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那个时候的黄光裕，除了觊觎永乐的“盘子”外，显然他还有其他考虑。此时的黄光裕，因妹夫张志铭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将其赶下台，重新出任总经理一职。但此时，黄光裕已经把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到资本运作和房地产业务上面，找一个令他满意的职业经理人成为急迫的需要。极富行业眼光和经验的陈晓无疑是理想人选。
于是就有了2006年的夏天，当永乐与国美最终决定签约并购事宜前夜的那一幕：陈晓在位于上海康桥永乐总部的办公室，黄光裕坐在北京鹏润大厦的18层，两人来回传真了几封信。
黄光裕是让人打印出来传真，陈晓则直接在传真纸上手写，一来一回，各写了五六封，那种热切的场面，互称老兄，谈的“全是高屋建瓴的行业理想”。
再之后的一幕是，陈晓从中国家电业第三强永乐电器董事长变成了昔日死敌黄光裕手下的职业经理人。据媒体报道，跟着陈晓进入国美的旧部曾多次问过陈晓，为何要卖掉永乐？陈晓说：“不是我批评你们，你们就是站不到产业的高度。”陈晓觉得，他想建成百年老店的梦想，不一定非要借助永乐这个载体，有个更大的舞台将更好。
“当时黄先生和我之间还有很多关于行业未来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想法，所以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把永乐托付给了他，同时我也想真的和他一起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变化，做些共同的努力。”
永乐之于陈晓，是他赖以生存的根基，放弃永乐的载体，陈晓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更有作为的舞台。而黄光裕则认为可以腾出手来，一心一意地把房地产业务上市了。
然而，显然两个人都太理想化了。因为，国美和永乐虽然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电连锁企业，但企业文化完全不同。
商帮差异
有媒体指出，国美在全国各地市场上的攻略简言之可称作“野蛮人的进攻”。它与13世纪初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带领下征服世界的做法，有着惊人相似：风格凌厉，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对市场原有玩家进行致命摧毁。
准确、凶猛、迅速地抢占，黄光裕的这种狠劲被一些人解释为潮汕商人的共同特征。
信奉现代商业技术，不动声色，但思维缜密的布局，则是“上海绅士”陈晓笃定的取胜准则。
因此，两人的相识相惜，表面上是英雄重英雄的举动，而骨子里，则是两个不同地域商人互相欣赏对方经商理念，希望互补长短的行为使然。
而两人最终的决裂，轻言之，是两个各有野心大男人的一场决斗；重言之，则是两个地域商人经商理念正面冲撞。
草根、聪明、狡黠、善走捷径、不受道德约束、善于自创规则，却又重乡情义气，这些都是历史上众多潮商的注脚。
潮商是现在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区商人的总称，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
着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鸦片战争前后，潮商帮助清朝清剿太平军，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卖鸦片的特权。但是突然之间不准卖鸦片，潮商没有像徽商、晋商那样垮台，而是进入现代工业。由此可见潮商的弹性之大。
黄光裕是典型的潮汕商人。回顾国美争战史，上市前的国美，给人们留下一个开疆辟土所向披靡的“未来之王”印象；而上市后的国美，则给人们留下一个高举并购大旗，所到之处令人闻风色变的“侵略者”印象。
即便进了监狱，黄光裕犹不失其从容霸气的一面。据媒体报道，二审后，黄光裕对自己的关注不多，主要是考虑公司的事情。他看金庸的书打发时间，也要求律师把写他的《中国首富黄光裕》、《黄光裕内幕》带给他。他原来听说过这两本书，可是没有时间看。黄光裕也关心媒体和社会对他官司的报道，有时候觉得媒体想得比当事人明白。
而用十余年时间将永乐电器打造为华东最大区域性家电连锁商的陈晓，则是典型的海派商人。
江浙海派商人泛指江苏、浙江和上海商人。这两省一市地域相连，人文环境相似，在经济地域上同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历史上同为出生意人的地方。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商界传统与习气，工商界人士的经营风格，有共性也有差别，但他们的生意底蕴都离不开两个字——精明。
而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海派商人较早地接触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规则，对之习惯且会善于利用。
近代西方商业文明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的世俗文明，这种文明因子在岭南文化中并不充分具备。岭南文化虽远离中原，却在骨子里奉中原文化为正宗，所以广东官民对于西方商业文明排斥的居多，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
而吴越文化，表面上也迎合中原文化，本质上却已经衍生出尊重个人，尊重个性，重视物质生活，重视世俗享受的全新的商业文明因子。因此之故，近代西方商业文明虽然首先叩击的是南中国的大门——广州，首先抢占的据点是香港，然而最终落户、生根、开花、结果却是在上海。
早先的上海原本是一大片滩涂，任由洋人折腾，中央集权的干预因此减少。在近乎丛林的上海滩头诞生的新族群多数必须依赖商业为生，他们不必受以往的陈规陋习约束，却必须遵循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
这种丛林法则与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连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当年鲁迅即有信致李霁野说：“上海到处都是商人”；又致信廖立峨说：“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又致孙用信说：“上海是势利之区……”
也就是说，这种“势利”已然有了一套程式，成为了一种秩序和文化。
不同的商业文化背景，使黄光裕和陈晓两人的发家历史和企业风格，变得迥然不同。从上海郊区集资的民营企业家，陈晓一直在不断变化，以期符合更高的市场规则，从聘请职业经理人到上市融资，步步补课。
反观黄光裕，一直在家电行业领跑，破除旧规则，建立自己的新规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内核就是：制造规则，简单直接地达到目的。
仔细对比黄与陈双方在特别股东大会上的提议，也可以发现各自鲜明的特色。黄光裕的提议仍然霸气十足，动辄要求公司“即时”对其要求作出反应，火药味相当浓烈。相对而言，陈晓方的提议本身只陈述了需求，未多加类似“即时”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命令式词汇，可谓进退皆可，滴水不漏。
公开决裂
陈晓进入国美，黄光裕礼贤下士的姿态非常明显。但是，陈晓还是很快就发现他与黄光裕的差异，对国美，黄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他想要的是一个绝对执行他理念的人。把陈晓引进来的黄光裕则发现，陈晓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忠实执行的人。
陈晓的永乐旧部王可勤向媒体记者分析说，当2010年8月，黄光裕推出邹晓春而不是他妹夫张志铭来接替陈晓之时，就“非常清楚，黄光裕要的不是一个能干的人，而是一个容易控制的人”。
黄光裕最吝惜的是控制权。
据一位拒绝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2009年5月前后，随着案情明朗，黄光裕曾从羁押地发出两封亲笔信，尽管只有短短两页纸，但措辞强硬、态度明确——公司缺钱他可以降低股权，但不能放弃控制权。
恰恰，被黄光裕称作有野心的陈晓希望要的正是黄光裕当初对公司的控制权。
无论是在永乐做老板时代，还是在国美做职业经理人，陈晓在公司的股份都相当小，在永乐时不足12%，在国美更不足1.5%。
知情者透露的一个细节是，黄光裕曾私下对人念叨过“陈晓有野心”。但是，人已经引进来了，讲义气的黄光裕也不好将陈晓怎样，依旧一脸和气地对待陈晓。但这一团和气存在一个前提——黄光裕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其对国美的掌控权威。
此前业内曾流传一则轶事：只要陈晓在北京办公室，黄光裕就会特地让自己家的厨子给陈晓做四菜一汤送去，风雨无阻。
而这也被解读为黄光裕一来对陈晓表达关心，二来则是提醒陈晓“你正端着我给的饭碗呢”。
这种解读虽然带有些许戏谑，不过也从侧面反映了黄容不得陈晓有僭越之心。
最终，无奈的黄光裕成立的独立于总裁之外的8人决策委员会，尽皆心腹，也被接近国美的人士看作黄光裕架空陈晓的机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晓的失落感越来越明显。他曾向亲近的人提到过这种失落，但又自我安慰地说：“也能理解，任何新团队来了一个外人，防范之心总是有的。”
然而，矛盾还是很快就爆发了。永乐进入国美的少壮派，在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后，纷纷辞职。其中有几个年轻敢言的中层，以到北京面见黄光裕的方式表达失望，指出那些被训练得只懂执行的国美人，很难有成长性。对此，黄光裕十分恼火，不要说是中层干部，就是管理层也没有胆量对他提出批评。据当时一位“上访直言”的当事者回忆，黄光裕当时就发飙说：“给了你们永乐人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够？”
2008年5月，永乐旧将唐志斌到北京出差，特意去看望陈晓。
陈晓感动得眼圈发红，永乐旧部认为他卖了企业还做CEO，没有骨气，基本不再和他往来。唐志斌说，晚上喝酒时，平时极为隐忍的陈晓提到没有多少实权的尴尬，面对黄氏风格浓重的国美管理体系，“很多事情很难推下去”。
不管怎样，黄光裕对陈晓是十分客气的，给足了陈晓面子。
历数每次国美电器的相关会议，往往走在前台的都是陈晓，而黄光裕似乎刻意躲在幕后。
但这样，无论对黄，还是陈，都是一种无形的折磨。陈晓向唐志斌透露，他非常不适应现在的生活，准备在2008年年底前卖掉所持的国美股份，换成现金，然后回上海老家做私募。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黄光裕被公安机关带走了。
不得不庆幸，黄光裕赶上了一个历史好机遇。过往，一个企业家倒下了，这个企业基本上也就完了。但是，现在的环境不同了。在2008年11月27日这天，北京市公安局知会国美集团，黄光裕因涉嫌经济案件接受警方调查，同时告知，黄光裕事件与国美无关。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北京公安局此举，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国美电器的形势，不能因黄光裕一案而影响到国美电器的发展。媒体和公众在短暂的情绪宣泄后，也转向了理智面对，希望把黄光裕与国美区别对待的呼声日益高涨。
皮海洲撰文《不应将“黄光裕事件”影响扩大化》称：“如果不是有人另有目的的话，笔者以为，把黄光裕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化是没有必要的。毕竟黄光裕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即便是黄光裕真的出事了，也不意味着国美电器会出事。”
这之后，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诸多主流媒体，开始传递较为积极的信息：国美经营状况正常，未受黄光裕事件影响。
黄光裕突然消失，陈晓惊愕之余，仍然没有站到主角的位置，魏秋立和王俊洲是黄光裕授权的老臣子。
但臣毕竟是臣，现在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新君。
前文已经提到，黄光裕是绝对家长式的企业管理，在出事前，他在国美不可动摇的高度权力，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
一切突变。正是由于黄光裕强势的管理风格，高管团队只是忠实的执行者，在应对政府、银行及投资机构关系方面，没有一个人具备执掌大旗的经验。反而是曾担任过十几年老板的陈晓，成了一个例外。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出事后，黄家姐妹曾十分客气地对陈晓说：“假如永乐和国美合并后你没留下来，黄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姐妹去上海找你，你也是会帮忙的。”
这时的陈晓表态说，对黄总负责，就是要把公司管好。
然而，黄和陈终究经营理念不同。在短暂的喘息之后，陈晓开始了自己的资本操作路径，并逐渐与黄光裕走向了决裂，包括与家族经营式思维的决裂。
无论是黄的强悍霸气，还是陈的隐忍、老谋深算，在“黄氏国美”和“陈氏国美”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看陈晓在永乐如何在股份不多的情况下全权操盘，或许就能理解他进入国美后，给自己形成最大操盘空间的想法。只是他没有料到，在国美隐忍了多年后，他会以这种方式获得公司的操盘权。
紧张的应急后，2009年2月27日，国美在京郊的九华山庄召开为期3天的全国年会，推出了“优化转型”的2009年度战略，陈氏风格开始显现。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很多家电业高层均对陈晓团队带领国美渡过最艰难阶段的表现表示了赞许。
“他们确实不容易，若非有陈晓等核心高管当时一面安抚供应商，一面寻求投资者救急，国美离倒闭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一位彩电行业高管人士对记者表示，家电供应商们发现，过去一向强势得几乎霸道的国美，开始变得比以往温和了很多。
“陈晓更有意识，也更善于与家电企业主动沟通，更会倾听意见。”上海一家厨电企业老总对记者表示，陈晓的沟通在安抚供应商，避免国美被挤兑货款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国美当时的处境之外，陈晓本人的性格也是国美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把老永乐的一些好的风格带到了国美，相比黄光裕，陈晓要谦和得多了，而且沟通过程顺畅多了。”
甚至国美竞争对手的一位高层亦对媒体记者表示：“国美的气质改变了不少，现在的竞争更为规范化，相比当年火药味、草莽味都消退了不少。”
对于陈晓力挽狂澜的作为，黄家也有赞许之言，但是，骨子里对陈晓的戒心，终于还是让黄光裕放心不下。终于，随着贝恩资本的进入，黄光裕与陈晓之间那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被彻底打破。
引入贝恩对于后黄光裕时代的国美是一个重要事件。
2009年6月，国美引入贝恩资本，融资不少于32.36亿港元，黄光裕股权被稀释。
这一融资行为，在随后的国美纷争，被黄光裕一方引为陈晓“狼子野心”的凿凿证据，陈晓被指醉翁之意不在酒，修补资金链是假，摊薄黄家股权是真。
如果说，贝恩一事是导火索的话，那么，接下来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争议则最终引发双方的公开决裂。
2009年7月，国美公告宣布了一项股权激励方案，总金额近7.3亿港元，覆盖了分公司总经理、大区总经理，以及集团总部各中心总监、副总监以上级别，共惠及105人，为迄今中国家电业股权激励之最。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当时就对陈晓的做法表示不满。黄认为，尽管表面上是为了稳定公司核心团队，但“在老板最危难的时候员工却在一边分配利益”是不合适的。而在陈晓一方眼里，黄光裕的出格行为为国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稳定内部军心确系当时之急。
陈晓说，这件事，他和黄光裕一直有文字的沟通和交流，但黄光裕一直都是持反对态度。“黄先生反对，我感觉他比较狭隘。”陈晓说。
陈晓创办的永乐，是股权分散的企业，团队很多成员都有股份，而国美的管理层在此之前，并没有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