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打工时刚过16岁，在上海的工地上做饭。
他说上学没意思，哥成绩这么好不也没考上吗？听这话时，我已经坐在了拥挤的复读班，父亲正给我送来防寒的衣服。我想他是错的，书中自有黄金屋。
做饭的弟弟经常做不熟，或者盐放大了，油放少了，工人们就起哄，训斥，虽然有当小工头的三爷“镇压”着，委屈还是不少。弟弟就写信回家，信总是湿漉漉的。
父亲就回信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大哥每天晚上都要学到十二点呢。我也去信，男子汉大丈夫，吃苦才能出人头地。
就再也没有信。母亲心又不安，说年龄太小，累坏了怎么办？她给在上海的舅舅下了命令，务必要找到一个不在工地上的工作。
命令的有效期很长，舅舅总说难办，没有文化，年纪轻不好找，直到母亲吓唬说她要去住在那儿看着舅舅找工作，而且不带一分钱去，舅舅才说过来吧，当保安。
穿上保安服的弟弟很神气，给我寄了很多照片，我在一家不出名的大学里翻阅着照片，并试图看清楚美丽的背景，然后问他上海是不是真的很漂亮，他的信有些羞涩，我在工地上忙着研究做饭，揣摩大伙的口味和怎样买到合适的菜了，上海对于我就是钢筋、砖头和菜场。
我便有些懒散，很少写信，只是嘱咐注意安全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他却说不累，就站岗呢，厂里的工人和领导对他都很好。下班了，他就替厂里的人修自行车，修伞，关系好着呢。我想起大学伙食的昂贵，就赶紧叮嘱他为人服务一定要收钱。
他的回信依然有些羞涩，不好意思张口，有人硬给就收了，不给也不要。不过，哥你不要太节俭，我的钱够用，给你寄些去。
当然，我很高兴，寝室里凑份子钱就宽裕多了。同学们说你弟弟不错，我说那是，我家就一个大学生，脸面嘛。
然后我们就喝酒，关于对三流学校的不满和日子的无聊就暂时忘记了。弟弟隔三差五就寄点钱来，说哥你要好好学，他看门的厂里大学生神气的很。
我心想那是上海的大学生，与我不相干。我这样的大学只能分回乡镇做个公务员，旱涝保收吧。弟弟却说不，还是多学些好。他说厂长问他什么学校毕业，听到初中摇了摇头。哥，肯定是个好机会，我要像你一样就好了。
我的自豪感又上来了。借些营销的书给他寄去，告诉他不要自卑，好好看，也许能用着。弟弟没有回信，过了很长时间，父亲才来信说，弟弟调到一个新单位，干保安队长，整天整夜地忙。
我想也是，他看书作用的确不大，譬如连我就不大，反正分配回去也得下基层。我照样泡图书馆读流行小说看足球赛吹口哨见漂亮姑娘大呼小叫，临考试熬通宵，只图考试没有补考。日子在打发中悄然前行。
弟弟呢？他还在看门吧，我顾着自己东拼西凑弄一篇论文，想不起来给他写信，他也是，知道毕业花钱多，也不给我寄点？父亲在电话中委婉地说，他听老板的话，现在保安不干了，在那家公司搞营销了，没有底薪，很辛苦。我叹了口气，好好的“铁饭碗”不要，搞什么推销？
可是我的铁饭碗也没端上，我回家时大学毕业生已把那间报到室塞得没有插脚地方，看着人家在登记表填的党员，学生干部，奖学金，我有些发懵了。父亲说，找人看看吧，我说我又不认识人，父亲没理我。2000年的阳光很毒辣，父亲天天踩着自行车去找那些拐了很多弯的亲戚和战友，我忙着在家和同学电话通报情况。
终于，所有的好单位都离我而去。我说教书吧，父亲说很难，找不到教育部门的亲威。那怎么办？父亲问我企业去不去？在若干个月的停滞后，我像一只没有力气的苍蝇到了县城化肥厂。
弟弟依然很忙，忙着穿街过巷推销他的饮料，只有晚上我们才在网上见面，弟弟说生意还行，原来工地上的老板娘开了超市要他饮料了，做保安的工厂商店也要了。我说那得恭喜你，他嘿嘿一笑，他们都还记得我，说我实在，哥！你也来吧。我发了一个鬼脸过去，心想我才不去呢，最起码我是一个城里人了。
可能我这个城里人资历太浅了，工厂裁员时我首先光荣下岗了，爹说那就回家吧，还有七八亩地呢！弟弟说出来吧，省得在家伤自尊，还是弟弟懂我。
以后的故事很简单，当我拿着毕业证敲开一家家大公司最后是小公司的门以后，当我天天和弟弟住在十平米的房子喝着开水啃着方便面时，我接受了弟弟的建议，收起毕业证书，做了保安。
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别说是他哥。我知道，他是在维护他的自尊，我曾经是他的骄傲。
我把胸脯挺的很直，我把眼睛睁得雪亮，见到老板也是目不斜视。弟弟说，行，他就上去了，我说你白天回公司干什么？他拍着我的肩膀，以后得叫我部长。然后趴在耳边说，我也没想到，我营销业绩最好。
一转眼，春节到了。当部长的弟弟和我一起回家，带了很多书。爹说还有时间看书？弟弟和我同时说，有时间，有时间。读书好啊，你看哥，才当半年保安就干队长了，我整整用了三年，弟弟拍着我的肩膀。
我看到父亲，慢慢地端起酒，一饮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