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改革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是，一旦要改掉它，就会有人出来大唱反调。百日维新也是如此。例如，八股取士是一种禁锢士人头脑的腐朽制度，在中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康有为及维新派多次上书痛陈八股的危害，认为它禁锢士子的智力发展，要求尽快废除。因此，光绪颁布上谕，命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但是，谕旨颁布不久，北京就乱作一团。有志之士把酒庆贺，认为是英明之举，废除八股后必定会人才辈出，中国富强指日可待；但也有人。lfl因此失掉这个往上爬的阶梯，极为不满；有的人甚至怀揣利刃，准备要对康有为等人行刺，以发泄他们对新法的仇恨。浙江学政陈学公然上书朝廷，表示不赞同废除八股，声称一旦废除八股，势必酿为大祸，不利于皇权的稳固。他显然是用危言耸听的手法试图让光绪收回成命。光绪十分生气，立即下令陈学离职回京，同时还颁布上谕，强调了对那些阳奉阴违，或阻挠新政的人要进行严惩，这才将这股歪风平息下去。
言路之开塞，关系朝政的治乱。光绪为了打破清代只准少数臣僚上书的特权，多次颁明诏，准许道府州县官员上书言事，要他们各抒己见，作为参考。他还鼓励一般士民呈递条陈，由都察院呈递，并指示不得随意扣压这些条陈。最后还废除了先行抄录，再为呈递的老规矩，要他们对士民上书，原封进呈，不准拆看，随到随递，不准扣压。
为了使广开言路的上谕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光绪帝还将百般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六堂官统统罢斥，给不畏强权、勇于上书的王照以破格之赏。他的这一裁决，虽然有些不够策略，但给那些守旧的官僚以极大的震慑，一个个不知所措，而对维新势力却是莫大的鼓舞。光绪帝这种做法，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快出现人人争求上书的局面。
进人农历七月之后，光绪变法的步伐比以前有明显加快。他不顾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下令对旧有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京内各衙门进行裁撤；并对各地的行政官员、候补捐纳的冗员及通同佐贰等闲员下令要在一个月之内裁汰净尽，不得借口体制攸关，进行阻挠；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这些严厉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旧派官员群起出动，与新政为敌，他们造谣说：“皇帝吃了康有为的迷魂药”；有的直接上书，请光绪诛杀康有为、梁启超，以平息“民愤”，保全国体；有的不顾利害，摆出“誓死以待”的架势。
9月11日，在光绪的御案上出现了礼部右侍郎徐致靖的《保荐袁世凯折》。徐致靖是维新派的忠实同伴，变法中多次为康有为递折，他的请求，就是康有为的意思。这封奏章说：袁世凯智勇双全，是可以信赖的维新志士。光绪正因为自己手头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作为推行新法的后盾，因此一见徐氏的奏折，当即召袁进京。他原以为袁世凯的这支新军赞同变法，守旧势力当会有所收敛。
刚刚进入农历八月，京师的气氛已变得十分紧张。新法能否继续推行成了京城里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不管是守旧官僚，还是维新志士，都注视着光绪与慈禧太后将会如何动作。
9月14日上午，光绪帝去颐和园。他随身带着拟好的宋伯鲁、徐致靖、王照等人保荐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杨深秀等维新派人士作为懋勤殿顾问人选的奏折。他考虑该如何说服太后，因为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早在康有为正月初三递上的奏折中，即提出了设立制度局于宫中，提拔通才以议新政的重要建议，但遭到守旧势力的坚决抵制。光绪曾三番五次地催促复议，守旧势力却是软顶硬抗，寸步不让。后来，维新派又改换机构的名称，或叫立法院，或叫议政处，这个机构一旦设立，旧有的军机处就会被架空。因此，长期以来围绕要不要提拔维新志士的问题争论不休，不能形成决议。康有为告诉光绪：如果认为成立制度局的建议为荒谬，就应当加以废除；如果认为此议可采纳，就应当尽快付诸实施，现在事势非常危急了，制度局不开，一切挽救危亡的措施都无效用。对于重用维新派的主张，光绪是赞成的，无奈手中没有实权，力不从心。他准备再次向慈禧备陈利害，争取在宫中设立懋勤殿，以便安插维新党人。
他没有料到，这次最后的尝试触怒了慈禧，慈禧甚至指责他要把祖宗的家业葬送于康有为之手。在慈禧的话里，光绪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担心守旧派会在近期内采取非常举动，因为自从进入七月以来，京师流言蜚语到处传播，而“换皇上”又是这些谣言中的主要内容。光绪帝回到玉澜堂后，很快写下了赐给军机章京的“密诏”，光绪帝的密诏里面说自己的帝位将不复存在了，说明局势已经十分严重。他似乎看到了守旧势力正磨刀霍霍，形势危如垒卵。他要维新派赶快想出对策来，但是．无权无勇的书生又有什么“良策”能够挽救危局呢？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破格授予侍郎候补的头衔，让他专管练兵。17日，康有为的同乡，维新派的同情者张荫桓，在宅邸设宴款待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新党试图请外国人说服慈禧容忍新政。9月18日，守旧派杨崇伊通过奕昕递上了请太后立即训政、防止维新党人向东人（指伊藤）勾结乱政的折子。这天傍晚，谭嗣同按照康有为的指示，在法华寺策动袁世凯率兵包围颐和园、禁锢慈禧、捕杀荣禄，结果被袁氏出卖。
9月19日，光绪正在养心殿筹划保存新政的策略。突然传来太后已回宫的消息。从这天晚上起，光绪被幽禁在瀛台涵元殿。当天，康有为的寓所被搜查。康有为已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捕。谭嗣同与梁启超得到消息，决定由李提摩太找英国驻华公使，容闳找美国驻华公使，梁启超找日本驻华公使请他们解救光绪与康有为。
在守旧派的搜捕下，谭嗣同被捕，被斩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和他同时被斩的，是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至此，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了。
戊戌变法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变法派在政治上的实力不如守旧派。变法派大多是书生，虽然也有少数地方官员和中央次等官员，但是和守旧派比起来，简直是霄壤之别。守旧派既有手握政权的慈禧太后，又有军方大员荣禄，加上那些皇亲国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绝对力量上都远远超过变法派。同时，变法实行的政策虽然符合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却大大损害了守旧派的利益。因为时势危急，不可能采取温和的政策，而且对守旧派温和，也无法真正进行变法。正是这些自始至终就存在的矛盾，让光绪皇帝在要救国还是要皇位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变法救国，却因为没有考虑到变法中的巨大阻力和敌我势力的力量对比，并及时作出调整与应对方案，最终遗恨瀛台，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一起陷入绝境。
土豆关系学的关键是，交往的双方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不搀杂国家官僚机构中职务关系的成分，纯属体制以外由其他规则所驱动而形成了他们之间的交情。土豆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很多种：同乡、同学、师生、同好、姻亲……等等，不一而足。正是这种关系的多变性，才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流动性的活力。
第 十 四 章 土豆关系学
中国从西周王朝开始，就建立了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的官僚体制来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历经两千余年，官僚体制的结构越来越精密，职权划分也越来越明确，基本上形成了按照职务关系而互相联系的一个小社会。
同时，在这个官僚机构的小社会里，也存在着另外的一种非职务关系的人际交往。这种人际交往和日常的职权关系无关，甚至和等级的秩序也无关，看起来就像是一些个由官员的个体组成的松散的网络一样。但是，这样的人际关系有时却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甚至会影响官僚体制的走向。
这种非职务关系的人际交往，就像是装在一个口袋里面的马铃薯之间的关系一样，看似随机的、非长久的。但是，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会产生极大的威力。许多的历史事件就是依靠这种关系才得以发生，许多人物也都是依靠这种关系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我们不妨把这种人际交往就按照“口袋里的马铃薯”的比喻，称为“土豆关系学”。
按照土豆们关系的性质，土豆关系学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亲近型、固结型、倾轧型。
亲近型
土豆关系学中的亲近型，就是因为双方拥有某种共同的特质而互相吸引，互相倾慕，互相赏识，结成好友的一种关系。亲近型的关系大多是不带有什么功利色彩的，所以大多数是靠共同的志向、相近的政见、共同的爱好作为媒介而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双方的关系只是亲近而不是过分的亲密，所以亲近型的关系往往不会给对方带来什么实际的政治利益，所以政治上的实干家对此不是很在意。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够和自己相得益彰的人，是很难达到一个极高的境界的。
而且，因为亲近型的关系不会带来政治利益，所以双方的关系还比较纯粹，即使一方在政治上出现问题而失意，另一方也不会因此受到牵连；而如果一方在政治上想要有所作为，另一方也会因为亲近的关系而鼎力相助。
将相和，国运兴
在历史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将相和”的故事，讲的就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廉颇和文臣蔺相如之间的亲近关系。
蔺相如的出身是赵王身边宦官头领的门客，属于比较低微的等级。而在完璧归赵、渑池会面结束以后，赵王称赞他的功劳，封他为上卿，地位还在百战百胜的将军廉颇之上。
廉颇说：“我是赵国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靠能说会道立了点功，可是他的地位却在我之上。况且他蔺相如本来是卑贱之人，现在居然发达了，我感到羞耻，对我的地位在他下面这件事，我难以忍受。”并且扬言说：“如果我遇见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让他知道自己这个上卿根本一文不值。”
蔺相如听到传言后，不肯和他相会。相如每到上朝时，常常推说有病，不愿和廉颇去争位次的先后。没过多久，相如外出，远远看到廉颇，相如就掉转车子回避。相如的门客们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就一齐来直言进谏说：“我们所以离开亲人来侍奉您，就是仰慕您高尚的节义呀。如今您与廉颇官位相同，廉老先生口出恶言，而您却害怕他躲避他，您怕得也太过分了。平庸的人尚且感到羞耻，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出息，请让我们告辞吧！”
蔺相如坚决地挽留他们，说：“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厉害？”门客们回答说：“廉将军比不了秦王。”相如说：“说得好啊！以秦王的威势，而我却敢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到，强秦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呀，如今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所以这样忍让，就是为了要把国家的危难摆在前面，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
廉颇听说了这些话，觉得蔺相如真是高风亮节，处处为国家着想，再想想自己的胡闹举动，十分断愧，就脱去上衣，赤裸着上身，背负荆条，由宾客带引，来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相如先生您是如此的宽厚啊！”二人终于相互交欢和好，成为生死与共的好友。
从此以后，他们互相勉励，共同为赵国建功立业。就在他们结成生死之交的这一年，廉颇率领军队向东进攻齐国，打败了齐国的一支主力部队。过了两年，廉颇又攻打齐国的几邑，把它攻占T。此后三年，廉颇进攻魏国的防陵、安阳，也都攻克了。再过四年，蔺相如领兵攻齐，打到了平邑，胜利班师而还。
廉颇和蔺相如从对抗到亲近，然后二人又为赵国共同尽心竭力，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那样文武大臣相互攻击的情形，他们将相同心的局面，使赵国在战国后期兴旺一时，他们二人的友谊也被天下人所称道。他们之间的亲近关系，是蔺相如靠着自己的宽宏大量和以大局为重的观念得来的，蔺相如的人格魅力打动了廉颇，才让廉颇甘心与蔺相如结交。可见，要与功高名重的人结成亲近的关系，必须要有同样过人的才智能力，同时更要有开阔的胸襟和虚怀若谷的精神。
名动诗坛小李杜
在唐朝，诗歌写作非常兴盛，许多爱好诗歌的士大夫就以诗歌为媒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比如李白和杜甫的忘年之交，贺知章对李白的提携，李商隐和杜牧的相互推崇。
李商隐和杜牧都是晚唐时代的诗人，他们两个都在官僚机构中做过官，也都同样的不得志。李商隐因为自己的婚姻关系而被牵连进了唐朝最大的一场官场浩劫“牛李党争”中，杜牧则因为朝政腐败郁郁不得志而纵酒狎妓。他们互相闻名已久，不过总是没有机会相见。
后来，杜牧回到京城长安，在吏部做了一个毫无实权而且事务无关紧要的司勋员外郎。于是，他更加消沉，不满朝政，痛恨权臣。就在这个时候，他和李商隐终于结识了。
李商隐见到杜牧之后，他们二人写诗互相唱和，并在一起谈论自己平生的志向。杜牧是唐朝名臣杜佑的后代，对治国方略颇有心得，他的见解每每让李商隐十分佩服。而杜牧对李商隐的人生遭遇也十分同情，也勉励他不要过于伤感，还是应该等待机会干一番事业。
经过一番交往，李商隐写了一首诗送给杜牧：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可以看出，李商隐的这首诗是赞美杜牧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出色表现的。杜牧正是在诗歌中以“伤春”、“伤别”的方式，寄予了身世之悲，家国之恨。所以李商隐才会发出“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感喟。
后来，杜牧因为职务原因要离开长安去吴兴做郡守，他离开长安之前，到唐太宗的昭陵去瞻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登乐游原》：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这首诗充满了离愁别绪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他先是自我解嘲，说自己“无能”，只不过喜欢孤云和僧人这些和政治无关的事物。但是，他的爱国之心和忧国之情却明白无遗地体现在诗的后两旬里面，说自己即将离开朝廷到远方去做官，所以来乐游原凭吊太宗皇帝的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