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我的菜全上齐了。我咪着酒吃着菜，还不时地望望窗外。窗外公路对面一片冬日苍茫的景色，让我浮想联翩。我想西篱村有不少老人，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这里从不曾离开过。而他们的孩子与孙子，如今却一个个远走高飞。飞出去的是勤劳与见识，带回来的是财富和力量。西篱村一共有600多户人家，5297口人，其中有4126人出外打工。这个五年前还是清一色的茅草屋，近两年已盖了不少新楼和平房。李超的大伯李加强，也在村里规划的新住宅区借债盖了两间瓦房（平房）。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对面又来了一个男人。他的咀嚼声很响，就像搓衣擦板的磨擦声。“擦擦”的声音，让我抬起头来朝他看看。他与我搭话，说：“我是隔壁理发店的理发师，你要烫头、洗头什么的来我这里吧！”他倒是很会招揽生意的。我说：“好吧，我要洗头就来你这里。”他听我这么说，就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给我。我记住了他的名字：范二鬼。
看得出翠花很喜欢与范二鬼打情骂梢。等我吃完饭起立的时候，翠花干脆坐到了我的座位上。他们你来我往的，一句又一句，翠花开心得脸上的肉，笑成了一堆。那些带着淫荡的语言，让我的脸羞红起来。我赶紧提着包走出小酒馆，我下午的工作是要去李加英家见李超的父亲。这个三年没有见到儿子的父亲，由于姐夫的意外死亡回家来了。从杭州到西篱村不过700多公里路，来回100多块钱的路费。但这100多块钱对李超父亲李加明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我送李超姑夫的花圈，已被放在灵堂最醒目的位子。李加英见我又来了，拉着我的手，抹着眼泪说：“我们家的顶梁柱塌了，你叫我一个女人如何供两个儿子读完高中考大学啊！求求你把我们的困难写进你的文章里，登到你们的报上去。”我说：“好好，我一定会如实反映。”李加英听到我这么说，仿佛遇到了“救世主”，她马上平静了下来。只是我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我的报导也许根本解决不了她的实际困难。
我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李超的父亲李加明。李加明不像哥哥李加强那么土头土脑。尽管他衣着朴素，但也许常年在城里呆着，皮肤不是那么黑，人也看上去机灵些。我说：“你见到儿子了吧？”他说：“听说村里来了女记者。大家很高兴。李超还没有放学，我还没有见到他。”我说：“三年没见了，你很想他吧？”他说：“除了想，更多的是担心。”我说：“我看过你给李超的信，那是一种风筝与线轮的感觉。”说起信，李加明就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李超写给他的信给我看。他说：“这是我们唯一的交流，要是没有这些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
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看李超写给他爸爸的90多封信。这90多封信，李加明就像宝贝似地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力量。李超的信显然比父亲的信，色彩斑斓多了。第一封信的开头，他就用彩色的蜡笔画着三颗用线条连在一起的红心，里面写着：李超、妈妈、爸爸。图案的下面歪歪纽纽写着：爸爸，意思应该明白吧？
接着他写道，“爸爸：您好！我这次写信是告诉你一件学习方面的事情。我这一星期没什么长进。关见（键）是早上不知道读什么，我只把老师教我的课文背熟。请在信上告诉我，我就按您的要求去做。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放学回家把作业做完，就把您说的书看了一看。字帖每天都练，可是成绩就是提不高。我每天都锻炼身体，这点您不用担心。还有最后一方面，就是在家天天早晨洗脸、刷牙、吃早饭，每天中午吃满满一碗饭，不管什么菜我都吃一点。生活还算好，最讨厌的就是吃泡饭。已经很多天了，还吃泡饭。所以我骂了奶奶，奶奶就与我吵。我知道不对，可是她把我惹火了。您信上写给奶奶一句，不要每天吃泡饭，让我来读给她听。”从这信中，我看出了李超与奶奶的矛盾所在。
我接着读第二封信：“爸爸您的信我还没有收到，妈妈好吗？您想我吗？您是休息天吗？您身体强壮吗？妈妈请您放心地工作，我安心地上学，您不要左思右想。爸爸，我的数学课本有您不知道的十分之几，百分之几，我已经全都熟悉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您给我那50元，我已经用了快剩下20块了。因为我买了一双鞋，剩下35元，那我还要买日用品，剩下30元，交学费我还给了5元，请爸爸再寄2元钱来。”读完李超的90多封信，我很感慨。他用手上的笔，写着他的生活、学习以及对父母的思念，与奶奶的矛盾。小小心灵已承载了太多的负重，难怪他脸上总是没有笑容了。
我把这厚厚的一叠信还给李加明时，李超远远地背着书包放学回来了。他知道这两天办丧事，都将在姑姑家吃大锅饭。李加明见到儿子回来，三脚两步地张开双臂赶上去喊：“李超，爸爸回来了。”然而李超并没有扑到爸爸的怀胞里，他有点陌生地看着爸爸，怯怯的样子依然没有笑容。李加明说：“这小鬼，不认识爸爸啦？我是你爸爸。”李超这才叫了一声：“爸爸。”李加明放下展开的双臂，顿时感到与儿子的距离与隔核。
这晚我就在李加英家吃“豆腐饭”。我坐在李加明左边，李超坐在李加明右边。李超远没有信上与父亲说的话多。父亲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干脆不回答。照理三年没见到父亲了，该是多么的亲切和热烈。然而李超不是，他依然没有笑容，依然神情漠然。李加明与我说：“我与他妈出去打工，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李超。李超让我太操心了。我也怕仅仅通信是不够的。孩子不带在身边，怎么着也会生份。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没有能力带李超到城里读书，只能这样罢。”李加明说完叹了一口气。
吃完“豆腐饭”，李加明带着李超执意要送我回新新小旅馆。李加明说：“我在杭州做保安，安全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一路上，李加明一边讲他走南闯北的打工生涯，一边又设想着将来在村里新规划的住宅区造一栋三层楼的楼房。最后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李超能考上大学，真正成为城里人。”李加明说完，觉得自己有点夸口便哈哈地大笑起来。看得出，李加明没有儿子李超活得沉重。尽管他有牵挂、有担心、有责任，但他在城市中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他的心情还是轻松愉快的。他不像李超，肩上扛着他的希望，脚踏的是苍凉的土地；身边没有母爱，祖孙代沟引起的矛盾冲突，一天天用无声来抗拒着。
我没听见李超说什么话。他一直一声不吭。李加明说：“怎么三年不见就成哑巴了呢？农村孩子缺少见识，等爸爸赚多了钱一定带你到城市去住上一段时间。到那时啊，保你叽叽呱呱说个没完。”李超说：“好吧，你说话要算话。到时一定要带我去。”李加明见儿子开口喜出望外地说：“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新新小旅馆到了。我邀请他们父子到我的房间去坐坐，他们就跟着我进新新小旅馆来了。虽然是一个村子的乡亲，但李加明对孙里和孙里嫂并不熟。孙里嫂见我带了客人来，便说：“我给你开门，一会儿就给你打壶热水来。”孙里嫂的服务确实不错，但生意终归比不过另外几家小旅馆。我不明白如此好的服务，怎么就没人愿意来？
孙里嫂已把我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痰盂也洗刷得干干净净。孙里嫂拿上来热水瓶后，我就给李加明父子泡了两杯龙井茶。李加明说：“听你的口音是杭州来的记者吧？”我说：“是啊，我是杭州某报的记者。”李加明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名片给我，他说上面有他的手机号，以后可要多联系。我说好吧，我回到杭州与你联系。你在家呆几天？李加明抓抓头皮说：“我只请了三天假。我们超过三天就要扣掉一月的奖金。”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李加明父子呆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只两个晚上。于是我说：“这时间对你们父子太珍贵了，我不能留你们，你们赶快回家去，总有事情要互相交代与倾诉吧！”但李加明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坐一会儿。”
与李加明聊天，我会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漂泊的沧桑。但绝对没有李超身上的单纯、孤独与压抑。拿他自己的话说：“马头跑多了，人也活潇洒了。除了儿子，没有什么拿得起放不下的。”李加明身上有一些见过世面的圆滑。我说：“李超妈怎么没有与你一起回来？”他说：“一个人回来就够了，多一人回来就多浪费一份车费，少赚几天的工资。一进一出相差很多。”我没有吭声。从我的旅行包里，找出一支某次会议上发的圆珠笔送给李超。然后我把他们父子送到新新旅馆的大门口，与他们挥手告别。寒风中，他们走得很快，咋眼就看不见背影了。
我回到楼上小房间，第一件事依然是打开电脑上网。一天不与外界联系，我就会感到憋闷得难受。想想李超和张静，还有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乡村的那些老人，我的写作激情就来了。我今天要采写的就是一生没有离开过西篱村，已经死亡了的李超姑夫的人生历程。我刷刷地在电脑上写着，不时听见窗外呼呼的风声。那风声宛如冤鬼的凄唳声，听得直让人毛骨悚然。我停下敲打的健盘，跳下床，撩起窗帘看看窗外，然后又把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当我重新敲打电脑时，那宛如冤鬼的凄唳声似乎小了一些。
写完稿，我将稿件发回报社，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成。这时我才可以轻松地在网上遛达。当然我通常总是先看邮箱，我的亲爱的丈夫他每天都会给我发信，自然我也少不了给他回信，向他汇报我在小山村的情况。做完了这些，已是子夜时分。我想在睡前洗把脸，据说上过电脑后不洗脸就睡，对皮肤不好。但问题是洗脸必须到楼下去，为了我的脸部美容我披上大衣下楼去。楼道的路灯很暗，我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听到那宛如冤鬼的凄唳声，离我越来越近。我这才感到那并不是窗外风声发出来的凄唳声，而确确实实是人的凄唳声。我一阵紧张和惶恐。但我壮着胆在二楼那一排关闭着的房门前，一间间地听过去。终于，我搞清了那是204室发出来的声音。我“咚咚”地敲门，里面的声音就没有了。我停下，她就又响了起来。听得出那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我先下楼洗脸，楼下的旅客都入睡了。孙里伏在柜台上也睡着了。我把他推醒说：“204室有老女人凄唳的哭声。”他揉揉眼睛说：“你别瞎说了。你许是幻觉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深更半夜的，你还是去睡吧！”听他这么一说，我有点疑惑自己的听觉，我想也许我真的是幻觉吧！上楼的时候，我的脚步迈得格外地重，我怕是遇上“鬼”了。想着第一夜入住的那个小旅馆老板的话：“你真要退？别后悔啊，我们这里虽然吵闹些，但人气旺。你到那边去，嘿，保你吓得逃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