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言
几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前辈师长当中，不论就学问造诣的精深还是就道德修养的深厚来讲，都要首推朱光潜先生。
我最早是在中学国文课本上读到朱先生的文章的，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当时我觉得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读起来引人入胜，绝想不到后来能成为作者的学生。作为一个曾经亲聆朱先生教诲的学生，他那和蔼而又严肃的面孔和他严格要求、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随着半个世纪岁月的流逝，这些印象不曾变得遥远、模糊，而是显得更加清晰、亲切，终于凝成经常萦绕心头的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朱先生学问功底扎实深厚，写作认真严谨。当年选进《北京大学国文选》的《咬文嚼字》一文是我读到的第二篇朱先生的文章。朱先生非常重视文字的洗练，认为行文中一字之差，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他说：“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又说：“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朱自清先生称赞朱光潜的文章“像行云流水，自然极了”。又说“深入浅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的特长”。（见《文艺心理学序》）其实这种文字表达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作者在炼字上下的工夫。
文如其人。朱先生这种在写作上不放过一个字的认真态度自然也反映在他的教学上。记得当年在他开的翻译课上，每一篇指定学生翻译的英文散文（所用教材是徐燕谋编的《现代英文选》），他在讲课前都自己先译出来，以便在学生读出各自的译文时，立即准确地给予改正。在翻译课上，朱先生常常对学生讲，在将原文译成中文后，首先要问一问自己：“中国人有没有这样说的？ ”这个标准实际就是对严复所标榜的“信、达、雅”中“达”字所作的最浅近的诠释。
朱先生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的译后记中说：“译者所悬的标准只有两个：第一是对原文忠实，第二是译文尽量用流畅可读的口语。 ”他在《歌德谈话录》的译后记中讲得更简单：“译者所悬的目标只有两条，一是忠实于原文，二是流畅易读。”朱先生多年前在翻译课上要求学生的也正是这两条标准。
朱先生是位严师，上课时不苟言笑，显得有些严肃，但更是一位敦厚长者，对青年学生饱含热情。他总是抱着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态度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记得有一位同学对翻译课不够重视，作业做得不好，因而受到批评。事后这位同学到朱先生家当面请教。朱先生对他非常客气，主动将自己的多篇译文交给他看。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正是对他们的深切关心和爱护。朱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一贯的。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开的诗歌课旁听，因为听同学讲上他的英诗课获益最多。朱先生首先告诉我，听他的课一定要有准备，不然随便来听是不会有真正收获的。乍一听来，好像要求未免过严，实际上朱先生是指出预习在学习中的重要性，而这恰好是一般学生所容易忽视的环节。
朱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中外文学功底很深的学者，称得上学贯中西。他在解放前任北大西语系主任，除了在本校授课外，还曾在辅仁大学兼教唐诗。他在1948年出版的《诗论》中对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以及如何走上律诗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的研究由于与西方诗歌比较而富有创意。朱先生以自己对中西诗歌的第一手体会为根据，讨论问题自然显得切实可靠、令人信服。直到今天，该书仍然是一部研究中国诗学的重要论著。
一谈到朱先生的学问，大家自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他的美学，原因是美学研究伴随了他的一生，是他最感兴趣和下工夫最多的学科。朱先生一直关心文学与艺术，而文学与艺术的讨论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便是美学。在朱先生的美学著作中，有最早留学欧洲时期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回国后写成出版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谈文学》、《克罗齐美学述评》，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大学教材《西方美学史》。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朱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美学家的地位和声誉。
与此同时，朱先生还译出了大量西方美学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和维柯的《新科学》等。可以说，就20世纪国内翻译西方美学名著这项工作来讲，朱先生的贡献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学者。作为20世纪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翻译大家，也许只有朱先生可以与19世纪后期的严复相提并论。
朱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副敦厚长者的风度。他对青年的谆谆教导，并不局限于课堂之内。从他早年发表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可以看出，他一生都是青年人的知心朋友。他写给青年一封又一封语重心长、充满感情的信，无一不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用浅近的语言讲给读者听的。这些感悟都来自他亲身的体验，所以读者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像是一位老朋友同你聊天。朱先生引人入胜的文笔更是吸引着你饶有兴味地一封又一封读下去。
美学对朱先生来说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他观察人生的重要视角，同他的道德修养密不可分。朱先生在《论美感教育》一文中，引用了英国诗人雪莱在《诗的辩护》中所说的话：“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径是想象；诗从这根本上下工夫，所以能发生道德的影响。”朱先生解释说：“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 ”还说：“儒家认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在朱先生看来，美学与伦理学始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提供完美的人生理想。
朱先生在讲艺术时必讲到人生，而在讲人生时又必讲到艺术。从艺术讲到人生，是说艺术来自人生。他说：“离开人生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从人生讲到艺术，是说人们要以艺术家的眼光观察人生，做到超功利的观赏。这样人生才有情趣，才能从狭隘的功利束缚下解脱出来。
朱先生在《谈美》一书的开场话中说：“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我在“文革”之后，曾去他在燕南园的住所看望他。他说自己每天打一趟太极拳，晚上喝一点酒。看来他是过着一种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生活。他之所以能够保持平淡宁静的心态自然得力于平素的道德修养。朱先生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人生”也就是“有情趣的人生”，所以他一直以求真务实的豁达开朗的精神去看世界，不管遇到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处之。
朱先生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我想再也没有比《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里说的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松更能比拟朱先生的人格的了。的确，一棵苍劲的古松显示给世人的是耐霜傲雪、坚忍不拔、树大根深、巍然挺立的气度与品质。在朱先生身上这些品质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记得在50年代初，大学教师刚刚开始改造，朱先生一时间成了被批判的“典型”、“重点”。但是他却处变不惊，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事后也不为此耿耿于怀，而是表现出心胸开阔、豁达大度，照常上课。如果不是有深厚的人格修养，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顺便说一下，由于朱先生平时行文严谨，说理清楚，就连他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思想检查，同学们读后都觉得比其他教师写得好，因为有些教师在检查中往往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文字上也显得零乱，一句话，文章的可读性差了很多。
朱先生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从事教学、写作和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他在历次运动中，虽经受冲击，多次受到批判，但他仍以其特有的睿智，走完了他卓有成果的一生，成为20世纪中国少有的道德学问都值得后世景仰的大师。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朱先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为后世楷模，可以说是立德；朱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培育了不少人才，可以说是立功；朱先生一生著作等身，留下的著作有几百万字，可以说是立言。说朱先生做到了三不朽，绝非溢美之词。说句实话，人们似乎更应该静下心来，多读一些朱先生的书。特别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写给青年人的书信和文章。朱先生的文章浅显易懂，是一剂并不苦口的良药。他的书能向你提示人生的真谛，不让各种引诱将你带入迷途。读他的书只会培养高尚的情操、艺术的情趣，让人发扬仁爱和同情心，不要陷入贪婪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读他的书不仅会增长你的学识，扩大你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提高你的道德、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