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腐败推波助澜
公元1067年，20岁的宋神宗走马上任，掌管了大宋朝的全权事项。在权力的巅峰，这个年轻人俯视自己的国家，赫然发现已经走过108年的北宋显得步履蹒跚，停滞不前，犹如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人，活力越来越小了。
和平的日子过久了，宋朝人口增长幅度过大，开支也大了起来，还有官员和军队的冗杂臃肿问题日益严重，宋神宗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多次对大臣说道：“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
至于谁能担当改革的重任，那非王安石莫属。作为志向非凡的人，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是惺惺相惜，早在仁宗时期，王安石就上过万言书，期望改革，但可惜石沉大海，没了消息。而宋神宗这次抛出的“橄榄枝”，无疑让王安石的事业迎来了第二春。
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属于志向非凡的人，志向非凡的人总是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摩拳擦掌，想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但现实往往与设想大相径庭，在王安石的改革中，免役法是一出重头戏，这是针对沉重赋役，想出的一项改革。
服役相当于是老百姓为朝廷进行的一种义务劳动，为了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老百姓就需要无私一些，将自己的财力无私的奉献出来。而在宋朝，由于差役的种类繁多，导致了百姓们的服役十分困苦。
所以，王安石便针对这一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改革不但阻力重重，反而到最后是一败涂地，不但各地大小官员反对，就连那些贫苦的百姓，最后也是集体上京城上访告状，在王安石家门口闹事。
王安石虽然是继续坚持他的改革，他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在他看来，老百姓暂时的利益受到损失，是为了日后的利益得以增加，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革本来是一片好心，居然会帮了腐败的大忙。
举变法中的一个小例子：青苗法。青苗法是让老百姓在春天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能够吃到粮食而设立的。当时的百姓为了缓解困顿，回去找有钱人家借钱借粮，到有了收成的时候，再加倍偿还。
为了保障农民和国家的利益，青苗法由国家代替个人来完成这个工作，利息比富人定得低一些，本想着这样一来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但没想到实施起来确实不尽如人意。
在王安石看起来较低的利息落实到民间，经过中间官员的层层盘剥，实际上比原来的富户所定的利息还要高，而由于青苗法的实行，使得这种行为成为了一种官府垄断的行为，老百姓只得向政府借钱。
而政府的手续总是特别麻烦，要一层层的通报审核才可以成交，这样下来，等到粮食下发，老百姓早就饿死了。而即便能等到粮食的老百姓，也要忍受更为残酷的剥削。
王安石的变法演变成了帮政府做生意，这样在官官相护的情况下，自然就造成了腐败大行其道。不但老百姓没有减轻负担，那些地方官反倒是中饱私囊，油水添了几分。而王安石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变着法的“推波助澜”。
为了顺利的推行新变法，王安石给各地都下达了硬指标，规定了每年必须贷出的数量。这样一来地方官便只得硬性摊派了，许多不需要借贷的百姓也得奉旨贷款，这样一来，百姓们自然是苦不堪言。
而官员可不管这些，他们好不容易逮住了这么大的商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贪官们借着推进新法为由，为朝廷完成指标为己任，大肆吞食百姓的钱财，从中渔利。所以，王安石的这个变法非但没有减轻百姓的负担，增加了怨言，也没有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白白便宜了那些贪官污吏们。
令腐败日益猖獗起来，虽然这不是王安石的初衷，但也是与他脱不了干系，所以，最终变法的失败，不得不说也是王安石考虑的不周全。要知道变法是阻拦不了贪官罪恶的双手的，他们不怕改革，也不怕不改革，只要有事情做，他们总能雁过拔毛，获得利益。
王安石想要反腐，却还是没能玩儿过贪官。
