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还考虑过要不要像当年大英帝国出使我大清一样，来一个英格兰使团出使大唐。
发生于1793年的东西方文明碰撞，正是被震旦的历史专家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而17年前，英国人亚当·斯密已经发表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经济史的不朽著作《国富论》。在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之前，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极为神奇的中国”，这种印象来自于马可波罗掺杂了小说演绎笔法的《马可波罗行纪》，来自于中国出口欧洲精美的瓷器丝绸等物品带来的直接观感，来自于西方人所接触到儒家思想。
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已经开始做这样的祷告语了：“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孔子已经与耶稣处于相提并论的地位了；莱布尼兹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
大文豪伏尔泰极其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
“中国人不需要能得到神的启示，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来到印度殖民的东印度公司最切身地体会过“中国人什么也不需要”，这种情形给中英贸易带来的巨额逆差压力。“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除了鸦片之外，出口中国其他的商品都被广州海关这个瓶颈卡死，英国人明白只有更高级别的协议才能排除障碍。
一个被大清贸易顺差遮掩的事实是：中国人不是真的不需要英国的商品，而是中国皇帝认为不需要——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
早年曾有大批华人侨居巴达维亚，只要有钱挣，他们什么工作都做，“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华人人数的倍增和取得的成功让其他外国人感到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便于1740年进行了有组织对华人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事后，荷兰人一度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于是派使团到北京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乾隆毫不介意地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关怀！”自此以降，华侨集中的东南亚一带，针对华人的大屠杀一再出现。
如果说1840年的战争，让列强彻底看到了晚清的腐朽与不堪一击。那么1793年的马戛尔尼之行，就已经窥见了这个没落帝国的真实，只因为他作为一个个体见证者，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罢了。
1793年，他见到了一个贫困没落的中国、一个视民为草芥的中国、一个道德沦丧的中国、一个狂妄自大的中国，而这一切，都与他来之前的印象里的中国截然相反。
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在广州见到的中国人，普遍个子矮小，一个个营养不良的样子，男人和女人的衣着没有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男人只留一绺长发辫外前额都剃光头。征服中国的满族人强迫所有中国男人都必须留这根标志效忠的“猪尾巴”，违者往往处以极刑——-这种惩罚一直执行到1720年，之后就没有继续执行的必要了，因为到了18世纪末已经没有人会想违抗这种侮辱性的规定了。
“尽管她们还年轻，繁重的劳动使她们的相貌已是未老先衰。”大家都往街上随便扔垃圾，这使到处乱跑的猪极为满意。饮食差使许多穷人得了流行病和坏血病。而少数的富人又因为饮食过量而患痛风。但不管穷人和富人都得天花而成为麻子。
“远远见到的中国女子的双脚都是残废的，她们的脚趾好像都因伤而被切除。从小时候起她们的脚就被裹住，不让其长大。大拇脚趾保持正常位置，其它脚趾则被压紧，和脚掌形成一体。做母亲的应该监视她们的女儿，防止她们去掉令人痛苦的裹脚布。这些女孩子后来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她们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一次，当马尔戛尼使团把船上放臭了的肉扔进水里，他惊讶地看到岸上的数十个人立刻跳入水中，为了抢这些臭肉而大打出手。他才知道，原来他们真的不止是看上去那么瘦弱，他们是真的贫困！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征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人并不想要这份工资，不断逃亡。“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起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晚上，我们船上的两个中国人脱了衣服后，从衣服上找到许多虱子。他们吃虱子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津津有味。”
“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二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这事真正让马戛尔尼觉得震惊的，不是厨师偷鸡腿，而是他在偷窃行为被揭发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坦然与无所谓的态度。
孟德斯鸠说中国商人用三杆秤：“买时用大秤，卖时用小秤，对警惕性高的人用准的秤。”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然而来到中国，他们却发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是英国策划已久的一次行动。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对东方大国的了解，评估清朝实力，加深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扩大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因此在准备上英国是下了长足的功夫，单单对礼物的选择就煞费苦心。他们特意寻找来过大清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人，仔细询问大清可能缺少的东西，以期受到大清王室注重。
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这套既想利诱又暗藏威胁的礼物清单，没有现在的发明专利概念，是一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试探。
当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英国人都给中国带来了，迫击炮、步枪、连发手枪，还有一种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气步枪——这东西带有压缩气钢瓶，装填13毫米铅弹，500名气枪手可持续发射4.5万发，有效射程100米，这样的密集火力在当时的战场上是很可怕的，杀伤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普通手枪。当然这种枪后来被威力更大的纯火药枪和类似马科沁机枪这样的大杀器替代。
为了寻找一种能够打开中国市场的商品，马戛尔尼坚持要展示英国当时制造的具有浮悬弹簧的马车，在中国他吃过坐马车的苦，他认为这种产品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欢迎，然后就可以梦想着向中国出品这种马车了。然而在展示中他很失望地发现，清廷官员的注意力并不在减震的弹簧上，而是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这个座位很精致，位置很高。
一名老太监很快就指出这产品有重大缺陷，“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马戛尔尼向中国出口四轮华丽马车的梦想，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灭了。
他一度想向清廷展示一下先进的军事技术，“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他们是否确信自己单独会使用大炮呢？他们是否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承认在这个敏感的领域里处于劣势呢？英国炮兵把炮送去后马上就被打发回来。到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完好无损地仍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它们被重新运回了伦利玛窦敦。
在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之前，欧洲在7—8世纪出现“中国热”。许多的思想巨匠赞美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经验。但是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其使团记载异于传统的中国，使中国的形象完全颠覆。安德逊在《马嘎尔尼航行中国记》的描写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
马嘎尔尼更是在79年访华后，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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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