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联想：是根据事物之间存在着的互不相同或彼此相反的情况进行联想，从而引发出某种新设想的思维方式。如：美国有一个人布什耐发现有几个孩子在玩一只昆虫，这只昆虫不但满身污泥污垢而且长得十分难看，他想市场上都是形象优美的玩具，假如生产一些丑陋的玩具投入市场会如何呢？结果这些玩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形式派的标语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认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内容而在形式。他们说，如果你不是艺术家，纵有极好的内容，也不能产生好的作品出来；反之，如果你是艺术家，极平庸的东西经过妙运点铁成金之后，也可以成为极好的作品。但是，之所以极平庸的东西经过妙运之后成为极好的作品，是因为艺术家发掘了这个极平庸的东西在他看来应具有的内容，即应有的审美价值。对一个穿着精美衣服的假人，人们不会认为它比真人美，因为它不具有人的气质与神韵，即人的内容。
朱光潜先生说过，“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 ”徐志摩《再别康桥》里的柳未必真有作者描述的那样美，诗人认为其美是因为它蕴涵了诗人的情思，是诗人情感的寄托物，诗人因这柳而想到人，想到了过去的美好，看这柳引起了诗人的回忆，因而这柳成了“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再譬如，照形式派的逻辑，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美不过一张金喜善的玉照，“希腊女神的雕像”美不过“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形式派画家这种有所为的所为是刻意的，是快感不是美感。
形式派的艺术家，譬如形式主义的画家，“往往只注重颜色，线纹和阴影，而反对画中有任何的表意成分，不问它里面有什么意义或是什么故事”。大凡画家之所以作画大都为追求美，如果是一幅不能表达任何意义的画又何来美？如果只注重形式和结构，那么画中的桌子和椅子则未必美得过现实中的桌子与椅子。画中的现实景物的美就在它有艺术家所赋予的内容——审美价值存在。艺术品的美的发掘应该是艺术品里所蕴涵的内容经欣赏者通过联想或想象而显现出来的。形式派画家的美只停留在作品的本身构成成分上，是技巧上的，不能称之为美感。
有人反对在审美时联想，因为“美感起于直觉，不待思考”、“联想是妨碍美感的”。可是联想和思考是两码事，尽管它们有着某种联系。这并不妨碍“美是无所为的所为”。审美是无功利的，非概念的，在这看来联想的美不是美，联想是有所为。必须指出“联想的美”并不违反“美是无所为的所为”的原则，联想也是起于直觉的。这里的联想不是想想而想，这种联想就如是见鱼而道水，闻风而云雨。联想是一种手段，一种过程。通常“联想”与“到”搭配，表达就是一种自然的意思，这种联想是“水顺而舟行”式的。
“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面，联想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联想究竟会不会妨碍审美，必须弄清：我们所聚精会神的这个孤立绝缘的意象是不是与美有直接关系。对同一对象的美是不是唯一的？显然不是，美的实现是通过欣赏者的欣赏（审美）而实现的，这就是说美的感受是源自心灵，所以每个人对美的感受就不会尽相同。即使是一部被高度概括的作品（对象）或被赋予特定含义的作品（对象），欣赏者对其的审美态度也都是不尽相同的，因而得出的美也是不尽相同的。
“联想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如果说心思可以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无关的事物上面去，则说关于这一对象的美感标准已经存在——只有存在才可旁迁。但这却将这个特定的对象的美感固定化，固定成有限的确定的。然而在上面说到源自每个人心灵的美感起于直觉是不尽相同的，正因为美是源自每个人独特的心灵感受，作为审美主体的欣赏者有其自己的心理倾向、情感倾向、意志倾向，因而对于欣赏者来说他们所联想到的美感就是该对象的审美美感，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审美美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知道这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并非美感了。假如你是武昌人，你也许特别喜欢崔颢的《黄鹤楼》诗；假如你是陶渊明的后裔，你也许特别欢喜《陶渊明集》；假如你是道德家，你也许特别欢喜《打鼓骂曹》的戏或是韩退之的《原道》；假如你是古董贩，你也许特别欢喜河南新出土的龟甲文或是敦煌石窟里面的壁画；假如你知道达·芬奇的声名大，你也许特别欢喜他的《蒙娜丽莎》。这都是自然的倾向，但是这都不是美感，都是持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价值。
创造欣赏
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无言之美》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多么熟悉的旋律。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儿童歌曲，它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走过了他们的童年。
这首歌在20世纪50年代可谓是红遍华夏大地，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喜欢。直到今天，它仍然作为最经典的儿童歌曲之一被广为传唱。
它实际上是电影故事片《祖国的花朵》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5年摄制完成的，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儿童影片。
也就是说，就创作而言，这首歌是为《祖国的花朵》专门定制的，它必须依附于这部电影故事的本身，才更有价值和意义。但因为歌词本身的“定向性”并不强，且很阳光地表现出了一个抒情意境，受到人们喜爱、欢迎，得以流传是必然的。
这首歌的主题立意很明确——“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不用动脑子就能够回答：就是那些为祖国建立，为民族解放、牺牲的无数英雄！
那么，就是这样一首著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曲作者刘炽先生的回忆吧。
“几十年来我写过很多儿童歌曲，最难忘的要数写《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了。
“那是1955年7月初，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带领《祖国的花朵》摄制组全体成员，以及一大群十多岁的小演员来到万寿山下，在颐和园中嬉戏，到昆明湖上划船，让孩子们熟悉将要拍摄的环境，水上的感觉，划船的技术和动作。我是这部电影插曲的作者，也就跟着他们一起来了。
“我这个人从小怕水。孩子们上了小船，我却站在湖边犯难了。这时，孩子们热情地喊我：‘刘炽叔叔，赶快上来呀，开船啦! ’我便硬着头皮，登上了小船。开始，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坐着，两手抓住船舷，一动也不敢动。孩子们玩得可真开心，嬉戏、欢乐，划着、闹着，那活泼可爱的神态感染了我，使我着了迷，不再怕水了。我和孩子们打水仗、赛船，脱下鞋坐在船舷上打水泡泡。船在水上漂，人在船中笑。我这个中年人又像回到了童年。我以孩子的心境，从孩子的角度观察着湖水、小船、风浪，寻找歌中幸福少年内心的节奏。当船快要划到犀牛望月的铜牛附近时，我突然感觉到了具体的乐句在脑中显现，在心中直蹦。我立刻告诉划船的小朋友：‘快靠岸，快靠岸!’三个孩子全用眼睛瞪着我：‘刘炽叔叔怎么啦？’‘歌的旋律出来了，我得马上记下来! ’我对孩子们说。
“我上了岸，坐在犀牛望月的石头上，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完成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独唱和二部合唱，又用十来分钟的时间稍加改动，这首曲子就完成了。我让导演把孩子们召集起来，把刚写好的曲子唱给大家听，孩子们反应强烈，拍着手，说：‘真好，唱出了我们刚才在船上的心情。’
“电影公映后，这首优美轻快的儿童歌曲就传遍了全国。不久，便流传到国外，后来又编入中小学音乐教材，并获得了各种奖项。这首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一些四十多岁的人，当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就回忆起美好的童年时代。”
这是在游戏中完成创作的典型。朱光潜先生认为，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柏拉图将游戏定义为：游戏是一切幼子（动物的和人的）生活和能力跳跃需要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模拟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游戏是劳作后的休息和消遣，本身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一种行为活动。
拉夫·科斯特（在线娱乐的首席创意官）对游戏的定义则是：游戏就是在快乐中学会某种本领的活动。
这些定义共同说明了游戏“以直接获得快感为主要目的”和“主体参与互动”两个最基本的特性，并且，提到了游戏伴动物而生、随人类而造。
在动物世界里，游戏是各种动物熟悉生存环境、彼此相互了解、习练竞争技能、进而获得“天择”的一种本领活动。
在人类社会中，游戏不仅仅保留着动物本能活动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游戏活动。
游戏，并非为娱乐而生，而是一个严肃的人类自发活动，怀有生存技能培训和智力培养的目标。朱光潜先生认为，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就是对以上观点的概括。
游戏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流行的活动：扔石头、投掷带尖的棍子。这些最早的游戏显然是以增强生存技能作为初衷。社会进步后，棋牌类游戏、竞技类游戏开始出现，那是为了智力培养和适应竞争而生，“剪刀、石头、布”是一个典型，各类棋牌则是另外一种典型。英国有个“剪刀、石头、布”的俱乐部，在这个全世界共同的猜拳语言中，心理学家不断有新的研究报告推出，用这个最简单的游戏来研究不同出拳人的性格和输赢的概率。这个简单游戏历久不衰的理由是，在这个出拳的心里演算过程中，不停地加计对手心态的模拟与自己回应，让这个简单的游戏中，出现了永远不被抹杀的趣味。
朱光潜先生说，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都要根据想象和情感。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但是创造却不全是欣赏。
欣赏只要能见出一种意境，而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体的作品。我们可就艺术的雏形（游戏）来研究欣赏和创造的关系。
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感知、体验、理解、想象、再创造等综合心理活动，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通过艺术作品获得精神满足和情感愉悦的审美活动。
创造是指将两个以上概念或事物按一定方式联系起来，以达到某种目的行为。它的本质在于甄选！甄选出真正有建设性的联系（事物或概念之间），以便在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能够马上想起，以经验为指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研究游戏的过程其实就是研究欣赏与创造的关系并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因为，按照朱光潜先生的观点，游戏和艺术有四个类似点：
像艺术一样，游戏把所欣赏的意象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个具体的情境。
以骑马游戏为例，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骑马的游戏。骑马的意象原来是心境从外物界所摄来的影子。在骑马时儿童仍然把这个影子交还给外物界。不过这个影子在摄来时已顺着情感的需要而有所选择去取，在脑里打一个翻转之后，又经过一番意匠经营，所以不复是生糙的自然。一个人可以当马骑，一把竹帚也可以当马骑。换句话说，儿童的游戏不完全是模仿自然，它也带着几分创造性。
像艺术一样，游戏是一种“想当然耳”的勾当。
儿童在拿竹帚当马骑时，心里完全为骑马这个有趣的意象占住，丝毫不注意到他所骑的是竹帚而不是马。他聚精会神到极点，虽是在游戏而却不自觉是在游戏。本来是幻想的世界，却被他看成实在的世界了。他在幻想世界中仍然持着郑重其事的态度。全局尽管荒唐，而各部分却仍须合理。
像艺术一样，游戏带有移情作用，把死板的宇宙看成活跃的生灵。
我们成人把人和物的界线分得很清楚，把想象的和实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儿童心中这种分别是很模糊的。他把物视同自己一样，以为它们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痒。他拿竹帚当马骑时，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条竹枝，那就是在他的马身上扯去一根毛，在骂你一场之后，他还要向竹帚说几句温言好语。
像艺术一样，游戏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另造一个理想世界来安慰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