承汉朝的大统，也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汉人自相残杀，被人乘虚而人，其教训是在几百年中，自己成为异族人的奴婢。
甘露之变：唐朝崩溃的临界点
从唐穆宗以后，唐朝的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就更大了，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唐文宗李昂（穆宗的儿子）即位的第二年，各地推荐的举人到京都应试。有一个举人叫做刘蒉，在试卷里公开反对宦官掌权，认为国家要安定，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权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
这份考卷落在几个考官手里，考官们传来传去地看，赞不绝口，觉得不但文采好，而且说理精辟，是篇难得的好文章。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示态度，因为录取了刘蒉，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也就保不住了。
结果，跟刘蒉一起来投考的二十二人都中了，刘蒉却落了选。刘蒉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因为说了些正直话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说：“刘蒉落选，我们倒中了榜，太叫人惭愧了。”
唐文宗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日子，自己也很气恼，他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澄手下有个官员名叫郑注，此人精通医道。王守澄把他推荐给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
郑注有个朋友李训，原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听到郑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带了一些礼物求见郑注。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文宗。李训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后来，竞被提升为宰相。
李训、郑注两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权力。他们打听到王守澄手下有个宦官叫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请文宗封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一部分禁卫军。
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王守澄失去了兵权，就容易摆布了。最后，唐文宗给了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杀了。
除掉了王守澄，接下来就要干掉仇士良了。李训经过一番策划，联络了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
封建王朝是最讲迷信的，天降甘露被认为是好兆头。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
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到院子里去兜了一转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
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仇士良发现了这个情况，觉得奇怪，问韩约说：“韩将军，您怎么啦？”
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里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
仇士良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拉进软轿，抬起就走。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当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逃进内宫去了。
李训预谋失败，只好从小吏身上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那些参加预谋的官员，把他们全都杀害。李训东奔西逃，走投无路，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
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的计谋彻底失败，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有一千多人。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甘露之变”。
从这个事件后，宦官把唐文宗严密监视起来，唐文宗的日子更不好过，过了五年得病死去。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这就是唐武宗。
宦官竟能主宰皇帝的废立，历史上大概只有东汉、唐朝、明朝了。而唐朝的宦官更狡猾，他们利用皇帝作为自己的屏障，而他们自己就像钻进权力中心里的蛔虫，再也不必担惊受怕地承受失掉脑袋的尊荣，只要把皇上喂养好，就算完成任务唐朝的皇帝就在宦官的挟持中度过一生，自己倒成了制造真空的抽气机。想想盛唐时代的政通人和，文化昌明，真是令人慨叹！
安史之乱终结盛世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长期的和平，使内地军备废弛，相对于强大的军政结合体藩镇实在不堪一击，力量对比的急转直下，直接导致了野心家的出炉，这个始作俑者就是安禄山这里又引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北方的造反军阀，往往南下进攻；而南方的“乱臣贼子”则一般会就地自保，这大概是因为土地出产的差异和军事条件的强弱差异导致的。
天宝十年（751）二月，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边兵近二十万。安禄山刑赏己出，日益骄横，又看到天下武备松弛，遂萌生篡夺最高权位的谋反之心。四月，南诏叛附吐蕃，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唐军大败，战死者六万余众，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不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又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唐军又败。
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李林甫死，玄宗以杨国忠继任宰相，兼领四十余使。从此，杨国忠专决朝政，公卿以下，均受其颐指气使。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发所部兵马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闻讯，当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都洛阳募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接着又以金吾卫大将军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安史叛军占领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唐玄宗误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这时，河北十七郡吏民分别在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的率领下，拥有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东都之间的交通，使安禄山陷入困境。
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唐玄宗派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部从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
同年五月，哥舒翰在唐玄宗和杨国忠的严厉威逼下，被迫出兵。结果，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突破潼关险隘，向长安逼进。六月，唐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出禁苑之西延秋门，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境内），禁军哗变，杀宰相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缢死了杨贵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